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积极心理学的背景下，随着家庭治疗领域的关注焦点从“家庭缺陷”转向“家庭力量”，个体心理弹性被逐渐运用到以家庭整体为单位的研究中，出现了家庭弹性的概念(McCubbin & McCubbin，1988)，并受到家庭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众多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家庭弹性对于家庭成员在逆境中获得适应和发展的重要性。现有研究将家庭弹性归为特质性定义和过程性定义两类，前者主要将家庭弹性看成家庭应对危机的一种能力、优势(Shin，Choi，Kim，& Kim，2010; Lee，Lee，Kim，Park，Song，& Park，2004)；后者则将家庭弹性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是家庭面对压力而获得适应的过程(Walsh，2003a; Conger & Conger，2002)。无论从哪种角度界定，家庭弹性都包含三个关键的特点：把家庭看做一个整体；家庭处于负面的情景之中；尽管遇到压力，家庭却通过共同的努力获得良好的适应。这些也是家庭弹性有别于如家庭功能、家庭人际沟通、家庭信念等概念的地方。而相对而言，过程性定义同样强调家庭中的适应能力和应对方式等特质要素，涵盖了特质性定义的关键部分，同时阐述了这些要素与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对家庭弹性的理解较为深刻，有助于了解如何促进家庭弹性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更有利于指导后续的干预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已有的概念界定(Walsh，2003a; Conger & Conger，2002)将家庭弹性定义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面对生活压力、危机或逆境时，有效地运用家庭内外部的优势、资源、能力和支持，共同协作抵抗压力和困难并获得良好家庭适应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由于国外家庭弹性领域的实证研究尚不丰富，国内的相关研究工作也处在零星探索阶段，为此本研究拟探讨家庭弹性的特点及其在不利因素与个体适应结果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积极视角。

根据上述家庭弹性的含义及特点，家庭弹性取向的研究应着眼于给家庭带来压力的生活事件。从性质而言，生活事件可分为重大生活事件(如遭遇灾害、亲人去世等创伤经历)和日常生活事件(如学习、工作、人际压力等)两类。压力则是个体对应激或生活事件的认知评估(Lazarus，1991)。诸多研究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压力对其情绪体验(如抑郁、孤独等)(李滢，刘俊升，2010; 井世洁，乐国安，2004)、主观幸福感(Zimmer-Gembeck & Skinner，2008; 傅俏俏，叶宝娟，温忠麟，2012)、问题行为(Lloyd & Turner，2008; 代维祝，张卫，李董平，2010)等都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早期研究者们普遍关注重大生活事件及其对个体的影响，后来关注点逐渐转向日常生活事件，并发现日常生活事件长时间累积所聚合的压力对个体产生的不良影响，甚至可能超过单一重大生活事件压力的影响(Weinberger，Hiner，& Tierney，1987)。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危机期”，这一时期的青少年要面对身心的重大变化，以及学业、人际和成长上的困扰，加之其应对压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甚成熟，此时各种日常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压力更容易对其产生消极的影响(Lürzel，Kaisera，& Sachsera，2010; 傅俏俏等，2012; 李文道，钮丽丽，邹泓，2000)。不仅如此，作为青少年成长和社会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境，家庭系统发展周期中经历的很多日常生活事件及其带来的压力，因其影响面广、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可能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带来一定危害。为此，本研究关注青少年家庭的日常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家庭压力。考虑到抑郁、孤独感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适应问题(Al-Yagon，2011)，而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直倍受关注(丁新华，王极盛，2004)，本研究将这三者视为青少年经历家庭日常生活事件压力的结果变量，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影响机制。

