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助(charitable donation)是指无偿将金钱或财物赠给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个体或非盈利组织的行为(定险峰，刘华山，2011)。慈善捐助属于典型的道德行为，具有利他性(Campbell，Gulas，& Gruea，1999)，是公益和社会责任的象征，也是社会进步和成长的主要指标，更是慈善救助发展与社会保障体制建构的基础(Campbell et al., 1999；Godfrey，2005；许琳，张晖，2004)，慈善捐助由此成为社会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

国外研究者(Buchan，Johnson，& Croson，2006；Buchan，Croson，& Johnson，2004)采用模拟情境证实了基于他人利益基础上的慈善捐助是存在的。国内研究者(岑国桢，王丽，李胜男，2004；许琳，张晖，2004)也发现，绝大多数个体具有慈善捐助意识。然而，目前我国慈善捐助仍然不容乐观，如慈善捐助额度远不足GDP的1%，慈善捐赠主体格局还未成型(高功敬，高鉴国，2009)；2011年，美国76.21%的慈善捐助来自个人，而中国仅仅31.6%(林志扬，肖前，周志强，2014)；国内媒体近年来不断曝光的“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佛山小悦悦”和“南京彭宇案”等事件似乎挑战了社会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个人慈善捐助更是大幅减少。这也就是说，个体的慈善捐助可能存在“应然”和“实然”的分离，至少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慈善捐助并不是稳定的变量，具有不确定性和情境复杂性特点。

以往研究也表明，慈善捐助具有特定情境性(context)，如紧急情境(Graziano，Habashi，Sheese，& Tobin，2007)、意外灾难情境(Batson & Ahmad，2001)、人身伤害情境(岑国桢等，2004)下个体的慈善捐助更多。但以往研究均在模拟情境下进行研究，模拟情境毕竟是一个假想的、预设的场景和刺激，模拟情境下被试的捐助行为显然不同于直接的、自发的真实情境。真实情境更能有效地考量个体的道德行为(杨伟芳，李海平，2011)，并且道德行为的自利偏好更强(Krebs，2005；郑睦凡，赵俊华，2013)。而与真实情境相比，模拟情境的匿名性容易使个体产生去个性化倾向，表现出遵从实验预期的态度和行为(Fox，Bailenson，& Tricase，2013)。在一项关于“酒后没有醉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驾车”的道德两难判断中，正在真实情境中喝酒的大学生倾向于道德结果的判断，而没有经历此情境的大学生则倾向于道德规则的判断(Denton & Krebs，1990)。国内研究也表明，高移情能力的大学生在高真实性情境中的助人行为显著高于低真实性情境(闫志英，卢家楣，2012)。由此我们认为，在真实情境下考察被试的慈善捐助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也更能反映个体心理的真实。此外，由于慈善捐助的情境复杂性，真实急病情境下的慈善捐助显然不同于日常生活情境下的捐助，也不同于社会意外灾难情境下的救助，更不同于家庭困难情境下的经济支援。而本研究正是以发生在某大学真实的急病救助情境为契机，考察个体真实急病情境下慈善捐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便为慈善捐助提供理论证据，还将为开展慈善捐助提供生态效度支持和社会应用价值。

在众多的研究中，学者们一直很重视道德强度(moral intensity)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影响。道德强度是指某种行为涉及到道德问题本身的严重程度(Jones，1991)。Jones指出，道德强度主要包括六个成分：结果大小(magnitude of consequence)、社会舆论(social consensus)、效应可能性(probability of effect)、接近性(proximity)、时间即刻性(temporal immediacy)和效应集中性(concentration of effect)。自此，研究者展开了道德强度影响道德决策的一系列研究。如，道德结果大小和社会舆论与道德决策关系密切(Frey，2000)，道德强度对道德决策有一定的预测作用(Barnett & Valentine，2004；李晓明，傅小兰，王新超，2012)。不仅如此，研究者也重视情境在道德强度影响道德决策中的作用。如，Nill和Schibrowsky(2005)研究发现，道德问题本身符合社会道德环境要求时，道德强度正向预测道德行为；Jones(1991)则强调紧急情境下道德强度对道德决策有显著影响；王进和焦泉(2010)研究发现，化妆品和手机模拟交易情境下道德强度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不同。以上结果均表明，道德强度影响道德判断和行为，并且这种影响还具有一定的情境依存性。

