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是对群体成员的概括性认识，认为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相同的特质，而忽略了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Inzlicht & Schmader，2012)。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如在中国，男孩子从小就被教导“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而要求女孩儿则应文静、乖巧。有研究显示，儿童5岁时就形成了性别情绪刻板印象，他们以此表达情绪或判断他人的情绪(MacNaughton，2000; Brechet，2013)。刻板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不仅影响最基本的社会认知(Johnson，Freeman，& Pauker，2012; Amodio，2014)，而且是社会认知中最根深蒂固的一部分(Contreras，Banaji，& Mitchell，2012)。刻板印象能简化认知过程，节省大量的时间、精力，使人们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有利于应对周围的复杂环境。但有一些刻板印象看似准确，实则被夸大，或仅存在于特定领域。Weber和Wiedig-Allison(2007)研究发现，尽管预期男性会表现出更多的愤怒，但事实上，女性却比男性表现出了更多的攻击性行为。这种放大的刻板印象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以及如何与他人交往。

Plant，Hyde，Keltner和Devine等人(2000)对情绪的性别刻板印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发现19种情绪中有14种存在性别刻板印象，人们认为男性比女性感受和表现更多的生气和自豪，女性感受和表现更多的敬畏、难堪、害怕、悲痛、高兴、内疚、同情、伤心、热爱、惊奇、羞耻和害羞。Neel，Becker，Neuberg和Kenrick(2012)发现，在人群中搜索面孔时，男性面孔更易从周围面孔上“抓取”生气表情(相比于女性面孔)，而女性面孔则更易从周围面孔上“抓取”高兴表情，这表明个体更容易把男性面孔与生气表情绑定，而把女性面孔与高兴表情绑定。Hugenberg和Sczesny(2006)发现，被试对女性面孔高兴表情的识别速度显著快于生气表情，而对男性高兴表情与生气表情的识别速度差异不显著。Becker，Kenrick，Neuberg，Blackwell和Smith(2007)的研究也显示，被试对男性生气面孔的加工更快、更准确，对女性高兴面孔的加工更快、更准确。男性愤怒面孔和女性微笑面孔更容易被优先检测出来(Pixton，2011)。人们更倾向于把女性和具有亲和力的情绪比如微笑相联系，而把男性和更具支配性的情绪比如愤怒相联系(Prentice & Carranza，2004; Hess，Adams，& Kleck，2005)。Brechet(2013)对6~8岁儿童的研究中，也发现了性别情绪刻板印象的存在，在启动愤怒情绪后，请孩子们为面孔图片画上表情，结果男孩画了更多的愤怒表情，并且，与提供女性化特征面孔的孩子相比，提供男性化特征面孔的孩子们所画的愤怒程度较高。但是，也有研究在成年人中没有发现表情(愤怒、惊奇)对性别归类的影响(Karnadewi & Lipp，2011)。

这些研究均表明，人们在对他人的情绪进行知觉和判断时，似乎存在某些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如认为男性更容易表达愤怒，女性更容易表达高兴。那么，这种刻板印象是否存在，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在刻板印象程度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鲜有从性别角色的角度对性别情绪刻板印象进行的研究，也缺乏从内隐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张艳红和佐斌(2011)通过内隐测试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更加情绪化，但并没有研究在具体情绪上是否存在刻板印象，以及不同性别被试的刻板印象程度是否存在差异。与外显性别刻板印象相比，内隐性别刻板印象更能够揭示出人们对男女两性无意识的自动化加工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该过程较少受社会赞许和自我评定策略的影响(Carlsson & Björklund，2010)。并且，当要求被试仅对过去的情绪行为进行回溯式报告时，被试可能以文化信念重构过去经验。结果导致对情绪和表情的回溯式自我报告极有可能被性别刻板印象所污染，性别差异可能被减弱(Robinson & Clore，2002)。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外显问卷和内隐联想测验探索在中国大陆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是否存在外显和内隐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分析性别情绪刻板印象的性别差异，并考察内隐性别情绪刻板印象与外显性别情绪刻板印象的关系。