尽管家庭压力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一些研究发现阻碍家庭成员基本需要满足的压力事件(如疾病、贫困等)，也会促使一些家庭及其成员表现出强大的弹性，并呈现出新的良好适应的特点(Selig，1976)。过去20多年来，国外的一些研究探讨了家庭弹性在压力情景下的积极作用，结果发现尽管经历重大灾难或长期处在逆境中，部分家庭能够积极适应并获得良好发展，家庭成员能够保持正常和更高水平的心理功能(Halabuza，2009; Linley & Joseph，2004)。也有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弹性某些方面的因素对家庭成员应对压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如尽管面临父母离异带来的巨大压力，问题解决、家庭信念等家庭弹性的有效成分能切实地帮助青少年适应离异家庭生活，缓解其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Shin et al., 2010)。可见，在家庭经历压力事件过程中，家庭弹性及其相关要素可以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尽管如此，目前将家庭弹性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尚不多，国内的相关研究尤其少。此外，目前家庭弹性取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战争或恐怖主义事件(Walsh，2003b; Walsh，2007)、慢性疾病(Brody & Simmons，2007; McCubbin，Balling，Possin，Frierdich，& Bryne，2002)等重大生活事件，对家庭日常生活事件的实证性研究寥寥无几。为此，探讨家庭弹性在日常生活事件压力情境下的作用机制，正是本研究的焦点。

根据家庭弹性的压力调节与适应模型(McCubbin & Mccubbin，1988)，家庭弹性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因素与带来消极影响的因素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到家庭应对压力水平的过程。而该领域广受研究者认可的家庭弹性系统理论(Walsh，2003a)同样关注在家庭面对压力时，三个关键的家庭过程(包括信念系统、组织模式和沟通过程)通过与压力的一系列交互作用，达到帮助家庭和个体有效地缓解压力、促进治愈和获得成长的目的。此外，鉴于弹性领域在个体层面的研究发展较早，至今已积累了大量探讨个体心理弹性作用机制和研究范式的成果，并普遍认为经历逆境的个体仍能表现出良好的适应。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某些保护性因素克服了危险因素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补偿作用和调节作用。前者指的是保护因素对结果起到与危险因素作用方向相反的直接预测作用；后者则是保护因素调节危险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当某条件的保护因素出现时，危险因素的消极影响被明显削弱(Fergus & Zimmerman，2005; Zimmerman，Stoddard，Eisman，Caldwell，Aiver，& Miller，2013)。相关研究也证实了个体弹性能直接预测青年人的心理困扰，抵制压力事件的不良影响(Beasley，Thompson，& Davidson，2003)；能调节童年期虐待和创伤经历与青少年抑郁(Wingo，Wrenn，Pelletier，Gutman，Bradley，& Ressler，2010)，童年期忽视与青年人心理症状(Campbell-Sills，Cohan，& Stein，2006)，创伤暴露程度与中学生创伤后成长、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之间的关系(安媛媛，臧伟伟，伍新春，林祟德，周佶，2010; 戴艳等，2014)。基于以上家庭弹性相关理论和个体弹性的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假设家庭弹性能补偿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产生积极的直接预测作用。同时，家庭压力对个体的影响可能因家庭弹性发挥的过程和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即家庭弹性在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将家庭弹性应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事件的研究中，关注青少年家庭的家庭弹性状况，并探讨家庭弹性在家庭压力和青少年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之间的补偿和调节作用，以丰富家庭弹性领域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充分挖掘家庭弹性的压力下的积极作用机制，为后续的干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北京市西城区两所公立的完全中学抽取青少年被试。从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四个年级共抽取24个班级进行集体问卷施测，共发放问卷614份，回收613份，回收率99.8%，有效问卷599份，有效率为97.7%。被试的基本信息如下：男生328人(54.8%)，女生271人(45.2%)；初一学生144人(24.0%)，初二学生80人(13.4%)，高一学生193人(32.2%)，高二学生182人(30.4%)。被试年龄11~18岁，平均年龄16.66±1.77。

