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narcissism)最初源于古希腊神话中那个爱上自己在水中倒影并由此憔悴而死的英俊少年的故事。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征，自恋是一种包含夸大的自我、膨胀的优越感、特权感、高度的自爱和自我钦羡等核心特征的复杂多维结构(McCullough, Emmons, Kilpatrick, & Mooney, 2003)。研究证实，自恋者一方面持有对自身优越地位和夸大自我形象的极高热情，另一方面又对自我的完美充满怀疑和不确定，因而表现出敏感、脆弱的高自我价值感(Bushman & Baumeister, 1998)。因而，当自恋者感受到负面反馈或社会拒绝时，自恋者会以极端方式进行应对，并通过攻击等行为方式惩罚那些批评和侮辱他们的人(Baumeister, Bushman, & Campbell, 2000;Twenge & Campbell, 2003)。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四版(DSM-IV)将自恋人格障碍描述为普遍夸大的行为模式，自恋者会极其乐观地评价自己，需要他人持续的关注和羡慕。Miller和Campbell(2010)则将特质自恋看作是普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连续维度。自恋的自我调节模型(Morf & Rhodewalt, 2001)指出，在正常人群中自恋以两种形式或水平存在——特质和状态，状态自恋在瞬间的、情境的心理因素作用下，会使个体的自恋水平会得到“瞬时的、暂时的或短期的提高”。目前，国内外有关自恋的研究仍集中于特质水平，关于情境能否诱发自恋及状态自恋与个体行为表现间关系的相关信息仍极为缺乏，尤其是缺乏在威胁情境中状态自恋与个体愤怒和攻击倾向间关系的研究。自恋的强化模型(Campbell & Campbell, 2009)指出，自恋行为是特质与情境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基于以上理论和证据，参照赵蕊(2011)有关状态自恋探索性的研究，本研究将“状态自恋”(state narcissism)界定为在特定情境下，个体对自身重要性及高自我形象夸大的思维方式或行为倾向性的暂时性增强，表现为过度的自我关注和自我钦羡。

在心理学领域，有关自恋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最初源于自尊与攻击关系的研究。传统观点认为，低自尊是导致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Kirschner, 1992)。但随后的研究发现，自恋者高而不稳定的脆弱自尊是导致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Barry, Frick, & Killian, 2003; Falkenbach, Howe, & Falki, 2013)。自我威胁理论认为，自恋者的自我观念是过度积极的，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更为优越，并相信自己有资格获得特殊权利和待遇，拥有这种自我观念的个体对外部的负性反馈具有高敏感性和低忍耐性，很难接受不利的外部评价，容易把外部批评知觉为对个体的威胁，因此会对受威胁的来源表现出敌意和攻击行为(Baumeister, Smart, & Boden, 1996;Stucke & Sporer, 2002;Besser & Priel, 2010)。以往的许多研究表明，自恋特质和攻击行为相联系(Barry, Pickard, & Ansel, 2009; Ojanen, Findley, & Fuller, 2012)。对于自恋和攻击性的元分析发现，只有在挑衅情境下自恋才会与攻击行为相联系，这表明自恋者并不总是愤怒和具有攻击性的(Bettencourt, Talley, Benjamin, & Valentine, 2006)。研究还发现自恋者只对威胁他们良好自我形象的挑衅表现出攻击性，对其他类型的威胁没有表现出攻击性(Jones & Paulhus, 2010)。隐性自恋和关系攻击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对于外界的负性评价会产生羞耻感，并表现出关系攻击倾向(Ghim, Choi, Lim, & Lim, 2015)。

尽管许多研究在侮辱和挑衅条件下把自恋和攻击行为联系在一起，但有关自恋对攻击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尚不清楚。一般攻击模型假设人格变量(包括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存在认知和情感的中介(Anderson & Bushman, 2002)，自恋者在情感上的脆弱易怒性及认知上的夸大偏见，会使其高度依赖并歪曲别人的评价，并通过强烈的愤怒情绪等认知和情绪的努力以维持积极的自我形象。

