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不但是体现个体心理发展积极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它使个体在健康与寿命、朋友关系、工作与收入等诸多方面受益(Aizer & Doyle Jr，2014; Buunk，Gibbons，& Buunk，2013; Diener & Chan，2011；Helliwell & Wang，2014；宋佳萌，范会勇，2013)。人类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获得幸福(Liu，Tian，Huebner，Zheng，& Li，2014；高良，郑雪，严标宾，2010；李爱梅，鹿凡凡，2013；张军伟，徐富明，孙彦，刘腾飞，蒋多，2010)。研究表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不高，低于普通汉族大学生幸福感(陈田林，2012；杨强，叶宝娟，2014)。因此，非常有必要挖掘影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而提升其幸福感。目前，较少研究对此进行探讨，本研究将围绕以下三个议题对此进行探讨。

首先，文化疏离感会影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吗？社会文化理论指出，文化会对个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Lantolf & Poehner，2008)。在汉区，汉族文化是主流文化，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少数民族大学生会因自身母文化与汉族主流文化的冲击和摩擦而产生文化疏离感(刘曦，杨东，2005)。文化疏离感是个体对他文化产生疏远、不和谐，乃至被控制、被异化等感觉，从而导致个体在主观上产生消极情绪体验(刘曦，杨东，2005；杨东，金钊，黎樱，张进辅，张庆林，2009)，而幸福感是一种情绪体验，因此，提出假设1：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

其次，文化疏离感何时起作用呢？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认为，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个体发展(Bronfenbrenner，1989)。个体行为是个体特征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行为的发生是内在驱动力“推”力和外部诱因“拉”力的合力(Lazuras，Eiser，& Rodafinos，2009；叶宝娟，李董平，陈启山，王艳辉，2011)。具有相同或类似个体特征的个体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在行为表现上出现差异(Lazuras et al., 2009)。考虑到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面临着学习、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压力(陈田林，2012；杨强，叶宝娟，2014)，以及压力会降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叶宝娟，郑清，2014)的证据，本文将探讨压力性生活事件这一环境因素与文化疏离感的交互作用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在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情况下，文化疏离感水平较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更易对他文化产生疏远、不和谐等感觉(Nwadiora，1995)，从而使其在主观上更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进而降低幸福感；在较少压力性生活事件情况下，文化疏离感水平较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可能仍然不高，但此种关系可能相对要弱一些。因此，提出假设2：压力性生活事件可以调节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再次，压力性生活事件怎样影响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呢？Deci和Ryan(2000)认为人类具有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能力(competence)需要、关系(relatedness)需要和自主(autonomy)需要。能力需要是指个体需要能胜任一定的活动或任务；关系需要是指个体需要来自周围环境或其他人的关爱、理解和支持，并体验到一种归属感；自主需要是指个体需要在一定的活动或行为上自我决定程度高，体验到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为。诸多对基本心理需要研究所应用的量表维度就是Deci和Ryan(2000)所认为的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这3个维度(Eakman，2014；Garn & Shen，2014；González，Swanson，Lynch，& Williams，2014; Tian，Han，& Huebner，2014；郭海英等，2014；杨强，叶宝娟，2014；叶宝娟，余树英，胡竹菁，2013；喻承甫，张卫，李董平，肖婕婷，2012)。在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情况下，个体会感到很多事情不受自己控制或者自己不能处理(即难以满足能力需要和自主需要)，对学校、社会或家庭的归属感会降低(即难以满足关系需要)，其基本心理需要难以得到满足(Broeck，Vansteenkiste，Witte，& Lens，2008；叶宝娟，余树英，胡竹菁，2013；叶利云，2011)。在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情况下，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可能更易对主流文化产生不和谐、被控制、被异化感，感到很多事情不受自己控制或者自己不能处理，进而降低对学校、社会的归属感(Chirkov & Willness，2005)，导致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会降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杨强，叶宝娟，2014)。换句话说，在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情况下，文化疏离感水平较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可能更不易满足，进而降低其幸福感。因此，提出假设3：基本心理需要是文化疏离感与压力性生活事件交互影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中介变量。

简而言之，本研究提出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主要有3个研究目的：(1)探讨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关系；(2)检验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关系是否具有调节效应；(3)考察该调节效应是否通过基本心理需要这一中介变量而实现。第一个问题是探讨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直接联系，后两个问题则关注文化疏离感发挥作用的机制，既阐释了文化疏离感发挥作用的条件(“何时”来发挥作用)，还阐明了文化疏离感在不同的条件下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风险效应存在差别的原因(“怎样”来发挥作用”)。

