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有研究表明，提高青少年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对于其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丁新华，王极盛，2004)。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某个阶段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是一种主观层面的体验，是一种态度，主要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李幼穗，吉楠，2006)。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展至今，多是针对主观幸福感和家庭教养方式、人格等社会、心理因素的相关关系，探讨主观幸福感对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Aghababaei & Arji，2014; Palomar-Lever & Victorio-Estrada，2014)。主观幸福感对于行为的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并得到了一些印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学生的幸福感指数能够显著地预测不良行为，幸福感缺失的中学生多存在打架、吸烟等不良行为，甚至出现学习倦怠、适应不良、睡眠和饮食障碍等严重的心理或者行为问题(Bergman & Scott，2001; Brand et al., 2014 ; Hascher，2008)。

当前关于众多行为问题的研究中，网络成瘾作为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Huang，Zhang，Li，Wang，Zhang，& Tao，2010; Yao，Han，Zeng，& Guo，2013; 马洁，李芮，朱传芳，宋桂德，刘长娜，霍飞，2008)，吸引了众多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Ko，Yen，Yen，Chen，& Chen，2012)。网络成瘾是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的一种社会现象(梅松丽，张琳琳，郑贲，2010; 张锦涛，刘勤学，邓林园，方晓义，刘朝莹，兰菁，2011)。由网络本身特点、成瘾者个体特质及外部环境三者交互形成网络成瘾。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到2014年12月，我国的网民规模达到了6.49亿，其中10~19岁青少年所占比为22.8%(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5)。随着网络的普及，我国的青少年网民大幅增长，网络成瘾与青少年的孤独、抑郁、不良心理相关(胡耿丹，项明强，2011)，甚至导致青少年犯罪(徐伟，童春荣，2013)。因此针对网络成瘾的研究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鉴于主观幸福感作为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的探究自然也就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幸福感的青少年，只能通过沉溺网络获得线上满足，已有研究结果认为个体的网络成瘾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AkIn，2012; 严标宾，黄曼娜，邱碧群，韩永红，2006)。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之间的直接联系得到证实，主观幸福感可以直接负向预测个体的网络成瘾倾向(叶剑辉，2009)，高主观幸福感(包括总体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是网络成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保护因素(Bozoglan，Demirer & Sahin，2013; Senol-Durak & Durak，2011)。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等中介变量对网络成瘾产生间接预测作用(路红，郑志豪，2011)。多数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只是关于它们之间某一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即使同时涉及了自我控制、人际交往等多个影响因素(沈莉，向燕辉，沃建中，2010)，也只是分别进行了关系研究，很少考虑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者说是影响因素如何在该机制中共同发生作用。

高文斌，陈祉研(2006)提出失补偿假说，认为青少年在个体发展需求的动力下有着各种各样的需要，受到干扰因素阻碍后，发生“心理补偿”过程，通过满足发展需求来建立对自我的评价体系，构建自我意识。如果自我认同感降低，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发生“病理性补偿”过程，孩子便有可能通过诸如上网打游戏这种容易产生成就感的方式进行补偿。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就成为重要的影响网络成瘾发生的因素。方晓义团队(2012；2015)认为如果个体心理需求现实满足强于网络满足，那么个体形成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并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心理需求网络满足优势理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心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外化形式，个体根据主观幸福感的需求来构建自我意识、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一旦构建自我意识出现问题，主观幸福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青少年就会产生网络成瘾。综上所述，个体特质因素的自我意识部分在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关系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自尊(Rosenberg，1965)是指知觉到的个体的现实自我状态和理想或期望的自我状态之间的差异，是构成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我调节过程的重要依赖变量。Senol-Durak和Durak(2011)认为自尊是网络冲动性使用最好的预测因素，并且低水平自尊者在网络冲动性使用方面得分更高，易于导致网络成瘾。高自尊者能够面对生活带来的压力，从而减少生活中的不良行为；相反，低自尊者在处理人际关系、应对生活事件、面对外界压力方面存在问题，因此，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成为低自尊者希冀逃避现实种种困扰的方法，从网络中获得成功感、归属感以及他人的认可和理解。网络成为低自尊者发泄情绪、释放压力、获得线上心理满足的重要途径。

