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是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疾风暴雨期”，也是情绪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已有研究多分别探讨抑郁、焦虑、孤独感、自卑、羞怯等离散情绪，虽然更具针对性，但是许多消极情绪体验是相互关联的(Zelenski & Larsen, 2000)，且对于基本情绪类别的争议与概念重叠进一步增大了研究结果的不稳定性(邱琳，2011)。因此，选取更加上位的概念，对特质性的消极情感进行探讨，有助于对青少年的情绪情感问题形成整体性认识，也有助于家长和学校从宏观上把握关注青少年的消极情感，合理引导，趋利避害。

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 NA)是对主观压力及不愉快体验的总称(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反映了情绪性方面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Watson, 2000)。高消极情感削弱了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功能，引发诸如攻击性(Donahue, Goranson, McClure, & Van Male, 2014)、问题行为(Loney, Lima, & Butler, 2006)、进食障碍(Ivaova et al., 2015)、物质滥用(Mason, Hitch, & Spoth, 2009)等一系列问题，并影响身体健康(Curhan et al., 2014)。由此可见，消极情感可以说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危险因子，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在众多相关因素中，依恋与情绪情感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依恋(Attachment)即个体发展过程中与他人建立的一种深层的、坚固的、持续的情感联结(Bowlby, 1979)。生命早期，这种情感联结主要是在与父母的互动中形成的，以往研究多笼统地讨论亲子依恋或只考虑母子依恋对个体的影响，但父母在孩子心理与情感发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Kenny & Gallagher, 2002)。已有研究也发现，母亲和父亲对子女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琚晓燕，刘宣文，方晓义，2011；吴庆兴，王美芳，2014)，因此本研究拟将二者区分开来，分别进行探讨。随着年龄增长，照料者以外的重要他人对个体的影响逐渐增强，至青春期，依恋对象不仅局限于父母，也发展起了重要的同伴依恋关系，其在青少年发展中的作用甚至已经超过了亲子依恋(Bogaerts, Vanheule, & Desmet, 2006)。例如：Laible等人(2000)按照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的得分高低将青少年被试划分为四组，结果发现，高同伴依恋、低亲子依恋组在抑郁、同理心等情感适应指标上的得分优于低同伴依恋、高亲子依恋组。但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父母仍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依恋对象与情感支持(Ainsworth, 1989; Helen, Vollebergh, & Meeus, 2000)。究竟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影响孰轻孰重？这是本研究希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也即三类依恋的独特效应(unique effect)——多个预测变量作用于同一结果变量时各自独特的预测作用是否有差异(McMahon, Grant, Compas, Thurm, & Ey, 2003; 李董平，张卫，李丹黎，王艳辉，甄霜菊，2012)。

随着发展情境论(Lerner, 2011)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关注不同影响因素的独立作用，而开始探索诸如家庭、同伴等情境变量在个体发展中的多重影响途径。梳理以往研究可以发现，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及青少年情绪情感相互作用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种(田菲菲，田录梅，2014)。第一，交互作用模型，个体从不同关系中获得的社会与情感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重叠、互相调节(Gaertner, Fite, & Colder, 2010)，具体到亲子与同伴关系对情绪适应的影响，可能存在增强、干涉、缓冲三种交互方式(Cohen, Cohen, West, & Aiken, 2013)。1)增强模式认为，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均可以进一步促进对方对情绪情感的预测作用，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如田录梅等人(2012)发现，高父母支持的情况下，友谊支持对孤独感及抑郁的负向回归系数会被进一步放大。2)干涉模式下，在亲子或同伴关系的不同水平上，另一方对情绪情感的作用方向发生改变。如Young等人(2005)在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在高父母支持组中，同伴支持与青少年抑郁负相关，但对于父母支持较低的被试，同伴支持则变为抑郁的危险因子。3)缓冲模式则主张，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补偿不良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情绪情感的消极影响(Rubin et al., 2004)，反之亦然，因而二者之一保持良好即可保证青少年积极的情感状况。第二，间接效应模型，由于内部工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 IWM, Bowlby, 1979)的相对稳定性，个体在早期社会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亲子关系模式自然地迁移到包括同伴在内的其他人际关系中，进而间接影响其情绪适应。例如：吴美兴与王美芳(2014)以13~19岁青少年为被试，发现同伴依恋完全中介母子依恋与焦虑，部分中介父子依恋与焦虑。第三，独立作用模型，家庭与同伴分别独立地作用于青少年情感与行为(Cauce & Srebnik, 1990)，但这一孤立看待两个系统的观点只在部分年龄段、少数发展结果变量中得到了验证(Helen et al., 2000; Gaertner et al., 2010)。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家庭与同伴的交互作用模型与间接效应模型都得到了研究证据支持，但由于只关注中介与调节的其中一个方面，造成大量结果“各自为政”、比较零散(田菲菲，田录梅，2014)。家庭与同伴作为个体发展中两个重要的微系统，更有可能通过多种不同的模式持续对青少年情绪情感产生影响，且上述两种模型本身并不冲突，因而本研究拟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此外，以往研究关于家庭与同伴的交互形式并未达成一致结论，由于测量指标、评价主体等方面的差异，增强、干涉与缓冲三种交互模式均得到了部分实证支持，针对消极情感这一问题，何种模式更适宜也是研究关注的问题。以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作为家庭关系与同伴关系的衡量指标，本研究参照Kochanska与Kim(2014)的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 1)，即亲子依恋通过同伴依恋影响青少年消极情感，同时调节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影响。

