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结果显示，从1990年到2009年我国未成年犯的绝对数量增长迅速，二十年间未成年犯的绝对人数增长约1倍(姚兵，2013)。未成年犯由于心理发展明显滞后于身体发育，使得他们犯罪过程中通常会伴随着大量的攻击行为甚至暴力行为。因此，哪些因素会对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形成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值得研究者关注。

交往不良同伴(deviant peer affiliation)是指交往具有违反法律与社会道德行为的同龄友伴(Rudolph et al., 2014)。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同伴的行为对青少年起到榜样和强化的作用(宋静静，李董平，谷传华，赵力燕，鲍振宙，王艳辉，2014)，青少年会模仿不良同伴的各种问题行为(如攻击行为)。因而，在已有研究中交往不良同伴被认为是导致青少年产生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并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目前关于交往不良同伴与攻击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两大群体：一般青少年和未成年犯。一方面，学者们十分关注交往不良同伴对一般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并认为交往不良同伴是导致青少年产生攻击行为的风险因素(Patterson，Dishion，& Yoerger，2000)。相关的实证研究显示，交往不良同伴会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Cairns，Cairns，Neckerman，Gest，& Gariépy，1988; Carlo，Mestre，McGinley，Tur-Porcar，Samper，& Opal，2014; Espelage，Holt，& Henkel，2003)，也会对青少年的关系攻击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Ellis & Zarbatany，2007)，还会使得青少年更有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Brendgen，Vitaro，& Bukowski，2000; Gardner，Dishion，& Connell，2008; Lee，2011)。近期的一些追踪研究还发现，交往不良同伴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随后几年的的攻击行为(Benson & Buehler，2012)。另一方面，学者们还十分关注交往不良同伴对未成年犯攻击行为以及暴力行为的影响。基于东西方的多个实证研究均表明，交往不良同伴显著正向影响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暴力行为等违法行为(Gao，Yu，Ng，2013; O’Donnell，Richards，Pearce，& Romero，2012; 杨菲菲，2013)。据此本研究假设，交往不良同伴会对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然而目前，尚未见到有研究构建相应的模型来解释交往不良同伴影响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具体机制。本研究认为，仅仅探讨交往不良同伴对攻击行为的直接影响不足以全面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深入探究这一作用机制中的中介变量。基于攻击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并结合对已有文献的回顾(Caravita，Sijtsema，Rambaran，& Gini，2014; Fontaine，Fida，Paciello，Tisak，& Caprara，2014; Hodgdon，2009; Shulman，Cauffman，Piquero，& Fagan，2011; Sijtsema，Rambaran，Caravita，& Gini，2014; Thevathasan，2009; Wood，Moir，& James，2009; 高玲，王兴超，杨继平，2012)，本研究认为道德推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中介变量。攻击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与其他行为的学习机制类似，攻击行为也是通过社会互动习得的。攻击行为的习得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是受到同伴或其他具有不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同伴影响的社会化结果(王素华，陈杰，李新影，2013；臧刚顺，2012)。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未成年犯在习得同伴不良行为的同时，其道德认知也可能会发生不良的改变甚至扭曲，如产生道德推脱。这意味着，交往不良同伴不仅会直接影响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还可能会通过提高其道德推脱水平而间接地使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增多。

