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隐喻包含两个认知域：始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所谓的始源域是指我们熟悉的、具体的、能直接体验的认知域;而目标域则是指比较抽象的、难以理解和感知的认知域。道德概念是社会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抽象概念，对它的理解也是通过相对具体的概念来实现的，如道德的亮度与颜色隐喻(Sherman & Clore, 2009;Hill & Lapsley, 2009)和道德的洁净隐喻(Haidt & Joseph, 2004; Schnall, Benton, & Harvey, 2008;Zhong & Liljenquist, 2006)。

除了上述的两种隐喻，垂直空间隐喻与道德概念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空间的“上”映射到积极领域，表示符合人们利益的事物;空间的“下”映射到消极领域，表示违背社会规范或者人们利益的事物，从而使这些领域具有了“上-下”结构的隐喻。例如，在生活中，人们常用上/下来表示权利的大/小和事物的好/坏。目前，研究者主要是对道德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现实性进行了一些研究(Chasteen, Burdzy & Pratt, 2010;Meier, Hauser, Robinson, Friesen & Schjeldahl, 2007;Meier, Sellbom & Wygant, 2007 ;Hill & Lapsley, 2009;Wang & Lu, 2013)。例如，Meier和Hauser(2007)等人的研究发现，陌生人的照片出现在屏幕的上方而非下方时，被试更倾向于认为陌生人笃信上帝，即“道德在上”。Hill和Lapsley(2009)在对道德人格的研究中也发现，被试在较高的视野对不道德人格给出更低的评价，由此得出了“不道德在下”的结论。而Chasteen, Burdzy和Pratt(2010)的研究发现，与上帝(代表“道德”)有关的词能够有效地启动被试对“上”的靶子的反应;而与恶魔(代表“不道德”)有关的词会启动个体对在“下”的靶子的反应，即同时发现了“道德在上，不道德在下”。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道德概念空间隐喻心理现实性的具体表现并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再次检验，确定其稳定性。

除了检验道德概念空间隐喻的心理现实性，研究者还关注这种隐喻映射的方向性。Lakoff(1987)提出，映射是单方向的，即是从具体概念向抽象概念映射。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可能存在双向映射，即不仅存在从抽象概念映射到具体概念，同样存在着相反的映射。例如，Jostmann, Lakens和Schubert(2009)发现被试拿着重的写字版较之轻的写字版对事物的重要性或者评价更高，证实了由重量到重要性的映射。而在另一项研究中，Schneider, Rutjens, Jostmann和Lakens(2011)要求被试评估一本书的重量以及售价，发现对于被告知更重要的书，被试认为它更重并且价值更高。结果表明重要性的信息影响了被试对重量的判断以及价值的判断。可见，概念隐喻的双向性假设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支持。而道德概念空间隐喻也存在双向性的问题，本研究将探讨这一问题。

另外，当前对于道德概念隐喻的研究几乎都是西方研究者，这就造成其研究的道德概念带有西方文化的色彩。本研究将从本土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选用中国传统仁义道德词来考察中国传统道德的空间隐喻问题。

本研究的目的是对儒家传统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拟解决以下问题：(1)传统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现实性;(2)检验垂直空间向传统道德概念的映射;(3)检验传统道德概念向垂直空间的映射。其中，实验1的任务中空间信息与道德概念词将同时出现，将检验道德概念与垂直空间信息的隐喻关系，但不能确定映射的方向。为了进一步考察隐喻中映射的方向性，以及检验映射是否具有双向性，进行后续的两个实验。实验2和实验3将道德概念和空间信息混合呈现模式改为单一信息启动模式。其中，实验2通过单纯控制面孔图片的空间位置，即通过空间位置的启动，考察垂直空间信息对道德概念的映射，即“上是道德，下是不道德”。实验3尝试通过单纯呈现道德词汇来启动被试的垂直空间概念，从而考察传统道德概念对垂直空间信息的的反向映射，即“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

实验1采用图词匹配记忆任务，考察道德概念与上下空间信息的隐喻联结。实验假设：个体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存在传统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

在校大学本科一年级学生37名(男生18名，女生19名)，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

从“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王妍，黄宇霞，罗跃嘉，2005)选用中性面孔图片16张，其中男性、女性图片各8张。实验选用的男性图片(M=4.39)和女性图片(M=4.37)在愉悦度上没有显著差异，t(14)=-0.072，p=0.944;在唤醒度上，男性图片(M=4.04)和女性图片(M=4.17)没有显著差异，t(14)=0.522，p=0.610;在优势度上，男性图片(M=4.92)和女性图片(M=4.95)没有显著差异，t(14)=0.200，p=0.844。本研究中男女面孔呈现顺序及位置均作了随机处理。