然而，道德强度并不能单纯影响个体的道德行为，在此过程中，共情(empathy)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李晓明等，2012)。首先，真实情境下个体的共情反应更强，如高移情能力的大学生在高真实情境中的共情反应显著高于低真实情境(闫志英，卢家楣，2012)；真实疼痛情境下被试报告的疼痛共情显著高于看似疼痛实则非疼痛情境(Lamm，Nusbaum，Meltzoff，& Decety，2007)；但也有研究表明，真实情境下被试自发的共情反应和模拟情境下唤起的共情反应是类似的(Rottenberg，Ray，& Gross，2007)。另外，大量研究也表明，高水平的情境性共情是助人行为的直接预测变量(Eisenberg，Eggum，& Di Giunta，2010；Stocks，Lishner，Wait，& Downum，2011；Campbell et al., 1999)；尤其紧急意外灾难情境中个体共情反应更强烈，更易激发其助人行为(Batson & Ahmad，2001)。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指出，情境性共情与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内外群体关系(孙炳海，苗德露，李伟健，张海形，徐静逸，2011；Stürmer，Snyder，& Omoto，2005)和受助者是否在场的影响(Einolf，2008)。由此，共情具有情境性，并且情境性共情可促进个体对内群体的助人行为，尤其在受助者在场的真实情境下表现更为显著。

如前所述，道德强度和共情均会增强个体的道德行为，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二者对道德行为的共同作用机制。依据以往理论，共情很可能会在道德强度与道德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这样假设的理由如下：首先，道德强度影响共情，如Preston和De Waal(2002)认为，道德强度是影响个体共情的重要因素。其次，共情不仅是道德行为的直接动机源，还对道德行为起着中介作用，如，共情是社会排斥和道德捐助行为之间的中介因素(Twenge，Baumeister，De Wall，Ciarocco，& Bartels，2007)；观点采择需要通过共情反应的中介间接预测个体的助人行为(Eisenberg，Zhou，& Koller，2001；孙炳海等，2011)；个体在遭遇不幸情境下，人格宜人性对慈善捐助的影响完全通过共情中介来实现(定险峰，刘华山，2011)。最后，道德决策受共情反应和道德强度的共同影响，如李晓明等人(2012)研究发现，道德强度通过共情反应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道德决策。

此外，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作为个体道德自我认知图式，代表了个体道德自我的核心(Aquino & Reed，2002；Hardy，2006)。道德认同与慈善捐助之间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几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道德认同促使个体产生道德行为。研究发现，道德认同与个体的捐赠、助人、志愿等行为显著正相关(Aquino & Reed，2002；Hardy，2006)；道德认同促进捐赠行为的产生(Aaker & Akutsu，2009；Aquino，McFerran，& Laven，2011)。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认同并不纯粹影响道德行为，而是具有情境性。研究表明，道德认同在不同情境下具有相对不稳定性(余宏波，刘桂珍，2006)，在相应的情境中被启动(Aquino et al., 2009)，并且组织情境下个体道德认同的启动会促进其道德行为的产生(Reed，Aquino，& Levy，2007)；也有研究发现，模拟情境下个体的道德认知与真实情境下的道德行为是分离的(张娜，刘秀丽，2015)；但也有研究表明，真实和模拟情境下道德认同均会对个体的道德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具有调节作用。如，道德认同是道德行为的调节机制(Hardy & Carlo，2005；Aquino et al，2009)；相对于道德认同低的个体而言，道德认同高的个体对美德事件的道德情绪越强烈，其亲社会行为也越强(Aquino et al., 2011)；道德认同对道德推脱与网络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杨继平等，2015)。因此，考察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并在此过程中将道德认同和情境特征以及道德情绪相结合可能更能反映个体道德行为的动力机制。

综上所述，道德强度影响个体的道德行为，在此过程中共情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道德认同可能是影响共情和道德行为关系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以上变量及其关系均具有情境依赖性。据此我们假设：在真实急病情境下，大学生共情在道德强度与慈善捐助之间起中介作用，并且这一中介作用受道德认同的调节，即共情对大学生慈善捐助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拟建立的关系模型如图 1。

图 1 假设关系模型图

图选项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某大学六个系(每个系2个班)的486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486份，共得到有效问卷462份，有效回收率为95.1%。其中，男生167人，女生295人；大一166人，大二147人，大三106人，大四43人；被试平均年龄为20.66岁(SD=1.21)。

采用Aquino和Reed(2002)编制，万增奎和杨韶刚(2008)修订的道德认同问卷(Moral Identity Measure)，共10个项目，要求被试看到诸如“关爱的”“慷慨的”等描述个人品德的词汇，然后想象自己拥有这些品质会如何思考和行动，如“成为拥有这些特征的人对我来说很重要”。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1~5分，分数越高表示道德认同越强。本研究借鉴叶宝娟和温忠麟(2011)的方法，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合成信度和Detal法分别估计问卷的合成信度及其置信区间。本次测量的道德认同问卷的合成信度为0.84，用Detal法估计的其95%的置信区间为[0.80，0.88]。

