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单亲家庭以每年50~60万的速度增长，至2014年单亲家庭数量已超过2000万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李艳芳，2015)。单亲家庭因家庭结构缺损，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是脆弱不稳定的群体(何虎，李杰，杨霞，2014)。其子女问题最为明显，主要集中于学业成就、心理情绪、自我认知、社会适应等方面(Lee & Kushner, 2008；李娜，2010；张志群，郭兰婷，2004)。单亲家庭子女处于弱者地位，一直以来受到心理、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国内研究大都聚焦于单亲对子女的影响，虽有提出相应对策，但往往乏于理论支撑(涂国章，2009；吴继忠，谭平，2010；王建花，2011)；而国外研究则有明显的理论支撑，包含 “冲突论”、“结构功能论”、“经济剥夺论”、“压力论”、“互动论”等五大理论(Hetherington, Bridges, & Insabella, 1998)。Hetherington和Stanley-Hagan(1999)整合此五大理论提出“危机—弹性”理论，认为单亲家庭通过单亲前后不变的个体因素与因单亲而相应受到影响的环境因素对子女的心理、行为社会适应产生中介、调节或交互等作用。后续研究受危机弹性视角的影响，从单亲这一危机事件中的弹性因素探讨，提出干预或教育措施，积极应对单亲的负面影响，促进子女社会适应(Prevatt & Frances, 2003;Afifi & Keith, 2009; Walsh, 2006;Kelly & Emery, 2003; Murry, Bynum, Brody, Willert, & Stephens, 2001)。整体而言，个体因素包括家长子女的年龄、性别、种族、个性及性别角色等，与子女的社会适应有关(Emery & Forehand, 1994;Hetherington & Stanley-Hagan, 1999;Rodgers & Rose, 2002;Jones & Prinz, 2005)；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经济资源、家长教养态度、亲子沟通等家庭过程因素和同伴、社区、学校等外界支持的作用，会影响子女的社会适应(Hsieh & Leung, 2009; Kaufmann et al., 2000;Rodgers & Rose, 2002; Arat, 2013)，特别是家长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夏小燕，2007)。因此，基于“危机—弹性”理论，本研究试图从个体变量(家长性别角色类型)和环境变量(家长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两个方面进一步预测单亲家庭子女的社会适应。

性别角色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一套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为规范(黄会欣，余新年，席斌，刘电芝，2010)。Bem(1981)使用中位数分类法将性别角色分为四种类型，即双性化、男性化、女性化和未分化，其中双性化为较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式。家庭是子女最主要的社会化机构，家长的性别角色类型对子女性别角色社会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Updegraff et al., 2014)。单亲家庭因一方性别缺失，子女缺乏双性完整形象的榜样，以致在模仿家长性别角色行为的过程中易产生单方依恋(贾文萍，仇艳玲，2008)，形成与单亲父母相应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特质。单亲父母需父兼母职或母兼父职，易形成性别角色混淆，使子女在观察父母行为时会对两性形象认知不清，出现性别角色未分化倾向(侯志阳，2003)。但也有研究指出，若单亲家长能以双性化特质以引导子女(赵海灵，2010)，易于子女双性化形成。而性别角色类型又会影响社会适应；传统的单性化特质易反映出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若符合要求就能较好的适应环境，反之则易产生适应问题(王登峰，崔红，2007)；未分化个体因同时缺乏男性和女性特质，造成沟通交往不足，不利于适应社会(杨炯，胡怀林，俞乐笑，2008)；双性化个体因兼具两性的优势人格特质，可塑性高且适应内外环境能力强(王学，2004)。可见，单亲家长的性别角色会影响子女性别角色发展，进而影响其社会适应。单亲家庭子女性别角色发展不良和社会适应不佳将影响其毕生发展，带来家庭矛盾甚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厘清单亲家长性别角色对子女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与干预，以促进子女社会适应，缓解家庭矛盾。

