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饮酒已成为我国中学生备受关注的问题行为之一(林丹华，方晓义，冒荣，2008)。 一项针对我国5省市中学生的危险行为调查报告指出，有57.8%的中学生有过饮酒行为(孙江平，宋逸，2001)。以往研究发现，早期的饮酒行为(15岁前)可以显著增加青少年后期的继续饮酒和成人后的酒精滥用风险(Warner & White，2003)。为了有效干预青少年的饮酒行为及成年期的酒精滥用，非常有必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对青少年适应性发展的研究发现，同伴关系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密切相关(Parker，Rubin，Erath，Wojslawowicz，& Buskirk，2006)。此外，同伴关系也是青少年问题行为干预性预防的主要途径。因此，本文聚焦于同伴排斥对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探讨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在同伴排斥影响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进入中学后，同伴关系对青少年变得日益重要(Parker，Rubin，Price，& De Rosier，1995)，但同伴关系中的负性体验则会给这一阶段的青少年带来诸多不利影响(Lopez & DuBois，2005)。同伴排斥(peer rejection)，作为同伴互动过程中群体对个体的负性评价和态度，与青少年饮酒行为的增加显著相关(Hussong，Jones，Stein，Baucom，& Boeding，2011; Lehman，Barrett，& Simpson，1990)。社会联结理论(Social Bonding Theory)强调社会联结的减少或破裂是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原因(Hirschi，1969)。Hirschi 认为，当个体不能与周围人(如，同伴、父母、老师等)建立良好关系时，会削弱传统社会契约对他们的约束，最终导致问题行为的出现。Guo，Hawkins，Hill和Abbott(2001)的一项追踪研究验证了社会联结(如：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对青少年以及成年期酒精使用和依赖的风险预测作用。遭受同伴排斥的青少年，在同伴互动中受喜爱的程度低，由此减少了他们与同伴互动的机会(Rubin，Bukowski，& Laursen，2011)，导致同伴联结水平降低，从而增加饮酒行为的风险。此外，处于青春期早期的中学生对同伴排斥的威胁尤其敏感(Brown，1990)，这将导致他们更易受同伴排斥的影响，从而出现饮酒行为。

与同伴排斥不同，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是指个体遭受来自同伴的直接或间接不利行为，前者则强调群体层面对个体的态度(Lopez & DuBois，2005)。以往研究大多单独考察同伴排斥和同伴侵害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Giannotta，Settanni，Kliewer，& Ciairano，2012; Laird，Jordan，Dodge，Pettit，& Bates，2001)，但同伴排斥和同伴侵害作为同伴关系两种不同的负性体验，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两者间是否存在可能的作用机制共同影响青少年的适应问题。以往研究认为，同伴排斥会增加青少年的同伴侵害水平(Buhs，Ladd，& Herald，2006)，继而提高青少年问题行为风险。被排斥的学生在班级受欢迎程度低(de Bruyn，Cillessen，& Wissink，2009)、朋友数量少(Bierman，2004)，从而成为同伴侵害的对象(Perry，Kusel，& Perry，1988)。此外，被排斥的青少年内化问题或外化问题水平较高，这也将导致他们遭受更多的同伴侵害( Hodges，Malone，&Perry，1997)。而以往研究表明，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密切相关(Luk，Wang，& Simons-Morton，2010; Sullivan，Farrell，& Kliewer，2006)。 例如，Sullivan等人(2006)对美国非裔8年级中学生的一项横向研究发现，早期青少年同伴侵害与饮酒行为的增加显著相关。对同伴侵害的追踪研究也发现，同伴侵害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Tharp-Taylor，Havil and ，& D’Amico，2009)。因此，同伴排斥可能通过提高同伴侵害的风险间接促进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