由四名心理学专家选取传统道德概念双字词，由50名大学生进行道德效价的评定，评定等级从“-4”到“4”，“-4”代表不道德色彩最强，4代表道德色彩最强。从中选取道德词、不道德词和中性词各16个。选用的道德词(M=11.01)、不道德词(M=4.92)、中性词(M=6.65)三类词的词频(单位为百万分之一)没有显著差异，F(2，45)=1.575，p=0.218;道德词(M=17.62)、不道德词(M=19.06)、中性词(M=18.31)在笔画数上没有显著差异，F(2，45)=0.396，p=0.675;道德词(M=3.00)、不道德词(M=-3.09)在效价的绝对值上没有显著差异，t(30)=-1.034，p=0.310。

实验采用3(词的类型：道德词，不道德词，中性词)×2(垂直空间方位：上方，下方)两因素被试内设计。因变量是被试的再认成绩。

实验程序：实验分为两部分进行。每部分的记忆任务中包括4组材料。每组材料在上方(屏幕1/4处)和下方(屏幕3/4处)各有一张面孔图片，每个面孔图片对应三个配对词汇。配对词汇为道德词、不道德词或者中性词。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500 ms后消失。然后出现面孔和匹配的词汇。每组图片呈现8 s。图片和配对词汇呈现完毕后，进行1分钟分心任务，即判断计算题目的正确与否。最后是图词匹配再认任务。这时，面孔图片和一个配对词汇随机呈现在屏幕上方或下方，被试根据刚才的记忆按键判断图片与词汇是否匹配。材料的匹配与控制：第一，记忆时，面孔性别、词汇类型和上下位置均在呈现顺序上作了平衡。第二，再认时，词汇与图片的匹配与不匹配两种情况各占50%。

被试在再认任务中对屏幕上方或下方呈现过的图片与三类词汇匹配的判断结果，见表 1。

进行卡方检验，空间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χ²(1)=0.250，p=0.617;词汇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χ²(2)=2.260，p=0.323;词汇类型和空间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χ²(2)=9.005，p<0.05。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道德词上，空间上方再认正确个数(101)多于空间下方再认正确个数(75)，χ²(1)=3.841，p=0.05;在不道德词上，空间下方的再认正确个数(112)多于空间上方的再认正确个数(83)，χ²(1)=4.313，p<0.05;在中性词上，空间上方(110)和空间下方(95)再认正确个数没有显著差异，χ²(1)=1.098，p=0.29。

实验1的结果显示，被试在图词匹配再认任务中再认成绩较好的情况是：(1)道德词和空间上方的面孔配对呈现;(2)不道德词和空间下方的面孔配对呈现。而再认成绩较差的情况是：(1)道德词和空间下方的面孔配对呈现;(2)不道德词和空间上方的面孔配对呈现。这一结果证明了实验假设，即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存在。具体表现为“道德在上，不道德在下”。

以中性面孔图片作为刺激材料，将被试对面孔进行的道德性评级作为指标，考察上下空间方位的启动能否影响被试对于面孔道德性的判断。实验假设：隐喻机制中存在由垂直空间到道德概念的映射。

在校大学本科生31名(男生11名，女生20名)，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从“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中选用中性面孔图片，其中，男性和女性图片各40张。实验选用的男性图片(M=4.30)和女性图片(M=4.47)两类图片的愉悦度经过t检验结果表明，没有显著差异，t(78)=-1.970，p=0.073;在唤醒度上，男性图片(M=4.06)和女性图片(M=3.73)两类图片，经过t检验结果表明，没有显著差异，t(78)=-0.205，p=0.205;在优势度上，男性图片(M=4.69)和女性图片(M=4.77)两类图片，经过t检验结果表明，没有显著差异，t(78)=-1.262，p=0.210。

采用单因素两水平的被试内设计。自变量是图片呈现的位置，有两个水平：上和下。因变量是被试对面孔图片的评价等级。包括1-6六个等级评分，依次为：1-非常不道德，2-不道德，3-比较不道德，4-比较道德，5-道德，6-非常道德。

