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对残疾人社会保障力度的加大，残疾人的经济收入、生存状况等客观条件均得到显著提高，然而残疾人的社会参与状况却始终未有明显改善(Zhang，Li，Liu，& Xie，2014)。《2013年度中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显示：残疾人很少参与社区文化、体育活动，有近三分之二的残疾人没有真正走出家门、融入社会(陈功，吕庆喆，陈新民，2014)。由此可见，社交回避是当前我国残疾人面临的普遍问题。

社交回避(social avoidance)是指个体回避参与社交活动的一种倾向，表现为因某些理由而拒绝与他人在一起、拒绝交谈甚至回避所有人(Wright，Busnello，Buratto，& Stein，2012)。社交回避导致残疾人脱离主流社会群体，在与同龄人交往时被边缘化。已有研究表明，残疾人在行为上大多倾向于自我封闭、回避与他人交往(弋鹏，张茂林，2010)。同时，在不同年龄段上他们的社交回避也表现为不同特点。例如，相比于正常儿童，残疾儿童更多的表现出缄默、闭锁等交往问题(何侃，2012)；残疾中学生在强迫和偏执倾向上显著高于普通学生(密忠祥，刘松怀，卢迪迪，2013)；残疾大学生在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等方面的问题也更多(张晓丽，李新征，王状生，张玉梅，2010)；相比于正常成年人，残疾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存在孤独、社交焦虑、自卑等情绪问题，严重者甚至有自杀意念(闫洪丰，胡毅，黄峥，陈祉妍，刘正奎，2013)。由此可见，残疾人的社交回避问题长期存在，对残疾人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也随时间的增长而逐渐加剧，因而探讨残疾人社交回避的成因与发生机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于残疾人社交回避的成因，已有研究主要从正常人对残疾人的态度入手进行了探讨。一些研究发现，大多数正常人与残疾人交往会不舒服，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以消极的态度和行为对待残疾人(Vilchinsky，Findler，& Werner，2010)。另一些研究发现，62%的残疾人报告感受到同伴的歧视，46%的残疾人报告感受到家庭的歧视(Moses，2010)。此外，大多数残疾人报告在工作场所感受到他人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Moore，Konrad，Yang，Ng，& Doherty，2011)。正是由于歧视知觉的存在，残疾人常对自身的社交能力产生怀疑，感觉不如别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严重者甚至对自身价值也产生怀疑(Santuzzi，2011)，从而诱发严重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然而，正常人对残疾人的歧视并非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有研究表明正常人对残疾人的态度和行为并非都是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反应(Bossaert，Colpin，Sip，& Peter，2011; Vilchinsky，Werner，& Findler，2010)。由此，单单从正常人对残疾人的态度与行为反应的角度尚无法完全理清残疾人社交回避的成因。