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了自恋与愤怒情绪的密切关系，当自恋者遭遇自我威胁时，愤怒和沮丧等负性情绪常被作为攻击反应的预测因子(Stucke & Sporer, 2002; Berkowitz, 2012; Ghim et al., 2015)。研究同样发现，高自恋者遭遇来自外部的敌意评价时，如批评、拒绝或侮辱，情绪调节能力会比较弱(Muoz Centifanti, Kimonis, Frick, & Aucoin, 2013)，为维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会拒绝接受他人的认识评价，并对评价来源表现出愤怒情绪和较多的负性情感(Papps & O'Carroll, 1998; Stucke, 2003;Kerig & Stellwagen, 2010)。比如，人际关系或社会交往的负性反馈会引起愤怒或敌意的感觉，尤其是在自恋个体身上(Bogart, Benotsch, & Pavlovic, 2004)。

另一方面，有关敌意归因偏差的研究表明，高自恋者的自我中心性会造成更多的认知曲解，并由此导致极端的愤怒和自我服务倾向，表现出更多敌意的情绪和行为(Sedikides, Campbell, Reeder, & Elliot, 1998;Edwards & Bond, 2012)。Twenge and Campbell(2003)的研究发现，自恋和敌意归因偏差相联系，会导致个体产生替代性攻击。由于自恋者依赖外部的评价维持自身的良好形象，因此更有可能对威胁的来源做出消极评价以降低自我威胁。研究确实发现，高自恋者对不利反馈评价者的评定更加消极，具有高的敌意归因和期望偏差(Kernis & Sun, 1994;Smalley & Stake, 1996)。Locke(2009)进一步揭示了自恋者对别人的归因比自己更加不合理的特质，以及自恋和攻击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本文提出情绪和认知因素在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的两种可能的模型假设：间接路径模型和直接路径模型。间接路径模型认为，自恋个体在面对批评或侮辱时，会把它知觉为对自我形象的威胁(a)，从而引发愤怒情绪或者敌意归因偏差的产生(b₁ & b₂)，导致攻击行为的出现(d₁ & d₂)；直接路径模型认为，个体并没有知觉到威胁的存在，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直接产生愤怒情绪或敌意归因偏差(c₁ & c₂)，从而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d₁ & d₂)。

图 1 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在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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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知觉到的威胁、敌意归因偏差在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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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总结和反思，基于国外自恋理论和人格心理学发展的新观点，采用2(自恋故事vs.中性故事)×2(威胁情境vs.表扬情境)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在具有生态学效度的实验情境下激发被试的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探究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对状态自恋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是否具有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状态自恋与攻击行为的内部机制。

在某所大学内随机招募本科生(非心理学专业)166人参加实验。正式实验前一周测量自恋人格问卷(NPI-40)和自尊问卷(SES)。一周后被试进入实验室，接受2(中性控制故事vs自恋激活故事)× 2(威胁情境vs表扬情境)的被试间实验处理，被随机分配到4种实验情境。实验结束后，4名被试因猜测到实验目的，其数据被剔除，剩余有效被试为162名(男生80人，女生82人)，其中自恋激活组81人，中性控制组81人，所有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9.60岁(标准差为1.24)。

在古希腊传说中，自恋最初源于故事中，故事的主人公Narcissus陶醉于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形象。本研究以此古希腊故事为基础编制出了自恋激活故事，同时参考古希腊神话中先觉者创造人类的故事编制出类似的中性故事。此外，根据被试的不同性别，每一个故事都设计出了适用于男女的不同性别版本。两种故事的平均字数为428，由统一的人朗读，配以轻音乐后制作成录音材料。正式实验之前，对两种故事材料进行预试，结果表明自恋激活故事能有效提高被试的状态自恋。当被试进入实验室之后，请他/她闭目躺在放松椅上，播放录音材料，要求他/她聚精会神地听故事。下述是女生版本的自恋故事：

相传，在古希腊有一位公主，她长的非常美丽，受到国王和所有臣民的喜爱。一日，公主一个人走到了一处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里非常美丽。公主抬头一看，湛蓝的天空被茂密的树枝分成大小不一的蓝绸缎，阳光从树叶间温柔地洒在公主的脸上。公主低头一看，树木下的矮灌木丛中藏着星星点点的花朵。微风吹过，公主深深一吸，花朵的香气沁人心脾，鸟儿在公主耳边唱着欢乐的歌。公主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美丽的湖，湖面水平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一切美不胜收。湖面波光淋漓，在微风的吹拂后泛起阵阵涟漪。公主惊喜的在湖面上发现了自己的倒影，她是那样的美丽动人。于是，她被自己深深的吸引住了。现在，请将你自己当成公主，在脑海中生动地勾勒出上述情景，你在湖水中所看到的自己是美丽的、充满智慧的、有魅力的、蓬勃向上的、独特的、无所不能的，这个世界因你而存在。请对自己说“我是美丽的、充满智慧的、有魅力的、蓬勃向上的、独特而无所不能的，这个世界因我而存在。”

