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青少年是指已满14周岁至未满25周岁的个体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触犯刑律的行为，依法受到处罚，并在押服刑的青少年犯群体(罗大华，何为民，2002)。由于经历刑事判决，再加上监狱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服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面临着严重威胁，尤其容易表现出较多的情绪适应问题。已有研究发现，抑郁是服刑青少年面临的主要情绪问题，服刑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得分普遍偏高，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也显著高于一般青少年(McCarty，V and erStoep，Kuo，& McCauley，2006; Monahan，Goldweber，& Cauffman，2011)。情绪适应不良的长期累积和伴随不仅会影响服刑青少年的狱内改造，而且也不利于他们刑满释放后的社会适应。因此，探讨提升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保护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增进他们的心理健康，进而帮助他们积极接受狱内改造乃至将来顺利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对于服刑青少年的研究主要基于缺陷模型视角(Larson，2000; Benson，Scales，& Roehlkepartain，1999)，认为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因此，关于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研究多关注其消极情绪，即通过探讨服刑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症状及其他情绪障碍来揭示他们的情绪适应问题(Cauffman，Lexcen，Goldweber，Shulman，& Grisso，2007; Monahan et al.，2011; 邵晓顺，2001)。但是，服刑青少年消极情绪的增多并不能否认其积极情绪的存在。近年来，随着积极发展观的兴起，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不是没有心理适应问题；即使在处境不利条件下，个体仍然具备健康发展潜力和优势，这关键在于个体是否具备了充分的发展资源(Roth & Brooks-Gunn，2003)。这就意味着，对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问题的系统研究，不仅需要探讨其消极情绪状况，还要关注他们的积极情绪适应状况，进而探索促进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发展资源及其作用机制。

父母支持是促进和增强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之一(Benson，2006)。对于服刑青少年而言，他们能够获取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父母支持是其能够获取的有效资源之一。已有研究发现，感知到高父母支持的青少年有较少的抑郁、孤独感(Restifo & Bögels，2009; Ruegera & Maleckib，2011; 田录梅，张文新，陈光辉，2014)，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和社会适应(Rubin，Dwyer，Kim，& Burgess，2004)。在服刑青少年群体中，有研究者将父母探视次数作为父母支持的测量指标，考察它和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入狱后获得父母探视较多的服刑青少年报告了较少的抑郁症状(Bales & Mears，2008; Cochran，2012; Monahan et al.，2011)。实际上，父母对服刑青少年的支持不仅仅体现在探视次数上，更重要的是父母与服刑青少年的沟通交流，父母为其提供的情感慰藉等，这种沟通交流和情感上的慰藉在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Cochran & Mears，2013)。同时，在中国“严父慈母”的文化环境中，父亲支持和母亲支持在服刑青少年发展中的作用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研究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分别探讨父亲支持和母亲支持在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中的保护作用。

公正世界信念是指人们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得其所得，得有所值(Lerner，1965)。Dalbert(2001)总结了公正世界信念的三种功能：(1)它代表着个体的个人契约并使其相信有义务公平行事；(2)它赋予个体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也将被别人公正对待，不会成为不可预料灾难的受害者；(3)它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有利于个体以有意义的方式解释生活事件。大量研究发现(Dalbert，2002; Dalber & Stoeber，2005)，公正世界信念是处境不利个体发展的内部资源，对于个体心理健康具有积极而稳定的促进作用。作为个体发展的重要内部资源，公正世界信念是否在服刑青少年的狱内情绪适应中发挥保护作用呢？研究表明(Otto & Dalbert，2005；张文新，李静雅，赵景欣，2012)，高公正世界信念者感知到的司法公正程度更高，有较少的违纪行为，能够更好地处理他们的负性情绪，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对自己的未来也更加有信心。这说明，服刑青少年的公正世界信念能够显著预测他们的情绪适应状况。