除上述社会因素外，残疾人自身的认知特点也是导致其出现社交回避的重要因素之一。残疾人由于自身生理和心理的缺陷，常处于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反馈中，容易把他人的偏见内化为自己的观点( Perrier，Shirazipour，&Latimer-Cheung，2015)，长此以往容易形成认知偏差。而这一过程往往与特定的注意偏向有关(冯文锋，罗文波，廖渝，陈红，罗跃嘉，2010; 高鹏程，黄敏儿，2008)。残疾人对消极社交线索的过度关注可能是导致其脱离社会生活、产生社交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探讨残疾人是否存在对特定刺激的注意偏向尤为重要。国内外有关残疾人注意特点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而针对其他特殊群体(如低自尊、高焦虑、抑郁个体等)注意特点的研究则相对较为丰富，如低自尊个体更容易对负性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李海江，杨娟，贾磊，张庆林，2011)，较低的身体自我认同会导致个体对自己与他人的社会距离判断产生偏差(冯文锋等，2010)。已有研究表明，残疾人普遍存在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和负面身体自我图式(邵义萍，2010)。由此推测，残疾人自身可能存在的特殊注意特点(如对社交环境线索过度敏感)是导致其出现社交回避的深层心理原因。已有研究也表明，高焦虑个体对威胁性词语的颜色命名显著快于中性词语(Mogg & Bradley，2005)；低自尊个体对拒绝性词语的颜色命名表现出更大的Stroop干扰效应(D and eneau & Baldwin，2004)。对威胁性(拒绝性)词语的颜色命名干扰可能意味着高焦虑和低自尊个体在信息加工的早期阶段对威胁性(拒绝性)词语分配了更多注意资源，即存在注意偏向。另外，抑郁症患者同样存在注意偏向(Cisler & Olatunji，2010)，而残疾人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人(张宏华，郝小平，2004; 张晓丽等，2010)，那么他们是否也同样存在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这是本研究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尽管有关注意偏向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对于注意偏向的形成机制尚无一致性结论，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注意定向加速和注意解除困难对注意偏向的贡献上(张禹等，2014)。残疾人在其成长过程中经常会接触到各种威胁性的、敏感的社会线索(李文涛，谢文澜，张林，2012; 谢文澜，张林，2013)，因此残疾人对不同类型社交线索的注意偏向可能是长期形成和发展的结果。Williams，Mathews和MacLeod(1996)认为不同的情绪障碍群体都对那些代表或反应自己内心想法的外界环境刺激尤为敏感，个体由于存在负性偏向而产生偏见，这种偏见又进而继续影响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残疾人由于存在负性偏向，更容易注意到外界环境中的拒绝性而非接纳性信息，往往会更容易感受到来自他人的社会排斥(Wright et al., 2012)。综上，本研究从成年期残疾人对威胁性刺激线索的注意特点入手，进一步探讨残疾人对威胁性线索的注意偏向的成分，用以说明残疾人出现社交回避的发生机制，这是本研究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以往研究表明，表达情感的面部表情相比词语更容易引发个体的注意，生态效度相对较高(Fox，Russo，Bowles，& Dutton，2001)。基于此，本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1采用情绪Stroop任务，以社交类词语为刺激材料，其中社交拒绝词代表威胁信息，社交接纳词代表快乐信息；实验2采用同中选异任务，以情绪面孔图片为刺激材料，其中愤怒面孔代表威胁信息，快乐面孔代表快乐信息。两个实验都以正常人作为对照组，分别探讨残疾人在社交反馈言语和情绪线索下的注意偏向。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1)相比于社交接纳词，残疾人和正常人均对社交拒绝词表现出更强的注意偏向，即对社交拒绝词的颜色命名显著快于社交接纳词；(2)相比于正常人，残疾人对社交拒绝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显著长于社交接纳词；(3)相比于正常人，残疾人对消极社交反馈情绪线索更加敏感，即残疾人从中性面孔背景下检测出愤怒面孔显著快于正常人；(4)相比于正常人，残疾人更难将注意力从消极社交反馈情绪线索中脱离出来，即残疾人从愤怒面孔背景下检测出中性面孔显著快于正常人。

选取某市四个不同社区64名居民，其中：残疾人33名，正常人31名；男性34名，女性30名；平均年龄为47.3岁(SD=9.2)。选取的残疾人符合国家残疾人持证标准且智力正常，主要为肢体残疾二级和三级；残疾时间平均为29.8年，最短的为3年，最长的为35年；小学及以下学历占32.4%，初中学历占33.8%，高中学历占22.9%，中专及以上学历占10.9%；已婚占72.3%，未婚占10.4%，离婚占8.2%，丧偶占9.1%。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或色弱，能熟练使用计算机。整个实验过程完全遵循被试自愿的原则，实验过程中被试可以随时停止或退出(数据作无效处理)，完成实验任务的被试均可获得礼品以示谢意。

采用12寸ThinkPad X201液晶显示器，分辨率为1024×768，颜色为真彩色，刷新率为60Hz的计算机。利用E-Prime 2.0编写实验程序，刺激呈现时间、被试反应时和正确率均由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与显示器距离60cm左右，所有刺激均呈现在显示器中心，背景为白色(RGB值为255、255、255)。实验在隔音室内单独进行，被试不受任何干扰。

采用情绪Stroop任务，选取该任务中使用的三种类型词语，即12个社交拒绝词(如拒绝、排斥等)、12个中性词(如茶叶、客车等)和12个社交接纳词(如接纳、包容等)。参照以往相关研究(D and eneau & Baldwin，2004)，分别预选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23个社交拒绝词和23个社交接纳词。集中组织21名社区居民对两类词语进行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分别选出密切度最高的12个社交拒绝词(拒绝、排斥、讨厌、排挤、鄙视、反感、抛弃、蔑视、厌烦、耻笑、回避、冷漠)和12个社交接纳词(接纳、包容、爱护、赞成、关怀、亲近、亲密、支持、赞许、赞同、钦慕、关心)。中性词选自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词语，经过评定后最终确定为如下12个：茶叶、锄头、大豆、法则、客车、鼠标、树木、铁皮、橡皮、椅子、阅读、数字。其中，拒绝词的消极感受程度平均值为3.62(SD=0.35)，接纳词的积极感受程度平均值为3.58(SD=0.26)。两类词语所引发的积极或消极感受的程度无显著差异，t(9)=-0.53，p=0.61。

