青少年期是冒险行为的高发期(Smith, Chein, & Steinberg, 2014; Weigard, Chein, Albert, Smith, & Steinberg, 2014)。我国公安部禁毒局(2014)、控烟协会(2013)、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2014)分别指出我国目前正面临着青少年吸毒、吸烟、饮酒等冒险行为的严峻考验。冒险行为对青少年自己、周围的其他人都有着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周丽华，张晓贤，2012)，是导致青少年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Logue, Chein, Gould, Holliday, & Steinberg, 2014)。因此探讨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对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冒险行为(risk-taking behavior)是当面临趋避冲突时，个体为追求有利的结果，在明知有潜在风险或消极后果的情况下仍然实施的行为(Ben-Zur & Zeidner, 2009)。青少年的冒险行为总体上可分为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积极冒险行为和适应不良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RÖzmen & Sümer, 2011;Hansen & Breivik, 2001)。前者是指那些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经过一定训练、采取一定保护措施、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冒险行为，主要指带有冒险性的体育运动，如登山、跳伞、潜水或滑雪等。后者也常被称为问题行为、危险行为等，是指那些带有犯罪性质或不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的冒险行为，如吸烟、酗酒、吸毒、酒后驾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欺骗等(张明，陈丽娜，2003)。但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消极的适应不良冒险行为，对积极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关注很少。因此，本研究拟同时对两类冒险行为进行探讨和比较。

关于冒险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父母、朋友、同伴等环境因素以及自尊、自我控制点、道德感等个体因素方面(Rolison & Scherman, 2003)。而对于青少年来说，来自父母的影响逐渐减少，同伴成为影响青少年的重要外部因素(Macek & Jezek, 2007)。在同伴的影响中，同伴压力对青少年的行为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指个体感受到的需要遵循同伴的规定去思考和行动的压力(Clasen & Brown, 1985)，或者说就是个体受同伴鼓励或要求做或不做非个体意愿的某种行为时感受到的压力(Brown, Clasen, & Eicher, 1986)。Clasen和Brown(1985)认为同伴压力主要包含参与同伴的社交活动、学校活动、家庭活动、遵循同伴规范以及违纪行为这五个方面。其中与冒险行为领域有密切关系并在此领域较为常用的是关于违纪行为的压力，主要指吸毒、饮酒、不安全性行为、故意破坏等方面的压力。例如，Dumas等人(2012)、Scull等人(2010)的研究均采用的是这一领域的同伴压力作为青少年冒险行为同伴压力的指标。同伴压力对青少年的饮酒、吸食大麻等物质使用行为和辍学、盗窃等偏差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Dumas, Ellis, & Wolfe, 2012)。有关研究发现，同伴压力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抽烟(方晓义，1994)、饮酒(方晓义，1994;Iwamoto & Smiler, 2013; Studer et al., 2014)、攻击(Eldeleklio? lu, 2007)及网络成瘾(张锦涛，陈超，刘凤娥，邓林园，方晓义，2012)等。Yang, Schaninger和Laroche(2013)也认为，不良同伴影响是青少年吸烟和饮酒的危险因素。然而，同伴压力亦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同伴压力主要指同伴鼓励或要求个体不要做某些不良行为的压力，而消极同伴压力则是指同伴鼓励或要求个体去做某些不良行为的压力(Brown et al., 1986; 李霈，2012)。但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消极同伴压力对个体不良行为的影响而忽略了积极同伴压力的作用。而李霈(2012)的调查发现，中学生较多感受到的是积极同伴压力而非消极同伴压力。新近证据也表明，积极同伴压力有利于较好的组内规范的形成，对个体的利他活动有重要的促进作用(Rosenberg, 2013)。那么，积极同伴压力对个体的冒险行为是否有独特的影响？它是否有利于减少青少年适应不良冒险行为或促进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这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问题，本研究拟尝试回答。