此外，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也会受到父母支持的影响。已有的关于社会支持与个体信念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正常被试群体，还是处境不利群体，他们的社会支持与个体的非理性信念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杨波，刘旭，杨苏勇，安莎莎，应柳华，2007；肖婧，2007；赵谦，2009)，表明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认知评估会越客观。对于服刑青少年，父亲和母亲对其入狱后的支持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于自己和他人所经历的司法判决事件的公正性认知，进而促进其狱内的情绪适应。根据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1979; 赵景欣，申继亮，2010)，个体的发展是以自身为主体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个体的外部资源会对个体的内部资源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个体的发展。可以预期，作为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外部资源，父亲支持和母亲支持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其积极适应，还可以通过增强个体的内部发展资源(如，公正世界信念)对其适应产生积极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拟以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分别作为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指标，父亲支持、母亲支持和公正世界信念作为其发展资源的指标，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考察服刑青少年的父母支持、公正世界信念和情绪适应的基本状况；(2)探讨父母支持与公正世界信念对于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直接预测作用；(3)检验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支持与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从XX省XX监狱选取446名服刑青少年作为被试，其犯罪类型包括抢劫、绑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和强奸等。由于女性服刑青少年数量较少，无法满足取样要求，因此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皆为男性服刑青少年。服刑青少年的年龄分布在15~2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8.71±1.24岁。服刑青少年的服刑时间分布在3~69个月之间，平均为21.86±11.72个月。其中来自农村的服刑青少年282人，占总样本量的63.2%；来自城市的服刑青少年164人，占总样本量的36.8%。根据青少年的年龄分布，进一步把服刑青少年分为了青少年中期个体(18岁及以下)和青少年晚期(18岁以上)个体，其中青少年中期个体192人，占总样本量的43%；青少年晚期个体254人，占总样本量的57%。

采用俞大维和李旭(2000)修订的由Kovacs编制的儿童抑郁问卷(CDI)来测量服刑青少年的抑郁情绪。该问卷包含27个项目，每个项目通过呈现三个选项来评估一个症状，让被试选择最合适自己的一个描述。问卷采用0到2记分。由于服刑青少年所处监禁环境的实际情况及日常生活与一般青少年有所不同，该量表中涉及“学习成绩”、“功课”、“老师及家长”的部分题项，用“监狱表现”、“劳动”、“警官”等词语进行了替换。例如，“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被替换为“我在监狱的表现还不错”。各项目得分相加求均分，分数越高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采用Huebner(1991)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问卷，问卷包括7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2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不能确定”，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本研究以服刑青少年在七个项目上的总均分作为其生活满意度的指标，总分越高表示服刑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该问卷已经被应用于国内的多个研究之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张莉，申继亮，黄瑞铭，罗曼楠，2011)。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

采用Lipkus等(1996)编制的公正世界信念问卷，问卷共8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其中1“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有点不同意，“4”表示有点同意，“5”表示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各项目得分相加求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公正世界信念越高。该问卷已经被应用于国内的多个研究之中(张莉等，2011)，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采用Barber等人(2005)修订的父母教养行为问卷(CRPBI)的分量表，对服刑青少年入狱后的父亲支持和母亲支持情况进行测量。该分量表由10个项目构成，采用3点计分，1表示“不符合”，2表示“有些符合”，3表示“符合”。采用相同题目，对父亲和母亲的支持分别进行了测量，各项目上得分相加求均分，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到的父亲支持、母亲支持越多。本研究中，父亲支持、母亲支持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9与0.91。

本研究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男性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在具体施测时，由于服刑青少年群体的特殊性，由狱警组织，分管区安排施测。考虑服刑青少年的文化水平，施测时由主试读题，被试作答。采用SPSS17.0及AMO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

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父母支持与公正世界信念的平均分与标准差见表 1。从服刑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均分来看，这服刑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水平相对较低，抑郁水平相对比较高。进一步分析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的变化区间发现，服刑青少年生活满意度最高分为4.43分，抑郁最低分为1.04分，这表明，虽然经历了司法判决，一些服刑青少年仍表现出良好的情绪适应。在父亲支持和母亲支持的均分来看，服刑青少年入狱后获得的父亲和母亲支持较高。在公正世界信念上，服刑青少年的得分处于中等水平。