家庭弹性的评估工具是在前期的质性研究基础上编制而成。首先，通过家庭应对压力事件过程的叙事访谈，经质性分析提炼了本土化家庭弹性的内涵，并与国外已有的家庭弹性内涵研究成果进行异同比较。之后，根据分析结果并参考国外已有的评估工具，编制家庭弹性问卷。经过了严格的心理测量学评估(包括初测，项目分析、题总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重测，验证性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等)，最终形成良好信效度的《家庭弹性评定问卷》。问卷共46个项目，用以评估家庭整体在面临压力时的表现，包括7个维度：(1)沟通互动(7项)：指家庭成员之间能以开放的心态表达和交流想法、感受，拥有共同积极相处的时间，如“我们可以向彼此倾诉困扰和烦恼”；(2)问题解决(8项)：指家庭面临压力时家庭成员通过有效的方式予以应对，如“我们能坚持不懈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3)获得支持(6项)：指家庭面临压力时能获得来自家庭内部、亲戚、朋友的有效帮助或主动寻求帮助支持，如“有难处时，家庭成员总能尽最大的努力给予帮助”；(4)情感联结(10项)：指家庭内部成员间彼此亲密和谐，富于情感，同时与家庭外部有良好的关系，如“我和家人之间彼此团结、和睦相处”；(5)乐观接纳(5项)：能乐观和接纳地看待压力，不埋怨、不指责，如“生活难免遇到困难，我们会以平常心对待”；(6)未来设想(6项)：指面对压力时，家庭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对未来的积极设想，如“我和家人对未来有积极的设想”；(7)逆境意义(4项)：指家庭成员能看到经历困难给家庭带来的积极变化，还包括用有意义的方式诠释压力，如“家庭面临困难和压力，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动力”。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本问卷的结构模型拟合良好：χ²/df=1.64，RMSEA=0.045，IFI=0.94，TLI=0.93，CFI=0.94；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9，0.89，0.80，0.92，0.77，0.85和0.81，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家庭压力的测量工具是参考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同时结合本研究前期的访谈结果修编而成，经过严格的心理测量学评估。该量表包括19个项目，用以评估家庭内部在经济、压力、学习工作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压力，如“家庭经济困难”，“家里有人没有稳定工作”，要求被试报告近一年内相关压力事件是否发生，如果发生过，评估该事件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程度。采用5点计分，从“0-未发生”，“1-非常不严重”到“4-非常严重”。均分越高表示家庭所面临的家庭压力事件对个体影响的严重程度越高，即感知到的家庭压力越大。本问卷的结构模型达到可接受水平：χ²/df=2.75，RMSEA=0.067，IFI=0.92，TLI=0.91，CFI=0.9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包括20个项目，要求被试报告各种抑郁症状出现的频繁程度。采用4点记分，从“从不或极少”到“几乎总是”，反向计分后，计算均分，均分越高说明抑郁状况出现的频度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适用评价抑郁心境状态，而非整个抑郁症候群。本样本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

采用儿童孤独感量表(CLC)(汪向东等，1999)，包括24个项目，其中包括8个干扰项，其余16个评估孤独感，如“我觉得在学校里被忽略”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反向计分后，计算16个项目平均分，均分越高孤独感越强。本样本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

采用牛津幸福感问卷简版(Hills & Argyle，2002)，包括8个项目，用以评估被试的幸福感，如“我对我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很满意”，采用6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项目均分，分值越高，表示幸福感越强。本研究中，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施测时间为30~40分钟。剔除无效问卷后，采用SPSS18.0和AMOS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总体上，青少年家庭的家庭弹性水平较高，其中未来设想得分最高，情感联结次之，其次是问题解决和乐观接纳。采用MANOVA多元方差分析考察家庭弹性在青少年性别、年级上的差异，结果显示(表 1)：在所有的模型中，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WL=0.99，p=0.378)，年级的主效应显著(WL=0.93，p<0.01)，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WL=0.96，p=0.43)。在家庭弹性问卷的七个维度上，均呈现女生报告的水平高于男生，初中生报告的水平高于高中生的趋势，且情感联结在性别上的主效应显著，问题解决、获得支持和情感联结等维度在年级上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