自我控制是个体自我调节的基本手段，主要表现在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个体通常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适应外界的环境，而克制自己的情绪冲动、控制自己的行为等，并且高自我控制已被证明是应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一个保护因素(Kim，Namkoong，Ku，& Kim，2008; LaRose，Lin，& Eastin，2003; Li，Li，& Newman，2013)。面对虚拟网络世界的刺激和诱惑，高自我控制者能够理性控制自己使用网络，不会过度沉溺于网络所带来的愉悦；相反，低自我控制能力将沉溺于网络，无法自拔，缺乏不良情绪的管理和疏导，极易将沉溺网络作为逃避现实问题的途径。自我控制是一种多层结构能力，是自我调节过程中重要的调节能力。个体追求新鲜愉悦的享乐原则能够被自我控制能力有效控制，高自我控制个体能够理性面对带来新鲜、愉悦的网络环境。同样，作为自我的重要组成成分，自尊能够防止个体过分沉溺于虚拟的网络环境，因为，高自尊者能够从现实社会、亲密同伴获得社会认同。自我控制与自尊同是自我实现的重要因素，将这两个变量共同作为中介变量是着重从个体自我变量角度分析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已有相关理论和研究结果为路径设想提供了理论的支撑。首先，个体的高主观幸福感将构建自我调节，提升自尊水平(Kashdan，2004; Park，2004)，而低自尊者更易于网络成瘾(Kubarych et al., 2012; Sariyska et al., 2014; 沈潘艳，张梓涵，王琳，吴晓锋，2013)。其次，个体的高主观幸福感有利于提升自我控制能力(Isen & Reeve，2005; Fishbach & Labroo，2007)，而低自我控制者易于网络成瘾(Khang，Kim，& Kim，2014; Li et al., 2013)。最后，自尊与自我控制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且低自尊水平会引起控制能力的丧失(Bozoglan，Demirer，& Sahin，2013; Woessner & Schneider，2013)。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设想自尊与自我控制都在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以前所考虑的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的单一的中介因素如自尊的研究也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在本次研究中我们提出假设，即(1)主观幸福感直接负向作用于网络成瘾；(2)主观幸福感通过自尊负向作用于网络成瘾；(3)主观幸福感通过自我控制负向作用于网络成瘾；(4)主观幸福感通过自尊影响自我控制从而作用于网络成瘾，并对此做出验证。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长春地区四所初中、四所高中，以年级分层，以班级为抽样单位，从每所学校的一、二、三年级中各随机抽取2个班级，采用集中施测方式收集问卷。在课堂上由老师向学生发放问卷、当场填写、随即收回。共发放问卷1800份，经过筛查剔除后得到有效问卷1551份，有效应答率为86.17％。其中初中672人，高中879人；男生651人，女生900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5.42岁(SD=1.92岁)。

幸福感指数量表，此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由Campbell等人编制，由9个项目组成，总体情感指数8个项目，生活满意度1个项目，7点计分。该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0.85，有较好的信效度(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本研究中报告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问卷，该量表一共10个条目，采用4点评分，1表示非常符合，2表示符合，3表示不符合，4表示非常很不符合，自尊量表总分越高表明自尊程度越高(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本次研究中报告等Cronbach α系数为0.85。

采用屈智勇和邹泓(2009)修订的Grasmick的自我控制问卷，该量表一共16个条目，其中包括冲动性、自我情绪性以及简单化倾向3个维度，采用5点评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2表示基本不符合，3表示符合，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自我控制量表总分越高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越低。该量表本次研究中报告的Cronbach α系数为0.62，三维度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64、0.64和0.59。

Young(1998)的网络成瘾诊断量表，此量表共8个项目，其中被调查的个体对其进行是否判断，只要其中至少5个项目被给予肯定答案，即被认定为网络成瘾。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

数据采用使用Epidata3.1进行数据录入，SPSS18.0、AMOS18.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对于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在施测过程中采用了匿名、正反向计分等方法予以控制。同时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介绍的检验方法，采用“分离出第一公因子”的方法来比较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前后的模型拟合度。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8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因子解释变异的18.65%，低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较小。研究采用相关分析、分层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自尊与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自我控制与网络成瘾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自尊、自我控制能力越高，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的可能性也越小。