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是指家长给予孩子的教导及彼此互动上所持的性别角色态度，是作为父母所持有的与性别有关的教养态度(王美芳，袁翠翠，杨峰，曹仁艳，2013)。通常表现在对子女的知觉、行为期待、提供物质环境选择、选择游戏活动、家务分工及学业成就的选择态度。研究表明，家长性别及其性别角色类型将影响其性别角色教养态度(Burge, 2009; Rudloff, 1978)。单亲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会提供不同性别角色模范与信息给子女(王炳元，2008)；并将自己的理想或性别角色期望，通过教育转移到子女身上(陈妙娥，邹瑾，2003)。男性化和女性化性别角色凸显的父母强调性别间的差异，注重子女的行为应符合其自身性别角色特质，易采用传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双性化父母因对环境持开放态度则采用更为平等和现代化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廖启助，2008)。且家长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一定程度上可预测子女社会适应(尼珍，2008)，父母性别教养态度与子女的社会行为关系密切(王树青，陈会昌，2005)。若父母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有所偏颇，对子女的期许持传统刻板化态度，缩小学习和生活的选择范围，将影响其自我概念的形成及潜能的发挥(李姿瑢，2004)；反之，若父母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开明，有助于子女自我探索及良好人格的形成，子女社会适应良好(DeGarmo & Forgatch, 2012)。由于父母性别角色提供子女不同的性别典范，并透过彼此建立弹性且多元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曾楹茹，2012)，且家庭功能及教养方式与单亲子女的生活适应有显著相关(Lipman, Boyle, Dooley, & Offord, 2002)，故单亲家长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可能在父母性别角色类型和子女社会适应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地学习或修正各种行为和生活方式，最终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和平衡的状态(Hannum & Dvorak, 2004)。一般而言，社会适应包括内容特质系统、预测控制系统、心理调节系统、动力支持系统四个维度，四个系统从不同侧面来影响和调节个体社会适应的内容、方向、资源和特点等，就儿童青少年而言，其社会适应更多表现为学习、生活中与环境的和谐，具体内容包括人际关系、学业成就、生活技能、心理资源等多个方面(杨彦平，金瑜，2007)。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体学习和发展的基本场所，家庭的关系结构、应对能力及生活质量会影响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Beavers & Hampson, 2000)。研究发现家庭社经地位、父母管教方式、性别角色等因素能有效预测单亲子女的生活适应(黄月美，1995)，且家庭功能及性别教养方式与单亲子女的生活适应有显著相关(Lipman et al., 2002)；而父母为子女性提供两性行为的观察与模仿对象，从潜移默化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多元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曾楹茹，2012)。鉴于此，本研究将探讨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在父母性别角色及子女生活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单亲家庭因提供给子女的各方资源有限，使其在问题解决、情感反应及行为控制等方面易表现异常，影响社会化发展(Macie & Stolberg, 2003)，但也有学者发现单亲子女因各方资源短缺，为了求生存在成长过程中培养了良好韧性与耐力，社会适应良好(王觉兴，2002)。以往研究结果不一，可能是因影响单亲家庭的背景因素相当多元，如单亲时间、家庭收入、家长的文化水平等都会对子女的社会适应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Lansford et al., 2006; Lansford, 2009)。因此，本研究将单亲家庭户口、月收入、单亲家长性别及文化程度等作为背景变量，探讨其对子女社会适应的影响情况。

单亲家庭子女的社会适应是单亲议题中的重要问题，现有文献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不够深入(李晓杨，2008)，且国内大多探讨单一变量或两个变量间的直接关系，鲜少引入两个以上变量验证其中介关系，了解单亲子女社会适应的具体影响机制。基于前期研究的探讨与分析，本研究在“危机—弹性”理论之个体变量(家长性别角色类型)和环境变量(家长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影响单亲家庭子女社会适应的基础上，欲探讨：(1)单亲家庭子女社会适应的现状及特点；(2)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在单亲家长性别角色类型与其子女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并提出研究假设：单亲家长性别角色类型通过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影响其子女社会适应。