以家庭压力、抑郁、孤独、幸福感为因变量，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分别进行ANOVA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表 2)：家庭压力、抑郁、孤独感、幸福感在性别上的主效应都不显著，而在年级上的主效应显著，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具体表现为随年级的增长，青少年报告的家庭压力和抑郁、孤独感都呈现增长趋势，而报告的幸福感水平则逐渐降低。其中初中生报告的家庭压力和抑郁水平显著低于高中生；初一年级的青少年报告的孤独感水平显著小于其他年级的青少年，而所报告的幸福感水平则最高。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初步探讨家庭压力、家庭弹性和青少年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表 3)，家庭压力与家庭弹性的各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同时家庭压力与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感、幸福感相关性均达到显著水平。此外，家庭弹性的七个维度都与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而与幸福感的正相关也显著。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别以抑郁、孤独感、幸福感作为结果变量，首先考察家庭弹性的补偿作用，然后考察其在家庭压力与青少年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建构模型时，控制了性别、年级对结果变量的预测，同时控制了性别、年级与家庭压力及家庭弹性的相关性。

以抑郁为结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²/df=2.11，NFI=0.97，GFI=0.96，CFI=0.99，RMSEA=0.043。结果显示(图 1)：控制了性别、年级的作用及其与相关变量相关性后，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抑郁具有正向显著的预测作用(β=0.19，p<0.001)，家庭弹性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40，p<0.001)，而家庭弹性与家庭压力的交互作用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β=0.06，p=0.105)，说明家庭弹性在家庭压力与青少年抑郁间具有补偿作用，而调节作用不存在。

图 1 家庭压力、家庭弹性对青少年抑郁的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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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孤独感为结果变量的模型分析拟合指数为χ²/df=2.302，NFI=0.97，GFI=0.96，CFI=0.99，RMSEA=0.041，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结果如图 2所示，控制了性别、年级的作用及其与相关变量相关性后，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孤独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11，p<0.01)，预测效应较之家庭压力对抑郁的效应低。家庭弹性对青少年孤独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0，p<0.001)，此外，家庭弹性与家庭压力的交互作用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β=0.12，p<0.01)，说明家庭弹性在家庭压力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同时起到补偿和调节的作用。

图 2 家庭压力、家庭弹性对青少年孤独感的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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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幸福感为结果变量的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²/df=2.38，NFI=0.98，GFI=0.96，CFI=0.99，RMSEA=0.048。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图 3)，控制了性别、年级的作用及其与相关变量相关性后，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幸福感具有负向显著的预测作用(β=﹣0.12，p<0.01)。家庭弹性对青少年的幸福感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β=0.55，p<0.001)，同时家庭弹性与家庭压力的交互作用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也显著(β=﹣0.08，p<0.05)，说明家庭弹性在家庭压力与青少年幸福感之间既存在补偿的作用，又具有调节的作用。

图 3 家庭压力、家庭弹性对青少年幸福感的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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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家庭弹性调节作用的实质，我们计算家庭弹性的得分为平均值一个标准差时，家庭压力对孤独感的效应值，并取家庭弹性和家庭压力的得分为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值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结果显示(图 4)：家庭弹性低时，家庭压力对青少年孤独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7，p<0.001)，家庭弹性高时，家庭压力对青少年孤独感的正向预测仍显著，但效应值明显减少(β=0.21，p<0.05)。同样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图 5)，家庭弹性低时，家庭压力对青少年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25，p<0.05)，而家庭弹性高时，家庭压力对青少年对幸福感的预测则未达到显著水平(β=﹣0.02，p=0.92)。尽管两种调节模式存在差异，但都意味着家庭弹性在家庭压力与孤独感、幸福感之间起到保护性的调节作用，高水平的家庭弹性能显著减弱家庭压力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图 4 家庭弹性对家庭压力与孤独感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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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家庭弹性对家庭压力与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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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具有负性的预测作用，而家庭弹性对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不仅具有补偿家庭压力消极影响的直接作用，同时能调节家庭压力对孤独感、幸福感的消极影响，产生保护性作用。

总体上，一般青少年家庭的家庭弹性水平较高，意味着大部分家庭经历正常的青少年家庭在面对压力时能有效地运用家庭内外部的优势、资源，形成良好的情感联结，以积极的心态，共同协作抵抗压力并获得良好的适应和发展。从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来看，对家庭弹性的总体感知上呈现女生高于男生的趋势，且联结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显著，这可能由于两性在情绪情感的敏感度和细节的注重上的差异，以及家庭对两性的不同期望所导致。在年级特征上，总体呈现为低年级学生报告的家庭弹性水平高于高年级学生的报告，可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逐渐“断乳”，对家庭的依赖感减少，独立性不断增强(林崇德，李庆安，2005)，关注的重心也逐步从家庭转向同伴、学业等，并对个体内外部环境的消极感知逐渐增多等因素有关(Shaffer，Kipp，邹泓，2009)。