采用2(被试类型：残疾人、正常人)×3(社交线索类型：社交拒绝词、中性词、社交接纳词)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类型为组间变量，社交线索类型为组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对词语的颜色命名反应时。

采用E-Prime 2.0编写实验程序，包括2个block：block 1为练习部分，包含12个trials；block 2为正式实验部分，包含72个trials。练习部分开始时，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持续时间为1000ms的红色“+”注视点，主试提醒被试将注意力集中于注视点上；其消失后，原位置随机呈现一个红色或绿色词语，要求被试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尽可能快地对所呈现词语的颜色进行按键判断，红色按“Q”键，绿色按“P”键。若判断错误，屏幕中央将出现一个红色的“错误”提示，直到被试正确反应后提示才会消失；被试反应正确后，出现800ms的白屏，程序自动进入下一个trial，系统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与错误率。参加实验的另一半被试做红色判断时按“P”键，做绿色判断按“Q”键，以此平衡实验的顺序效应。正式实验部分，被试判断错误将不会有错误反馈提示，直接进入下一个trial。

在进行正式数据分析前进行预处理，删除被试按键反应出错的数据及反应时在3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占原始数据2%)，两组被试的反应正确率均高达98%以上。根据高鹏程和黄敏儿(2008)的研究，正确率一般仅作为数据整理的依据，因此本实验的因变量是反应时。

残疾人、正常人被试在情绪Stroop任务中对社交拒绝词、社交接纳词和中性词反应时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1。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被试对不同种类社交词语的注意加工特点，参照张林和吴晓燕(2011)的研究，将被试对中性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作为基线水平，将对社交拒绝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与基线水平的差值作为被试对社交拒绝言语线索的注意偏向指标，即RT_{社交拒绝言语线索}=RT_{社交拒绝词}-RT_中性词；将对社交接纳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与基线水平的差值作为被试对社交接纳言语线索的注意偏向指标，即RT_{社交接纳言语线索}=RT_{社交接纳词}-RT_中性词。两组被试在社交拒绝与接纳言语线索注意偏向指标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2。

进行2(被试类型：残疾人、正常人)×2(线索类型：社交拒绝词、社交接纳词)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1，63)=6.55，p<0.05，η²_p=0.095；线索类型主效应显著，F(1，63)=6.78，p<0.05，η²_p=0.099；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1，63)=9.32，p<0.01，η²_p=0.13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社交拒绝言语线索条件下，残疾人的反应时显著高于正常人(t(24)=3.117，p<0.01)，即残疾人对威胁刺激比正常人更加敏感；在社交接纳言语线索条件下，残疾人的反应时和正常人无显著差异(t(20)=1.181，p=0.242)，即残疾人对非威胁刺激与正常人在注意上无显著差异。

选取某市四个不同社区63名居民，其中：残疾人33名，正常人30名；男性33名，女性30名；平均年龄为46.5岁(SD=9.4)。选取的残疾人符合国家残疾人持证标准且智力正常，主要为肢体残疾二级和三级；残疾时间平均达到32.3年，最短的为2年，最长的为38年；小学及以下学历占29.6%，初中学历占38.3%，高中学历占25.4%，中专及以上学历占6.7%；已婚占68.2%，未婚占17.9%，离婚占7.2%，丧偶占6.7%。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或色弱，能熟练使用计算机。整个实验过程完全遵循被试自愿的原则，实验过程中被试可以随时停止或退出(数据作无效处理)，完成实验任务的被试均可获得礼品以示谢意。