因单亲家庭分散度高，且处弱势地位，调研难度大，故本研究采取判断取样法，从苏州地区抽取458户单亲家庭，每户家庭由单亲家长配对其一位8~18岁子女。所调查单亲家庭以离婚(73.8%)和丧偶(19.4%)为主，分居(5.9%)和未婚(0.9%)占少数；且单亲时间1年以内占18.6%，1~3年占22.9%，3~5年占29.7%，5年以上占28.8%。本研究样本中单亲母亲家庭362户，单亲父亲家庭96户；城镇户口299户，农村户口159户；单亲家长文化程度：小学14人，初中144人，高中173人，大专以上127人；家庭收入方面：2000元以下115人，2001-4000元以下251人，4001-6000元以下76人，6001元以上16人。子女部分，年龄：8~12(含)岁180人，13~18岁278人；性别：男234人，女224人；主要照顾者：父亲45人，母亲325人，祖辈78人，保姆或其他10人。

采用刘电芝等(2011)修编自Bem(1981)的性别角色量表，该量表由三个分量表组成：男性量表(16个项目)，女性量表(16个项目)，中性量表(18个项目)。分别计算男性分量表、女性分量表的平均分，将平均分与各分量表的中位数比较，由此得出四种性别角色类型：男性量表和女性量表得分都高于中位数的为双性化，都低于中位数的为未分化，在一个分量表上高于中位数、另一分量表低于中位数的则分别为男性化或女性化。中性量表不计分，起干扰作用。采取7点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1分至7分。原量表男性和女性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9和0.84，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重测信度分别为0.82和0.80，以Bem(1981)的性别角色量表为效标得到的效标效度分别为0.84和0.83。该量表由单亲家长填写。

根据Burge(1979)、张怡雯(2000)的相关研究，在前期访谈基础上，自行编制而成，由子女填写，共39个项目，包括人格知觉与期待(例：父母认为我需要具有独立性)、行为管教(例：父母希望我更能够听从长辈的意见)、家务分工(例：父母认为我更应该做粗重的家务活)、休闲活动(例：父母认为我更适合玩益智类游戏)、物质环境(例：父母认为在金钱方面我应该更现实、物质一些)、生涯发展(例：父母认为我更适合文科专业)、价值观(例：父母认为伦理道德观念对我更重要)7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记为1~5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性别角色教养态度越开明，分数越低，表明越传统。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59~0.85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²=411.52，df=85，χ²/df=4.82，CFI=0.97，GFI=0.98，NFI=0.96，AGFI=0.97，RMSEA=0.03，说明自编的量表各项拟合度指标均达到要求。

根据杨彦平和金瑜(2007)的中学生社会适应研究，本研究自行编制而成，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共33个题目，包括人际关系(例：我善于和同学合作)、学业成就(例：我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目标)、生活技能(例：我可以自己整理房间)、心理资源(例：不开心的事情，我很快就能忘掉)4个维度，由子女填写。采用5点记分，从“从不”到“总是”，依次记为1~5分。量表以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代表社会适应程度，得分越高，表明其社会适应越好。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8~0.91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²=388.42，df=80，χ²/df=4.87，CFI=0.97，GFI=0.98，NFI=0.97，AGFI=0.97，RMSEA=0.03，各项拟合度指标均达到要求。

在苏州市妇联及相关社区、街道负责人的协助下，抽取适合本次调查研究的对象，入户对其发放问卷，通过指导语要求单亲家长和其子女按照规定程序单独完成问卷，并于1个月内回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因素分析后得到29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2.29%，远小于40%的临界值。可见，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数据结果采用SPSS17.0和AMOS7.0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各变量及变量各维度进行描述统计检验。单亲家长的四种性别角色类型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双性化194人(42.35%)、未分化140人(30.57%)、女性化105人(22.93%)、男性化19人(4.15%)。性别角色教养态度(M=3.49，SD=0.26)属于中上水平(中等水平为3分)，其中以人格知觉与期待(M=3.92，SD=0.38)、行为管教(M=3.92，SD=0.39)得分最高，休闲活动(M=3.13，SD=0.50)分数最低。社会适应(M=3.93，SD=0.54)也属于中上水平(中等水平为3分)，以人际关系(M=4.17，SD=0.55)分数最高，学习成就(M=3.66，SD=0.70)得分最低。