图 1 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假设模型

图选项

综上，本研究拟探讨以下问题：(1)青少年消极情感的特点；(2)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同伴依恋对青少年消极情感的独特效应；(3)同伴依恋在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二者对消极情感的交互作用。

选取北京市8所中学初一、初二、高一、高二4个年级的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671份，剔除作答规律性强及多数题目缺失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3353份。被试年龄在12~19岁之间，平均年龄15.51±1.58岁。其中女生1796人(53.6%)，男生1525人(45.5%)，缺失32人(1.0%)；初一713人(21.3%)，初二636人(18.9%)，高一1104人(32.9%)，高二900人(26.8%)。

采用Bradburn(1969)编制、陈文峰与张建新(2004)翻译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的消极情感分量表，共6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从“没有”到“经常有”分别计1~4分，得分越高，消极情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9。

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问卷(Armsden & Greenberg, 1987)包含81个项目，其中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分量表各28题，同伴依恋分量表25题。每个分量表均包含三个维度：信任、沟通与疏离。在最初翻译修订的基础上，金灿灿等(2010)将父子与母子分问卷精简为15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各分量表中疏离均为负向维度，将信任和沟通维度的平均分相加再减去疏离的均分即为个体依恋质量的总分。

正式施测前，对15题父母依恋问卷及25题同伴依恋问卷进行预测(N=592，含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四个年级被试，平均年龄15.13)，删除同伴问卷中载荷较低的3个项目，并修改了部分表述。采用Mplus对正式施测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父子依恋分问卷拟合指数χ²/df=16.23，RMSEA=0.071，CFI=0.919，TLI=0.902；母子依恋分问卷拟合指数χ²/df=15.83，RMSEA=0.069，CFI=0.919，TLI=0.902；同伴依恋分问卷拟合指数χ²/df=13.74，RMSEA=0.064，CFI=0.891，TLI=0.878。因此，修订后问卷包含3个分量表、52个项目。本研究中，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同伴依恋三个分量表下各子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在0.69~0.87、0.69~0.87、0.78~0.91之间。

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收入五项指标为依据，衡量青少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本研究中家庭月收入包含“享受当地低保”、“3000元以下”、“3000~5000元”、“5000~8000元”、“8000~1.2万元”、“1.2~2万元”、“2万元以上”7个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职高/技校”、“大学(专科或本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4个水平；父母职业归为“临时工、待业、失业人员”、“体力劳动者和个体经营人员、技术工及同级工作者”、“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事务性工作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助理专业人员”、“职业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专业主管人员”5类(师保国，申继亮，2007)。

参照以往研究(Bradley & Crowyn, 2002)，将编码后的5项指标分别标准化，而后进行主成分分析，获得每个指标的因子载荷，最后以因子载荷为权重合成总体家庭SES。

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真实作答，所有问卷当场回收。采用SPSS13.0及Mplus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由于所有数据均来自青少年的自我报告，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1个，第一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24.87%，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以性别、年级为自变量，消极情感为因变量，进行2×4方差分析(ANOVA)，考察不同年级不同性别青少年的消极情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1)。结果发现：性别主效应显著[F(1，3060)=19.319，η²=0.06，p<0.001]；年级主效应显著[F(3，3060)=12.699，η²=0.12，p<0.001]；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3，3060)=1.563，η²=0.02，p＞0.05]。