注意警觉任务：采用2(被试类型：残疾人、正常人)×3(实验条件：中性面孔为干扰背景的愤怒面孔识别、中性面孔为干扰背景的快乐面孔识别、中性面孔为干扰背景的中性面孔识别)的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被试类型为组间变量，实验条件为组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从中性面孔背景下识别愤怒/快乐/中性面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注意维持任务：采用2(被试类型：残疾人、正常人)×2(实验条件：以愤怒面孔为背景的中性面孔识别、以快乐面孔为背景的中性面孔识别)的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被试类型为组间变量，实验条件为组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从愤怒/快乐面孔背景下识别中性面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仪器同实验一。实验材料从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龚栩，黄宇霞，王妍，罗跃嘉，2011)随机选取，包括12张愤怒、12张快乐和12张中性面孔，选择过程中对性别做了平衡处理。参照高鹏程和黄敏儿(2008)的研究，采用Adobe Photoshop CS5制作出包含12张情绪面孔的面孔组合图片，分为3行，每行4张。共制作42张面孔图片组，一半用于注意警觉任务，其中包含6张由11张中性和1张愤怒面孔的组合图片、6张由11张中性和1张快乐面孔的组合图片和6张由12张中性面孔组成的组合图片；另一半用于注意维持任务，其中包含6张由11张愤怒和1张中性面孔的组合图片、6张由11张快乐和1张中性面孔的组合图片、6张由12张愤怒面孔的组合图片和6张由12张快乐面孔的组合图片(示例面孔图片见图 1，其中左图为12张中性面孔，中图为11张愤怒面孔+1张中性面孔，右图为11张快乐面孔+1张中性面孔)，在所有实验材料中愤怒、快乐和中性面孔在组合图片中出现的位置均进行随机化处理。

图 1 示例面孔图片

图选项

采用E-Prime 2.0编写实验程序，包括2个block：block 1为练习部分，包含6个trials；block 2为正式实验部分，包含42个trials。练习部分开始时，屏幕的中央呈现一个持续时间为1000ms的红色“+”注视点，主试提醒被试将注意力集中于注视点上；其消失后，原位置随机呈现一张由12张面孔组成的图片(这12张面孔表情要么完全相同，要么有1张面孔表情与其余11张不同)，要求被试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尽可能快地对这两种情况进行按键判断。如果面孔表情相同按“Q”键，其中1张面孔表情不同于其余11张按“P”键。若判断错误则屏幕中央将会出现一个红色的“错误”提示，直到被试正确反应后提示才会消失；被试反应正确后出现800ms的白屏，程序自动进入下一个trial，系统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与错误率。参加实验的另一半被试，当面孔表情完全相同按“P”键，如果其中1张面孔表情不同于其余11张按“Q”键，以此平衡实验的顺序效应。正式实验部分，被试判断错误将不会有错误反馈提示，直接进入下一个trial。

同实验1。

残疾人、正常人被试在以中性面孔为干扰刺激、以愤怒面孔和快乐面孔为靶刺激情况下反应时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3。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被试对不同种类情绪面孔的注意警觉特点，将被试识别中性面孔的反应时作为基线水平，将识别愤怒面孔的反应时与基线水平的差值作为被试对愤怒面孔的注意敏感指标，即RT_{愤怒面孔敏感}=RT_愤怒面孔-RT_中性面孔；将识别快乐面孔的反应时与基线水平的差值作为被试对快乐面孔的注意警觉指标，即RT_{快乐面孔敏感}=RT_快乐面孔-RT_中性面孔。两组被试在识别以中性干扰背景下的愤怒、快乐和中性面孔的注意警觉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4。

进行2(被试类型：残疾人、正常人)×2(实验条件：中性面孔为干扰背景的愤怒情绪面孔识别、中性面孔为干扰背景的快乐情绪面孔识别)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59)=0.02，p=0.072，η²_p=0.001；实验条件主效应显著，F(1，59)=35.04，p<0.01，η²_p=0.373；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1，59)=12.29，p<0.01，η²_p=0.172。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靶刺激为快乐面孔条件下，正常人被试的反应时显著低于残疾人被试(t(18)=1.307，p<0.01)；在靶刺激为愤怒面孔条件下，残疾人被试的反应时显著低于正常人被试(t(15)=1.051，p<0.01)。

残疾人和正常人被试识别中性干扰面孔背景下的愤怒、快乐和中性面孔反应时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5。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被试对不同种类情绪面孔的注意维持特点，将被试中性面孔背景下识别中性面孔的反应时作为基线水平，将识别愤怒面孔背景下中性面孔的反应时与基线水平的差值作为被试对愤怒面孔的注意维持指标，即RT_{愤怒面孔维持}=RT_{愤怒面孔干扰}-RT_{中性面孔干扰}；将识别快乐面孔背景下中性面孔的反应时与基线水平的差值作为被试对快乐面孔的注意维持指标，即RT_{快乐面孔维持}=RT_{快乐面孔干扰}-RT_{中性面孔干扰}。对不同类型被试在情绪干扰面孔背景下识别中性面孔的注意维持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 6。

