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差(刘正荣，2006)，面临着更多的内化情绪问题和外化行为问题(Hu, Lu, & Huang, 2014; 胡进，2002; 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兰菁，2009; 王芳，吴晓丽，沈玉林，王惠凤，2005)，且这些内外化问题都会阻碍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Cheung, 2013)。其中一种同时有着内化情绪问题表现和外化行为问题表现的儿童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引起了本研究者的关注。ODD是一组以对权威人物的抗拒、违抗、敌对等为特征的障碍(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症状表现包括情绪上的易激惹(irritable)和行为上的顽固、攻击(headstrong/hurtful)(Lavigne, Bryant, Hopkins, & Gouze, 2014; Stringaris & Goodman, 2009)。以往研究除了将ODD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也将具有对立违抗症状(即ODD症状)而未达到障碍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Boylan, Georgiades, & Szatmari, 2010; Tuvblad, Zheng, Raine, & Baker, 2009; 蔺秀云等，2014)。由于有ODD症状的儿童同时具有内化情绪和外化行为问题，而内外化问题对流动儿童的人际、学业方面有一定损害，所以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必将会受到影响。所以，在关注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有必要关注有ODD症状的这一类流动儿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有大量儿童随父母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流动儿童。本研究中，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居半年以上的6~14岁的儿童青少年(流动儿童课题组，2006)。流动儿童高度集中在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如北京市每10个儿童中就有4个是流动儿童(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而具体到小学阶段，2013年全国有931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小学就读，占全国城市小学在校生总数的34%(教育部，2014)。

以往研究发现，家庭因素是影响ODD 发生最重要的心理社会因素(Raine, 2002; Karnik, McMullin, & Steiner, 2006)，而流动儿童面临着引发ODD症状的来自家庭的更多危险因素。从家庭系统观的角度，家庭中整体水平、互动水平和个体水平上的多个因素都会对儿童ODD症状产生影响(蔺秀云等，2013)。具体而言，在整体水平和互动水平上，较低的家庭亲密度和凝聚力，较高的家庭矛盾性和冷漠度，是ODD发生发展的危险性因素(Burke, Loeber, & Birmaher, 2002)，如父母打骂儿童每周2 次以上是 ADHD 合并 ODD 的危险因素(王洪，苏林雁，黄广文，刘军，耿耀国，2006)，父母的高压管理政策是儿童出现攻击、违抗、多动、内化性行为障碍的危险因素(Stormshak, Bierman, McMahon, & Lengua, 2000)。有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父母在与儿童互动时更强调权威和服从，常使用惩罚(殷宏淼，吴念阳，2013)。在个体水平上，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差、压力大、教育水平低等会导致儿童更多的ODD症状(蔺秀云等，2013)。流动儿童父母由于流动等原因面临着更多的生活压力，他们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也低于城市儿童父母(侯娟，邹泓，李晓巍，2009; 马静，苏林雁，2009)。综上所述，流动儿童由于其“流动”的特点，引发ODD症状的家庭危险因素更多，可能更容易出现ODD症状。

在上述影响ODD发生的家庭因素中，个体水平上的与内化情绪有关的父母情绪调节常常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父母情绪调节是影响儿童内外化问题的重要因素，会对儿童ODD症状产生影响(Burke, Pardini, & Loeber, 2008;Johnston & Mash, 2001)。在有关情绪调节的研究中，情绪调节指的是人们如何调节我们的情绪，即人们用来提升、保持或降低一种或多种情绪反应成分的所有意识到或未意识到的策略(Dunsmore, Booker, & Ollendick, 2013; Gross, 1998)，而情绪调节困难或情绪失调即指对情绪的意识、接受和控制等方面的困难(Gratz & Roemer, 2004)；情绪不稳定与情绪失调不同，情绪不稳定关注于人们对情绪引发事件(emotion-inducing events)的敏感性，高敏感性的孩子会对更多的事件产生情绪反应，并体验到更强烈的情绪和生理反应，不论是积极或消极情绪(Dunsmore, Booker, & Ollendick, 2013;Pietromonaco & Barrett, 2009)。有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情绪辅导是儿童ODD症状的保护性因素(Dunsmore, Booker, & Ollendick, 2013)，而父母的负面情绪表达则会促发儿童的破坏性行为问题(Duncombe, Havighurst, Holland, & Franklings, 2012; Lunkenheimer, Shields, & Cortina, 2007;Shields & Cicchetti, 1998)。已有研究指出ODD儿童父母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也相对更差，ODD儿童的父母比非ODD儿童的父母更不能准确感知到自己的情绪，更不能对情绪进行有效的控制(李泽等，2014)。而流动儿童父母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较低，加上搬家、流动等因素带来的心理压力(侯娟，邹泓，李晓巍，2009; 马静，苏林雁，2009)，有可能在情绪调节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