实验程序：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500ms后消失。然后在屏幕垂直位置的1/4处和3/4处随机呈现一个陌生面孔。被试需要输入等级数字进行道德性评价。共80张面孔图片，男女分别40张，上下各呈现20张。图片顺序和位置经过随机化处理。

对面孔的道德性评价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对呈现在上方的图片的道德性评价等级(M=3.91)显著高于呈现在下方的图片(M=3.66)，t(30)=5.06，p<0.001。结果见表 2。

实验结果表明在呈现面孔图片时，通过单一启动图片的空间位置信息，影响被试对于面孔图片道德性的判断。这一结果验证了本实验的假设，存在垂直空间位置向传统道德概念的映射机制，即“上是道德，下是不道德”。

实验3采用不随意记忆任务，考察道德概念隐喻的另一个方向的映射，即“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实验假设：由于道德概念隐喻的映射，词汇的道德色彩会影响被试对词汇的空间位置的判断。

在校大学本科生23名(男生8名，女生15名)。被试视力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

选用的词汇同实验1。包括道德词、不道德词、中性词3类词各16个，共48个。

本实验用3(词的类型：道德词，不道德词，中性词)×2(垂直空间方位：上方，下方)两因素被试内设计。因变量是被试将三类词判断为在上方或下方的个数和比率。

实验程序：进行记忆任务，要求被试记忆词汇，但未要求记忆词汇的位置。首先，呈现“+”注视点，500ms后消失。接着在屏幕中央垂直位置的1/4处和3/4处各有一个词汇，呈现时间为4s。然后是1分钟的分心任务。最后是再认任务。需要被试判断屏幕中央呈现的词汇是否出现过。有三种判断结果：(1)确认该词出现过，按“1”键，然后判断这个词汇曾经出现在屏幕的位置。如果认为曾出现在上方，按“↑”键，在下方，按“↓”键。(2)不确定该词是否出现，则按“2”键，然后凭记忆猜测是曾出现在屏幕上方还是下方。(3)确定该词没有出现过，则按3键，不需要进行上下判断。词汇相继呈现，被试对每个词汇做判断。再认任务中，被试需要对72个词汇进行判断，包括48个出现过的词汇和24个未出现过的干扰词汇(道德词、不道德词、中性词各8个)。

再认正确，并判断正确是指被试将记忆时出现过的词汇再认出来，并且位置判断正确。以再认正确并判断正确的比率作为统计指标，计算方法是再认并判断正确次数除以所有再认正确的次数。结果见表 3。

进行2×3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空间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F(1，22)＝0.305，p>0.05。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2，44)＝8.333，p<0.01，η²=0.014。空间位置和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44)＝10.385，p<0.01，η²=0.417。对空间位置和词汇类型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1)将道德词正确判断为上方的比率(0.74)显著高于下方(0.42)，F(1，22)=10.310，p<0.01，η²=0.319;(2)将不道德词正确判断为下方的比率(0.69)显著高于上方(0.45)，F(1，22)=7.462，p<0.05，η²=0.253。(3)将中性词正确判断为上方和下方的比率没有显著差异，F(1，22)=0.009，p>0.05。

因为被试再认正确但判断错误的次数较少，所以不再计算所占比率，而直接计算次数。实验结果见表 4。

进行卡方检验，空间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χ²(1)=0.368，p=0.544。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χ²(2)=28.529，p<0.001，中性词再认正确而判断错误情况(64)明显少于道德词(133)和不道德词(132);词汇类型和空间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χ²(2)=29.902，p<0.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1)对于道德词而言，被试倾向于将其错误地判断为在上方的次数(91)多于下方(42)，χ²(1)=18.053，p<0.001;(2)对于不道德词而言，将其错误地判断为在下方的次数(86)多于上方(46)，χ²(1)=12.121，p<0.001;(3)对于中性词而言，将其错误地判断为在上方的次数(33)和下方(31)的次数没有显著差异，χ²(1)=0.063，p=0.803。

再认错误是指该词汇没有出现，而被试将其判断为出现，并且做出了位置判断。位置判断情况见表 5。

进行卡方检验，空间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χ²(1)=1.066，p=0.302。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χ²(2)=39.422，p<0.001，中性词再认错误并指出方位情况(28)明显少于道德词(85)和不道德词(98);道德词与不道德词没有显著差异。词汇类型和空间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χ²(2)=27.704，p<0.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1)对于记忆任务中未出现的道德词而言，被试将其判断为出现在上方(64)多于在下方(21)，χ²(1)=21.753，p<0.001;(2)对于记忆任务中未出现的不道德词而言，被试将其判断为出现在下方(58)和上方(40)的次数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χ²(1)=3.306，p=0.069;(3)对于记忆任务中未出现的中性词而言，被试将其判断为在上方(9)和下方(19)的次数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χ²(1)=3.571，p=0.059。