进行2(被试类型：残疾人、正常人)×2(实验条件：愤怒面孔为干扰背景的中性面孔识别、快乐面孔为干扰背景的中性面孔识别)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59)=0.83，p=0.064，η²_p=0.014；实验条件主效应不显著，F(1，59)=0.07，p=0.076，η²_p=0.001；两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59)=0.01，p=0.069，η²_p=0.001。

实验1采用情绪Stroop任务考察残疾人和正常人对社交反馈言语线索的注意偏向，结果与预期一致，残疾人对消极社交反馈言语线索比正常人更敏感，即存在注意偏向。结果表明，残疾人被试对社交拒绝词和社交接纳词的反应时均短于中性词，可能是由于他们具有的这两类社交反馈言语线索的图式均被激活，而正常人被试对这三类词语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被试自身的差异有关：残疾人和正常人本属于两类不同群体，即使实验做到严格匹配也不能保证两组被试完全同质。因此，被试的基线水平和差异性在数据分析时同样需要考虑。进一步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交拒绝词的Stroop干扰效应显著高于社交接纳词，即残疾人对消极社交信息存在注意偏向。

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Mogg和Bradley(2005)采用Stroop任务检测焦虑个体的注意特点时发现，高焦虑个体对威胁性词语的颜色命名显著快于中性词。在Stroop任务中，低自尊个体对拒绝性词语的颜色命名表现出更大的Stroop干扰效应(D and eneau & Baldwin，2004)。对威胁性(拒绝性)词语的颜色命名干扰可能表明高焦虑和低自尊个体在信息加工的早期对威胁性(拒绝性)词语分配了更多注意资源，即存在注意偏向。残疾人由于存在负性偏向，更容易注意到外界环境中的拒绝性信息，往往会将他人的一些消极反应理解为受到被他人排斥，而这种偏见又进而继续影响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最终导致一种恶性循环(Williams，Mathews，& MacLeod，1996; Wright et al., 2012)。长此以往，个体就会将这种错误观念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对拒绝信息的注意偏向则会进一步增加了残疾人个体被他人拒绝或丧失社会支持的可能(Murray，Holmes，& Griffin，2000)。正常人对接纳性信息容易投入更多的关注，不存在对拒绝性信息的注意偏向(张林，曹华英，2011)。这样会使个体更少受外界负性信息的干扰，增加了被他人接纳和包容的感受，对个体的心理健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实验1中，残疾人对社交拒绝词的颜色命名显著快于正常人，表明残疾人的注意更容易维持在词语的意义上，从而干扰了对词语颜色的判断。然而，由于Stroop任务无法解释注意警觉和注意维持的成因(冯文锋等，2010)，因此实验1的结果不能有效阐明残疾人注意偏向发生的具体阶段。另外，实验1还发现残疾人和正常人对中性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与残疾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有关(韩梅，张雪慧，王妍，2013)。因此实验2选择更为直观形象的情绪面孔图片刺激作为实验材料，并采用同中选异任务进一步对残疾人注意偏向的产生机制进行探讨。结果发现残疾人对愤怒面孔的检测显著快于正常人，表明残疾人对威胁性情绪刺激存在注意警觉，支持了研究假设。

本研究提出残疾人可能具有与其他特殊群体类似的注意特点，即对威胁性情绪刺激较为敏感，也更容易将注意锁定于威胁性情绪刺激而难以脱离。然而，实验2采用同中选异任务发现了与预期假设不完全一致的结果：在注意警觉特点上，残疾人和正常人对愤怒和快乐面孔的注意警觉有显著差异，即残疾人对愤怒面孔更加敏感，正常人对愉快面孔更加敏感；而在注意维持特点上，两组被试对愤怒和快乐面孔的注意维持无显著差异，即残疾人并没有明显地将注意锁定于威胁性刺激，而正常人也没有将注意锁定于快乐面孔。由此可见，残疾人的注意特点主要表现为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警觉。这种对负性社交刺激的注意警觉可能表明残疾人的认知资源更容易投入到负性刺激上，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残疾人的负面自我评价。在注意维持方面，本研究并未发现残疾人对威胁性刺激存在注意解脱困难。而正常人注意的主要特点是对快乐刺激比较敏感，这与高鹏程和黄敏儿(2008)的研究基本一致。这样的结果表明残疾人在警觉到负性反馈刺激源后，很可能更容易产生回避行为。因此本研究作出如下推测：残疾人对负性社交反馈线索可能存在一定的解释偏向，而这种解释偏向恰恰能保护残疾人免受负性刺激的进一步伤害，这可能是解释残疾人容易出现社交回避的关键所在。