情绪调节困难可能导致父母在面对亲子冲突时采取更为暴力的解决方式。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是指父母解决亲子冲突的特定教养行为，包括非暴力规则、身体暴力和心理虐待等(Straus, 1974;Straus & Mickey, 2012)。情绪调节困难导致对他人的暴力和攻击行为增多(Bushman, Baumeister, & Phillips, 2001;Gratz & Roemer, 2004; Jakupcak, Lisak, & Roemer, 2002)，情绪调节困难的父母可能采取更多简单粗暴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Gratz & Roemer, 2004)。此外，已有研究发现高亲密度、高表达性、低矛盾性的家庭更多使用积极的冲突解决策略，而低亲密度、低表达性、高矛盾性的家庭更多使用消极的冲突解决策略(涂翠平，方晓义，刘钊，2008)。在流动儿童家庭中，父母管教儿童的方式较为简单粗暴(侯娟等，2009)，且由于流动儿童家庭的不稳定，家长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流动儿童家庭可能面临更高的亲子冲突，流动儿童父母采取更为消极和暴力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已有研究支持了父母暴力的教养方式对儿童包括ODD在内的内外化问题的影响，如父母打骂儿童是ADHD合并ODD的危险因素(王洪等，2006)。父母教养方式为惩罚、冷漠、过度干涉等时，更容易引发儿童的ODD(蔺秀云等，2013)。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当着外人面大声吼骂儿童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有着显著影响(栾文敬，路红红，童玉林，吕丹娜，2013; 王洪等，2006)，流动儿童抑郁、社交退缩、违纪、攻击性等内外化问题与父母惩罚、严厉、过于保护、拒绝否认等因素呈正相关，与父母温暖理解呈负相关(迟兆艳，2007)。

如上面提到的，父母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可能对流动儿童ODD症状有着影响(迟兆艳，2007; 蔺秀云等，2013)，而父母更为暴力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受到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Bushman, Baumeister, & Phillips, 2001;Gratz & Roemer, 2004; Jakupcak, Lisak, & Roemer, 2002)。以往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的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和暴力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都会造成儿童的心理病理症状，儿童自身的情绪调节还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Han & Shaffer, 2013)。但对ODD儿童来说，不良的情绪调节能力是他们的核心缺陷之一，且情绪调节能力的不足被认为对ODD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Dunsmore, Booker, & Ollendick, 2013;Greene & Doyle, 1999;Hamilton & Armando, 2008)。并且，流动儿童成长于与父母疏离的环境，可能没有通过与重要他人(尤其与父母)的互动发展其情绪调节能力(Solomon & Mbugua, 2014)。那么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和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ODD症状的影响中，ODD症状流动儿童自身的情绪调节是否仍旧会起着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流动性”与家庭和父母的特点，流动儿童容易有诸多的内外化问题，而ODD是内化情绪和外化行为交汇的代表性问题，ODD症状会阻碍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和城市适应，不仅不利于流动儿童发展与成长，还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及社会和谐。诸多的家庭因素和父母、儿童自身的因素是影响ODD症状产生的重要心理社会方面的因素。因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ODD症状流动儿童的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及儿童情绪调节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的影响，并探讨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和儿童情绪调节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ODD症状影响中的作用机制。我们假设：(1)父母情绪调节困难显著影响流动儿童ODD症状；(2)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和儿童ODD症状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父母情绪调节越困难就会导致越暴力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并进一步对ODD症状产生影响；(3)这一中介作用受到儿童情绪调节(儿童情绪调节和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的显著调节，假设概念模型图如下图 1和图 2所示。

图 1 假设概念模型图一

图选项

图 2 假设概念模型图二

图选项

被试包括两个群体，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和流动儿童对照组(即没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共718名儿童。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共371人(男276人，女95人)，最小为7岁，最大为14岁，平均为9.46±1.45岁。而流动儿童对照组共347人(男164人，女183人)，最小为7岁，最大为13岁，平均为9.56±1.39岁。流动儿童父母共718人(男274人，女319人，剩余125人未填写性别)，父亲平均年龄37.77±5.40岁，母亲平均年龄36.44±5.24岁。班主任共123人(男8人，女88人，剩余27人未填写性别)，来自123个班，平均年龄36.09±8.06岁。