Sullivan等人(2006)认为，遭受同伴侵害的中学生并不会直接通过参与物质使用等问题行为来应对同伴侵害。因此，对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关系研究需要考虑可能的中介因素。大量研究发现结交不良同伴是预测青少年包括饮酒等问题行为的一个近端因素(Dishion，Ha，& Veronneau，2012; Keijsers et al.，2012; Oxford，Oxford，Harachi，Catalano，& Abbott，2001; 方晓义，1997; 叶宝娟，李董平，陈启山，王艳辉，2011)。事实上，已有研究发现，结交不良同伴在同伴侵害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周莎莎，喻承甫，许倩，魏昶，林枝，2014)。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认为，青少年存在不同的社交同伴选择过程( Veenstra &Dijkstra，2011)。其中，同质选择(Homophily Selection)强调青少年会主动接触并加入和自己类似的同伴群体(Dishion et al.，2012)；默认选择(Default Selection)则认为青少年会因缺乏可供选择的同伴群体而被迫结交不良同伴(Sijtsema，Lindenberg，& Veenstra，2010)。遭受同伴侵害的青少年会逐渐失去在班级的社会地位(Bukowski & Sippola，2001)，难以建立新的友谊(Ellis & Zarbatany，2007)，并逐渐偏离主流同伴群体。而青少年处于一个对同伴归属感较为敏感的时期，他们渴望并寻求加入同伴群体(Masten et al.，2009)。因此，同伴侵害将导致青少年主动或被动结交不良同伴(Rudolph et al.，2014)。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青少年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会通过观察、模仿和强化不良行为，并逐渐对不良行为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Svensson，2003)。因此，青少年在与不良同伴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会通过模仿、强化等方式进而导致出现更多的包括饮酒等不良行为(Dodge，Lansford，& Dishion，2006)。另一方面，结交不良同伴容易导致青少年对饮酒行为持有一种正面的态度和过多期待(Yanovitzky，2005)，并且不良同伴对饮酒行为的赞同态度会促使青少年开始饮酒(Trucco，Colder，& Wieczorek，2011; 方晓义，1994)。同伴聚集理论(Peer Cluster Theory，Oetting & Beauvais，1986)则强调不良同伴间形成的规范对青少年早期物质使用和持续使用的影响。为了维持群体的凝聚力，获得群体的接受和认可，青少年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饮酒行为(Dishion & Tipsord，2011)。更重要的是，不良同伴群体为青少年饮酒行为提供了一个社会环境，Dishion和Dodge(2005)发现，物质使用是不良同伴间社会互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事实上，从青少年早期饮酒发展到成人期的酒精依赖的过程中，不良同伴聚集扮演了一个“放大”机制(Van Ryzin & Dishion，2014)。此外，与同伴影响理论不同，同伴选择理论则认为，结交不良同伴是青少年主动选择的结果，即有问题行为的青少年会主动结交与他们态度或行为一致的朋友(Ennett & Bauman，1994)。目前大部分研究者普遍支持同伴影响和同伴选择同时对青少年饮酒行为的影响(Bullers，Cooper，& Russell，2001)，但不同机制的影响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同伴影响是青少年时期物质使用的主要机制(Wills & Cleary，1999)，但随年龄的增长，同伴影响的作用则逐渐减弱(Mercken，C and el，Willems，& Vries，2009)。因此，同伴侵害可能通过结交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从而增加青少年早期的饮酒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同伴排斥通过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早期的饮酒行为，即同伴排斥→同伴侵害→结交不良同伴→早期饮酒行为。此外，鉴于研究假设是一个探索性链式中介路径模型，因此除上述中介路径外，模型还将假设同伴排斥与饮酒行为、结交不良同伴间存在显著直接路径，同伴侵害与饮酒行为间也存在显著直接路径。研究拟以大样本7年级的中学生为被试检验上述链式中介模型。之所以采用这一群体为被试，缘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这一过渡时期，青少年面临着同伴关系的重组——大量旧的同伴关系的断裂、新的同伴关系的建立，因而这一时期伴随着大量的同伴排斥、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Rudolph et al.，2014)，这为探讨本研究的问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其二，大部分7年级的中学生正好处于早期饮酒阶段(Ellickson & Hays，1991)，而延迟青少年开始饮酒的年龄则可以分别减少8%和14%的酒精滥用和依赖的风险(Grant & Dawson，1997)。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广东地区四所普通中学7年级学生共1386人。其中，男生694名，女生692名，全体被试平均年龄12.92 ± 0.58岁。 所选家庭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在没上过学或小学学历的比例分别是10.9%和42.1%，初中学历的比例分别是48.8%和20.9%，高中学历的比例分别是 31.1%和11.5%，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分别是 9.2%和25.5%。