请在脑海中重复你看到自己时的感觉，然后在音乐停止后睁开双眼。

以男生为例，中性控制故事具体如下：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先觉者普罗米修斯来到了位于蓝天之下、大海中央的大地上。当时，大地上长满了美丽的鲜花和野草，散布着各种各样的动物，鸟儿在树上筑巢，在空中歌唱，只是还没有统治地球的人类。这位先觉者想唤醒埋藏于泥土中的人类生命的种子，使大地更加充满生机。他面带微笑，若有所思地踏着脚步来到一条河边，从河岸上抓起一大团泥土，用手在河里捧了些水浇在上面，把它和成软硬适宜的泥巴，然后用这些泥巴根据神的形象捏出了一个人。这个小泥人儿很招他喜爱，于是他又满心欢喜地捏出了许多相同的泥人。捏完后，他又从各种动物身上摄取了善的或恶的特性，如狮子的勇猛、狗的忠诚和聪明、马的勤劳、鹰的远见、熊的强壮、鸽子的温顺、狐狸的狡猾、兔子的胆怯和狼的贪婪，把这些特性揉合在一起，往每一个泥人的胸膛里注入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并把神所具有的充满活力的呼吸吹进这些泥人的口中，最终产生了真正的人。

请在脑海中的体会自己听故事时感觉，然后在音乐停止后睁开双眼。

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季益富、于欣翻译并修订为中文版的自尊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该量表由10个题目组成，分4级评分(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分半信度为0.90。

采用Raskin和Terry(1988)编制，章娅翻译并修订为中文版(2007)的自恋人格问卷(NPI-40)进行测量，该量表包括40道题目，分为7个维度，分别是“权威”“自我满足”“优越感”“虚荣心”“出风头”“利用”和“特权感”。采用6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总分范围为40~240分，分数越高，表示特质自恋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各个分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61到0.82之间，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

参考赵蕊(2011)测量“状态自恋”的方式，通过进行个体访谈并参考NPI的项目总结出自恋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编制出包含4道题目的状态自恋问卷，分别是“我喜欢照镜子，也喜欢镜子里面的自己”，“我认为自己在关键时刻能够担任决策者这个角色”，“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所以我能吸引他人更多的关注”和“我认为自己没有刻意引起他人注意，但仍会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采用10点计分(1=一点也不像你，10=非常像你)，高分代表高状态自恋水平，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这四个题目测量的是同一个潜在变量，各项拟合指数较好：χ²/df = 2.78，CFI = 0.94，TLI = 0.92，RMSEA = 0.08，SRMR = 0.05。

根据Bushman和Baumeister(1998)的研究编制知觉到的威胁问卷，该问卷包括4道题目，分别是“在实验过程中，你觉得评分者对你的评价公平吗？”，“在实验过程中，你觉得评分者对你的评价让你觉得难堪吗？”，“在实验过程中，你觉得评分者对你的评价让你觉得有威胁吗？”和“在实验过程中，你觉得评分者对你的评价伤害了你的自尊心吗？”。每道题目采用7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威胁水平越高。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第3道题目的因子负荷太低，因此删除后剩余3道题目。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各项拟合指数较好：χ²/df = 2.16，CFI = 0.94，TLI = 0.92，RMSEA = 0.08，SRMR = 0.07。

选用状态-特质愤怒情绪量表(Spielberger & Sycleman, 1994)中的4道题目测查愤怒情绪，我们采用回译法将之翻译成中文。题目为7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愤怒情绪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各项拟合指数较好：χ²/df = 2.03，CFI = 0.94，TLI = 0.93，RMSEA = 0.07，SRMR = 0.05。

采用Topalli和O'Neal(2003)年所使用的敌意归因偏差量表，同样采用回译法将之翻译成中文，共5道题目，采用7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方式，分数越高表明敌意归因偏差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2，各项拟合指数较好：χ²/df = 1.84，CFI = 0.97，TLI = 0.95，RMSEA = 0.06，SRMR = 0.04。