分别以单亲家长的性别、户口、文化水平、月收入水平和性别角色类型等五个为自变量，社会适应总分及其各维度作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 1)。结果发现，单亲父亲教养的子女在人际关系、心理资源维度及总量表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单亲母亲子女[t(456)=-2.44，p < 0.05；t(456)=-2.06，p < 0.05；t(456)=-2.01，p < 0.05]；城镇户口的单亲家长其子女的人际关系、心理资源及总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子女[t(456)=4.28，p < 0.001；t(456)=3.28，p < 0.01；t(456)=2.83，p < 0.01]。另单亲子女的人际关系、心理资源及总量表上的得分在家长文化程度[F(3，454)=4.35，p < 0.01；F(3，454)=4.01，p < 0.01；F(3，454)=4.03，p < 0.01]及月收入[F(3，454)=4.35，p < 0.01；F(3，454)=4.01，p < 0.05；F(3，454)=4.03，p < 0.05]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比较发现，初中文化家长其子女在人际关系、心理资源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大专文化者；2000元以下月收入单亲家庭其子女在人际关系、心理资源及总量表上得分显著低于4001~6000元者。单亲子女的社会适应得分在家长性别角色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F(3，454)=23.73，p < 0.001]，双性化类型其子女的社会适应总量表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未分化、女性化家长的子女，女性化家长其子女的人际关系得分显著高于未分化，男性化家长其子女的心理资源得分显著高于未分化家长的子女。

本研究进而使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对单亲家长人口学变量、性别角色类型与子女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家长性别[F(3，448)=023.，p=0.88]、文化程度[F(9，448)=0.44，p=0.91]及家庭月收入[F(9，448)=0.49，p=0.86]三个人口学变量与家长性别角色类型在社会适应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单亲家长户口类型及性别角色类型主效应显著[F(1，448)=4.39，p < 0.05，η²=0.01；F(3，448)=18.07，p < 0.001，η²=0.11]，并且单亲家长户口与性别角色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3，448)=2.71，p < 0.05，η²=0.02]，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就城镇户口而言，简单效应达到显著[F(3，296)=18.04，p < 0.001]，男性化家长其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高于未分化及女性化家长的子女(M_男-M_未=0.37，p < 0.05，M_男-M_女=0.41，p < 0.05)，双性化家长其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高于未分化及女性化类型(M_双-M未=0.36，p < 0.05；M_双-M_女=0.40，p < 0.05)；就农村户口而言，简单效应达到显著[F(3，156)=6.89，p < 0.001]，女性化及双性化家长其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高于未分化(M_女-M_未=0.30，p < 0.05，M_双-M_未=0.53，p < 0.05)。就男性化性别角色类型而言，简单效应达到显著[F(1，18)=6.82，p < 0.05]，城镇户口的单亲子女其社会适应能力显著高于农村户口(M_城-M_农=3.69，p < 0.001)。

首先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先将单亲家长性别角色类型进行虚拟变量转换，故性别角色类型转化成3个虚拟变量，即未分化、男性化和女性化，结果见表 2。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未分化性别角色类型与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呈显著负相关；(2)未分化与女性化类型与子女社会适应的总分呈显著负相关；(3)单亲家长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与其子女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

进一步探讨未分化及女性化家长性别角色类型对子女社会适应的影响路径。首先检验家长性别角色类型未分化及女性化与子女社会适应之间的直接效应，发现家长性别角色类型为未分化及女性化对子女社会适应的路径系数均达显著水平r=-0.36(p < 0.001)，r=-0.26(p < 0.001)。模型拟合指标为χ²=20.28，df=7，χ²/df=2.90，NFI=0.98，CFI=0.97，IFI=0.99，RMSEA=0.06，各项指标达到理想水平；家长性别角色类型未分化及女性化对子女社会适应产生直接影响作用。然后，加入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变量，发现女性化性别角色类型对性别角色教养态度路径系数不显著，将其删除，得到最终模型，各项拟合指数如下：χ²=143.80，df=48，χ²/df=3.00，NFI=0.91，CFI=0.94，IFI=0.94，RMSEA=0.02，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在最终模型中，未分化类型对子女社会适应的直接影响路径标准化估计值为-0.15，同时性别角色教养态度直接影响社会适应，效应系数为0.44。在增加了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作为中介变量后，未分化家长性别角色类型对子女社会适应的影响力减弱，效应系数降到0.21，表明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在未分化家长性别角色类型与子女社会适应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效应系数为-0.13(-0.30×0.44)。