参照Frey(2000)关于道德强度(Moral Intensity Components)的研究，设置年轻人及时助人情境故事，被试通过评价年轻人对陌生人的救助行为来反映自己的道德强度。由于捐助对象是固定的，因此，本研究将亲密性变量维度予以剔除，道德强度问卷最终包括结果大小、社会共识、效应可能性、时间急迫性和效应集中性五个维度，结果大小如“年轻人的及时救助对挽救陌生人的生命是非常有益的”；社会共识如“大多数人都非常认同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及时救助”；效应可能性如“年轻人的及时救助给陌生人带来益处的可能性极小”；时间紧迫性如“年轻人的及时救助会在短暂时间内挽救陌生人的生命”；效应集中性如“年轻人的及时救助只对个别陌生人有益”。每个维度包含2个项目，其中1个项目为反向记分，共10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从“非常反对”到“非常同意”分别记1~7分，分数越高表示道德强度越高。本次测量的道德强度问卷的合成信度为0.86，用Detal法估计的其95%的置信区间为[0.82，0.90]。

18岁的姑娘小娅是我校大一学生，她从遥远的家乡来到本校学习，热情、美丽的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进入本校才半年，小娅被确诊为极为罕见的世界级“嗜血性细胞综合症”，生命垂危。此故事发生后立刻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和全校师生的积极关注(每位学生均收到了小娅的急病状况和急病捐助的短信，学校也连续报道了小娅的病况)。

参照Oswald(2002)和孙炳海等(2011)修订的共情反应量表(Empathy Concern Index)进行测量。要求被试首先阅读真实急病情境材料，然后判断自己在“担忧的、关心的、产生共鸣的、感到同情的、被感动的”五种感受上对主人公体验的程度，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没有体验”到“体验非常深刻”分别记1~5分，分数越高表示共情反应越强。本次测量的共情反应问卷的合成信度为0.83，用Detal法估计的其95%的置信区间为[0.80，0.86]。

请被试回答两个问题：①听到小娅的故事后你的捐助意愿有多强？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强烈”到“非常强烈”分别记1~5分；②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学校号召同学积极捐款，抢救小娅的生命，在这次捐款活动中你捐了多少钱？(填写具体金额)

要求被试先填写个人基本情况，并根据指导语认真填写问卷，问卷不署名，答案无对错，按照真实想法和实际情况填写。以班级为单位，由主试分批发放问卷，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

由于道德强度、共情、道德认同以及慈善捐助均涉及道德和伦理问题，项目特征的相似性较高，并且本研究仅采用被试自我报告来收集数据资料，变量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两种途径来修正共同方法偏差(Podsakoff，Mackenzie，Lee，& Poolsakoff，2003；周浩，龙立荣，2004)。首先，使用问卷正向和反向题作答方式、随机排列各问卷题目顺序以及强调保密性原则进行问卷调查；其次，采用研究者(Podsakoff et al., 2003)推荐的Harman单因子检验，将问卷所有项目放在一起进行因子分析以便对共同方法偏差是否严重进行了统计确认，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都得到6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3.37%，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1.97%，均小于40%的临界点。因此，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严重。

以大学生共情反应为因变量，2(性别)×4(年级)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主效应显著，F(1，454)=12.23，p<0.01，女生共情反应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年级主效应显著，F(3，454)=4.90，p<0.01，事后检验(Scheffe)表明，一年级与四年级存在显著差异，MD=0.31，p<0.01，一年级与三年级存在显著差异，MD=0.23，p<0.01，二年级与四年级存在显著差异，MD=0.22，p<0.05，整体而言，大学生共情反应随年级关系的疏远而逐渐降低；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3，454)=0.28，p>0.05。

由表 1可知，大学生道德强度、道德认同、共情反应、捐助意愿与捐助额度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介于0.20～0.36之间，说明道德强度和道德认同越强，大学生的共情反应越强烈，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也越高。大学生捐助意愿与捐助额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0，表明捐助意愿越高，大学生的捐助额度也越高。