除了同伴压力这一环境因素，自尊在冒险行为的诸多研究中已经成为与冒险行为有联系的一个重要人格变量(Özmen & Sümer, 2011)，它在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干预和预防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惠霞，张建新，郭念锋，2004)。因此关注自尊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保护/危险作用非常必要。自尊(self-esteem)是指个人对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情感体验，属于自我系统中的情感成分，具有一定的评价意义(田录梅，李双，2005)。但自尊与冒险行为的关系较为复杂(Connor, Poyrazli, Ferrer-Wreder, & Grahame, 2004)。传统观点认为低自尊是生活中诸多问题行为的基础(Ostrowsky, 2010;Sowislo & Orth, 2013)，自尊与吸烟(Carters & Byrne, 2013)、毒品使用和饮酒(Kavas, 2009)、攻击(Teng, Liu, & Guo, 2015)等均呈负相关。但也有研究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冒险是需要勇气和信心的，低自尊者对自我能力缺乏信心，对许多冒险情境是避免而非主动寻求的(Salmivalli, 2001)。相反，高自尊者会对自己有更高的估计和评价，更可能冒险。研究发现，社会可接受的冒险行为(如危险的运动)有助于青少年自尊的管理(Cazenave & Michel, 2008)。可见，自尊与冒险行为关系的方向可能与冒险行为的性质有关，即，自尊与消极的适应不良的冒险行为更可能是负相关，而与积极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可能是正相关。然而，以往研究多聚焦于自尊与消极冒险行为的关系，对自尊与积极冒险行为的关系缺乏足够关注，综合考察两种冒险行为与自尊之间的关系更是鲜见，对于上述可能的假设(尤其是自尊对积极冒险行为的促进作用)尚缺乏实证证据。因此，本研究拟弥补这一不足并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更重要的是，问题行为理论(problem-behavior theory)认为青少年的冒险行为需要从发展的角度以及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它包括知觉到的环境、人格和行为三个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Jessor, 1987)。根据该理论，个体的冒险行为是受人与环境交互影响的，个体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产生行为上的差异，环境也会因个体差异而对行为的影响有所不同。研究发现，高自尊这一保护因素可能会缓冲高压力对青少年吸烟的不良影响(Byrne & Mazanov, 2001)，也可以补偿感知到的高压力对个体抑郁的消极影响(Eisenbarth, 2012)，还可以减少同伴侵害所引发的问题行为(董会芹，2015)等。这些研究表明，高自尊是减少外部危险因素对个体不良行为影响的保护因素。但积极的同伴压力作为一种积极的外部因素对个体有着积极的影响(Rosenberg, 2013)，自尊作为另一种积极因素是否会增强这种影响呢？根据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protective-protective model)，同时存在两种保护因素时，一种因素会增强另一种因素的作用(Fergus & Zimmerman, 2005)。因此我们假设：高自尊可以增强积极同伴压力对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以及对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

此外，不同的教育环境可能也会造成青少年在冒险行为及上述关系上有差异。已有研究发现，同伴和学校作为重要的微观系统对青少年的饮酒行为有着间接的影响(林丹华，范兴华，Xiaoming Li, 潘瑾，2010)。中职院校生为健康危险行为的高发群体(张志友，李灵轲，2013)。与普通中学生相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吸烟行为(Easton & Kiss, 2005)；在吸烟、饮酒、不使用安全带、自杀意念、性行为等方面都不容乐观(Takakura, Nagayama, Sakihara, & Willcox, 2001)。但在探讨这些冒险行为的保护/危险因素时，以往有关研究对他们的关注不足，由于大多关注普通中学青少年，有关研究结果也就缺少比较和参照，因此关注中职院校生这个特殊群体并比较两类青少年在冒险行为及其与积极同伴压力、自尊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相比普通中学生，中职院校生在发展成长过程中更易形成不良同伴团体(Lenzi et al., 2015)，更可能受到来自同伴消极方面的鼓励或要求，他们也较少遵守纪律、规范(李以信，2013)，较低的学业成就(Vasalampi, Salmela-Aro, & Nurmi, 2010)使得他们自信心丧失，自尊(Malmberg & Trempala, 1998)和自我概念也较低(司欣芳，刘姝丽，凌辉，张建人，李新利，2012)，因此我们假设：相比普通中学生，中职院校生不仅参与的冒险行为尤其是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相对较多，而且积极同伴压力的作用可能有限，自尊在积极同伴压力与冒险行为间的保护调制作用也会较弱。