通过一系列的回归方程来验证自尊和自我控制是否在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如果自尊和自我控制确实为主观幸福感和网络成瘾的中介变量，就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主观幸福感必须显著影响网络成瘾；第二，主观幸福感必须分别显著影响中介变量自尊及自我控制；第三，中介变量自尊及自我控制必须显著影响网络成瘾；第四，主观幸福感与中介变量自尊及自我控制同时进入方程后，中介变量仍能显著影响网络成瘾，且自变量的预测效应减弱(部分中介)或变为不显著(完全中介)。

通过多次分层回归，第一次方程中，主观幸福感显著的影响了因变量网络成瘾(β=-0.27，t=-10.96，p<0.001)，解释了网络成瘾的7.1%的变异，但是可以看出影响是较小的。第二次中，主观幸福感分别显著影响了中介变量自尊(β=0.43，t=18.46，p<0.001)，解释了自尊的18%的变异和自我控制(β=-0.31，t=-12.97，p<0.001)，解释了自我控制9.7%的变异。第三次中，中介变量自尊和自我控制分别显著影响了网络成瘾并解释了网络成瘾5.3%(β=-0.18，t=-7.36，p<0.001)和10.7%(β=0.32，t=13.60，p<0.001)的变异。第四次中，主观幸福感、自尊及自我控制同时作为自变量依次进入方程，显著地影响了网络成瘾(β=0.26，t=10.54，p<0.001)，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在自尊、自我控制依次进入方程，对网络成瘾的解释量由原来的6.5%分别增至8.3%、14.3%，增幅分别为1.8%、6.0%。自尊的单独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比为(0.43×-0.18)/-0.27=28.67%，自我控制的单独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比为(-0.31×0.32)/-0.27=36.74%。

以上回归方程发现，自尊、自我控制依次进入方程中之后，对于网络成瘾的解释量虽然是增大了，但是主观幸福感对于网络成瘾的标准回归系数却由-0.26逐渐降至-0.18(t=-6.47，p<0.001)，-0.13(t=-4.54，p<0.001)，依然是显著的。结果表明，自尊及自我控制是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的中介影响因素，并且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

研究进一步验证四个变量间的关系，以主观幸福感作为自变量，网络成瘾为因变量，自尊及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通过Amos构建模型。主要检验自尊及自我控制的共同作用以及联合效应。验证过程中使用的拟合优度指标主要是：χ²/df、p、NFI、CFI、GFI、RMSEA。一般认为适配标准为χ²/df<5，p>0.05，NFI>0.90，CFI>0.90，GFI>0.90，RMSEA若<0.05优良；<0.08良好(吴明隆，2010)。各模型所得的拟合指标见于下表 2。

由表 2可知，自尊及自我控制共同作用两种情境下的模型拟合情况都很好。由自尊与自我控制之间建立联系构建的模型2和未建立联系构建的模型1相比较，模型2的拟合更优，主观幸福感对网络成瘾的路径系数显著(r=-0.17，SE=0.07，p<0.01)，主观幸福感对自尊的路径系数显著(r=0.60，SE=0.12，p<0.01)，主观幸福感对自我控制的路径系数显著(r=-0.31，SE=0.04，p<0.01)，从而成为我们分析的模型中最好的。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自尊在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间具有中介作用，ab=-0.04，95%置信区间为[-0.06，-0.02]。自我控制在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间具有中介作用，ab=-0.06，95%置信区间为[-0.07，-0.05]。由于路径系数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自尊及自我控制在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因此据模型2我们可以进一步算出自尊与自我控制共同作用的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为(0.60×0.06+0.60×0.09×0.25+0.31×0.25)/0.17=74.71%。其中，自尊的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为(0.60×0.06+0.60×0.09×0.25)/0.17=29.12%；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比为(0.31×0.25)/0.17=45.59%，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主观幸福感—自尊—自我控制—网络成瘾的间接效应为-0.02，95%置信区间为[-0.02，-0.01]。由于路径系数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自尊与自我控制之间建立联系的模型具有中介效应。如下图 1。

图 1 自尊及自我控制共同作用于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的中介模型(模型2)