实验3的结果显示，在判断正确的情况下，将记忆过程中呈现在上方的道德词判断正确次数更多，将记忆过程中呈现在下方的不道德词判断正确个数更多;在判断错误的情况下，被试将呈现在中央的道德词更多地判断为在上方，将不道德词更多地判断为在下方;在对未出现过的词汇进行错误再认后，将更多的道德词判断为曾出现在上方。结果表明，道德概念诱发了个体的上下空间位置感，无论是在做出正确判断还是错误判断的情况下，被试均倾向于将道德词与空间上方相联系，不道德词与空间下方相联系，即“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从而证明了道德概念到垂直空间映射机制的存在。

体验认知观认为概念形成根植于普遍的躯体经验，特别是空间经验，是人们对身体和空间的认识的结果。可以说，人们不断与周围的物理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空间概念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概念，是人们理解其他抽象概念的基础之一(Gibbs, 2006;Lakoff & Johnson, 1999)。这种空间概念与抽象概念的映射，就形成了大量以空间为始源喻的概念隐喻。本研究借助于传统道德概念和垂直空间之间的映射机制，再次证明了认知体验观存在的心理现实性。同时针对Lakoff和Johnson(1999)提出的单向映射理论，通过实验证明存在垂直空间到抽象道德概念以及抽象道德概念到垂直空间的双向映射，即“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以及“上是道德，下是不道德”。

本研究确认了传统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存在。实验1结果表明，传统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影响了被试对于面孔图片和道德词汇匹配与否的判断。这一结果与Meier和Wygant(2007)用IAT测验得到的结果是一致。该研究发现道德词汇与上下空间信息在人们的内隐加工中存在联结关系。Lakoff和Johnson(1990)指出，隐喻具有体验性，其认知基础是意向图式和基本认知概念。其中，基本认知概念在本研究中就是指空间概念。基于此观点，对于实验1结果中传统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我们尝试从以下两方面做出解释。

一方面，当人们对传统道德概念进行加工时，其垂直空间信息就会被自动激活，从而成为抽象道德概念表征的一部分。如果这些道德概念的始源域(上或下)与其呈现的空间位置(上或下)相一致，则会出现易化效应。即道德词呈现在屏幕上方，其判断任务就会由于激活的始源域和空间位置相匹配而被易化，因此将上方的道德词和面孔图片匹配判断为正确的次数更多。相反，不道德词激活的是“下”这一具体概念，当它出现在屏幕的上方时，就跟它“下”的心理表征相冲突，因此将上方的不道德词和面孔匹配判断正确的次数相对较少。探究其形成机制，可以认为垂直空间隐喻作为一种表达式，通过垂直维度的空间隐喻的认知方式，将上下空间方位分别与抽象概念的积极属性和消极属性相对应而产生新的关系。

另一方面，从概念形成过程中意向图式起到重要作用的角度来说，传统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机制离不开上-下意向图式。Lyons(1977)指出在人类体验世界的过程中，时刻受到自身内部结构的限制，包括身体结构、神经生理器官，同时受到外部地球引力的限制，由此垂直性自然成为了身体和心理上最为显著的空间层面。而空间上通常与积极属性相联系，下与消极属性相联系。因此，这种自动的、灵活的连接成为人们理解抽象概念的基础。本实验中，被试在这种已经存在的上-下意向图式的作用下，进行不随意记忆任务。被试并未意识到对于位置的记忆，而是单纯的记忆面孔图片和与之匹配的词汇。在接下来的再认任务中，被试对于先前记忆过得面孔和词汇匹配正确与否做出判断，上方的面孔和道德词匹配激活了“上”与积极性的联接，因此判断正确个数更多;下方的面孔和不道德词匹配激活了“下”与消极性的联接，因此判断正确个数更多。

吴念阳(2009)指出，以上关于隐喻的两种机制解释并不冲突，可以根据Lakoff的空间隐喻的体验性特征将空间隐喻的意向图式映射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感知运动经验形成了上-下空间方位这个始源域;其次，人是处于世界这个环境中的，通过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反复经历，从而可以运用空间图式对客观世界中的积极和消极关系进行表征;最后，这一对应关联通过神经联系在体内形成。可以理解为上-下意向图式是空间隐喻化认知的基础，是隐喻投射的先决条件。