综上，本研究以问题行为理论为基础，从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视角来研究普通高中、中职院校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具体探讨积极同伴压力、自尊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和学校差异，以期为促进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山东省某市两所学校(普通高中、中职院校各1所)共689名学生，剔除不完全作答和规律性作答的问卷，得到有效数据611份。其中，普通高中338人(平均年龄17.09±0.81；男生148人，43.8%；女生190人，56.2%；高二180人，53.3%；高三158人，46.7%)，中职院校273名(平均年龄16.61±0.84；男生97人，35.5%；女生176人，64.5%；一年级75人，27.5%；二年级198人，72.5%)。

采用由Clasen和Brown(1985)编制、李霈(2012)修订的的同伴压力量表(Peer Pressure Questionnaire, PPI)。在回答每一个项目时，被试需要先确定其同伴经常鼓励自己做的是左边陈述的项目(消极压力，例如“我的朋友鼓励我吸烟”)还是右边陈述的项目(积极压力，例如“我的朋友鼓励我不要吸烟”)，然后再根据被试在同伴鼓励此事件时所感受到的压力程度进行勾选。该问卷包括违纪行为、家庭活动、学习活动、课余活动、异性交往、人际交往6个维度，共26个项目，其中有4个反向计分题。问卷采用李克特“-3”到“3”7点计分，正分表示感受到消极同伴压力，负分表示感受到积极同伴压力，零分表示没有同伴压力。和以往有关研究(Dumas, Ellis, & Wolfe, 2012)相一致，本研究采用与青少年冒险行为有密切关系的违纪行为维度(5个项目)进行研究，如网络成瘾(张锦涛等，2012)、抽烟饮酒(方晓义，1994)等方面的压力。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积极同伴压力，因此参照已有研究(Baggio, Studer, Daeppen, & Gmel, 2013; Studer et al., 2014)的做法，我们将问卷项目的所有正分转换为“0”(代表无积极同伴压力)，生成积极同伴压力上的等距数据：-3到0(相当于从“-3=许多”到“0=没有”4点计分)，分数的绝对值越大，表示感受到的积极同伴压力也越大，为方便理解，本研究统一取其绝对值进行统计分析。对预测样本(普通高中和中职院校，n=611，年龄15~20岁，M=16.88，SD=0.85)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删除因素负荷小于0.5的1个项目(同伴鼓励个体喝醉/不喝醉的压力)，结果显示，违纪行为维度结构的拟合指数χ²/df=0.76，RMSEA=0.00，NFI=0.99，CFI=1.00，GFI=0.99，表明违纪行为维度项目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总体样本同伴压力问卷总项目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1，违纪行为维度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3，普通高中与中职院校样本违纪行为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8和0.84。

采用由Rosenberg(1965)编制、季富益和于欣修订(引自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1999)的中文版自尊量表。该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5个正向计分和5个反向计分，4点评分，分数越高，自尊水平越高。考虑到量表中第8道题目不适合测量中国人的自尊，故本研究中对其予以删除，剩余9道题目(田录梅，2006)。本研究中总体样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8，普通高中与中职院校样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2和0.70。