采用同伴提名的方式测量被试同伴排斥水平。首先要求所有的学生不分性别提名班级活动中他/她最不喜欢和哪三名同学成为小组成员(消极提名)。然后分别累计每位同学被提名的次数作为不喜欢得分。最后将不喜欢得分在班级内部转换成标准分作为同伴排斥的指标。同伴排斥的标准分越高，表明青少年受到的同伴排斥水平越高。研究表明，消极同伴提名是测量同伴排斥的一个有效方法，且对中国青少年同样适用(苑春永，邵爱惠，梁丽婵，边玉，2014)。

参照已有问卷对同伴侵害进行测量(Olweus，1996; 陈晓明，2013)。问卷共选取了7个条目，分别要求被试回答半年内所遭受到的侵害次数。例如“你有被同伴嘲笑过吗？”、“你有被同伴孤立过吗？”“你有被同伴故意打、踢、推、撞过吗？”。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没有”计1分到“4次或以上”计5分，然后将所有条目的平均分作为同伴侵害水平的指标。同伴侵害分数越高，说明青少年受侵害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90。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该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KMO=0.87，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χ²=6111.48，df=21，p<0.001。采用主成分方法按方差最大正交旋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问卷只能提取一个因素，解释总变异的63.7%，所有条目的因素载荷在0.61-0.86之间。此外，采用Achenbach(1991)编制的青少年焦虑抑郁自评分量表进行校标效度检验，结果表明，两大工具的得分显著正相关(r=0.59，p<0.001)。

参照已发表的问卷(Fergusson & Horwood，1999; Kendler et al.，2007)来测量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水平。问卷共选取了10个条目，分别要求被试回答过去半年内，有多少朋友有下列行为：打架、逃学、撒谎、网络成瘾、偷窃、抽烟、喝酒、赌博、作弊以及破坏公物等。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没有”计1分到“6个或以上”计5分，然后将所有条目的平均分作为结交不良同伴的指标。平均分数越高，说明青少年的结交不良同伴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88。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该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KMO=0.90，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χ²=6425.22，df=45，p<0.001。采用主成分方法按方差最大正交旋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问卷只能提取一个因素，解释总变异的51.6%，所有条目的因素载荷在0.61-0.79之间。此外，采用Zhang，Du，和Zhen(2011)编制的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量表进行校标效度检验，结果表明，两大工具的得分显著正相关(r=0.43，p<0.001)。

要求被试回答在过去半年内每个月的平均饮酒次数(包括啤酒、红酒以及白酒等)。问卷采用6点计分，从“没喝过”计1分到“8次或以上”计6分。分数越高，说明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越多。此外，采用 Lynam等人(2006)编制的UPPS-P感觉寻求分量表进行校标效度检验，结果表明，两大工具的得分显著正相关(r=0.18，p<0.001)。

在征得学校和青少年本人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主试为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和中学心理教师。施测前向学生表明调查仅供研究所用，问卷结果会严格保密，然后要求学生根据统一指导语进行独立作答。施测过程大概持续20分钟，所有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

本研究数据来自35个班级，可能存在数据嵌套问题，从而低估标准误，导致犯更多第一类错误。通过计算同伴侵害、结交不良同伴和饮酒行为的设计效应(design effect)发现，其值均大于2( Muthén &Satorra，1995)，因此，本文运用Mplus 7.0(Muthén & Muthén，2013)软件建立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reacher，Zyphur，& Zhang.，2010)。为了评价模型拟合性的好坏，研究选取了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t and 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以及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三个指标(Hu & Bentler，1998)。如果CFI > 0.90，SRMR<0.1且RMSEA<0.08，说明模型拟合可以接受；如果CFI > 0.95，SRMR<0.08且RMSEA<0.06，则表明模型拟合较好。