进一步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发现，女生在消极情感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F(1，3060)=19.319，η²=0.06，p<0.001]。对年级差异的事后检验(LSD)则表明，初一学生的消极情感得分显著低于初二(p<0.05)、高一(p<0.001)与高二(p<0.001)，且初二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高一(p<0.001)和高二(p<0.05)，高一与高二学生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p>0.05)。总体上看，青少年的消极情感呈现从初一到高二逐渐上升的趋势。

对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同伴依恋各维度和消极情感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见表 2)，消极情感与三类依恋中的信任、沟通维度均显著负相关，与疏离维度均显著正相关；父子、母子与同伴依恋各维度之间显著相关。考虑到父母行为方式的相似性，在后续模型分析中，均允许父子信任和母子信任、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父子疏离和母子疏离之间存在相关。

为了考察不同依恋类型对青少年消极情感影响的独特效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模型1(见图 2)。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χ²(53)= 1146.490; RMSEA= 0.089; CFI= 0.936; TLI=0.909。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后，父子依恋(γ=-0.14，SE=0.030，p<0.001)与同伴依恋(γ=-0.37，SE=0.022，p<0.001)均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消极情感，但母子依恋与消极情感之间的路径系数未达到显著性水平(γ=-0.04，SE=0.030，p>0.05)。为了确定各依恋类型对消极情感的作用大小，进一步借助Mplus中的model test语句对三个回归系数进行比较(Muthén & Muthén, 2011)。

图 2 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影响青少年消极情感的模型 (模型1; 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被试年龄、性别、SES；为简化模型结果，将上述变量合并呈现，并省略控制变量的路径系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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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模型分别检验父子与母子、父子与同伴、母子与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路径系数是否相等。结果表明：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影响显著高于父子依恋[Wald test: χ²(1)=73.487，p<0.001]与母子依恋[Wald test: χ²(1)=97.932，p<0.001]；且父子依恋对消极情感的路径系数边缘显著高于母子依恋[Wald test: χ²(1)= 3.048，p<0.1]。

按照Preacher, Rucker与Hayes(2007)的方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该模型中：1)同伴依恋在亲子依恋与消极情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2)亲子依恋不仅是自变量，同时作为调节变量影响同伴依恋与消极情感的关系。由于Preacher等(2007)的检验方法中，只允许一个自变量，因此我们分别检验两个模型：模型2(见图 3)以父子依恋作为自变量，母子依恋作为协变量；模型3(见图 5)以母子依恋作为自变量，父子依恋作为协变量。此外，两个模型中均控制了被试年龄、性别、家庭社经地位的影响。

图 3 父子依恋、同伴依恋与消极情感之间的中介及调节模型(模型2；母子依恋与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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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母子依恋、同伴依恋与消极情感之间的中介及调节模型(模型2; 父子依恋与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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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潜变量调节效应分析方法(温忠麟，吴艳，2010)，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后，根据自然匹配的原则，将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相对应的维度配对相乘，形成交互项的3个指标(父子信任×同伴信任、父子沟通×同伴沟通、父子疏离×同伴疏离 & 母子信任×同伴信任、母子沟通×同伴沟通、母子疏离×同伴疏离)。而后分别考察亲子依恋对同伴依恋以及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二者交互项对消极情感的预测作用。

直接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父子依恋对消极情感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显著(γ=-0.40，SE=0.022，p<0.001)。加入中介变量及交互项后，模型2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χ²(86)= 1419.469，RMSEA=0.077，CFI= 0.930，TLI=0.904。父子依恋与同伴依恋(γ=0.18，SE=0.037，p<0.001)、父子依恋与消极情感(γ=-0.13，SE=0.030，p<0.001)、同伴依恋与消极情感(β=-0.38，SE=0.023，p<0.001)、交互项与消极情感(γ=-0.06，SE=0.021，p<0.01)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上述结果验证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也就是，同伴依恋部分中介父子依恋与消极情感(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102，-0.033])，且父子依恋作为调节变量影响了同伴依恋与消极情感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父子依恋的调节效应趋势，通过简单斜率分析法(simple slope analysis)，将父子依恋总分按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两组，分析在不同的父子依恋水平下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预测作用。结果如图 4所示，低父子依恋组中，同伴依恋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消极情感(simple slope=-0.19，t=-3.730，p<0.001)；而高父子依恋组中，同伴依恋也显著预测消极情感，但此时的预测作用更大(simple slope=-0.31，t=-6.571，p<0.001)。