根据以往测量攻击行为的研究范式(Bushman & Baumeister, 1998; Thomaes, Bushman, Stegge, & Olthof, 2008)，本研究选用选择噪音大小和持续时间作为攻击行为的测量指标，噪音大小从60dB(Level 1)到105dB(Level 10)，持续时间从10s到100s, 也可以选择0dB不惩罚。

在被试进入个体心理咨询室之前，主试安排两名实验助手(A和B)在咨询室等候。被试来到实验室后，将看到两个人在聊天，显得非常熟悉。主试让被试在实验室大约等待2分钟，2分钟后，主试进入实验室，先请实验助手A离开，然后对被试说“今天的实验将由你和他/她(实验助手B)一起完成，由于我的工作非常繁忙，所以部分的实验由刚才出去的实验助手完成。在实验结束之后，你们需要对实验助手进行评定，这个评定直接由我反馈给上层领导，实验助手是不知道的，希望你们可以做出一个真实的评定。将你们安排在两个房间，是为了防止你们相互影响，你们所做的题目，实验室的配置都完全相同，实验助手只对你们所写的小短文进行评定，而不参与实验研究的其他部分。”

接下来，主试首先让被试闭上眼睛，以放松舒服的姿势坐在沙发上。实验助手根据被试性别，为一半的被试呈现自恋激活情境故事，一半被试呈现控制故事。之后，让被试沉浸在想象中20秒，然后唤醒被试，让被试填写状态自恋测量问卷。问卷完成后，告知被试：谢谢你的合作，现在我们进行第一部分的研究。由于高校扩招，食堂吃饭拥挤成为同学们头疼的问题，学校的食堂明显显得不够大，中午吃饭排队会耗掉很多时间，这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影响却不小。请根据此问题发表你自己的看法，200字左右，限时5分钟。之后，实验助手将会对你与同伴的短文进行评估，然后会根据你们得分高低选出优胜者。”说完指导语后，主试开始计时。

5分钟后，主试进入房间将被试所写短文拿出，并交给实验助手(A)，让实验助手(A)对其短文进行评定。其中，一半被试不管论文写作水平表现如何，都会得到正性评价(表扬)。对于另一半被试，不管论文写作水平表现如何，都会得到负性评价(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助手A会提前准备好一份得分较高的短文，不论其质量如何，得分和评价都要高于被试的短文。实验助手A会假意将假被试的短文送到被试手里，随后二次进入实验室表明自己送错短文，将被试低得分差评价的短文给被试。

大约30秒后，主试进入实验室让被试完成知觉到的威胁问卷、愤怒情绪量表和敌意归因偏差量表。最后根据实验助手A的表现对其进行评定，如果你对实验助手的表现不满意，你可以选择噪音的大小和持续时间作为惩罚，噪音的大小从60dB(Level 1)到105dB(Level 10)，持续时间从10s到100s。如果你对实验助手的表现满意，可以选择0dB不惩罚。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对两组被试的自恋水平进行匹配检验，无显著差异。实验结束之后，根据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状态自恋得分存在显著差异，t (160)= 7.75，p <0.001，Cohen’s d = 1.22，实验组在自恋激活操作后自恋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表明状态自恋被成功激发。

表 1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间的相关均显著。其中，状态自恋与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敌意归因偏差和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知觉到的威胁与愤怒情绪、敌意归因偏差和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愤怒情绪与敌意归因偏差和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本研究中的攻击行为通过噪音大小和持续时间进行测量，为保证测量的效度，先把噪音大小和噪音持续时间转换成标准分数，然后将两者相加的结果作为攻击行为的测量指标。

接下来以攻击行为指标为因变量，采用层级回归分析，第一层纳入控制变量，然后将自恋激活操作(自恋激活故事编码为“0”，中性控制故事编码为“1”)和威胁情境操作(威胁编码为“0”，表扬编码为“1”)分别进行虚拟编码并纳入方程第二层；第三层则纳入两个自变量的交互项。为防止多重共线性，交互作用项采用中心化后的乘积。此外，研究还采用 Tolerance和VIF来考察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分析显示，Tolerance在0.66-0.95之间(> 0.1)，VIF在1.05-150之间(<10)，均在合理范围。

