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我国正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儿童受人口流动影响成为流动儿童。本研究中流动儿童指的是6~14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居半年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流动儿童课题组，2006)。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指标图集(2014)》显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总数从2000年的4272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1.06亿，占中国儿童总数的38%，其中包括流动儿童3581万人。2013年，全国有931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小学就读，占全国城市小学在校生总数的34%(教育部，2014)。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流动儿童高度集中在中东部发达地区，且部分地区流动儿童占当地儿童比例很高，如北京市每10个儿童中有4个是流动儿童(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

流动儿童有着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相比本地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着更多内化情绪问题和外化行为问题(Hu，Lu，& Huang，2014; 胡进，2002; 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兰菁，2009; 王芳，吴晓丽，沈玉林，王惠凤，2005)，对其社会适应造成不良影响。王芳等人(2005)的研究显示流动儿童行为问题的总检出率为25.5%，其中男生28.8%，女生21.5%，且男生多外化的攻击行为，女生多社会退缩和内化的抑郁。在流动儿童学校适应过程中，这些内外化问题都会对他们的适应有所阻碍(Cheung，2013)，其中有一种内化和外化问题交汇的问题，即包括情绪上易激惹(irritable)和行为上顽固、攻击(headstrong/hurtful)的对立违抗(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症状流动儿童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流动儿童有这样的症状将严重损害他们在城市的学校适应。

ODD是指儿童的对立违抗障碍，主要为一组以对权威人物(authority figures)的抗拒、违抗、敌对等行为为特征的障碍(DSM-I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症状表现包括情绪失去控制、与成人争吵、易激惹、公然违抗他人等情绪和行为两方面(Lavigne，Bryant，Hopkins，& Gouze，2014; Barry，Marcus，Barry，& Coccaro，2013; Hamilton & Arm and o，2008)，其社会功能方面受损严重，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以及亲子关系恶化，学校适应和学校表现更差(Kledzik et al.，2012; Skoulos & Tryon，2007; 蔺秀云等，2013)。ODD可分为情绪上的易激惹(irritable)和行为上的顽固、攻击(headstrong/hurtful)两个维度，可分别预测不同的其他障碍和预后发展(Lavigne et al.，2014; Stringaris & Goodman，2009)：易激惹主要是ODD儿童的情绪方面症状，可预测内化问题，与成年后更多的情绪障碍(mood disorder)有关，而顽固、攻击主要是行为方面症状，可预测破坏性行为(Disruptive behavior)和犯罪，与成年后更多的暴力行为有关。流动儿童因为流动本身已对他们的城市适应和发展不利，如果他们又具有严重的ODD症状，他们的城市适应和发展将受到更多损害。因而本研究以有ODD症状的北京儿童为参照，首先探讨流动儿童的ODD症状严重状况。

在引起ODD症状的诸多家庭因素中，虐待对儿童ODD症状的影响较大(Boden，Fergusson，& Horwood，2010)。世界卫生组织(WHO，2011)将儿童虐待(child maltreatment)定义为会对儿童健康、发展以及自尊造成实际或潜在伤害的所有形式的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忽视和遗弃等。在中国家庭中，例如推搡、扇巴掌等所谓“轻度”体罚(即躯体虐待)在学龄儿童中的检出率达到53%~78%，而在小学生中，曾遭受一种或多种情感虐待的比率高到83.9%(Tang，1998a; 陈晶琦，马玉霞，梁艺怀，2008; 李彪，2005)。依据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1979)和相关实证研究，Belsky(1993)提出了儿童虐待的生态系统模型，包括在微系统(micro-level)、中系统(meso-level)、外系统(exo-level)、宏系统(macro-level)和时间系统(chrono-level)水平上关于虐待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微系统水平和中系统水平。在中系统水平上，家庭暴力环境、有限的心理资源、儿童抚育负担重和失业、搬迁、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等家庭压力事件都是影响虐待发生的危险因素(Freisthler，Merritt，& LaScala，2006; Swenson，Saldana，Joyner，& Henggeler，2006)。具体对流动儿童家庭来说，流动搬迁带来家庭压力，家庭面临经济压力和社会资源短缺(Cheung，2013; Wu，Lu，& Kang，2015)，且流动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奔波，大多自身文化水平较低，无暇管教子女或管教方式粗暴(侯娟，邹泓，李晓巍，2009)，这些都可能影响儿童虐待的发生。而在微系统水平上，虐待会影响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hip)，并可能带来虐待的跨代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buse)，且躯体虐待短期可预测儿童的焦虑、抑郁等内化情绪问题，和攻击行为、对立违抗行为等外化行为问题，并且长期可预测儿童将来包括暴力犯罪、反社会行为、物质滥用和自杀尝试等适应不良问题(Bernet & Stein，1999; Malinosky-Rummell & Hansen，1993; Swenson et al.，2006; Trickett & Kuczynski，1986; 蒋奖，许燕，2008; 魏贤玉等，2008)。此外，以往研究表明，相比躯体虐待，情感虐待与情绪问题有着更大的相关(Spinazzola et al.，2014; Teicher，Samson，Polcari，& McGreenery，2006)。所以本研究探讨与有ODD症状的北京儿童相比，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是否遭受到了更多的情感和身体虐待，并且虐待是否导致了更多的ODD症状，情感虐待是否导致了更多的情绪方面ODD症状，同时躯体虐待是否导致了更多的行为方面ODD症状。