选取中部地区8所汉区高校的921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0.09岁，SD=0.90)作为调查对象，被试来自藏、回、蒙、维、苗等15个少数民族。其中，男生469人，女生452人；大一241人，大二239人，大三235人，大四206人。本研究选取被试的具体过程为：在8所高校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按照随机选择，向8所高校每个年级的35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发送了邀请其参与研究的邀请函，详细地说明了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及保密性原则等内容，其中，有921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愿意参与研究，8所学校的具体学生数为：110名，116名，121名，117名，109名，114名，122名，112名。

采用刘曦和杨东(2005)编制的汉区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疏离感量表，共37个项目，包括文化分离感、文化孤立感、不和谐感和被控制感等4个因子。量表采用1~5的5点计分。采用比较准确的信度指标合成信度来估计研究工具的信度(温忠麟，叶宝娟，2011；叶宝娟，温忠麟，2012)，并用简单而准确的Delta法估计其置信区间(叶宝娟，温忠麟，2012)。本次测量的文化疏离感量表的合成信度为0.84，95％置信区间为[0.82，0.86]。

采用李虹和梅锦荣(2002)编制的大学生压力量表，共30个项目，包括个人烦扰、学习烦扰、消极生活事件等三个方面。量表采用0~3的4点计分。本次测量的压力量表的合成信度为0.83，95％置信区间为[0.81，0.85]。

采用杨强和叶宝娟(2014)修订的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量表，共21个项目，包括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等3个因子。量表采用1~7的七点计分。本次测量的基本心理需要量表的合成信度为0.85，95%的置信区间为[0.82，0.88]。

采用高良(2012)编制的大学生幸福感问卷，共26个项目，包括积极关系、快乐、家庭温暖、自我价值、个人成长等5个因子。问卷采用1~6的6点计分。本次测量的幸福感问卷的合成信度为0.91，95%置信区间为[0.90，0.92]。

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用指导语控制、匿名调查等方式进行了程序控制。数据收集完成后，用两种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1)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2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6.5%，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2)采用单一的共同方法因子控制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该方法将测量构念的题目分数变异分为对应的特质变异、单一方法变异和测量误差，控制相对较为准确(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2012)。加入方法偏差潜变量后，控制模型相对原模型的拟合指数变化如下:△CFI=0.01，△TLI=0.00，△RMSEA=0。相比于控制前的模型，控制后模型的CFI、TLI、RMSEA的改善程度均在0.02以下，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拟合度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Dulac，Coyle-Shapiro，Henderson，& Wayne，2008；陈世民等，2014；李锐，凌文辁，柳士顺，2012)。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相关矩阵如表 1所示，表中均值、标准差表示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各个量表/问卷上的均值、标准差。文化疏离感、压力性生活事件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文化疏离感、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基本心理需要呈显著负相关。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除性别外，先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再将文化疏离感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Z分相乘，作为交互作用项的分数(温忠麟，侯杰泰，Marsh，2008)。根据叶宝娟和温忠麟(2013)推荐的流程，结合本文理论模型，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表明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存在：(a)表 2第二步中文化疏离感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效应显著；(b)表 2第三步中文化疏离感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对基本心理需要的效应显著；(c)表 2第四步中基本心理需要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效应显著。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在控制了年龄、性别等变量后，考察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要使交互项的系数有意义，应先将低阶效应项纳入方程，也就是应将主效应纳入方程。如表 2所示，方程1放入文化疏离感、压力性生活事件，结果显示，两个主效应都显著(β=-0.15，t=-5.19，p<0.001；β=-0.52，t=-18.70，p<0.001)，假设1得到了支持。方程2放入文化疏离感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效应显著(β=-0.12，t=-4.01，p<0.001)，假设2得到了支持。方程3中，文化疏离感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效应显著(β=-0.07，t=-2.11，p<0.05)。方程4中，基本心理需要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效应显著(β=0.14，t=4.91，p<0.001)，假设3得到了支持。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温忠麟，叶宝娟，2014)，综合表 2结果，基本心理需要在文化疏离感、压力性生活事件及其交互项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表 2方程4中文化疏离感、压力性生活事件、文化疏离感×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仍有显著影响，β=-0.12，t=-4.48，p<0.001；β=-0.44，t=-14.13，p<0.001；β=-0.11，t=-3.79，p<0.001)。