某大学本科生共280名，删除无效问卷后，控制组有效被试144名，其中女生104名，男生40名；启动组有效被试109名，其中女生69名，男生40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控制组和启动组，控制组被试无任何提示，仅指导被试按要求进行连线任务；启动组被试在完成连线任务之前，先看一段描写男女两性差异的文章，以启动被试的性别意识。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测试。因为控制组男女被试数量差异较大，为控制被试量的影响，从女生数据中随机三次抽取和男生相等数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与图 1中所得数据变化趋势相同，所以，可以据此排除性别差异的影响。

图 1 男、女大学生在不同条件下将名字与属性词相连的平均频率图

图选项

参照Viki，Winchester，Titshall，Chisango，Pina和Russell(2006)的研究中所用的测量方式，编制性别情绪偏见问卷。问卷的左列是10个男生或女生的名字，右列是20个词语(10个愤怒词，10个高兴词)，问卷中所使用的4类词语与内隐测试中使用词语相同。名字和情绪词的顺序都是随机排列的。对左列的每一个名字，请被试从右列中选出一个最能描述他(她)的词语，将二者用线连起来，一个名字只能连一个词语，一旦选择了某个词语，就不能再选择其它的词语连接。一半的被试先完成男生名和词语的连接，一半被试先完成女生名和词语的连接。

本研究以被试将男、女名字与愤怒或高兴情绪词相连的频率来界定其态度。每种类别的词语各10个，分别计算被试将男生名字与愤怒词和高兴词、女生名字与愤怒词和高兴词相连的次数，连线1次计1分。

某大学本科生87名，其中42名男生，45名女生，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能熟练操作电脑，且自愿参加本实验。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中包含两个维度的文字材料: 概念维度和属性维度。概念维度由10个典型男性名字和10个典型女性名字组成。通过访谈，大学生认为小强、小丽这样的名字更能代表男性、女性名字，且更为亲切、更容易做出判断，根据开放式问卷中大学生提供的人名，请18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和大学生评定后，根据频次统计最终确定10个最能代表男性和女性的名字。其中男性名字为：小强、小伟、小涛、小峰、小豪、小斌、小杰、小亮、小军、小明；女性名字为：小丽、小红、小芳、小玲、小茹、小娟、小娜、小慧、小艳、小霞。属性维度由10个典型愤怒词和10个典型高兴词组成，由73名大学生从给出的愤怒词和高兴词中各选出10个最具代表性的词语。愤怒词是：愤怒、震怒、咆哮、气忿、盛怒、大怒、愤恨、发怒、怨愤、怒视；高兴词是：高兴、欢畅、欢乐、开心、雀跃、兴奋、欢喜、狂喜、开怀、喜悦。

实验采用E-prime1.0编制，在黑色底板上呈现白色字体，名字是二号宋体，属性词是小初宋体，电脑均为19英寸屏幕，被试眼睛与屏幕距离50cm左右。正式实验前被试先进行练习，以确保所有被试都明白规则并能独立正确操作。实验过程中，名字和属性词均随机呈现，相同的词语不重复呈现。正式实验的基本任务是要求被试对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中央的刺激词进行分类。被试坐在计算机前，注视计算机屏幕，对左边的归类用“e”键反应，对右边的归类用“i”键反应。在每一阶段开始前，在屏幕上呈现指导语说明该部分的实验要求，同时告知被试在保证正确的基础上，尽可能快的反应。被试反应正确，则词语消失，进入下一次测试，如果被试反应错误，则在原来词语呈现的位置出现红色的“错误”进行提示，随后进入下一次测试。全部测试完成后，屏幕提示实验结束。整个实验过程25分钟左右，IAT的测量结果由电脑自动记录各部分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具体程序见表 1。

问卷调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无任何提示，仅指导被试按要求进行连线任务，作为控制组。第二部分，完成连线任务之前，被试先看一段描写男女两性差异的文章，以强化被试的性别意识。并在任务完成后询问被试“你在阅读短文的过程中是否想到了自己的性别特征？”以检测启动是否有效，统计显示92%的被试选择了肯定答案，证明该材料确实起到了性别强化的作用。不同性别被试在有无强化性别意识条件下将名字与属性词相连的平均频率见图 1。