表 1 描述了各变量间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同伴排斥与同伴侵害和饮酒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同伴侵害与结交不良同伴和饮酒行为也均呈显著正相关。结交不良同伴与饮酒行为的正相关显著，同伴排斥与结交不良同伴的相关则不显著。

为了控制嵌套数据可能带来的低估标准误，得到显著性回归系数( Krull &Mackinnon，1999)，甚至带来中介效应偏差等问题(Bauer，Preacher，& Gil，2006)，本文采用“1-1-1-1”的2水平结构方程模型以验证研究提出的链式中介模型。其中，在学生水平上，本文将检验假设模型的所有可能路径，包括：(1)同伴排斥到同伴侵害到结交不良同伴到饮酒行为的链式中介路径；(2)同伴排斥到结交不良同伴和饮酒行为的直接路径；(3)同伴侵害到饮酒行为的直接路径。为了控制班级水平上可能带来的中介效应混淆，在班级水平上，我们检验了除同伴排斥的后半段模型的所有可能路径，该路径包括：(1)同伴侵害到结交不良同伴到饮酒行为的简单中介路径；(2)同伴侵害到饮酒行为的直接路径。结果表明，同伴侵害、结交不良同伴和饮酒行为的组内相关系数分别是0.09，0.19和0.03。该2水平结构方程模型的数据拟合良好，S-B χ²(0)=0.00，CFI=1.00，SRMR=0.00(个体水平)，SRMR=0.001(班级水平)，RMSEA=0.00。在学生水平上，结果支持了研究提出的链式多重中介路径假设，即同伴排斥通过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的链式中介效应间接影响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此外，在控制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后，同伴排斥与饮酒行为的直接路径系数仍显著。在班级水平上，同伴侵害可以显著预测结交不良同伴，但结交不良同伴与饮酒行为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见图 1)。其他可能直接路径则均不显著(βs=|0.01-0.25|，ns)。最后，因采用路径系数乘积得到的中介效应呈非正态分布，故研究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Preacher & Selig，2012)，该方法可以提供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confidential interval，CI)，如果区间不含0，则认为中介效应显著。分析结果表明，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在同伴排斥与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indirect effect=0.004，95%CI[0.001，0.008]。结交不良同伴在同伴侵害和饮酒行为的简单中介效应划分为学生水平的简单中介效应，indirect effect=0.04，95%CI[0.01，0.06]和班级水平的简单中介效应，indirect effect=0.31，95%CI[-0.48，0.94] 。

图 1 1-1-1-1设计的2水平结构方程模型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注：PR=同伴排斥，PV=同伴侵害， DPA=结交不良同伴，Alco=饮酒行为。椭圆代表组内和组间测量变量的潜在成分。带有系数的直接箭头表示中介路径。圆弧箭头代表残差。加粗黑线是链式中介路径。此外，学生水平上，同伴排斥到饮酒行为的直接路径显著(β=0.07**)，其他不显著的直接路径则均未显示。

图选项

鉴于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严重危害，以及同伴环境对这一行为的重要影响，本研究考察了同伴排斥、同伴侵害与结交不良同伴对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与研究假设相一致，本研究发现，同伴排斥会提高同伴侵害风险，并促进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最终增加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被同伴排斥的青少年受喜爱程度低，社会资源少，从而提高他们遭受同伴侵害的风险(Hodges，Boivin，Vitaro，& Bukowski，1999; Perry et al.，1988)。另一方面，对同伴排斥亚类型的研究发现，被同伴排斥的青少年中有一类属于攻击-排斥型(French，1988)，这类青少年表现出较高的攻击和破坏行为水平，也更可能成为攻击-受侵害型(Schwartz，Proctor，& Chien，2001)。他们既是同伴侵害的制造者，也是同伴侵害的受害者。这也将导致他们遭受更多的同伴侵害。根据社会网络理论，青少年会主动或被动选择社交同伴群体(Dishion et al.，2012; Sijtsema et al.，2010)。 因此，当同伴排斥导致青少年同伴侵害风险增加时，会进一步导致青少年失去社会地位，并逐渐被主流同伴群体边缘化，最终促使青少年主动或被动结交不良同伴。与此同时，同伴排斥的青少年因自身攻击水平高，在遭遇同伴侵害后，更倾向于主动结交攻击型同伴，以获得社会支持来应对同伴侵害。这说明同伴排斥将通过同伴侵害间接促使青少年主动或被动结交不良同伴。