关于残疾人对威胁性情绪信息的注意警觉，Eva，Edna和Nader(1999)采用同中选异任务考察焦虑症患者的注意偏向。结果发现，社交焦虑个体对愤怒面孔的检测显著快于正常人，即焦虑症患者对威胁性情绪刺激敏感。关于对威胁性情绪刺激的注意维持，本研究并未发现残疾人更多地将注意锁定于威胁性情绪刺激而难以解脱，这与前人的研究不完全一致。杨智辉和王建平(2011)发现高广泛性焦虑个体无论在何种情境下均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锁定，尤其在不确定情境下，这种注意锁定尤为明显。李海江等(2011)发现低自尊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存在注意解脱困难。显然，本研究尚未发现类似特点，这可能是因为残疾人存在注意回避，威胁性刺激一旦出现，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探测到并做出回避行为。如在线索提示任务中，当图片的呈现时间为100ms时，创伤后应激障碍青少年会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警觉；而当呈现时间为500ms或1250ms时，创伤后应激障碍青少年会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回避(王海涛，黄珊珊，黄月胜，孙孝游，郑希付，2012)。这可以解释残疾人不同于其他特殊群体，对威胁性刺激不存在注意锁定。因为与创伤后应激障碍青少年类似，残疾人大多都遭受过严重的生理创伤，或多或少会存在应激性障碍。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国内有关残疾人注意偏向的研究还比较少，从国外的文献来看有关残疾人注意偏向特点与产生机制也很少有研究关注。因此，本研究对于丰富残疾人对不同类型社交线索注意偏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此外，本研究的两个实验选取的被试致残时间均普遍较长(实验1平均致残时间为29.8年，实验2平均致残时间为32.3年)，很多残疾人在致残时均为儿童期和青年早期。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肢体残疾这一障碍伴随他们度过了人生的儿童期、学龄期、青春期、成年期，甚至终生。另外，残疾人群体对社交威胁线索的注意偏向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该问题的出现可能是导致其脱离社会生活，产生社会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关残疾人对负性社交反馈线索认知加工机制的探讨有助于揭示肢体残疾这一重大创伤事件对个体心理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并且对丰富残疾个体生命全程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不仅如此，本研究的临床意义也比较明显。研究残疾人对社交消极线索的注意偏向问题有助于理解残疾人出现社交回避以及相关社交障碍的原因，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与训练帮助其形成积极、正面的注意习惯，将有助于提升残疾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当前针对残疾人社交回避问题的干预措施仅仅停留在政策扶持和社会支持的现象层面上，尚未有针对残疾人心理特点的训练对策(陈功，吕庆喆，陈新民，2014; 密忠祥，刘松怀，卢迪迪，2013)。针对残疾人社交回避，本研究认为可以从残疾人注意加工特点入手从心理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如开展残疾人专项注意训练，通过反复呈现积极、愉快的外界刺激来逐渐引导残疾人的习惯性注意加工倾向，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首先，实验1表明残疾人对社交拒绝词存在注意偏向，验证了研究假设，但该实验并未区分残疾人对社交拒绝词的注意偏向具体发生在哪一阶段。若能对其深入探讨，研究结论将更加完整；其次，本研究在选取被试时并未区分被试是先天还是后天残疾、伤残初期还是后期，已有研究表明由于不同原因的致残可能会对残疾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密忠祥，刘松怀，卢迪迪，2013)。而目前对残疾人心理和行为特点的研究较多还停留在现象层面，有关残疾人认知方式、注意特点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后续研究可以重点考察先天和后天残疾个体、伤残初期和后期个体在认知方式、注意特点等方面的差异；第三，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残疾人的生理障碍，而针对由生理障碍导致的残疾人心理障碍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后续研究可以考察心理障碍残疾人对不同类型社交线索，特别是威胁性线索的注意偏向；第四，本研究对用于社交反馈情绪线索的情绪图片是否启动了被试相应的情绪未进行检测，这可能会造成结果的混淆。以后的研究在使用社交反馈情绪线索图片时，应该对其是否启动了被试相应的情绪进行检测。

本研究获得如下主要结论：

(1)残疾人对社交拒绝词的颜色命名显著快于正常人，即残疾人对负性社交反馈言语线索存在更强的注意偏向；

(2)残疾人对愤怒面孔的检测显著快于正常人，正常人对快乐面孔的检测显著快于残疾人，即残疾人对消极社交情绪线索更加警觉，正常人对积极社交情绪线索更加警觉；

(3)残疾人不存在对消极社交情绪线索的注意解脱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