结果发现单亲家长性别角色以双性化居多，其次是未分化，男性化最少，与王登峰和崔红(2007)研究中有配偶的中国成年人的性别角色类型分布结果不同(女性化最多，双性化最少)。这可能因为现代家庭性别角色发生转变，单亲家长既需要具备竞争、坚毅等男性特质以适应工作环境，也需具备同理心、关怀等女性特质以引导子女成长发展(Amato, Dorius, & Lamb, 2010)，所以双性化特质明显。被试中单亲父亲人数较少，使得男性化类型所占比例减少。因中国的父亲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处于非主导方，只负责子女的经济支持、学业鼓励等较为宽泛面向，在成为单亲后需承担照顾子女、整理家务等女性职责，使其性别角色认知出现混乱，性别角色类型易向未分化发展。

另本研究也发现家长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大多较为开明，其中人格知觉与期待、行为管教得分最高，休闲活动最低；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王美芳等，2013)。近年来，国家政策惠及单亲家庭，物质与精神的支援日益提高，缩小了单亲与双亲家庭的差距(高丽娟，2009)，加上科技资源的发达，无形中提升了单亲家长的教养观念，摆脱传统“男强女弱”的刻板知觉及“重男轻女”的管教方式，倾向于开放的人格期待与平等的民主管教方式。但单亲父母在休闲活动上表现较为传统，休闲活动是解决温饱问题后的需求，在各项资源较不充裕的情况下，以先满足子女学业、生活等方面需求为主，较难有多余财力和精力让子女从事多样化的休闲活动。

单亲子女的社会适应为中上程度，其中人际关系得分最高，学业成就得分最低。以往研究得出单亲子女社会适应差于双亲家庭子女，社会适应问题较多(马莎，2012;Hsieh & Leung, 2009)，与本研究结果并不相悖，单亲家长可能因逐渐意识到单亲对子女产生的影响，采取相应的补偿方式，让子女能更好的适应社会。近年来社会支持系统日趋完善，单亲家庭易获得他人协助，社区或相关单位常组织单亲家庭团体活动以增加家庭资源，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援助，使其重新规划生活(陈羿君，陈翠，顾艳，2013)，扩展人际关系。而在成为单亲家长后所承担的经济压力增加，因家庭社会资本和财务资本不足，对子女学业成就造成负面影响，加之学业成就受学业情绪影响，故学习成就较低(张翔，赵必华，2012；董妍，俞国良，2010)。

本研究发现，人口学变量(家长性别、户口所在地、单亲家长文化水平、家庭月收入)和单亲家长性别角色类型对子女的社会适应影响显著。单亲父亲抚养下的子女其人际关系、心理资源及社会适应能力较差，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王炳元，2008)。父亲相对于母亲较少参与子女抚养的过程(Wells & Sarkadi, 2012)，缺乏与子女情感沟通，子女较难习得人际互动技巧，且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缺乏认知，难给子女树立发展目标，故子女的心理资源较少。而位于城镇户口的单亲家庭其子女人际关系、心理资源及社会适应优于农村户口者，前人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聂衍刚，林崇德，彭以松，丁莉，甘秀英，2008)。农村子女往往较为自卑且交往范围狭窄，人际关系敏感、脆弱，且家长的教育观念相对落后，生活资源缺乏，较难充实子女的心理资源。另单亲家长的文化程度及家庭收入越高则子女人际关系、心理资源及社会适应能力越好。高素质家长注重子女的独立性及社交应对，有利于提高子女自尊、自信等心理资源水平(何宏灵等，2010)。家庭经济好，对子女的投入多，生活质量及教育资源，皆能满足子女的心理需求，社会适应能力强。另双性化的单亲家长其子女社会适应能力最好，因双性化家长较多采取规则约束、情感表达、间接支持等民主化的教养方式，对子女人际关系和心理资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未分化父母在教养过程中表现出与传统性别模式较大的冲突，使子女在人际互动的应对及模仿上无所适从，较难达到其年龄阶段的社会性发展要求(蒋玉娜，李朝旭，常文文，杨晨，石孟磊，2007)。