不利的同伴关系导致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后，将进一步可能促使青少年出现不良行为，如饮酒行为。这一结果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Dodge et al.，2006)。根据同伴影响理论，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后，会受到同伴群体的影响，对饮酒等不良行为持有正面积极的态度，模仿并强化他们的饮酒行为；另一方面，青少年开始饮酒后，会主动结交类似不良同伴，继而进一步维持和促进其持续饮酒，这说明结交不良同伴在青少年饮酒行为发展过程中存在“滚雪球”效应(Van Ryzin & Dishion，2014)。因此，结交不良同伴不仅是影响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一个近端因素，也是预测青少年后期持续饮酒和酒精依赖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在控制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后，同伴排斥对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仍然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这再次强调了同伴排斥对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重要影响。这一结果也支持了前人研究(Hussong et al.，2011)。社会联结理论认为当青少年不能与周围人保持密切互动时，会增加问题行为的发生(Hirschi，1969)。同伴排斥导致青少年与同伴的互动减少，难以建立良好的友谊，继而削弱他们与同伴的联结水平，从而增加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这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伴排斥是青少年早期饮酒等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这对于青少年问题行为干预有着重要的价值。

本研究提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揭示了同伴排斥影响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作用机制。这对于干预青少年早期的饮酒行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对负性同伴体验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机制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借鉴意义。首先，本研究强调了同伴排斥这一班级普遍现象对青少年早期饮酒的不利影响，这提示了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必须重视同伴排斥这一现象。其次，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的中介效应，提示了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可以从干预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入手，帮助被排斥的学生回归主流同伴群体，以减少同伴排斥对饮酒行为的负性影响。最后，7年级的青少年正处于早期饮酒阶段，饮酒频率降低，这有利于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对青少年饮酒行为进行干预；另一方面，7年级是从小学到初中的转折阶段，这为有排斥经历的青少年提供了一次新的建立同伴群体的机会，回归主流同伴群体，打破同伴排斥对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的发展路径，这将有助于延迟青少年早期饮酒年龄，并进一步减少他们成人期酒精滥用风险。

此外，无论在班级还是个体水平上，同伴侵害均显著预测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因此，在对青少年酒精使用问题的干预中，除对青少年自身进行干预外，还可以从班级层面入手，即老师和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班级活动，形成良好的班级人际关系。与此同时，学校应尽量避免“好”、“坏”分班，减少不良同伴的聚集，从而切断这一潜在危险的发展路径。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同伴提名等不同方法收集被试资料，克服了共同方法偏差带来的结论推广局限性等问题。但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本研究无法克服横断研究的局限性，即无法推断被试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如Chen，Drabick和Burgers(2014)等人提出同伴排斥可能通过结交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外化问题，也可能通过并行的机制共同影响青少年的外化行为。未来研究需采用追踪设计，利用发展级联模型来对上述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深入探讨；第二，本研究仅考虑了同伴关系的负性体验(如：同伴排斥和同伴侵害)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但其他还有一些其他可能的保护因素，尤其是友谊等对高风险青少年的保护机制。这将有待于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1)同伴排斥、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均与青少年早期的饮酒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2)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在同伴排斥影响青少年早期饮酒行为过程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即同伴排斥通过增加同伴侵害，从而提高结交不良同伴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早期的饮酒行为。

(3)在控制同伴侵害和结交不良同伴后，同伴排斥对青少年早期的饮酒行为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