道德推脱是影响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个体头脑中的不良道德认知倾向。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害者痛苦的认同(杨继平，王兴超，2012)。B and ura最早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对道德推脱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道德推脱理论认为，个体的内部道德机制对其道德行为存在着自我调节作用，一方面促使个体表现出符合自己内部道德标准的行为，另一方面抑制个体作出不道德行为。但是这种自我调节作用会因道德推脱而失效，使得个体心安理得地做出不道德行为(王兴超，杨继平，2013；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0；杨继平，王兴超，2012)。国内外学者关于道德推脱的元分析结果一致揭示了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王兴超、杨继平和杨力(2014)的元分析研究显示，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5。Gini，Pozzoli和Hymel(2014)的元分析研究也发现，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之间有着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在道德推脱的已有实证研究中，学者们最早关注了道德推脱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B and ura，Barbaranelli，Caprara，& Pastorelli，1996)。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显示，道德推脱对青少年的攻击倾向、欺负行为、罪错行为及攻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Hymel，Henderson，& Bonanno，2005; Obermann，2011; Pelton，Gound，Foreh and ，& Brody，2004; Pornari & Wood，2010; Richmond & Wilson，2008; 杨继平，王兴超，2012)。同时，追踪研究也发现，个体在青少年早期的道德推脱水平可以显著预测其在青少年后期的攻击行为、罪错行为和暴力行为(Caprara，Fida，Vecchione，Tramontano，& Barbaranelli，2009; Hyde，Shaw，& Moilanen，2010; Paciello，Fida，Tramontano，Lupinetti，& Caprara，2008)。王兴超等人基于我国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道德推脱水平高的大学生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王兴超，杨继平，刘丽，高玲，李霞，2012)。以未成年犯为对象的研究也得到了与此一致的结论。例如，Shulman等人(2011)针对暴力未成年犯的追踪研究中发现，道德推脱可以显著预测未成年犯的反社会行为，并且在3年的追踪研究期间，未成年犯的反社会行为会随其道德推脱水平的降低而明显减少。基于其他未成年犯和成年罪犯的多项研究也显示，道德推脱会显著正向影响攻击行为(Hodgdon，2009; Thevathasan，2009; Wood et al., 2009; 高玲等，2012)。据此本研究推测，未成年犯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其攻击行为也会越多。

就交往不良同伴与道德推脱的关系而言，虽然目前还未发现二者关系的直接研究证据，但是已有的理论及实证研究都认为，与同伴的互动过程会影响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在理论阐释方面，B and ura等(1996)在其早期研究中就已指出，青少年的道德推脱水平是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对于青少年而言，同伴是与其产生社会互动的重要他人，同伴所持有的道德标准可能会对其道德推脱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青少年在与不良同伴的交往中可能会习得许多不良的价值观与道德认知倾向，产生道德推脱。如通过观察到同伴为了摆脱因从事不道德行为可能受到的道德谴责或惩罚，将受谴责的不道德行为重新解释成为很荣耀的事(即道德辩护：当集体荣誉受到威胁时，动用武力也是可以的)，或者将消极行为与更坏的行为进行比较(即有利比较：与打同学相比，辱骂同学就不是什么大事了)，青少年也会逐渐习得这些道德推脱机制。通过这样持续的“社会化”过程，同伴的这些不良道德认知倾向会被青少年逐渐接受、认同，继而转化为个体自身的不良道德认知倾向，形成道德推脱。在实证研究方面，Fontaine等人(2014)最近的追踪研究就发现，青少年中期的同伴拒绝(14岁时)可以显著地预测青少年晚期的道德推脱水平，并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进一步预测其成年早期的犯罪行为(如暴力行为、隐性反社会行为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果也发现，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与其同伴的道德推脱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并且经过1年的相互影响，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与同伴的道德推脱水平会变得更为接近(Caravita et al., 2014; Sijtsema et al., 2014)。同时，Gini，Pozzoli和Bussey(2014)的研究还发现，个体道德推脱会受到班级层面的集体道德推脱(col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的正向影响。即同伴的道德推脱水平也会影响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良同伴通常会比一般青少年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推脱水平，Kiriakidis(2008)对未成年犯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据此我们推测，交往不良同伴会对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道德推脱会在交往不良同伴与未成年犯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为此，我们将通过对男性未成年犯的调查，对这一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选取山西省某未成年犯管教所正在服刑的400名男性未成年犯为研究对象。调查中共发放400份问卷，得到368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2%。犯罪类型主要包括抢劫、故意伤害、杀人等暴力犯罪。其中，农村232人，城市136人；独生子女91人，非独生子女277人；学历在小学及以下110人，初中215人，初中以上43人；平均年龄为18.67岁(SD=2.16)；初次犯罪年龄在14~15岁的149人，初次犯罪年龄在16~18岁的219人；平均刑期为5.76年(SD=3.89)。