回归结果显示(表 2)，第一层中，控制变量(性别、是否独生、家庭所在地、自尊)对攻击行为无显著预测作用，但特质自恋对攻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第二层变量(故事类型和情境类型)进入后，方程解释率显著增加，ΔR² = 0.45，F (2，154)= 71.32，p < 0.001，故事类型与情境类型的主效应显著。第三层纳入交互作用项后，因变量的方差解释增量显著，ΔR² = 0.02，F(1，153)=6.13，p<0.05，说明故事类型和情境类型的交互作用对攻击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图 3)：在威胁情境下，状态自恋激活组被试的攻击行为显著高于中性控制组，b = -0.34; SE = 0.16; t (154)= 1.05; p > 0.05；在表扬情境下，状态自恋激活组被试和中性控制组的攻击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b = -0.12; SE = 0.39; t (154)= -3.22; p < 0.01。

图 3 状态自恋激活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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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采用一系列的竞争模型去验证直接路径模型和间接路径模型，以考察状态自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控制特质自恋的影响，下同)。其中，模型M₁是直接路径模型，模型M₂是间接路径模型，模型M₃是直接路径模型和间接路径模型的整合。表 3列出了各个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模型M₃的拟合结果很理想，说明综合模型成立；模型M₁与模型M₃相比，各项拟合指数都变更差，Δχ²= 13.02，Δdf = 2，p < 0.01，说明直接路径模型不成立。与模型M₃相比，模型M₂的各项拟合指数也变差，Δχ²= 10.53，Δdf = 2，p < 0.01。因此，模型M₃是最佳拟合模型。

图 4 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敌意归因偏差的多重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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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偏差的Bootstrap置信区间检验结果表明，除了特质自恋到攻击行为，其余各条路径系数的95%置信区间都没有包括0，说明各条路径系数显著，验证了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在状态自恋与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对于实验组和控制组在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是否存在差异，首先采用多组比较方法进行差异检验，然后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进行检验。进行多组比较时，我们首先将状态自恋到攻击行为之间的各路径系数进行自由估计，然后限定两组路径系数相等，用以检验实验组和控制组哪条路径系数差异最显著。表 4呈现了实验组和控制组模型多组比较的结果。其中，模型4为未加限制的模型，所有路径系数自由估计；模型5限制所有路径系数相等，限定所有路径相等模型与自由估计模型存在显著差异(Δχ²= 58.71，Δdf = 9，p < 0.01)。因此，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进行模型检验，结果见图 5和图 6。

图 5 实验组多重中介模型(模型拟合指数：χ2=188.19，df = 128，CFI = 0.94，RMSEA = 0.07，SRMR =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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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控制组多重中介模型(模型拟合指数：χ2 = 221.65，df = 128，CFI = 0.93，RMSEA = 0.08，SRMR =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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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和图 6是分别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模型检验的结果。由图 5可知，对于实验组来说，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及敌意归因偏差在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路径模型都成立。这表明，状态自恋通过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间接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知觉到的威胁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攻击行为，还可以作用于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最终间接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表现。由图 6可知，对于控制组来说，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及敌意归因偏差在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的直接路径模型不成立，只有间接路径模型成立。由此可见，状态自恋可以通过知觉到的威胁影响攻击行为，还可以作用于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最终间接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表现，但不能通过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间接影响攻击行为。

与传统研究自恋和攻击行为不同，本研究从状态自恋入手，采用实验情境激发个体的状态自恋，结果表明在自恋激活的状态下，个体的自恋水平与平常表现出不同，具有过度自我关注和夸大的自我中心倾向。通过进一步设置威胁和表扬情境，探讨两种情境中，自恋激活个体和非激活自恋个体攻击行为的差异，从情绪和认知两方面研究状态自恋与攻击行为的内部机制，丰富了有关自恋与攻击行为的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状态自恋激活组和中性控制组的个体自恋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状态自恋被成功激活，验证了状态自恋的存在。这表明在特定情境下，自恋水平会得到瞬时或短暂的提高(Marmar & Freeman, 1988;Morf & Rhodewalt, 2001)。