依据Muller，Judd和Yzerbyt(2005)的观点，采用回归模型参数估计法对共情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首先，估计调节变量(道德认同)对自变量(道德强度)与因变量(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之间关系的调节(M1、M4)；其次，估计调节变量(道德认同)对自变量(道德强度)与中介变量(共情)之间关系的调节(M2、M5)；最后，估计调节变量(道德认同)对中介变量(共情)与因变量(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之间关系的调节(M3、M6)。在每个回归模型中均将性别和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对所有预测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相应的标准分数相乘产生交互作用项的分数(Dearing & Hamilton，2006)。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不高于1.2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结果显示，道德强度均正向预测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道德强度与道德认同的交互项对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M1、M4)；道德强度对共情的主效应显著，道德强度与道德认同的交互项对共情的预测作用不显著(M2、M5)；共情分别正向预测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道德强度对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的预测作用均依旧显著(M3、M6)，说明共情在道德强度与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此外，共情与道德认同的交互项分别正向预测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M3、M6)，按照Muller等人(2005)的模型条件，道德认同分别对共情与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具体而言，道德认同调节了中介过程共情对道德强度与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关系的后半路径。根据Dearing和Hamilton(2006)的方法，分别取共情与道德认同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绘制了交互效应图。

简单斜率(图 2)检验发现，当道德认同水平较低时(Ζ≤-1)，随着共情水平的增加，捐助意愿表现出显著上升趋势(β=0.27，t=1.98，p<0.05)；当道德认同水平较高时(Ζ≥1)，随着共情水平的增加，捐助意愿表现出更显著的上升趋势(β=0.48，t=4.01，p<0.001)，也就是说，共情对捐助意愿的影响随着道德认同水平的增加而增加。

图 2 道德认同对共情反应和捐助意愿的调节

图选项

图 3 道德认同对共情反应和捐助额度的调节

图选项

简单斜率(图 3)检验发现，当道德认同水平较低时(Ζ≤-1)，随着共情水平的增加，捐助额度没有表现出显著上升趋势(β=0.18，t=1.51，p>0.05)；当道德认同水平较高时(Ζ≥1)，随着共情水平的增加，捐助额度表现出显著上升趋势(β=0.30，t=2.28，p<0.05)，并且相对于道德认同水平较低时，捐助额度增加幅度显著提高。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共情反应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即女生在真实急病情境下更容易对主人公的不幸事件产生共情，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Chiu，Evans，& Lee，2011；Preti，Vellante，Baroncohen，Zucca. Petretto，& Masala，2011)。究其原因，一方面，女性的移情反应、情感投入和情绪体验比男性更有优势(Kret & De Gelder，2012；Preti et al., 2011)，因此，女生对真实急病情境下主人公的不幸事件有更加深刻的情绪体验，更容易产生共情反应；另一方面，个体情感评价策略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在情感评价方面更多采用与自我相关的情绪移情策略，聚焦于情境性共情，而男性在情感评价方面更多采用了与认知相关的系统分析、加工和选择策略(Derntl et al., 2010)。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生共情反应水平随年级关系的疏远而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并在大一和大四年级产生明显的变化。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情境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大一新生，并且在实际情境中参加研究的大一新生清楚知晓此情况，很容易将自己与情境故事中的主人公看成是相似相近的内群体(in-group)，因此，群体关系最近的大一被试最为同情主人公，共情反应最为强烈，而与主人公群体关系最远的大四被试，明确得知主人公与自己年级不相似不相近，相对而言属于外群体(out-group)，共情反应随之降低。以往研究也表明，群体相似性会增强个体的共情反应(孙炳海等，2011；Stürmer et al., 2005)。相对于外群体，个体对内群体的态度更强烈，更容易唤起情绪反应(严义娟，佐斌，2008)。

以往研究(Barnett & Valentine，2004；李晓明等，2012)表明，道德强度对道德决策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并且个体的道德强度能正向预测其道德行为(Nill & Schibrowsky，2005)。本研究发现，真实急病情境下道德强度对大学生的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均有正向预测作用，道德强度高的大学生对真实急病情境下的主人公更愿意捐助，捐助额度也更高，与以往研究结果吻合，再次证实了道德强度对慈善捐助的积极影响。因此，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应重视道德强度对慈善捐助的重要意义，关注大学生道德强度的积极建构与提升。

相比之下，探讨道德强度影响大学生慈善捐助的内在机制更具生态学效度，而中介效应分析可进一步揭示二者之间关系的内在本质。以往研究表明，高水平的情境性共情是助人行为的直接预测变量(Eisenberg et al., 2010；Stocks et al., 2011；Batson & Ahmad，2001)，也是影响道德行为的中介因素(Twenge et al., 2007；Eisenberg et al., 2001；孙炳海等，2011)，不仅如此，道德强度还通过共情的中介作用影响道德决策(李晓明等，2012)。本研究也发现，道德强度和共情均会对大学生真实急病情境下的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共情在道德强度与大学生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揭示了道德强度通过共情对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产生间接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也对以往研究进行了积极回应。由于大学生真实急病情境下的慈善捐助不仅受个体自身道德强度的直接影响，而且也受共情反应的间接影响，所以，在慈善捐助作用机制的未来研究中，应同时关注道德强度和共情反应在个体慈善捐助中的作用。具体而言，在学校道德教育和实践中，通过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强度感知和感同身受的共情反应，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行为，为学校道德教育和实践奠定基础。