由Gullone等人(2000)编制，包括：青少年冒险行为量表(Risk Behavior Scale, ARQ-RB)和风险知觉量表(Risk Perception Scale, ARQ-RP)。本研究采用张晨、张丽锦、尚丽(2011)修订的青少年冒险问卷-冒险行为量表(ARQ-RB)，信效度良好，共17个项目，包括刺激寻求、鲁莽、叛逆和反社会4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即为冒险行为的分数。按照张明和陈丽娜(2003)、Özmen和Sümer(2011)以及Moore, Gullone和McArthur(2004)对冒险行为的分类，其中刺激寻求冒险项目(如，滑雪、打跆拳道等)可归为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而鲁莽、叛逆和反社会冒险项目(如，吸烟、酗酒等)可归为适应不良冒险行为。因此，本研究把该问卷分为社会可接受冒险和适应不良冒险两个类别进行研究。总体样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6，普通高中与中职院校样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系数分别为0.77和0.90。

所有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主试由具备施测经验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施测结束后由主试当场收回问卷。采用SPSS20.0进行数据的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积极同伴压力、自尊和冒险行为的学校差异。结果显示：(1)青少年积极同伴压力水平存在学校差异(t(609)=-6.50，p < 0.001)，中职院校生感受到的积极同伴压力大于普通高中生(Cohen’s d=0.58)；(2)青少年自尊水平不存在学校差异(p>0.05)；(3)青少年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和适应不良冒险行为均存在学校差异(t(609)=-4.40，p < 0.001; t(609)=-2.02，p < 0.05)，中职院校生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Cohen’s d=0.39)和适应不良冒险行为(Cohen’s d=0.20)都比普通高中生多。各变量的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 1。

由表 2可见，在普通高中，积极同伴压力与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积极同伴压力相关不显著，与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在中职院校，积极同伴压力与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自尊与积极同伴压力呈显著正相关，与适应不良冒险行为呈显著负相关；总体上，积极同伴压力与自尊、冒险行为均不相关，自尊与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与适应不良冒险行为呈显著负相关。根据温忠麟等人(2005)的观点，可以进一步分析积极同伴压力与自尊的交互作用。

以积极同伴压力、自尊为预测变量，两类冒险行为为结果变量，分别对普通高中和中职院校进行分层回归分析，考察不同学校自尊对青少年积极同伴压力与冒险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对性别、普通高中(高二、高三)和中职院校(一年级、二年级)的两个年级分别进行虚拟编码(男=0，女=1；高二=0，高三=1；一年级=0，二年级=1)，对积极同伴压力、自尊进行标准化；然后将标准化的积极同伴压力和标准化的自尊生成两项交互项；最后，以虚拟化的性别、年级为第一层控制变量^①，积极同伴压力、自尊为第二层变量，两项交互项为第三层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3。

① 分别检验两类学校青少年冒险行为的性别和年级差异，结果发现，中职院校生的积极冒险行为以及两类学校学生的消极冒险行为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s < 0.01)，普通高中生的积极冒险行为也存在着显著的年级差异(p < 0.05)，因此本研究对性别和年级变量进行了统计控制。

由表 3可知，积极同伴压力、自尊均可显著正向预测普通高中生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ps < 0.05)，但只有自尊可显著负向预测普通高中生和中职院校生的适应不良冒险行为(ps < 0.05)。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学校自尊预测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的强度差异，需要对学校类型与自尊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采用前人研究的做法(田录梅，陈光辉，王姝琼，刘海娇，张文新，2012)，首先对学校类型进行虚拟编码(普通高中=0，中职院校=1)，然后将虚拟编码的学校类型与自尊生成乘积项，同样以虚拟编码的性别、年级为第一层控制变量，以标准化的自尊、虚拟编码的学校类型为第二层变量，以自尊与学校类型的乘积项为第三层变量做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自尊、学校类型预测青少年适应不良冒险的交互作用不显著(β=-0.07，t=-1.40，p>0.10)，说明自尊在预测青少年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的强度上不存在显著的学校差异。