但是以往研究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经历过虐待的孩子都会有严重的内化情绪问题和外化行为问题，而是有一些因素在虐待和儿童的情绪和行为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或调节作用。以往研究表明，父母-儿童之间的互动因素，即亲子关系最有可能起到中介或调节作用(Liao et al.，2011; Swenson et al.，2006)。亲子关系指的是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互动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王云峰，冯维，2006)，以往研究者(Driscoll & Pianta，2011)将亲子关系分为亲密度(Closeness)和冲突性(Conflict)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分别与亲子关系中的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有关。情感或躯体上的虐待会影响到亲子关系(Liao et al.，2011)，导致更多的亲子关系冲突，而高冲突的亲子关系可能进一步对儿童的ODD症状产生影响(蔺秀云等，2013)，冲突性可能起着中介作用；而高亲密度的亲子关系则可能成为保护性因素(Driscoll & Pianta，2011; Rutter，1990; Sroufe，Duggal，Weinfield，& Carlson，2000)，缓解虐待带来的影响，亲密度可能起着调节作用。在中国，父母对子女期望较高，传统上会将体罚作为促进孩子取得成功的手段(Liao et al.，2011; Tang，1998b; 刘莉，2012)，对受到程度较轻的情感或躯体虐待的孩子来说，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可能仍然较为亲密，而亲密的亲子关系可能会减缓虐待对他们ODD症状的影响。但流动儿童父母长期忙于生计，无暇管教子女或管教方式粗暴(侯娟等，2009; 李晓巍，邹泓，金灿灿，柯锐，2008)，一般来说亲子关系较疏远，亲密度较差，家庭中的亲密度可能无法成为流动儿童被危险因素影响时的保护性因素。总的来说，对于流动儿童，在情感或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的ODD症状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冲突性和亲密度可能起的作用还尚不明确，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探讨在流动儿童家庭中，儿童虐待(包括情感和躯体虐待)对其情绪方面和行为方面ODD症状的影响，以及亲子关系(包括亲密度和冲突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假设：(1)相比有ODD症状的北京儿童，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其ODD症状更加严重，且受到了更多的情感和躯体虐待，亲密度更差，冲突性更高；相比无ODD症状的流动儿童，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受到更多的情感和躯体虐待，亲密度更差，冲突性更高；(2)情感和躯体虐待都将导致流动儿童更加严重的ODD症状，即情感和躯体虐待都能直接显著预测流动儿童ODD症状，但情感虐待对情绪方面的ODD症状预测更大，而躯体虐待对行为方面的ODD症状预测更大；(3)在情感或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的影响中，冲突性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亲密度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被试包括流动儿童ODD症状组，流动儿童对照组和北京儿童ODD症状组，共812名儿童。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共369人(男274人，女95人)，其中246人来自打工子弟学校，123人来自公立学校，分别有104人、88人、100人、75人、2人来自二、三、四、五、六年级，最小为7岁，最大为14岁，平均为9.46±1.45岁。而流动儿童对照组共349人(男166人，女183人)，其中213人来自打工子弟学校，136人来自公立学校，分别有84人、79人、98人、87人、1人来自二、三、四、五、六年级，最小为7岁，最大为13岁，平均为9.56±1.39岁。北京儿童ODD症状组共94人(男71人，女23人)，均来自公立学校，分别有1人、19人、31人、17人、26人来自一、二、三、四、五年级，最小为7岁，最大为12岁，平均为9.39±1.26岁。流动儿童父母共718人(男274人，女319人，剩余125人未填写性别)，父亲平均年龄37.77±5.40岁，母亲平均年龄36.44±5.24岁。北京儿童父母共94人(男30人，女55人，剩余9人未填写性别)，父亲平均年龄42.96±6.38岁，母亲平均年龄38.58±5.51岁。班主任教师共123人(男8人，女88人，剩余27人未填写性别)，来自123个班，平均年龄36.09±8.06岁。