以被试将名字与属性词相连的平均频率为因变量，进行2(性别：男，女)*2(组别：控制组，启动组)的两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47)=1.840，p=0.161，partialη²=0.015；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247)=1.444，p=0.238，partialη²=0.012；性别主效应显著，F(1，247)=3.836，p=0.000，partialη²=0.064；具体表现为男、女大学生在将女生名字与高兴词和愤怒词相连上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F(1，247)=12.081，p=0.001)。

由图 1可知，在控制组和启动组，虽然所有被试都倾向于更多地将两种属性词与女性名字相连。但在愤怒词和高兴词内出现了性别交叉现象，比起异性，被试都把同性名字更少的和愤怒词相连，更多的和高兴词相连。但是，在启动组，当无意识地强化了被试的性别意识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男生增加了将男生名字与所有词相连的频率，减少了将女生名字与所有词相连的频率；而女生则正好相反，减少了将男生名字与所有词相连的频率，增加了将女生名字与所有词相连的频率。并且，女生显著降低了将男生名字与高兴词相连的频率，增加了女生名字与高兴词相连的频率，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

删除无效数据后，样本容量实际为81人，有效率93%，其中男生40人，女生41人。数据处理使用SPSS 18.0统计软件包进行。

鉴于传统的计算方法的缺陷，本研究采用Greenwald，Nosek和Banaji(2003)提出的新计分方法D值进行数据处理，计算使用Block3，Block4，Block6和Block7四个步骤中所获得的数据。(1)剔除反应时大于10000ms的数据和在一个任务中有10%以上的反应时低于300ms的被试。(2)计算每个block正确反应的平均值，并用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加600ms代替每一个任务内错误的反应值。(3)分别计算block3、block6和block4、block7的合并标准差。(4)分别计算block6-block3和block7-block4的平均反应时之差。(5)用上一步中所得差值分别除以block3、block6和block4、block7的合并标准差，然后平均由练习任务和正式任务得到的商数就得到D值。D值越大，说明内隐效应越明显。

该计分方法相对于传统的计分方法有许多优势(Back，Schmukle，& Egloff，2005)。把D值作为内隐联想测验敏感度的指标，它不仅能够反映被试的内隐态度性质，还能反映内隐态度倾向程度。测量工具越敏感，内隐效应越强烈。本研究中计算的D值为0.47，将D值与0相比，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t=5.890，p < 0 .01)，说明被试存在显著的内隐性别情绪刻板印象。

对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在性别上进行差异检验，对男生和女生的D值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df=79)，具体结果见表 2。

结果表明，男女生的内隐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女生的内隐刻板印象显著大于男生。

将被试的IAT效应值与外显测量的结果进行相关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组和启动组情况下，p值均大于0.05，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大学生的内隐与外显性别情绪刻板印象是相对独立的，无法依靠外显测试结果推测其内隐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它们是通过不同的心理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存在分离效应。

在IAT测验中，被试不相容任务的平均反应时显著高于相容任务时，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女生，男生在相容和不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不存在差异。这说明，女生表现出了更明显的认为“男性更容易愤怒、女性更容易高兴”的偏见，IAT效应显著，即存在内隐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并且，还采用Greenwald，等(2003)提出的新计分方法计算敏感度更高的D值(相容和不相容任务的平均反应时之差分别除以相容和不相容任务的合并标准差之商，然后平均由练习任务和正式任务得到的商数)。结果显示，D值等于0.47，内隐态度属于中等强度。

在外显任务中，在没有强化性别意识时，控制组被试虽然也都对本性别姓名的情绪评价更积极，相比异性，都更多的把愤怒词与异性别名字相连，把高兴词与同性别名字相连，但男女不存在差异。但在启动组，当被试意识到自己的性别特征后，女生明显降低了将男生名与高兴词相连的次数，增加了将女生名与高兴词相连的次数，即认为女性更少表现出愤怒，更多表现出高兴，表现出极其显著的差异。