本研究还发现，单亲家长的户口与其性别角色类型对子女的社会适应存在的交互作用，城镇户口的男性化及双性化家长其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优于其他类型者；而农村户口的双性化与女性化家长抚养下的子女社会适应能力优于未分化；双性化家长子女社会适应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性别角色类型具有代间传递特质，单亲家长因一方性别角色缺失，男性化单亲家长易培养子女坚强、韧性等男性化特质以适应高竞争现代社会，且城镇较农村明显。而女性化单亲家长的子女形成的安分守己、坦诚善良等女性特质更适合在竞争压力较小的传统农村生存。但总体而言，不同户口的双性化家长其子女均具有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双性化家长易采用平等和现代化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廖启助，2008)，子女从双性化家长身上模仿和习得积极品质且能在环境发生变化时灵活转换性别角色特点以适应生活。

本研究发现，单亲家长的未分化及女性化性别角色类型会负向影响子女社会适应，且未分化也会负向影响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未分化与女性化者有着消极的归因风格(Smit, 2005)，易处于低自信且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余小芳，邓小农，王立皓，2004)使家庭氛围变得被动、焦虑，亲子关系出现矛盾，不利于子女人际关系处理及社会能力的发展。未分化类型的家长无论是男性特质还是女性特质优势均不明显，较难有效转换角色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成为单亲后对子女性别角色的教养缺乏灵活性及适应性，倾向于传统、保守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本研究还发现，单亲家长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会正向影响子女社会适应能力，与前人研究一致(尼珍，2008)。持开明性别角色教养态度的家长较能准确控制或宽容子女的性别特质行为，给予较多的个人活动空间，利于提高其自主性及社会适应能力。

本研究对单亲家长性别角色教养态度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单亲家长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在其性别角色类型及子女社会适应中起着中介的作用，验证了部分的研究假设。即单亲家长的性别角色类型为未分化者，则其子女的社会适应较低，但通过开明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的影响，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会有所改善。可见单亲家长的未分化性别角色类型这一个体因素对子女社会适应起到消极作用，而通过开明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这一环境因素所起到积极作用，可以削减未分化性别角色类型对子女社会适应的负向影响。此中介作用的发现有益于未分化的单亲家长调整对子女的性别教养态度，用开放包容的性别观念给子女以正面影响，则子女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得到相应的改善。

“危机—弹性”理论认为，面对家庭结构改变这一危机性事件，良好的环境因素及个体因素对单亲子女社会适应起到保护性作用。本研究得出的中介模型通过具体因素间关系的探讨，验证了“危机—弹性”理论之个体与环境因素共同影响单亲子女的生活适应，建议后续研究者根据研究结果制定干预方案，进一步验证个体与环境因素对提升单亲子女社会适应的效果。并可继续深入探讨单亲对子女社会适应影响之间的链式中介关系，厘清多元变量间的影响机制。

(1)单亲家长的性别角色类型较多表现为双性化；单亲家长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较为开明；且单亲子女的社会适应水平较高。子女社会适应在单亲家长性别、户口所在地、文化水平和月收入水平等不同背景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单亲家长户口所在地与其性别角色类型在子女社会适应上的交互作用显著。

(2)未分化的单亲家长较双性化的单亲家长在对其子女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上更为传统，未分化和女性化的单亲家长其子女社会适应能力较低于双性化单亲家长抚养下的子女；并且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在未分化与社会适应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