实验2的结果表明，当面孔图片出现在屏幕上方时，由于对被试空间方位感的启动，因此倾向于将其判断为道德;反之当面孔图片出现在屏幕下方时，被试倾向于将其判断为不道德。由此可见，空间方位信息的启动影响了被试对于面孔道德性的判断。

Lakoff和Johnson(1999)的概念隐喻映射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结果。该理论认为：概念隐喻包括始源域(喻体)、目标域(本体)两个部分，映射方式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始源域往往是我们熟悉的、已知的或者具体的概念，目标域往往是不熟悉的、有待理解的或者抽象的概念。这一映射方式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基本途径-从具体到抽象。这种隐喻映射可能源自于婴幼儿期的基本经验。儿童的认知是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成熟的，首先获得具体概念。其中，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具体概念。在经历的一系列具体情境中，当出现抽象的、较难理解的概念结构时，个体则会通过已经存在的较容易理解的具体概念对其进行理解。这种过程长期运用的结果是人们会通过基本的感知经验代替抽象的社会经验，从而形成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映射。就传统道德概念来看，儿童从小接触的较为权威的社会关系就是师生关系。在儿童眼里，教师是道德高尚并且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教师的授课都是站在讲台上，并且一些道德模范或者权威人士的演讲都是站在较高的台子上面。这种对空间位置反复的、直接的感知运动体验有意或者无意的在儿童思维形成过程中产生影响，构建出“上”、“高”和道德的联系。因此在本实验中，当面孔图片随机呈现在屏幕上方或下方时，被试对面孔道德性的判断产生差异。

实验3的结果表明对于道德概念的激活同样会导致在心理上对垂直空间位置的模拟，即实现了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中道德概念向垂直空间的映射。在研究中，道德概念能够启动被试的道德体验，产生上-下的感觉动作模拟，从而影响被试对于词汇位置的判断。

已有证据表明，人们的内部空间感知和对于外部环境的注意分配之间存在很强的联接，对于抽象概念的评价能够激活与之相关注意力的定位，同样可以反过来影响我们从环境中获得什么样的视觉信息(Chasteen, Burdzy & Pratt, 2010)。这些发现表明空间信息渗入到抽象概念建构的内部，即抽象概念本质上是用空间概念进行表征的，表现在影响人们注意力的分配方面(Fischer, Castel, Dodd., & Pratt, 2003;Weger& Pratt, 2008)。本研究中，被试对于呈现在屏幕中央的道德概念的认知和评价，诱导产生向上或者向下的注意，从而根据词汇类型做出不同的空间方位判断。从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结果来看，加工抽象概念的前额叶皮层、表征空间概念与进行注意定向的后顶叶皮层之间存在较强的联接(Buschman & Miller, 2007;Colby & Goldberg, 1999; Corbetta, Kincade, Ollinger, McAvoy, & Shulman, 2000)。同时有证据表明自上而下的注意过程激活了相应的额叶皮层到顶叶皮层，以及后顶叶皮层，尤其是顶内沟(Buschman & Miller, 2007)。道德概念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向垂直空间的映射可以通过这种神经机制进行解释。个体对物理温度的感知和情感信息之间的相互映射存在类似的作用机制，二者的加工激活着相同的脑区，在脑岛皮层上实现着共享，这种皮层相应位置的重叠可以用来解释两者在心理意义上的紧密关联，这一结果对于两者之间的相互映射提供了神经基础(Williams & Bargh, 2008)。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传统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和双向映射。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对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概念的加工过程中，出现了“上是道德，下是不道德”的映射。可见由于教育和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形成了这种道德概念的空间隐喻。而且这种隐喻形成后，可以出现反向映射，即道德启动空间信息，出现“道德在上，不道德在下”。这种概念隐喻和映射关系在大学生认知中已经非常稳定了。本研究对于后续研究的启发是(1)进一步考察这种概念隐喻出现的关键年龄;(2)进一步考察双向映射出现的关键年龄;(3)考察非正常人群的概念映射，例如反社会人格的群体是否存在“道德在下，不道德在上”的映射。6 结 论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验证了传统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并证实垂直空间和道德概念之间存在双向映射，既存在由垂直空间到道德概念的映射机制，同时存在由道德概念到垂直空间的映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