为探索压力性生活事件如何调节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取压力性生活事件正负1的Z分来绘制交互效应图。图 1直观地反映出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如何受到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大小可以看直线斜率，它衡量了文化疏离感每变化一个标准差，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变化多少个标准差。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当文化疏离感增加时，经历较少压力性生活事件(如Z=-1)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幸福感的下降趋势不明显(β=-0.02，t=-0.55，p>0.05)，而经历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Z=1)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幸福感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β=-0.26，t=-7.25，p<0.001)，文化疏离感增加1个标准差，幸福感下降0.26个标准差。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随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增加而增强。

图 1 生活事件对文化疏离感与幸福感关系的调节

图选项

为探索压力性生活事件如何调节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影响，取压力性生活事件正负1的Z分来绘制交互效应图。图 2可以直观地反映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影响如何受到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当文化疏离感增加时，经历较少压力性生活事件(如Z=-1)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下降趋势不明显(β=-0.04，t=-0.96，p>0.05)，而经历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如Z=1)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β=-0.18，t=-4.08，p<0.001)，文化疏离感增加1个标准差，基本心理需要下降0.18个标准差。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的影响，随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增加而增强。

图 2 生活事件对文化疏离感与心理需要关系的调节

图选项

幸福感既是社会心理学与人格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社会管理所关心的一个民生议题(唐淦琦，黄敏儿，2012)，它是个体最佳的心理体验和功能(彭怡，陈红，2010)。研究表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低于普通大学生幸福感。本文探讨了影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汉区后，会因自身母文化与汉文化的冲击及摩擦而产生文化疏离感(刘曦，杨东，2005)，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文化疏离感会降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因此，应重视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在探明直接关系的基础之上，引入压力性生活事件和基本心理需要两大变量建立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来深入探讨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了个体(文化疏离感)与环境(压力性生活事件)交互作用的视角探讨了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发挥作用的条件，也就是考察了压力性生活事件是否调节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压力性生活事件会降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支持了以往研究(叶宝娟，郑清，2014)。而且，压力性生活事件会调节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当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时，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随着文化疏离感增加而显著降低；当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少时，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随着文化疏离感增加变化不显著。也就是说，压力性生活事件这一风险因子“增强”了文化疏离感这一风险因子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风险作用(即压力性生活事件增强了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风险效应)，发挥了“雪上加霜”的效应。换句话说，文化疏离感水平较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较之文化疏离感水平较低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发展劣势更多体现在个体经历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而非经历较少压力性生活事件的情境下。换个角度看，经历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较之经历较少压力性生活事件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发展劣势更多体现在文化疏离感水平高的个体而非文化疏离感水平低的个体。若文化疏离感水平较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同时经历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将大大降低其幸福感，这一模型再次表明风险累积带来的后果不再是两种风险的简单相加，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后果。根据本文所得到的模型，减少文化疏离感最能使经历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从中受益；减少压力性生活事件最能使文化疏离感水平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从中受益。

这一结论对提高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有两点启示：一方面，应降低个体的文化疏离感水平和减少个体经历的压力性生活事件，并考虑文化疏离感和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另一方面，应该减弱压力性生活事件在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所发挥的“催化”效应。

本研究还探讨了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的机制，考察了基本心理需要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基本心理需要会影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这一结论支持了前人研究结论(杨强，叶宝娟，2014)。更进一步发现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效应有一部分是通过基本心理需要这一中介实现。当经历较严重或较多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时，文化疏离感水平较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更易对汉文化产生疏远、不和谐等感觉，心理需要难以满足，进而降低幸福感。此外，文化疏离感及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也部分通过基本心理需要实现。总之，基本心理需要在个体特征(文化疏离感)、环境(压力性生活事件)以及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文化疏离感×压力性生活事件)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架起了“桥梁”。

综上所述，本文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不仅探索了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而且阐释了其影响机制：其一，压力性生活事件会调节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其二，这一调节效应是部分通过基本心理需要实现。

本文得到的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既阐明了影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又阐释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其幸福感，这对提高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提供了实证依据。

首先，应及时识别和筛选出文化疏离感水平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并通过适当的途径降低其文化疏离感，进而提高其幸福感。其次，应注重改善文化疏离感水平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环境，适当给其“减压”，同时，应增强文化疏离感水平高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压力应对技能，使其可以积极应对压力。再次，应注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本文还存在不足：首先，用横断研究探讨了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今后将用纵向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其次，数据均以自我报告法获取，以后可采用自我报告、同伴提名等方法收集数据。

(1)文化疏离感会降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

(2)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3)这一调节效应是以基本心理需要为中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