图选项

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检验自尊和自我控制在自变量主观幸福感和因变量网络成瘾间扮演着中介角色。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及自我控制分别进入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关系的回归方程中后，主观幸福感对网络成瘾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并且依然显著，因此可以认为自尊及自我控制分别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并且两者的独立中介效应是较弱的。进一步将自尊及自我控制依次进入方程中后，自尊及自我控制共同作用的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例在总量上超过了其独立效应，自尊及自我控制各自所占的比例都有相应的增长，而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并无明显的增长幅度。另外，我们还发现，在自尊及自我控制共同作用时自尊的中介效应与主观幸福感和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比由独立作用时的28.67%增长到了29.12%，自我控制的该比值则由36.74%增长到了45.59%，增幅远大于自尊，因此该结果提示自尊和自我控制的共同作用强于单独中介作用。从积极发展观的视角出发，每个个体都具有积极成长和发展的固有能力，而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心理发展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自尊是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所获得的有关自我价值的积极评价与体验。自我控制作为积极心理学中的积极品质之一，使个体自主调节行为，使之与个人价值和社会期望相匹配。自尊与自我控制二者具有协同作用。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通过高自尊与高自我控制水平的中介作用，使得网络成瘾这一行为得以抑制。另外一方面，低自尊者对自己一般持负面的评价，缺少对处理生活事件能力的自信，易发生逃避和依赖行为，因此低自尊者由于降低了自控水平而表现出较高的网络成瘾水平。

经过本次研究，结果证明了研究提出的假设，即(1)主观幸福感直接负向作用于网络成瘾；(2)主观幸福感通过自尊负向作用于网络成瘾；(3)主观幸福感通过自我控制负向作用于网络成瘾；(4)主观幸福感通过自尊影响自我控制从而作用于网络成瘾。并且结果发现，首先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水平与网络成瘾水平是呈负相关的，即青少年的高主观幸福感水平会有利于其网络行为的发展。这个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Senol-Durak & Senol-Durak & Durak，2011)。但是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来看，主观幸福感对于网络成瘾的直接影响是存在的，但是解释量并不是很大，由此我们推测主观幸福感对于网络成瘾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作用于其他因素而发生的。本次的结果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自尊及自我控制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当青少年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时，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更高的自尊水平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的提升，这些向积极方面发展的内部心理的演变，使得他们能够更加正确地认识、使用网络，从而有助于减少网络成瘾。当然，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可能中间变量不仅是自尊及自我控制(Mitchell，Lebow，Uribe，Grathouse，& Shoger，2011; 梁宁建，吴明证，杨轶冰，奚珣，2006)。

其次，本研究结果证明自尊及自我控制在主观幸福感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中不仅仅是独立中介作用。已有多名研究者证明他们在发生作用时也可能以其他因素作为载体。譬如，Stieger和Burger(2010)就认为自尊可以预测心理压力，而网络成瘾也和高水平的心理压力相关。同样的，自我控制对于网络成瘾的影响也是通过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来完成的。例如，Baker(2010)认为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对于学校的凝聚力是有间接影响的，这个结论在 Loukas，Roalson和Herrera(2010)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而学校的凝聚力则和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相关(Li，Li，Wang，Zhao，Bao & Wen，2013)。同时，自尊与自我控制之间的关系也已得到他人的研究结果的证实，如Vandellen等(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特质自尊在社会排斥与低水平的自我控制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而Bozoglan等(2013)认为低水平自尊会使得个体失去控制。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证明了我们前面提出的假设。

本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提示我们青少年的网络成瘾不仅仅是某一单独因素作用所致，而是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不能仅仅是单纯限制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更应该注重其内心心理机制的改变，青少年强烈期盼获得肯定的心理在现实面前碰壁，只能转向网络获得渴求已久的成就感以逃避现实中的痛苦。改善青少年网络成瘾状况的有效方法也必须是多管齐下的。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使其需求得到满足，压力得以转换及释放，在提高其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同时，还要从构建自尊、提升自我控制能力等方面着手调节改善，进行自我肯定，自主支持等自我意识的调控策略，才可能在网络成瘾的预防与干预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次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在理论基础之上通过较大的样本容量进行了调查，并且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验证，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大，均采用了自我报告的方法来收集数据。因此希望未来可以结合其他数据收集方法如通过老师、家长或同学评定等获得可信度更高的数据；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除了自尊、自我控制，不排除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1)青少年主观幸福感、自尊及自我控制能力间显著正相关，且均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

(2)主观幸福感不仅直接负向影响网络成瘾，而且通过自尊和自我控制能力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并且间接效应更加明显。

(3)在主观幸福感负向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自尊及自我控制单独作用时分别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并且两者联合作用时中介效应大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