在参考以往研究和问卷的基础上(叶宝娟，杨强，胡竹菁，2012；Trudeau，Mason，R and all，Spoth，& Ralston，2012)，结合对未成年犯的访谈，自编了交往不良同伴问卷。问卷共包含5个条目，主要反映未成年犯结交具有攻击、暴力及犯罪行为同伴情况。如：“我最好的朋友中有人做过犯罪行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交往的不良同伴越多。研究中，将研究对象按编号平均分为两组(n₁=184、n₂=184)。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五个条目共提取了一个公共因子，可以解释总变异的49.46%。单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数为χ²/df=1.97、NNFI=0.95、IFI=0.96、CFI=0.96、RMSEA=0.052，均可接受。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0.73。

采用B and ura等人(1996)编制，杨继平和王兴超(2012)修订的青少年道德推脱问卷。针对我国一般青少年的测验显示，该问卷信效度良好。问卷包括八个维度：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扭曲结果、责备归因和非人性化，共32个条目，如“为了保护朋友而打架也是可以的”，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87。

采用Buss和Perry(1992)的攻击行为问卷。该问卷在我国广泛应用，信效度良好。问卷包括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四个维度，共有29个条目，如“我比一般人更容易与人打架”，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攻击行为越多。本研究中，攻击行为问卷的四因素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数为χ²/df=1.76、NNFI=0.91、CFI=0.92、IFI=0.92、RMSEA=0.046，均可接受。问卷的α系数为0.82，各维度的α系数依次为0.71、0.60、0.66和0.68。

数据收集采用集体测验与一对一测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在测验之前先进行阅读能力的筛查，对阅读能力较高的被试采用集体测验的方法，对阅读能力较低的被试采用一对一测验的方法，以确保被试能够准确地理解测验内容。数据处理使用SPSS16.0和Lisrel8.70统计软件。数据处理前，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首先，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公共因子只能解释总变异量的13.97%。这一比例远小于Podsakoff等人推荐的40%的判断标准(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其次，单因素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结果也较差(χ²/df=6.67、RMSEA=0.115、NNFI=0.81、CFI=0.82、IFI=0.82)。这均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由表 1可知，交往不良同伴与道德推脱之间有显著正相关，交往不良同伴与攻击行为之间有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之间也有显著正相关。此外，交往不良同伴、道德推脱还与攻击行为的四个维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研究中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对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在构建道德推脱中介作用模型的同时，还构建了道德推脱的无中介作用模型作为竞争模型。两个模型的区别在于：交往不良同伴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是否要经过道德推脱。中介作用模型和无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指数的比较结果显示(表 2)，中介作用模型的各拟合指数均超过临界值，且优于无中介作用模型。进一步的模型比较还显示，两个模型的χ²差异显著，△χ²(1)=28.16，p<0.001。这说明，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更好，道德推脱在交往不良同伴与攻击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由图 1知，交往不良同伴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非常显著(γ=0.34，p<0.001)，即交往不良同伴会对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也非常显著(γ=0.44，p<0.001)，即具有高道德推脱水平的男性未成年犯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交往不良同伴与道德推脱之间的路径系数非常显著(γ=0.37，p<0.001)，即交往不良同伴会明显提高男性未成年犯的道德推脱水平。这说明，道德推脱在交往不良同伴影响攻击行为的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中介效应值为0.16(0.37×0.44)，总效应值为0.50(0.34+0.37×0.4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2%。

图 1 自尊对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社交效能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交往不良同伴对攻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已有多个研究结果一致，也进一步支持了先前研究的观点(Benson & Buehler，2012; Cairns et al., 1988; Espelage et al., 2003; Gao et al., 2013; Holt et al., 2012; O’Donnell et al., 2012; 杨菲菲，2013)。也就是说，交往不良同伴会对男性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一方面是对我国学者关于交往不良同伴会导致青少年更有可能产生攻击行为观点的一个积极回应(Gao et al., 2013; 杨菲菲，2013)。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相关研究结论，进一步补充了来自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证据，凸显了交往不良同伴在攻击行为形成机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交往不良同伴是导致男性未成年犯产生高攻击行为的风险因素，这与攻击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的论述相一致。未成年犯通过社会互动，尤其是与不良同伴的社会互动习得攻击行为，而且这种社会互动过程是双向的(王素华等，2013)。一方面，个体与攻击行为较强的问题青少年结为同伴，其行为会受到较大影响，进而习得不良同伴的攻击行为，即攻击行为的“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个体会选择与自己有类似认知与行为模式的同伴在一起，正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即具有攻击行为的青少年存在相互“选择”的过程。不过由于本研究为横断研究设计，仅关注了交往不良同伴对攻击行为的“社会化”过程，未能关注具有攻击行为的个体对不良同伴的“选择”过程。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追踪研究的设计，通过交叉滞后分析，综合探讨交往不良同伴与攻击行为的“社会化”过程和“选择”过程。