有关青少年家庭压力及其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家庭压力与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感的正相关显著，而与幸福感的负相关显著。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家庭压力对青少年抑郁、孤独感的正向预测作用和对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都显著，这与以往很多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Kee，R and ，Glen，& Frederick，2003; 傅俏俏等，2012; 李滢，刘俊升，2010; 井世洁，乐国安，2004)，表明感知到的压力感越高，青少年的消极情绪体验越高，而积极的心理感受水平越低。该结果提示我们，若要有效抵制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需要帮助青少年降低对压力的消极认知评价，提升有效降低压力感知的能力。

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在于揭示了家庭弹性与家庭压力、青少年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家庭弹性各维度与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与青少年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而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进一步显示，家庭弹性对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青少年报告的家庭弹性水平越高，其消极情绪体验越少，幸福感越高，说明家庭弹性存在补偿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抵制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研究结果还发现，家庭弹性能够调节家庭压力对青少年孤独感、幸福感的预测。其中，家庭弹性对家庭压力与青少年孤独感的调节作用模式符合保护-反应性模型(Fergus & Zimmerman，2005; Luthar，Cicchetti，& Becker，2000)，即低家庭弹性时(保护性因素不存在)，家庭压力与孤独感之间关系较强，而高家庭弹性时(保护性因素存在)，这种关系减弱但未完全消失。而家庭弹性对家庭压力与青少年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模式则符合保护-稳定性模型(Fergus & Zimmerman，2005; Luthar et al., 2000)，低家庭弹性时，家庭压力对幸福感的不利影响较强，而高家庭弹性时，家庭压力与幸福感之间不存在关联。但无论何种模式，本研究中家庭弹性具体的调节作用机制都符合压力缓冲假说(傅俏俏等，2012)，即拥有高水平的家庭弹性能减弱家庭压力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使个体在任何家庭压力水平下都能获得较好地适应。根据Walsh的家庭弹性理论(Walsh，2003a)，严重的危机和持续的逆境会对整个家庭系统造成影响，但家庭弹性可以调节家庭易感成员和家庭整体的恢复。如以自闭症儿童家庭为对象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高水平的家庭弹性可以有效缓解自闭症患儿父母的压力(Plumb，2011)。此外，本研究结果与大部分探讨个体心理弹性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相类似(Wingo et al., 2010;安媛媛等，2011; 戴艳等，2014)，说明家庭弹性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其相当于调节器，与危险性因素的交互作用削弱了消极结果发生的可能性(Fergus & Zimmerman，2005; Garmezy，1985)。尽管在本研究中这种调节作用在家庭压力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并未达到显著效果，但仍可以认为，家庭弹性的保护性作用在家庭压力这一消极因素出现后得到一定的强化，其相当于对家庭压力的消极影响传递了一种“免疫”作用，产生了保护性的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有效地削弱家庭压力的不利影响，需要致力于家庭弹性的培养和提升，保证青少年在家庭压力的环境下依然能保持良好的适应。

本研究也存在某些局限之处有待改进。首先，家庭弹性作为家庭层面的因素，仅以青少年为调查对象，可能不能全面反映家庭弹性的情况，今后可采用所有家庭成员共同评估的方式来衡量家庭弹性。此外，尽管本研究将家庭弹性视为一个过程，并探究了其补偿和调节作用，但仅横断研究不足以充分体现家庭弹性动态性的特点，今后可采用追踪研究设计进一步挖掘家庭弹性的作用实质。

(1)总体上，普通青少年家庭的家庭弹性水平较高。

(2)家庭压力对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感、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

(3)家庭弹性能直接预测青少年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具有补偿作用。家庭弹性在家庭压力与青少年孤独、幸福感之间存在保护性的调节作用，高水平的家庭弹性能减弱家庭压力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