图 4 青少年父子依恋与同伴依恋预测消极情感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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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母子依恋对消极情感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显著(γ=-0.39，SE=0.023，p<0.001)。加入中介变量及交互项后，模型3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χ²(86)= 1426.226，RMSEA=0.077，CFI= 0.929，TLI=0.904。母子依恋与同伴依恋(γ=0.20，SE=0.037，p<0.001)、同伴依恋与消极情感(β=-0.38，SE=0.024，p<0.001)、交互项与消极情感(γ=-0.05，SE=0.021，p<0.01)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但母子依恋与消极情感之间的路径系数由原来的显著变得不显著(γ=-0.04，SE=0.030，p>0.05)。上述结果证明，同伴依恋完全中介母子依恋与消极情感(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110，-0.042])，且母子依恋作为调节变量影响了同伴依恋与消极情感的关系。

同样通过简单斜率分析法考察母子依恋的调节效应趋势，将母子依恋总分按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两组，分析在不同的母子依恋水平下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预测作用。与父子依恋结果一致(见图 6)，两组被试中，同伴依恋均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消极情感(高：simple slope=-0.30，t=-6.218，p<0.001; 低：simple slope=-0.15，t=-3.100，p<0.01)，但高母子依恋组的预测作用更大。

图 6 青少年母子依恋与同伴依恋预测消极情感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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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不同年级青少年的消极情感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随着年龄增长，消极情感逐渐上升，但高一与高二年级学生的消极情感没有显著差异。从外部环境来看，这一阶段来自父母的支持开始下降(De Goede, Branjie, Delsing, & Meeus, 2009)，而学习压力明显增加，这种环境与角色的转变对高一学生的冲击更大，易造成其消极情感的激增。另外，心理层面上，不断丰富的人生经历教会个体以一种更加批判性、多元化的眼光看待各类消极事件，开始有更加复杂的内归因(Larson & Lampman-Petraitis, 1989)，因而更容易体验到内疚、自责等消极情感(Weiner, 1986)。

性别差异的分析则发现，女生的消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首先，青春期外形特征上的剧烈变化对女生的冲击更大(Wichstrom, 1999)，如担心别人对自己的长相有负面的评价。其次，从人格特征出发，女生在情感体验方面往往比较细致与敏感，(Lockenhoff et al., 2014)，更容易受负性情绪刺激的影响(Wild, Erb, & Bartels, 2001)。有关情绪调节的研究也发现，女生会运用更多的沉思和灾难化等消极情绪调节策略(Garnefski & Kraaij, 2006)，因而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

根据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的观点，家庭和同伴共同作为儿童发展微系统中的组成部分(Bronfenbrenner, 1979)，在个体心理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且直接的作用。本研究中，被试消极情感得分与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同伴依恋各维度均显著相关，反映了依恋系统在青少年情感发展中的“避风港”功能。为了直观地分析各依恋系统的相对重要性，研究比较了三者对青少年消极情感的独特效应。结果发现：同伴依恋与父子依恋对消极情感的独特效应显著，但母子依恋的独特效应不显著，且同伴依恋在消极情感中的独特效应显著高于父子与母子依恋，父子依恋的独特效应略高于母子依恋，但这种差异只达到边缘显著水平。

相较于同伴依恋，亲子依恋的独特效应较小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亲子依恋各维度与青少年消极情感的相关均显著，而在控制同伴依恋的作用后，其独特效应下降，说明亲子依恋(尤其是母子依恋)对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影响很可能绝大部分被同伴依恋中介，所以同伴依恋之外，父子与母子依恋对消极情感额外变异的解释力有限(李董平等，2012; Zhou et al., 2008)，该结论也得到了后续分析的支持。第二，根据依恋的层级理论(Attachment Hierarchy Theory, Hazan & Shaver, 1994)，进入青春期后，父母在依恋阶层中的位置下移，同伴在情感支持层级上取得优势，并作为主要依恋对象直至成年期，因此同伴依恋对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影响更大。以往研究在抑郁、内化问题等情感指标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Laible, Carlo, & Raffelli, 2000; Tambelli, Laghi, Odorisio, & Notari, 2012)，可能的原因包括：个体进入青春期后独立意识增强，与父母冲突增多，更看重家庭之外的关系与互动(Brown & Larson, 2009)；相较于家长，青少年与同伴的共同话题更多，并且能够在与同伴的交流过程中逐渐实现自我认同(Laghi, Pallini, D’Alessio, & Baiocco, 2012)；在校时间的延长增强了其与同伴的情感联结等。