为了检验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支持与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检验。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先检验父母支持对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直接效应，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情况及各路径系数变化的显著程度。为了提高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的稳定性、指标数据质量和模型拟合程度，本研究对于抑郁、生活满意度和公正世界信念三个单维变量采用随机打包策略进入结构方程模型(吴艳，温忠麟，2011)，其中抑郁变量上依序9个项目打包为一个指标，打包后有三个指标，分别为d1、d2和d3；生活满意度变量采用奇偶打包策略，打包后有两个指标，分别为s1和s2；公正世界信念上依序4个项目打包为一个指标，打包后有两个指标，分别为f1和f2；父母支持的两个观测变量分别设置为父亲支持(p1)和母亲支持(p2)。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父母支持直接影响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模型(简称：直接作用模型)和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亲持影响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中介作用模型(简称：中介作用模型)分别进行数据拟合。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和模型拟合指标分别如图 1和表 2所示。

图 1 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支持与情绪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注：括号中的值为父母支持直接影响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模型的路径系数。

图选项

从模型的拟合指标来看，各拟合指标均非常理想，表明数据与模型的拟合很好。从直接作用模型的结果来看，父母支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服刑青少年的抑郁(β=-0.34，p<0.001)，显著正向预测服刑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β=0.24，p<0.001)。从间接作用模型的结果看，加入公正世界信念以后，父母支持与公正世界信念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β=0.29，p<0.001)，父母支持对抑郁直接预测作用大小由0.34降到0.21，父母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直接预测作用大小由0.24降到0.14，但是路径系数仍然显著。按照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作用判定标准，说明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支持和服刑青少年的抑郁、生活满意度之间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公正世界信念在父母支持和服刑青少年抑郁、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分别为0.29 ×(-0.46)=-0.13和0.29 ×0.36=0.10，中介效应量分别占总效应量的38.20%和41.67%。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本研究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角度，选择生活满意度和抑郁两个变量探讨了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特点，分析了服刑青少年父母支持和公正世界信念的特点。考察了父亲支持、母亲支持和公正世界信念在促进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的发现不仅拓展了对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特点的认识，而且对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干预具有重要启示。

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问题在近年来备受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从消极情绪及其干预提升的角度去研究(邵晓顺，2001；McCarty et al.，2006; Kathryn et al.，2011; Cochran & Mears，2013)，本研究以服刑青少年的抑郁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情绪适应指标为关注点，探讨了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状况。结果显示，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水平偏低，他们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情绪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邵晓顺，2001；McCarty et al.，2006; Cauffman et al.，2007; Kathryn et al.，2011)。相比一般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服刑青少年生活在“黑箱”之中，他们的各种自由均受到限制，与朋友、亲人和社会处于隔离状态。研究表明，监狱中最难以忍受的是与朋友和家人分离(Mignon & Ransford，2012)，这既包括空间上的分离，也包括心理上的分离。自由的限制以及与亲友的分离使得青少年缺少了与外界及时沟通的渠道；监狱中的相关规定也使得青少年难以与“狱友”倾诉和诉说自己的烦恼，同时，服刑青少年在狱内主要的任务是劳动改造，这使得服刑青少年的生活单调而枯燥。这样，服刑青少年感受最多的就是疲劳和无愉快感，更容易体验抑郁情绪。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样本中，也有部分青少年的情绪适应状况良好，这表明，既使处于服刑期间，青少年仍然具有体验积极情绪的可能性。

另外，本研究还探讨了服刑青少年入狱后的父母支持和公正世界信念状况。研究发现，服刑青少年在入狱后，父亲和母亲都给予了较多的物质支持和精神上的慰藉。从理论上讲，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喜欢要“面子”，家人犯罪会给家庭带来侮辱，让家庭成员蒙羞，家庭成员会对犯罪分子敬而远之。但是，本研究却发现，一旦面对现实，在亲情和“面子”之间，父母对子女的错误选择了宽容和谅解，并且在入狱后积极地给予支持和情感慰藉，这对于服刑青少年狱内适应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提示监狱相关管理部门：父母对服刑青少年的支持值得大力提倡和鼓励，应尽力为父母与服刑青少年的沟通联系提供一定的便利。