本研究还发现，在真实急病情境下，道德认同对大学生的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已有研究也发现，道德认同作为个体道德自我认知的核心(Aquino & Reed，2002；Aquino et al., 2011；Hardy，2006)，促使个体产生捐助行为(Aquino & Reed，2002；Hardy，2006；Aaker & Akutsu，2009；Aquino et al., 2011)，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在于，道德认同反映了道德品质在个体自我概念中的重要程度，个体道德认同水平越高，道德品质和道德自我意识越强，慈善捐助行为也随之增强。所以，道德认同是激发个体道德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和助推器。

此外，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强调情绪反应和认知对道德判断的相互影响(Greene，Nystrom，Engell，Darley，& Cohen，2004)。情绪认知评价理论也强调，个体通过对某种情境进行认知评价从而产生特定的情绪反应，进而影响个体的后续行为(Lazarus，1991)。本研究也探讨了道德认同和共情对慈善捐助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在真实急病情境下，道德认同和共情交互促进了慈善捐助，与以往理论观点一致。而更为主要的是，道德认同是道德行为的重要调节机制(Hardy & Carlo，2005；杨继平等，2015)，相对于道德认同低的个体而言，道德认同高的个体对美德事件的道德情绪体验越强烈，其亲社会行为也越强(Aquino et al., 2011)。本研究也发现，道德认同在共情对慈善捐助的促进作用中具有增强效应，具体而言，相比于道德认同水平较低者，道德认同水平较高者的共情对捐助意愿和捐助额度的促进作用有更显著的增强。按照情绪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1991)，被试对真实急病情境故事产生不同的共情反应，关键与个体道德认同有关。高道德认同被试在真实急病情境下引发的共情反应更强烈，二者交互促进了被试的慈善捐助，而低道德认同削弱了被试的道德情绪，使被试的共情反应有所下降，相应地其慈善捐助也有所降低。所以，共情对慈善捐助的影响随道德认同水平的不同而不同，道德认同调节了共情与慈善捐助之间的关系。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具有激发的调节机制的研究，一方面可使我们通过建构与个体道德认同相符的道德情绪以促进道德行为，拓展和丰富道德行为理论；另一方面，道德认同优化了不同共情反应被试的道德行为，为学校道德教育干预提供了决策依据。

本研究揭示了真实急病情境下共情影响大学生慈善捐助的内在作用机制，对通过强化道德强度，激发共情反应，加强道德认同教育和干预以提升慈善捐助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首先，学校和家庭德育教育应有意识地强化个体的道德强度，日积月累的道德观点表达与道德师范是提升个体道德强度的主要策略。其次，道德认同的内在化倾向是个体道德行为形成的重要原因，学校和家庭要引导个体对道德行为进行合理归因和自我调节，防止道德教育的外在化和形式化。再次，学校和家庭要通过具体道德实例培养个体感同身受的情绪反应和同理心，有助于个体进行换位思考，以增强个体的共情反应能力。最后，学校和家庭应全面培养和训练个体的道德强度、道德认同和共情，以促进个体道德行为，同时也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道德氛围和伦理文化的形成奠定基础。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首先，本研究基于真实急病情境考察了慈善捐助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具有情境针对性，但缺乏情境普遍性，以后的研究应在多情境下考察和分析这些变量的交互影响，从而更深入地揭示慈善捐助的内在机制。另外，大学生可支配资金作为影响捐助额度的重要因素可能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更加有效，未来研究应该考虑个体实际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作用。第三，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和情境故事法考察了慈善捐助的内在机制，但并未考虑中国道德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慈善捐助更为复杂的个人、群体和组织关系的影响，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1)女生在真实急病情境下比男生更容易对主人公的不幸事件产生共情反应；大学生真实急病情境下的共情反应随年级关系的疏远而逐渐降低；

(2)共情在大学生道德强度与慈善捐助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道德强度对慈善捐助具有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共情对慈善捐助产生间接影响；

(3)共情的中介作用受到道德认同的调节，相对于道德认同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共情对道德认同水平较高大学生的慈善捐助的间接促进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