此外，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相关人口学变量、自尊和特质自恋的影响之后，故事类型和情境类型的主效应是显著的，说明状态自恋对攻击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进一步地交互效应检验发现，在威胁条件下，状态自恋激活组的攻击行为显著高于中性控制组；而在表扬条件下，状态自恋激活组和中性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当自恋个体接收到负面反馈和社会拒绝的时候，为了维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他们会以极端的方式来应对，对侮辱或批评他们的人表现出高的攻击倾向；但在积极反馈条件下，他们的攻击倾向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可以想象到，高自恋者对外界的侮辱和批评是很敏感的，表面上他们具有夸大的自我形象，但在内心深处，这种自恋是很脆弱并且易受攻击的，他们甚至会质疑自己理想化的形象(Besser & Priel, 2010)。前人研究发现，只有在挑衅情境下，自恋和攻击行为存在相关性，这表明自恋个体有敌意或反应性攻击的特定倾向(Bettencourt et al., 2006)，也就是说自恋和威胁的结合导致对威胁来源高水平的攻击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Webster & Kirkpatrick, 2006)。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知觉到的威胁在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这表明自恋个体把消极反馈或负性评价知觉为威胁的程度越大，表现出的攻击性越高。因而，可以得出结论，高自恋者会对任何冒犯或侵犯他们的人表现出异常地攻击性，但对于其他人却没有差异。同时也发现，知觉到的威胁不仅能直接预测攻击行为，而且可以通过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间接预测攻击行为，证明了知觉到的威胁在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由于自恋者对自我形象高度自信，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钦羡，同时情绪管理能力又比较差(Vazire & Funder, 2006; Lau, & Marsee, 2013)，当他们感知到来自他人或外界不利的评价时，如批评、拒绝或侮辱，一方面可能会根据以往的经历，直接产生愤怒情绪，从而引发高攻击性；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把这种负性评价知觉为对自身的威胁，拒绝接受负性评价以维持良好的自我评估，从而导致对评价来源产生愤怒情绪(Bond, Ruaro, & Wingrove, 2006;Kerig & Stellwagen, 2010)，进而导致攻击行为的产生，降低亲社会行为。

高自恋者在正性事件倾向于归因为内部、稳定的、普遍的原因，而负性事件上倾向于归因为外部的、不稳定的、特殊的原因(McCullough et al., 2003; 张宝强，2012)。这就表明，处于状态自恋的个体在遭遇到挑衅和威胁情境之后，一方面由于以往的相似经验，直接导致敌意归因偏差的产生，从而引发高攻击性；另一方面，则会把这种负性评价知觉为对自身的威胁，对他人意图进行错误的归因，从而产生敌意归因偏差，认为别人是在故意贬低自己的良好形象，因此会为了恢复自我观点的内外平衡对他人表现出攻击行为。

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存在差异，即受到故事类型的调节。对于实验组来说，状态自恋可以通过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影响攻击行为，而对于控制组则不存在。这种差异的出现，可能是因为状态自恋高的人认为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并相信自己有权利获得特殊权利和待遇，从而导致对外部的负性反馈具有高敏感性和低忍耐性，产生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的出现。而低状态自恋者，对于自我形象具有合理的认识和评价，因此，只有感知到来自外界的威胁时，才会导致愤怒情绪和认知偏差，进而产生攻击行为。

除此之外，多重中介作用的研究结果对于分析在受到威胁条件下与状态自恋有关的各种消极情绪和不良认知，以矫正和塑造健康人格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在状态自恋和攻击行为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由此可知，状态自恋个体在情绪调节和认知归因上的缺陷是导致攻击行为的内在原因，其中知觉到的威胁既能直接解释状态自恋与攻击行为间的联系，又能通过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间接预测攻击行为。亦即知觉到的威胁除直接导致攻击行为，还会通过降低个体对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的管理导致更严重的攻击行为。这一结果表明，在负性评价或反馈的条件下，自恋个体不仅要控制愤怒情绪，降低愤怒情绪的高唤醒度，提高自己调节负性情绪的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学会改变认知方式，认识到自身不良认知因素的存在，从而降低对他人的归因偏差。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干预个体的情绪调节，通过帮助个体实现对自身情绪的管理与调试，同时促进人际过程中的认知归因方式的改变，从而成功地进行心理健康干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通过古希腊神话故事激发被试的状态自恋，这种激活方式在中国的本土化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和深化。另外，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状态自恋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尚无法测量和控制，很有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实验过程中状态自恋会随着时间降低甚至消失，这也有待于日后通过进一步实验来验证。由于实验设施和场地限制，本研究所选取的被试全部来自同一所大学的大学生，被试样本可能缺乏代表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扩大被试取样范围，在更为广泛的人群中验证状态自恋的生态学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