此外，流动儿童的平均流动时间为75.16±37.85个月，最大156个月，最小6个月。

根据DSM-IV中对立违抗障碍的诊断标准发展的儿童ODD症状评估表，共8个项目(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评估表以“是”、“否”计分，符合项目中1条及1条以上即为ODD症状儿童。ODD症状可分为情绪方面ODD症状(易激惹)和行为方面ODD症状(顽固、攻击)(Lavigne et al.，2014; Barry et al.，2013)。本研究中评估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此评估表由班主任、临床心理学家和学校心理健康老师共同完成。

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选自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 - SF)，该量表用于测查儿童期受到的情感和躯体虐待，由Bernstein，Ahluvalia，Pogge和Handelsman(1988)编制，赵幸福、张亚林、李龙飞和周云飞(2005)修订中文版。情感和躯体虐待各5道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1“从不”到5“总是”。本研究中，情感虐待分量表和躯体虐待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9和0.73。此问卷由儿童填写。

亲子关系量表(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Scale，CPRS)(Pianta，1992)共有30道题，由父母评估他们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该量表由张晓等人(2008)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删去了原量表的4个项目，但仍保留了原量表的维度结构。本研究使用亲密度和冲突性这两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5和0.85。此量表由父母填写。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北京市10所小学(公立学校7所，打工子弟学校3所)，对2~6年级的儿童及其父母和班主任老师分别进行测查。选取被试时以有无北京户口将被试分为流动儿童/北京儿童。流动儿童来自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儿童仅来自公立学校。

具体程序如下：首先以方便取样的方式联系10所小学的心理健康教师，在心理健康老师同意参加后，由他们向各班班主任发送研究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第一步，在班主任同意参加后，首先由各班班主任提名班里有ODD症状的儿童，之后由心理健康教师、1名临床心理学家研究人员和班主任一起对儿童的ODD症状进一步确认，确认后共选出符合ODD诊断标准1条及以上的流动儿童(排除有智力障碍及其它障碍的儿童)共 375名；在选出375名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后，按照1：1的比例在对应班级内随机挑选没有ODD症状的对照组流动儿童共375名；另外，在公立学校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的班级内选出符合ODD诊断标准1条及以上的北京儿童共112名。第二步，由各班的班主任与挑选出的儿童和其父母联系，发送研究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包括父母同意自己参加和同意儿童参加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共有740名流动儿童的父母同意参加研究(包括374名有ODD症状的流动儿童和366名没有ODD症状的对照组流动儿童)，共有104名北京儿童的父母同意参加研究。第三步，对同意参加研究的班主任、儿童及父母进行问卷施测，实际发放给流动儿童及其父母和班主任老师的问卷各740份，实际发放给北京儿童及其父母和班主任老师的问卷各104份。班主任在办公室完成教师问卷，儿童在学校专门的教室利用课间时间完成儿童问卷。由各班主任将家长问卷交给父母，父母在家里完成(要求一名父母完成问卷；可以保留一星期以充分完成问卷)。第四步，问卷完成后，向被试发放礼品以示感谢。

在正式分析数据前，删除了儿童问卷、家长问卷和教师问卷无法成功配对的问卷和有较多缺失值的问卷共35份，最后确定的被试数为812人，其中包括流动儿童718人(包括369名有ODD症状的儿童，以及349名无ODD症状的对照儿童)和北京儿童94人。

使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首先用Harman单因素方法(Aulakh，& Gencturk，2000)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问卷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所有题目析出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方差的15.65%，小于40%的临界标准。之后对儿童、父母和教师的人口社会学变量和研究的自变量、因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和差异性分析；接着，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自变量、因变量的相关性；最后，通过建构回归模型分析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采用MANOVA分析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北京儿童ODD症状组和流动儿童对照组在情感虐待、躯体虐待、亲密度和冲突性、情绪方面和行为方面ODD症状上的差异，并进行LSD事后检验，结果如表 1所示。

如表 1所示，三组儿童在情感虐待、躯体虐待、亲密度、冲突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进行LSD事后检验发现：相比北京儿童ODD症状组，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受到的躯体虐待更严重，p < 0.001；其亲密度更差，p < 0.01；冲突性更高，p < 0.05。相比流动儿童对照组，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受到情感虐待的状况更严重，p < 0.001；受到躯体虐待的状况显著更严重，p < 0.001；其亲密度显著更差，p < 0.05；冲突性显著更高，p < 0.001。