此外，本研究的流动儿童被试平均流动时间为75.16±37.85个月，最小6个月，最大156个月。

根据DSM-V中对立违抗障碍的诊断标准发展的儿童ODD症状评估表，共8个项目(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评估表以“是”、“否”计分，符合项目中1条及1条以上即为ODD症状儿童。本研究中评估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对该评估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²为24.731，自由度为18，RMSEA = 0.032，CFI = 0.978，TLI = 0.965，SRMR = 0.032，该评估表的结构效度较好。由班主任、临床心理学家和学校心理健康老师一起依照该评估表对儿童的ODD症状做出评估以确认儿童是否有ODD症状。

采用Straus(1979)编制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Conflict Tactics Scales, CTS)，测量父母在亲子冲突中采用的解决方式，包括理性讨论、心理虐待和身体虐待。心理虐待包括言语侵犯和间接敌对这两个维度，身体虐待即身体暴力维度(Kishimoto et al., 2013)。身体暴力维度在很多的研究中被单独使用(Straus & Mickey, 2012)，也有研究将心理虐待和身体暴力合成为一个总分数(Kishimoto et al., 2013)。本研究既使用总维度合成分数，也使用单维度分数。

该研究采用言语侵犯(2项)、间接敌对(3项)、身体暴力(11项)三个维度，用于测量亲子间解决冲突的方式。量表采用7点记分，从“0”(从不)到“6”(几乎每天)分别代表此项目所描述状况在家庭中出现的频次。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身体暴力维度为0.93，言语侵犯维度为0.76，间接敌对维度为0.73。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²为266.620，自由度为85，RMSEA = 0.077，CFI = 0.951，TLI = 0.930，SRMR = 0.052，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该量表由父母填写。

采用Gratz和Roemer(2004)编制的父母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DERS)。该量表由36道题目组成，包括情绪接受、目标行为、冲动控制、策略实验、情绪清晰、情绪知觉六个维度，用于测查父母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能力。量表采用5点记分，从“1”(几乎从不)到“5”(几乎总是)分别表示此项目所描述状况出现的频次。总分越高表示父母情绪调节越困难。

根据以往文献建议，情绪知觉维度常常载荷过低，且与其他另五个维度不在同一水平上，因此在本研究中仅使用情绪接受、目标行为、冲动控制、策略使用、情绪清晰这五个维度(Gratz & Roemer, 2004)。本研究既使用总维度合成分数，也使用单维度分数。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情绪接受维度为0.78，目标行为为0.65，冲动控制为0.72，策略使用为0.77，情绪清晰为0.55。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²为737.007，自由度为371，RMSEA = 0.052，CFI = 0.915，TLI = 0.900，SRMR = 0.064，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该量表由父母填写。

在对情绪调节能力的测量上，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Checklist, ERC)被研究者们广泛使用(Shields & Cicchetti, 1997)。本研究所用的中文版情绪调节量表，由北师大ODD课题研究组翻译为中文。量表共有24道题，其中第12题不计分。

该量表为4点计分，由“1”(从不)到“4”(总是)，包括情绪调节分量表(8道题)和情绪消极和不稳定分量表(15道题)。情绪调节分量表包括 “情绪/她打招呼时，他/她也会作出友好的回应”和“他/她很有同情心”等题目，评估儿童调节情绪唤起的能力，分数越高代表越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情绪消极和不稳定分量表包括 “他/她的情绪变化很快”和“他/她很容易就会感到挫折、沮丧”等题目，评估儿童的不当情绪反应和情绪不稳定状况，越高的分数表示越消极和不稳。由于情绪调节及情绪消极和不稳分别测量了儿童情绪调节的两个不同方面(Dunsmore, Booker, & Ollendick, 2013)，因此本研究中分开使用单维度分数。在本研究中，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情绪调节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情绪消极和不稳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²为548.732，自由度为208，RMSEA = 0.067，CFI = 0.827，TLI = 0.789，SRMR = 0.081，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该量表由教师填写。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北京市10所小学(公立学校7所，打工子弟学校3所)，对2~6年级的流动儿童及其父母和班主任进行问卷施测。选取被试时以无北京户口的儿童为流动儿童。