此外，父子与母子依恋的对比结果证实了父亲在青少年情感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虽然普遍认为母亲在儿童青少年发展中的作用相对重要，但成长过程中，父亲通过游戏互动、设置挑战的方式为孩子带来不可替代的快乐、满足与自信(Darling & Steinberg, 1993)，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其应对情绪的方式方法(Paquette, 2004)。进入青春期后，父亲的鼓励与行为指导对于青少年完成走向外部世界的转变至关重要(Bogels & Phares, 2008)，因此父子依恋水平对青少年情绪情感的影响丝毫不低于母亲。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来自母亲的支持对青少年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而与父亲的亲密情感联结因为较少出现而更加难能可贵(Behnke, Plunkett, Sands, & Bamaca-Colbert, 2011; Garcia, Manongdo, & Ozechowski, 2014)。

综合以往研究，亲子依恋、同伴依恋及青少年情绪情感的相互作用方式主要有三种(田菲菲等，2014)：交互作用模型(包括增强、干涉、缓冲三种方式)、间接效应模型及独立模型。本研究发现，交互作用模型与间接效应模型同时存在于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影响机制中，也即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首先，同伴依恋部分中介父子依恋与消极情感、完全中介母子依恋与消极情感，支持了间接效应模型。由此可见，虽然亲子依恋的独特效应有所下降，但仍是影响青少年情绪情感的基础。依恋理论认为，个体早期在与抚养者的互动中形成了稳定的关于自己及他人的心理表征，即内部工作模式，这一模式将贯穿于每个人的毕生发展中，影响个体在所有关系中的情感与行为(Bowlby, 1979; Ainsworth, 1989)。早期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可以起到“安全基地”的作用，使得个体在其他亲密关系中同样会预期“他人是可以信赖的、自己是值得关爱的”(王争艳，刘迎泽，杨叶，2005)，也就更容易建立安全的同伴依恋关系，在遇到压力事件时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相反，不安全亲子依恋则会使个体陷入“消极预期→人际受挫”的恶性循环中，承受较多的消极情感且不愿意寻求他人支持(Liu, 2006)。此外，父子、母子依恋部分及完全被中介的差别再次证明父亲的重要作用，这与吴庆兴等(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在个体逐渐脱离家庭、探索外部世界的过程中，父亲作为“导师和榜样”的角色，继续给予青少年直接的情感支持与情绪指导。

除此之外，父子与母子依恋也作为调节变量影响同伴依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关系，表现为高亲子依恋可以强化高同伴依恋对降低消极情感的积极影响，而低亲子依恋群体中，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影响相对较小，支持了交互作用模型中的增强模式。根据同伴选择的相似性原则(homophilic selection)，处于不安全亲子依恋的青少年，很有可能选择同样以消极态度处理情感问题、人际关系的个体为亲密同伴(Prinstein, 2007)。因而，虽然与同伴建立的情感联结给予了这部分个体一定的支持，但在面对负性事件或陷入消极情感时，从周围朋友中获得的指导与帮助仍然比较有限(田录梅等，2012; Young et al., 2005)。相反，良好的亲子依恋间接决定了青少年较高的友谊质量，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作用也得到更明显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情绪的共享性(socialization et al., 2011)也使得消极情感容易在低亲子依恋群体中蔓延，而高亲子依恋的青少年往往受到同伴带动而表现出更多积极情绪。因此，高同伴依恋无法完全弥补低亲子依恋的消极影响，反之亦然，即单一的安全依恋关系并不能够给予青少年足够的情感支持，亲子与同伴依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本研究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三种不同依恋类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复杂关系，验证了家庭系统与同伴系统影响青少年消极情感的间接效应模型与交互作用模型，并发现了父子依恋的相对重要性，为探究情绪问题的成因及相应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1)作为一项横断研究，未能更细致地考察不同依恋类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关系，未来可设计纵向研究来弥补这一点，并进一步验证研究中的相关关系；2)指标单一，消极情感作为因变量反映的只是内化问题的一部分，且依恋与情绪情感的联结非常紧密，这一模型是否同样适用于外化问题或其他心理健康指标？如果选取家庭与同伴两大系统中的其他因素，模型是否仍然成立？这都是今后研究的重点；3)对各个变量的测量完全基于青少年的自我报告，尤其是对于消极情感的测量方法可能比较单薄，未来可考虑结合家长报告、教师评定、日记法等多重方法获得更为全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