本研究发现服刑青少年的公正世界信念并不高，他们更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和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张文新等，2012)，这可能与服刑青少年所处监狱内剥夺人身自由的环境有关。研究发现，处于处境不利的个体较为容易产生自我诋毁式的疑问“为什么是我”(Bulman & Worthman，1977)，这种自我诋毁严重威胁了他们的公正世界信念；同时由于服刑青少年经历过刑法处罚，这使得他们对于自己是否受到公正对待的敏感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使服刑青少年对未知事件产生过度防御，他们感知到的事件不公正程度更高，并倾向于消极判断。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他人和社会网络中获得的支持资源，它是个体人力资本的体现，对于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提升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王雁飞，2004)。在本研究中，父母支持对于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具有显著直接的积极影响。随着父母支持的增加，服刑青少年的消极情绪降低，生活满意度提高。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相一致(Rueger，Malecki，& Demaray，2010；Kathryn et al.，2011；Cochran & Mears，2013)。对于服刑青少年来讲，他们在入狱前建立的社会支持网络受到了严重挑战，父母支持则是他们重新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或者维持加强已有社会网络的一种重要方式(Duwe & Clark，2013)。父母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可以提高其服刑改造的积极性；父母给予的接纳和情感上的慰藉，也会帮助青少年重新认识自己，尽早摆脱入狱给他们产生的心理阴影。这些都能够作为服刑青少年的重要心理资源，对其情绪适应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本研究中，父亲支持对于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的作用要比母亲支持的作用更强。这表明，同性别的父母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似乎更大。

本研究还发现，父母支持不仅直接促进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还能够通过提升公正世界信念对其情绪适应发挥作用。服刑青少年由于经历过刑事判决这一重大生活事件，其对司法公正更为敏感(张文新等，2012)，而父母提供的温暖与支持能够有效的缓冲服刑青少年过度自我保护所导致的公正敏感性的提高。父母对其支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被判入狱这一事件给服刑青少年带来的冲击，减少服刑青少年与社会剥离、远离原来生长环境及同伴的被抛弃感，以此对其公正世界信念框架起到保护作用，从而提高个体对其生活事件解释的公正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父母支持还能够帮助其建立更为公正的世界信念，即“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公正世界信念使个体以有意义的方式解释狱内严苛的改造生活，因而体验到较少的抑郁情绪，对生活也更为满意。这也进一步支持了生态系统论模型(赵景欣等，2011)，说明父母支持这一外部资源能够对个体的信念体系产生影响，进而能够促进个体良好适应结果的产生。同时，这一结果也表明，尽管服刑青少年经历了司法程序，并被监禁，但是在父母的接纳和支持下，他们仍然能够对所处的世界产生公正的信念。这种公正世界信念则能够成为服刑青少年狱内积极情绪适应的重要资源。

本研究结果为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服刑青少年情绪适应问题的干预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从监狱管理机构的立场来讲，要重视服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定期开展服刑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评价和评估工作。第二，重视发挥父母支持的直接效应，尤其是父亲支持的作用。对于服刑青少年来讲，父母对他们的爱、理解、支持和沟通对于情绪适应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服刑青少年的干预中，一方面父母要多提供支持、多去探视，多与服刑青少年进行交流和沟通，尤其是在入狱初期，父母及时并且经常为服刑青少年提供支持更有利于他们的情绪适应和心理问题的缓解(Monahan et al.，2011)；另一方面监狱要创造各种便利条件支持父母和服刑青少年的联系沟通。第三，积极发挥公正世界信念的保护作用。公正世界信念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尤其在逆境中，它对于心理健康的稳定作用更具有普适性和稳定性。监狱可以通过父母的力量来影响青少年的公正世界信念，也可以通过鼓励服刑青少年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和判决结果进行大胆合理分析，开展讲座等形式帮助他们理解司法公正，从而保护其公正世界信念。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1)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仅探讨了某一时间点上服刑青少年狱内情绪适应、父母支持和公正世界信念的情况以及父母支持与公正世界信念的保护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追踪研究进一步探讨服刑青少年在上述变量上的发展轨迹以及作用机制。(2)研究中没有设置对照组，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公正世界信念、父母支持和情绪适应之间的作用机制在一般青少年和服刑青少年两个群体中的异同。(3)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测查了儿童的情绪适应、父母支持，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的精确性。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通过父母、狱友和监狱管理人员等多主体的报告来考察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和父母支持。

(1)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较差，表现为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抑郁水平相对较高。

(2)父母支持能够正向预测服刑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负向预测服刑青少年的抑郁。

(3)父母支持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而且可以通过增强其公正世界信念来促进服刑青少年的情绪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