具体研究程序如下：首先以方便取样的方式联系10所小学的心理健康教师，心理健康老师同意参加后，由他们向各班班主任发送研究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在班主任同意参加后，由班主任提名各班内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之后进一步由心理健康教师、1名临床心理学家研究人员和班主任一起对流动儿童的ODD症状进行确认，共选出符合ODD诊断标准1条及以上的流动儿童(排除有智力障碍及其它障碍的儿童)共 375名；之后按1：1的比例在相应班级内随机挑选无ODD症状的对照组流动儿童共375名。接着，由各班的班主任与挑选出的流动儿童及其父母联系，发送研究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包括父母同意自己参加和同意儿童参加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共有740名流动儿童的家长同意参加(包括374名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家长和366名无ODD症状的对照组流动儿童家长)。最后，向同意参加的班主任及流动儿童的父母发放问卷，实际发放给流动儿童及其父母和班主任的问卷各740份。班主任在学校办公室完成教师问卷。由各班主任将家长问卷交给父母，父母在家里完成(要求一名父母完成问卷；可以保留一星期以充分完成问卷)。问卷完成后，发放礼品给被试以示感谢。

在正式分析数据前，删除了有较多缺失值的问卷共22份，最后确定的被试数为流动儿童718人，包括369名有ODD症状的儿童和349名无ODD症状的对照儿童。

使用SPSS22.0和Mplus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之前，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14)总结的共同方法偏差统计检验和控制方法，采用多质多法模型(Multitrait-multimethod, MTMM)(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统计控制。依据周浩和龙立荣(2014)的总结，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方法分为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在进行统计控制之前，我们已先采取了程序控制，包括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被试群体不同(被试分别为儿童、父母和教师)，测查空间不同(儿童和教师在学校测量，父母在家测量)，测查时间不一样(儿童、父母和教师填写问卷的时间是分别的)。但在进行程序控制之后，仍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包括测查方法(都采用问卷法)和社会称许性，所以接下来采用MTMM方法对这两个来源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和控制。采用MTMM方法检验后的结果表明，原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χ²为258.022，自由度为129，RMSEA = 0.053，CFI = 0.925，TLI = 0.911，SRMR = 0.056)与加入两个来源的共同方法偏差因素后的MTMM模型的拟合指数(χ²为186.833，自由度为100，RMSEA = 0.049，CFI = 0.949，TLI = 0.923，SRMR = 0.049)相近，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后续数据分析不再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控制。

之后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流动儿童的人口社会学变量和研究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和差异性分析；然后，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后，使用Mplus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ODD症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儿童情绪调节(情绪调节及情绪消极和不稳)作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和对照组在主要研究变量上的差异分别进行了ANOVA检验，结果如下表 1所示。

如表 1所示，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儿童情绪调节、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均差异显著。对比流动儿童对照组，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父母情绪调节显著更困难，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显著更差，即他们采用更多的心理虐待和身体暴力，而儿童的情绪调节控制能力显著更弱，儿童情绪显著更消极和不稳。

进一步考察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儿童抑郁和ODD症状在不同儿童性别和不同父母性别上的特点。分别以儿童性别、父母性别作为自变量，以亲子冲突解决方式、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儿童情绪调节(情绪调节及情绪消极和不稳两个维度)和儿童ODD症状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ANOVA检验。结果显示，仅父母情绪调节困难(F(1，322)= 6.68，p < 0.05)、亲子冲突解决方式(F(1，322)= 4.17，p < 0.05)、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F(1，340)= 12.07，p < 0.01)以及儿童ODD症状(F(1，367)= 5.94， p < 0.05)在儿童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且仅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以及儿童ODD症状上的方差分析效果η2大于0.01(Cohen, 1988)。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在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各维度、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各维度、儿童ODD症状之间的相关情况。结果如下表 2所示，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下的目标行为和情绪清晰这两个分维度与儿童ODD症状间存在显著相关，父母情绪调节困难总合成分数及其情绪接受、目标行为、冲动控制、策略使用等分维度和亲子冲突解决总合成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亲子冲突解决总合成分数及其身体暴力分维度和儿童ODD症状间存在显著相关。儿童情绪调节与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以及ODD症状相关均不显著，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只与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中的情绪接受、冲动控制、情绪清晰以及亲子冲突解决及其中的身体暴力相关显著。

利用Mplus 7.0进行中介模型分析。以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为自变量，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为中介变量，儿童ODD症状为因变量，利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计算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建立中介模型，结果如图 3。各项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²为59.673，自由度为25，RMSEA = 0.062 < 0.080，CFI = 0.972 > 0.9，TLI = 0.960 > 0.9，SRMR = 0.040 < 0.080，说明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较好。

图 3 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儿童ODD症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图选项