为了进一步探究交往不良同伴影响攻击行为的具体机制，本研究尝试性地构建了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模型。结果发现道德推脱会对攻击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Gini et al., 2014; Hodgdon，2009; Thevathasan，2009; Wood et al., 2009; 高玲等，2012；王兴超等，2014)。也就是说，高道德推脱者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这是因为，道德推脱作为一种不良的道德认知倾向，会致使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功能失效，使个体由于攻击他人而产生的内疚和自责得到明显减轻，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出更多的攻击行为(王兴超等，2012)。同时，道德推脱在交往不良同伴影响攻击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即男性未成年犯在习得不良同伴攻击行为的同时，同伴的不良价值观还会明显地影响未成年犯的道德推脱水平，使其形成不良的道德认知体系，进而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由此可见，道德推脱在交往不良同伴影响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传导作用。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交往不良同伴对攻击行为的直接影响不同(Benson & Buehler，2012; Cairns et al., 1988; Espelage et al., 2003; Gao et al., 2013; Holt et al., 2012; O’Donnell et al., 2012; 杨菲菲，2013)，本研究重点关注了这一影响过程中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是否会发生改变。攻击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不良同伴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很大，青少年会通过不良同伴的榜样示范作用进而习得攻击行为。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与不良同伴的交往还会改变个体的道德认知，进而通过提高其道德推脱水平，使得攻击行为明显增多。这一方面显示了交往不良同伴的确是影响未成年犯产生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变量；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交往不良同伴影响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内在机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相关结论是基于对男性未成年犯的调查结果而得出的，这些结论能否推广到女性未成年犯群体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不过，这并不妨碍本研究为未来有关交往不良同伴与未成年犯攻击行为及其他犯罪行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整体而言，本研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探讨了交往不良同伴这一外部环境如何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攻击行为。本研究首次将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引入到交往不良同伴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中，从而阐明了交往不良同伴对攻击行为的传导机制。与本研究类似，杨继平和王兴超(2012)先前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冲突这一外部环境也会通过道德推脱中介作用的传导，进一步影响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外部环境会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攻击行为的模型构想。但是这一“外部环境→道德推脱→攻击行为”模型能否推广到其他环境变量及其他群体，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本研究结果对未成年犯攻击行为的预防与干预具有一定的价值。首先，交往不良同伴是未成年犯产生攻击行为的风险因素，应尽可能地切断个体与不良同伴的交往。其次，交往不良同伴对攻击行为的影响需要通过道德推脱中介作用的传导，故而应加强对未成年犯的道德教育，阻止其道德推脱的形成。第三，与不良同伴交往且自身道德推脱水平较高的个体是产生攻击行为的高风险群体，应给予重点监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变量的测量采用自评的方式进行。虽然统计分析结果并未发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但是在同一时间、由同一被试进行问卷填写，使得这一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其次，交往不良同伴的测量不够完善。虽然在编制交往不良同伴问卷的过程中，参考了以往研究和问卷，并结合了对未成年犯的访谈，力争使得自编的交往不良同伴问卷信效度良好。但是相比于西方比较成熟的测量工具，国内有关交往不良同伴的测量还不够完善。第三，未能对影响攻击行为的相关变量(如冲动性人格、移情等)进行控制，使得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交往不良同伴、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均呈现显著正相关。交往不良同伴、道德推脱均会对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道德推脱在交往不良同伴影响攻击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