内隐和外显测试的结果都证明了在大学生中存在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尤其女生表现出了显著的性别情绪刻板印象。这与已有研究中的一些结论也是相似的，如Becker等(2007)采用电脑生成的3D面孔图片进行实验，以保证面孔之间仅存在结构上的差异。结果发现，男性无表情面孔更易被误认为是生气表情，而女性无表情面孔则更易被误认为是高兴表情。Plant，Kling和Smith(2004)发现，被试在识别表情混合面孔(上下混合：上半脸悲伤、下半脸生气/上半脸生气、下半脸悲伤)时，倾向于以一种与性别刻板印象一致的方式进行反应，男性面孔被评价为更生气，女性面孔被评价为更悲伤。但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这种刻板印象在女大学生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对大学生的内隐和外显性别情绪刻板印象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的相关并不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双重态度模型的分离理论(Wilson，Lindsey，& Schooler，2000)，说明外显测量和内隐测试的确存在不同的心理结构。在外显测试中由于受到社会评价效应的影响，被试可能会有意识地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如在本研究中，在没有强化性别意识的情况下，相比异性，被试都更多地把同性别名字与高兴词相联系，异性别名字与愤怒词相联系。但是，在启动条件下，当被试的性别特征被无意识强化后，社会评价效应的制约明显减少，男生增加了将所有名字与愤怒词、减少了与高兴词的联系，而女生则明显降低了将男生名字与高兴词相连的频率，增加了将女生名与高兴词相连的次数。尤其在内隐测试条件下，意识的监控机制被撤消或者减弱后，潜在的内隐态度得以激活，被试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情绪刻板印象，但女大学生表现出了更明显的偏向。这也说明性别情绪刻板印象虽然在意识监控下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在合适的条件下会被启动和激发。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存在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即认为女性更容易表现高兴情绪，男性更容易表现愤怒情绪，这种偏向在女大学生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关于这一现象，可能有以下几种解释。

出于内群体偏私。把某人归为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有助于个体产生积极的社会认同并对自己感觉更好，这也是产生偏见的基本原因(Stangor，2000)。例如，人们能够更好识别自己种族个体的面孔(Meissner & Brigham，2001; Young，Hugenberg，Bernstein，& Sacco，2012)，以及他们自己年龄段的面孔(Perfect & Harris，2003; Anastasi & Rhodes，2005)。Platow等(2005)研究发现，当听到来自内群体成员的笑声时，被试大笑、微笑的次数更多，并且，对材料的幽默性评价更高。对儿童的研究也发现，3岁儿童已像成人一样具有偏向，更多地把种族模糊的愤怒面孔归类为黑人而非白人(Dunham，Chen，& Banaji，2013)。4~6岁儿童表现出内隐种族偏见，她们把快乐面孔更快地归类为自己种族成员，把愤怒面孔归类为外族成员(Xiao et al.，2015)。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仅仅把刺激归类为内群体或外群体就能对认知、动机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Tajfel，Billig，Bundy，& Flament，1971; Bernstein，Young，& Hugenberg，2007; Hourihan，Fraundorf，& Benjamin，2013)。所以，在对情绪效价进行评定时，出于对内群体成员的认同，女性被试更多地将积极情绪与本性别姓名相联系。

面孔特征与情绪特征的交互作用。有研究认为，男性面孔本身就与愤怒表情特征有更高的重叠，女性面孔与高兴表情特征有更高的重叠(Becker et al.，2007; Hess，Adams，& Kleck，2007)。男性面孔通常有较宽的下颌，浓粗的眉毛，这样的特征更显男子气，是典型的男性面孔特征(Senior，Phillips，Barnes，& David，1999)；而典型的女性面孔是圆圆的婴儿脸，大大的眼睛，这些特征更显女子气(Brown & Perrett，1993)，被认为更易亲近且温暖。Hess，Adams，Grammer和Kleck(2009)的实验中使用电脑生成的中性面孔和真实面孔都发现，表达快乐表情的面孔更可能被认为是女性面孔，并且，当女性表达快乐表情时能更快被确认为是女性，表达愤怒情绪时，被确认为是女性的速度下降；而表达愤怒表情的面孔更可能被认为是男性面孔。Hess，Adams，Grammer和Kleck(2009)认为这是因为微笑使脸看起来更圆，比较符合女性特质；而在愤怒的脸上，嘴巴紧抿使得嘴巴的区域更平，眉头紧皱使得眉毛更加突出，都是典型的男性特征。这一结论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Marsh，Adams，& Kleck，2005; Becker et al.，2007; Hess et al.，2007)。不同性别的面孔特征与表情特征的重叠可能也影响了人们的评价，使得人们认为男性更容易愤怒，女性更容易高兴，所以，在评价时，更倾向于把男性姓名与愤怒相联系，女性姓名与高兴相联系。