由表 3可知，在普通高中，自尊可以调节积极同伴压力与青少年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的关系(β=0.18，t=3.19，p < 0.01)。对此进行简单斜率检验(Preacher, Curran, & Bauer, 2006)，将普通高中生的自尊分为高、低两组(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根据回归方程分析在不同自尊水平下积极同伴压力对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的预测作用。结果如图 1所示，只有在自尊水平较高时积极同伴压力才能显著正向预测普通高中生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simple slope=0.23，t=4.11，p < 0.001)，同时拥有高积极同伴压力和高自尊的普通高中生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最多；当自尊水平较低时积极同伴压力不能显著预测普通高中生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simple slope=-0.002，t=-0.04，p>0.10)。从图 1也可以看出，在积极同伴压力较低时，高、低自尊间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没有差异；在积极同伴压力较高时，自尊青少年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显著多于低自尊青少年。换言之，高自尊增多了高积极同伴压力下普通高中生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

图 1 普通高中生自尊调节积极同伴压力与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的关系

图选项

在普通高中和中职院校，积极同伴压力与自尊预测青少年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10)，但自尊的主效应在两个学生群体中都是显著的(ps < 0.05)。这说明自尊不能调节积极同伴压力与青少年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的关系但可以直接负向预测青少年的适应不良冒险行为。换言之，无论普通高中还是中职院校学生，也无论积极同伴压力有多大，低自尊都是青少年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的较稳固的危险因素，而高自尊是更可靠的保护因素。

与以往研究(张志友，李灵轲，2013;Easton & Kiss, 2005)及我们的假设一致，总体上中职院校生的冒险行为(社会可接受、适应不良冒险行为)显著多于普通高中生。可能是由于中职院校生的生源质量比普通高中生较差(张志友，李灵轲，2013; Vasalampi et al., 2010)，学习压力较低(张志友，李灵轲，2013)，不良风气较多，更容易产生冒险行为。

本研究发现，中职院校生感受到的积极同伴压力显著大于普通高中生。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普通高中生主要关注于学习，他们感受到压力主要集中于学习成就上，对同伴压力及其他生活事件的感受性并不高(李文道，钮丽丽，邹泓，2000)，所以他们感受到的关于冒险行为的同伴压力并不大，即使是社会可接受的冒险行为。相比之下，中职院校的学生由于较为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寻求刺激性冒险的意愿可能更强、机会更多，相互影响(同伴压力)也就越大。

与本研究的假设相一致，积极同伴压力对普通高中青少年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积极同伴压力可以促使同伴加入到监督同伴群体成员行为规范的行列(Smith & Fowler, 1984)，有利于较好的组内规范的形成(Rosenberg, 2013)，进而更可能促使青少年参与社会可接受冒险这样的积极行为。但与我们的预期不符的是，积极同伴压力对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的主效应在中职院校中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中职院校青少年更容易形成不良同伴团体(Lenzi et al., 2015)，健康危险行为(张志友，李灵轲，2013)和不良风气较多，使得积极同伴压力的影响非常有限。

本研究发现，积极同伴压力并不能预测青少年的适应不良冒险行为。这可能是由于，青少年高发的冒险行为有其大脑发展不成熟的特定基础，他们高度的奖赏寻求(Cauffman et al., 2010)和发展缓慢的冲动控制能力(Strang, Chein, & Steinberg, 2013)使得他们高度寻求刺激和冒险，这种情况下要增强其冒险行为远比减少其冒险行为更容易，由于积极同伴压力是“鼓励不做”，其阻止的力量较“鼓励做”要弱，因此它未能有效减少其冒险行为(包括消极冒险行为)。但这一解释尚需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与本研究假设相一致，总体上自尊对社会可接受的冒险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对适应不良的冒险行为有负向预测作用。一方面，Salmivalli(2001)认为，冒险是需要勇气和信心的。对于社会可接受的冒险行为，在青少年看来它是个体良好品质(勇气、能力等)的展现平台。迎接挑战是青少年更好发展的重要条件(Kloep, Güney, cok, & Simsek, 2009)。高自尊的青少年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从而主动寻求刺激的社会可接受的冒险行为。另一方面，低自尊是生活中诸多问题行为的基础(Ostrowsky, 2010;Sowislo & Orth, 2013)，低自尊者对自己有较低的自我评价和较消极的情感体验，更可能参与一些适应不良的冒险行为(如，吸烟、饮酒等)。