置信区间不包括零则中介效应显著，Bootstrap结果显示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儿童ODD症状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为[0.028，0.107])。根据方杰、张敏强和邱皓政(2012)总结的中介效应效果量计算方法，得出中介效应的效果量R_med²为0.209，说明20.9%的结果变量的方差能被预测变量和中介变量共同解释，父母情绪调节困难通过影响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进一步影响流动儿童ODD症状。

按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阐述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使用Mplus7.0进行检验。由于交互作用项是由潜变量和显变量(显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生成的潜变量，因此Mplus仅输出非标准化结果及其显著性，模型拟合结果仅输出AIC、BIC和Adjusted BIC。

先检验直接效应是否受调节，建立模型1和模型2。模型1的模型拟合结果为AIC等于9987.275、BIC等于10064.661和Adjusted BIC等于10001.213(参数个数为20个)。模型2的模型拟合结果为AIC等于9561.309、BIC等于9638.063和Adjusted BIC等于9574.618(参数个数为20个)。儿童情绪调节和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定对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都显著(儿童情绪调节：c₃=-0.14，p<0.01；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c₃=0.52，p< 0.001)。

接下来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3结果如下图 4所示。a₃和b₂均不显著，表明儿童情绪调节对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和后半路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儿童ODD症状)均无调节作用。模型3的模型拟合结果为AIC等于15788.402、BIC等于15916.089和Adjusted BIC等于15811.399(参数个数为33个)。

图 4 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儿童ODD症状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3) (注：DERS表示父母情绪调节困难，ERCreg表示儿童情绪调节，CT表示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图中系数均为未标准化系数。下同)

图选项

模型4结果如下图 5所示。a₃和b₂均不显著，表明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对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所起的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和后半路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儿童ODD症状)均无调节作用。模型4的模型拟合结果为AIC等于15097.209、BIC等于15233.854和Adjusted BIC等于15119.170(参数个数为33个)。

图 5 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儿童ODD症状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4)

图选项

综上所述，仅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儿童ODD症状的直接路径受到儿童情绪调节和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的调节，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所起的中介作用并未受到儿童情绪调节和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的调节，因此预先假设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不成立。

进一步深入分析儿童情绪调节和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流动儿童ODD症状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调节变量高/低出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分别选出儿童情绪调节和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高/低个体，进行简单斜率检验(Aiken & West, 1991)，绘制其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和流动儿童ODD症状之间的回归线。情绪调节能力较高的流动儿童，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较严重的情况下，他们的ODD症状比情绪调节能力较低的流动儿童更低。而情绪消极和不稳情况较严重的流动儿童，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较严重的情况下，他们的ODD症状比情绪消极和不稳定情况较轻微的流动儿童更高。此外，如图 6所示，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较轻时，情绪调节能力较高的儿童的ODD症状比情绪调节能力较低的儿童的ODD症状的分值更高，对此随后进行了ANOVA检验，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能力较高的儿童和情绪调节能力较低的儿童的ODD症状分值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1，17)=0.71，p>0.05)。

图 6 儿童情绪调节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流动儿童ODD症状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图选项

相比流动儿童对照组，流动儿童ODD症状组表现出更差的情绪调节，更严重的情绪消极和不稳。这与之前研究中指出的不良的情绪调节能力是ODD的核心缺陷是一致的，正因为ODD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存在缺陷，所以才会有明显的情绪上的易激惹(irritable)、容易发脾气(Lavigne et al., 2014;Stringaris & Goodman, 2009)。

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父母表现出了更严重的父母情绪调节困难，更多心理虐待和身体暴力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这与前人研究发现一致，相比于非ODD儿童父母，ODD父母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较差，他们更不能准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对情绪更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控制(李泽等，2014)。且有研究表明经济衰退和更糟糕的父母行为有关(Brooks-Gunn, Schneider, & Waldfogel, 2013)，糟糕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也可能和流动儿童父母面临的经济压力有关，流动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奔波，大多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加上搬家、流动等因素带来的心理压力(侯娟等，2009; 马静，苏林雁，2009)，导致ODD症状流动儿童父母的情绪调节更困难，并且当他们与儿童发生冲突时，他们表现出更少的理性讨论，更多的言语侵犯、间接敌对和身体暴力。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流动儿童ODD症状有着直接影响。这与以往文献一致，父母的情绪调节会对儿童ODD产生影响，父母的负面情绪表达会促发儿童包括ODD在内的破坏性行为问题(Duncombe et al., 2012; Lunkenheimer et al., 2007)。在流动儿童家庭中，父母的情绪调节越困难，流动儿童的ODD症状就越严重。