此外，相比北京儿童ODD症状组，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情绪方面ODD症状更为轻微，F(1，462)= 20.04，p < 0.001，在行为方面ODD症状上两组则无显著差异。

首先，采用Person相关分析ODD症状组儿童的情感虐待、躯体虐待、亲子关系(亲密度、冲突性)、情绪方面ODD症状和行为方面ODD症状的相关情况，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显示，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均与亲密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冲突性呈显著负相关；躯体虐待和行为方面ODD症状显著正相关，冲突性和行为方面ODD症状显著正相关。此外，儿童性别和情绪方面ODD症状显著相关，学校类型与亲密度、情绪方面ODD症状和行为方ODD症状显著相关。由于情感虐待、躯体虐待和情绪方面ODD症状均无显著相关，情感虐待和行为方面ODD症状之间无显著相关，仅躯体虐待和行为方面ODD症状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后续仅对亲密度、冲突性在躯体虐待对行为方面ODD症状影响中的多重中介作用进行分析。此外，如果一个变量与自变量或因变量相关不大，则它不可能是中介变量，但有可能是调节变量(温忠麟，侯杰泰，2005)，虽然亲密度和行为方面ODD症状之间无显著相关，但由于亲子关系由亲密度和冲突性构成，在多重中介效应分析中仍纳入亲密度。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提出亲密度和冲突性在躯体虐待对行为方面ODD症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模型，如图 1。

图 1 亲密度和冲突性在躯体虐待对行为方面ODD症状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图选项

同样，依据相关分析结果，接下来进行多重中介效应分析(柳士顺，凌文辁，2009)。具体使用SPSS中的回归方程，以及Preacher和Hayes(2008)所提供的多重中介效应的SPSS宏进行分析(见表 3)。并使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即通过重复随机抽样在原始数据(n = 369)中抽取1000个Bootstrap样本，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见表 4)。

如表 3所示，单独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行为方面ODD症状变异的解释率R²为5.80%，加入亲密度和冲突性后，解释率R²变为7.10%。对于躯体虐待，行为方面ODD症状的路径系数a1、a2、b1’、b2’、c分别为-0.24、0.31、0.00、0.02、0.04，其中a1、a2、b2’、c显著。躯体虐待可直接显著预测行为方面ODD症状。

C1：亲密度减去冲突性，即比较亲密度和冲突性各自所起的个体中介作用之间的差异。

根据Bootstrap检验结果，如果路径系数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如表 4所示，结果表明：冲突性在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行为方面ODD症状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体效应的13.57%)，但亲密度在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行为方面ODD症状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亲密度的中介效应和冲突性的中介效应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亲密度在多重中介效应分析中的个体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亲密度和虐待之间均显著相关，亲密度和ODD症状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有可能成为调节变量，且如引言中所述，高亲密度的亲子关系可能成为儿童受虐待的保护性因素(Driscoll & Pianta，2011; Rutter，1990)，因此后续按照温忠麟和侯杰泰(2005)所述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将变量中心化后进行亲密度在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情绪方面和行为方面ODD症状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对亲密度在虐待对ODD症状影响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检验，结果仅发现亲密度在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情绪方面ODD症状影响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中心化后的躯体虐待和亲密度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β(B)= -0.647(-0.005)，p < 0.05。

进一步深入分析亲密度在躯体虐待对情绪方面ODD症状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调节变量高/低出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标准，选出亲密度高/低个体，进行简单斜率检验(Aiken & West，1991)，并绘制其在躯体虐待和情绪方面ODD症状之间的回归线，如图 2。

图 2 亲密度在躯体虐待对情绪方面ODD症状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图选项

总体上，对比北京儿童ODD症状组，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受到的躯体虐待更高，其亲密度显著更低，冲突性显著更高，这可能由于流动儿童家庭特点导致，其父母受自身文化水平所限，管教方式可能更为简单粗暴(侯娟等，2009)，躯体虐待更多，从而亲子关系也更不亲密，冲突性更大。然而相比北京儿童ODD症状组，流动儿童ODD症状组有着显著更低的情绪方面ODD症状，这可能由于流动儿童中有许多曾经是留守儿童，面临着和父母的早期分离(Wu et al.，2015)，且相比ODD症状北京儿童，ODD症状流动儿童其父母管教方式更为简单粗暴(侯娟等，2009)，他们没有通过与重要他人(尤其与父母)的互动充分发展其情绪理解和情绪表达能力(Solomon & Mbugua，2014)，他们更少关注情绪感受，情绪理解和情绪表达能力可能更差一些，对立违抗更多表现在行为上，因而表现出的情绪方面ODD症状更低，而在行为方面ODD症状上则与北京儿童ODD症状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而相比流动儿童对照组，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受到更严重的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亲密度更差，冲突性更大，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符，在ODD儿童家庭中，家庭氛围更为冷漠，亲子关系疏离，亲子冲突大(Burke，Loeber，& Birmaher，2002; 张跃兵等，2008)。