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特定社会里，性别刻板印象服从于特定的性别角色结构(Eagly & Wood，2011)。典型的男性角色是资源提供者，和角色一致，他们典型的行为特征是自信独立。而女性的典型角色是家庭照顾者，这需要更多的人际交流技巧。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但女性主要的社会角色并没有改变，仍然是照顾家庭和孩子的最主要的人(Lachance-Grzela & Bouchard，2010; German Federal Office of Statistics，2012)。根据他们的典型角色，在冲突情境下，男性预期有更多的攻击性行为，而女性则更顺从(Brody & Hall，2000; Eagly，Wood，& Diekman，2000; Ebert，Steffens，& Kroth，2014)。社会角色引导人们对于男女应该表现出的合适的表情的预期，人们的性别偏见是女性是温暖，具有亲和力的，男性是具有支配性的(Hess et al.，2007; Ebert et al.，2014)，因此，认为男性更易于感受和表现愤怒，而微笑的表情更适合女性(Becker et al.，2007; Hess et al.，2009; Pixton，2011; Hack，2014)。并且，人们还认为愤怒的男性地位更高，但愤怒的女性地位和收入却更低，并缺乏能力(Brescoll & Uhlmann，2008)。社会对不同性别成员的社会角色及其表现有不同的期待，人们就会不自觉地以社会角色来约束和调整自己的行为表现，使之更符合社会的要求。并且，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也会以同样的期待要求孩子的行为，使之朝着社会期待的性别角色方向发展。

为什么女生有更明显的性别情绪偏向，与女性名字相比，更多把男性名字与愤怒词相联系呢？有研究从生物进化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女性识别情绪的优势，尤其是识别男性愤怒情绪，具有重要的生存价值和适应性意义。女性对男性愤怒面孔的迅速识别对规避威胁是非常重要的(Becker & Eagly，2004)。愤怒传递出的是具有威胁性的信息，可能是因为女性体力较小，她们需要更强的能力记忆面孔以避开可能的威胁(Geary，2009)。并且，威胁和男性形象是相匹配的，而关怀是和女性形象相匹配的，个体都有避开威胁趋近友好的倾向(Mehu，Little，& Dunbar，2008)。所以，女性对具有威胁性的男性愤怒表情有深刻的感知，是出于趋利避害更好地保护自己。

总之，本研究证明了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在大学生中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女生的性别情绪刻板印象更为明显。这对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起到了深化和推进作用，以往对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能力和职业领域，对性别情绪刻板印象的研究相对较少，更缺乏从内隐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证明了性别角色结构也会内隐地影响对不同性别的刻板印象，这是对性别角色理论的重要扩展。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及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本研究主要对愤怒和高兴这两种情绪进行了研究，其它情绪如悲伤、恐惧、惊奇等情绪是否也存在性别刻板印象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探讨。其次，本研究的被试只选取了大学生群体，是否在其他群体，如中小学生(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或不同的职业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差异呢，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但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刻板印象并不总是正确的，了解刻板印象的存在和表现，目的是能更有效地了解和指导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交往等。

(1)外显测试中，在没有强化性别意识之前，被试的性别情绪偏向不显著，性别差异也不显著；启动性别意识后，所有被试都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性别情绪刻板印象，但女生表现出极其显著的差异，明显降低了将女生名与愤怒词相连的次数，增加了将女生名与高兴词相连的次数。

(2)男女大学生的内隐性别情绪刻板印象程度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女生表现出更明显地认为“男性更容易愤怒、女性更容易高兴”的偏见。

(3)对大学生的内隐和外显性别情绪刻板印象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的相关并不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双重态度模型的分离理论，说明外显测量和内隐测试存在不同的心理结构。

(4)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可能受到被试社会角色、内群体偏私、面孔特征与情绪特征的交互作用以及生物进化的适应意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