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父母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流动儿童ODD症状有着直接影响。根据应激-易感性模型(the Stress-Vulnerability model)，父母的惩罚、冷漠、过度干涉等的管教方式，在ODD 症状组儿童自身有着易患该障碍的人格特质基础上，可进一步引发儿童的 ODD(蔺秀云等，2013; 栾文敬等，2013; 王洪等，2006)，本研究在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家庭中同样也发现了父母更为暴力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能够直接预测他们的ODD症状。父母采用更多的责骂、敌意、惩罚的方式来攻击儿童，将会加重儿童的ODD症状。且从家庭系统观角度来说，在ODD症状流动儿童所在的家庭系统中，儿童本身的ODD症状本身更加容易引起父母采用敌对、攻击式的方式解决冲突，在父母与儿童交互作用的模式下(Johnston & Mash, 2001; 蔺秀云等，2013)，父母敌对、攻击式的冲突解决方式会进一步加剧儿童的ODD症状。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流动儿童ODD症状有着直接影响，且通过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进一步影响流动儿童ODD症状。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导致更多的不合理的心理虐待和身体暴力的冲突解决方式，进一步影响流动儿童的ODD症状。以往文献表明情绪调节困难导致对他人的暴力和攻击行为(Bushman et al., 2001; Jakupcak et al., 2002)，而面临着情绪调节困难的流动儿童父母，更容易采取暴力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且在社会学习理论看来，父母的攻击、强迫、冷漠、压制等不理智的矛盾处理方式，给孩子提供了观察的榜样，并以“图式”的方式埋藏于儿童心底，今后一旦遇到同样的或相似的环境，就有可能表现出来(宋广文，何文广，2011)，在父母更多采用心理虐待和身体暴力的冲突解决方式下，儿童也学习用冲突的方式应对问题，从而表现出更多对立、违抗、易激惹的状况。而从家庭系统观的角度(蔺秀云等，2013)，个体水平上父母的情绪调节困难这一因素会影响流动儿童的ODD症状，并且这一个体水平因素是通过互动水平上父母亲子冲突解决方式的中介作用对流动儿童的ODD症状产生影响。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示，仅有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儿童ODD症状的直接路径受到儿童情绪调节的调节。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儿童自身的情绪调节因素能够调节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儿童内化症状的影响(Han & Shaffer, 2013)。但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所起的中介作用并未受到儿童情绪调节的调节，因此预先假设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不成立。

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情绪调节无法调节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亲子冲突解决方式的影响，说明尽管以往文献表明对立违抗儿童由于其自身情绪的易激惹和行为的对抗性(Hamilton & Armando, 2008)可能会影响到父母的情绪调节以及父母在亲子冲突中采取的解决方式，但对于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群体，父母采取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受父母情绪调节困难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并不受到儿童情绪调节的调节。这也表明在未来的干预研究中，应关注改善ODD症状流动儿童父母的情绪调节。

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儿童情绪调节能够显著地调节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其ODD症状的影响，而无法调节中介变量亲子冲突解决方式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的影响，说明在父母自身出现情绪调节困难时，儿童能够通过自身的情绪调节来调节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自己的影响，而当亲子冲突出现，即父母直接采取暴力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时，或儿童受到严重心理虐待或者身体暴力时，则无法通过自身的情绪调节来调节这种暴力对自己的影响。从家庭系统观的角度(蔺秀云等，2013)，不仅个体水平上父母的情绪调节困难会影响流动儿童的ODD症状，互动水平上的父母亲子冲突解决方式这一因素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而且在个体水平上儿童自身的情绪调节也起着保护性的调节作用，直接调节父母的情绪调节困难对儿童ODD症状的影响。此外，研究结果也说明了尽管有必要对ODD儿童青少年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进行干预和训练(Nelson-Gray et al., 2006)，但更需要的是对父母的情绪调节困难进行辅导，并改善他们应对亲子冲突的解决方式，以减少对儿童ODD症状的影响，改善ODD症状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

本研究发现：(1)相比于流动儿童对照组，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包括更差的情绪调节能力和更严重的情绪消极和不稳，其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和父母采取的亲子冲突解决方式都更差；(2)父母情绪调节困难通过亲子冲突解决方式的中介对流动儿童ODD症状产生影响；(3)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的直接影响会受到儿童情绪调节(儿童情绪调节与儿童情绪消极和不稳)的调节，但儿童情绪调节对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所起的中介作用并无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