首先，与本研究的假设相一致，本研究发现自尊可以调节积极同伴压力与普通高中青少年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的关系。具体表现为：高自尊增多了高积极同伴压力普通高中生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在积极同伴压力水平较低时，高、低自尊的普通高中青少年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没有差异。

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被认为是更具适应性的活动，有助于个体对自尊的管理(Cazenave & Michel, 2008)，因此，当感受到同伴较高水平的积极压力时，那些高自尊的青少年愿意融入同伴群体以寻求同伴的认同，从而更加趋向积极的、被大家所认可并接受的冒险行为。而低自尊的青少年对自我能力缺乏信心(Salmivalli, 2001)，且较少可能花时间和同伴在一起(Wild, Flisher, Bhana, & Lombard, 2004)，因此不管感受到的积极同伴压力如何，他们的积极冒险行为都较少。

此外，本研究发现上述调节作用仅存在于普通高中而非中职院校学生，这与我们的假设基本一致。中职院校特殊的教育环境使得青少年在发展成长过程中更易形成不良同伴团体(Lenzi et al., 2015)，再者，他们较少受规范的约束(李以信，2013)，对于同伴的积极规范或要求(积极同伴压力)接受度较低，积极同伴压力的影响非常有限(在本研究中该影响不显著)，难以随着自尊的不同而改变。相反，普通中学生可能更习惯于认同同伴鼓励或要求其参与积极的行为，来自同伴的积极压力容易起到积极作用，而高自尊的青少年由于对自己更加自信，更可能接受同伴的积极要求而参与较多的积极的社会可接受冒险，从而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自尊不能调节积极同伴压力与青少年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的关系，这与我们的假设不一致。如前所述，这可能是因为中期青少年高度的奖赏寻求(Cauffman et al., 2010)和发展缓慢的冲动控制能力(Strang et al., 2013)使得他们的冒险行为在此阶段达到顶峰，青少年高发的冒险行为有其大脑发展不成熟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鼓励不要去做”(积极同伴压力)远比“鼓励去做”所发挥的直接作用要有限，而高自尊作为一种强大的人格因素虽可以起到抑制作用，但还不足以改变积极同伴压力对消极冒险行为的“无能为力”。不过，这一发现也说明，相比积极同伴压力而言，自尊是青少年冒险行为尤其是适应不良冒险行为的更强大的预测因素。从而进一步说明，在青少年期，要减少其高发的冒险行为尤其是适应不良的冒险行为，仅仅靠同伴“阻止”是不够的，提升个人的内在人格力量是更为根本的途径。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所发现的积极同伴压力、自尊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模式是基于横断研究的数据，无法准确推断该影响模式的发展变化及因果关系，未来研究需通过纵向研究来弥补这一缺陷。其次，本研究所考察的积极同伴压力是鼓励不要去做适应不良冒险行为而非鼓励参与积极行为，这种测量对积极冒险行为同伴压力的考察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也可能因此减弱了其影响力，导致本研究的一些结果与预期不符，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重新界定积极同伴压力并着重探讨其对青少年积极冒险行为的影响。另外，本研究两类学校样本仅各选取了一所，样本代表性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未来研究应尽可能地多选取一些学校以增加样本代表性。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冒险行为问卷中某些特定冒险行为(例如，报名参加学校或社会举行的活动(竞赛，表演)、取笑并欺负他人)在理解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开发或修订更本土化的研究工具来探讨我国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尽管如此，本研究从知觉到的环境系统和人格系统两个角度对积极同伴压力、自尊对青少年不同冒险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了积极同伴压力对青少年不同冒险行为的不同作用以及自尊的一定调节作用。这为进一步干预、指导青少年的行为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