躯体虐待能显著预测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行为方面ODD症状，这说明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在家庭中受到的躯体虐待对其外化行为问题有着重要影响，这与以往对非流动儿童的研究结果一致(Swenson et al.，2006; Trickett & Kuczynski，1986)。而躯体虐待与情绪方面ODD症状之间无显著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在本研究中，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的评价是由教师完成的，而躯体虐待是由儿童自评的，评价者不一致会带来一定影响(Van Der Oord，Prins，Oosterlaan，& Emmelkamp，2006)，教师可能更关注于儿童的行为表现，因而可能低估了他们的情绪症状表现。

具体来说，躯体虐待与情绪方面ODD症状之间无显著相关，但躯体虐待能显著预测行为方面ODD症状，而这说明相比于内化的情绪问题，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组外化的行为问题有着显著而重要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表明情感虐待与情绪方面ODD症状、行为方面ODD症状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这可能是因为相比躯体虐待，情感虐待与情绪问题有着更大的相关(Spinazzola et al.，2014; Teicher et al.，2006)，而ODD是兼具情绪和行为两方面的障碍(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 Lavigne et al.，2014)，其情绪维度本身也与行为维度密切相关，但具体原因还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在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行为方面ODD症状的影响中，冲突性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以往研究已表明躯体虐待会影响到亲子关系(Belsky，1993; Liao et al.，2011)，即在微系统水平上直接导致更多的亲子冲突，而冲突的亲子关系进一步对儿童的ODD症状产生影响(蔺秀云等，2013)。本研究的结果说明，在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家庭互动中，躯体虐待会在微系统水平上通过影响流动儿童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导致更高的冲突性，进一步对他们的ODD症状产生影响。

而在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组的情绪方面ODD症状的影响中，亲密度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说明他们的家庭互动中，亲密的亲子关系可能减缓了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情绪方面ODD症状的影响。然而尽管亲密度调节了躯体虐待对情绪方面ODD症状的影响，但在躯体虐待对行为方面ODD症状的影响中并无调节作用，说明尽管亲密度能一定程度缓解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情绪方面ODD症状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躯体虐待仍会加剧他们的行为方面ODD症状。

此外，尽管取样时尽量按照男女1比1的比例，但由于ODD症状在男孩中更为常见(Hamilton & Arm and o，2008)，流动儿童ODD症状组中男生仍多于女生，和对照组在男女比例上并不对等。且由于打工子弟学校中并无北京儿童，实际按照相应班级中有ODD症状的北京儿童进行了选取，北京儿童ODD症状组与另两组的数量并不对等。为了在学校、班级上匹配，没有再从其他学校和班级选取有ODD症状的流动女生和北京儿童。

值的一提的是，本研究发现的回归系数等并不高，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分别来自儿童、父母和教师。评价方式不一致、评价者因素(source effect)和儿童不同情景下的表现差异等，都可能导致对ODD儿童的评分不一致(Van Der Oord et al.，2006)。在本研究中，儿童ODD症状由教师评价，教师可能更多关注行为方面ODD症状，而亲子关系由父母评价，虐待则由儿童自己进行评价。对情绪和行为问题的不同评价者评分(cross-informant ratings)之间相关虽在低至中等水平，但却是对问题更完整的探究(Achenbach，McConaughy，& Howell，1987)。虽然本研究得到的回归系数等虽然并不高，但从不同群体的角度，更全面地呈现了虐待对流动儿童ODD症状的预测作用，以及亲子关系在其中的中介或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对比ODD症状北京儿童和对照组流动儿童，ODD症状流动儿童受到的虐待更严重，其亲子关系亲密度更低，冲突性更高。对ODD症状流动儿童：虐待与亲密度显著负相关，与冲突性显著正相关，躯体虐待、冲突性和行为方面ODD症状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躯体虐待能直接显著预测其行为方面ODD症状，但无法直接预测其情绪方面ODD症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躯体虐待对ODD症状的影响中，冲突性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躯体虐待通过影响亲子关系冲突性，对流动儿童的行为方面ODD症状产生影响，而亲密度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调节了躯体虐待对流动儿童情绪方面ODD症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