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为了维持心理一致性和控制感而抵制说服信息、保持自己的观点。个体能否抵制信息的说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包括说服信息特征，如：说服信息的重要性(Zuwerink& Devine，1996)、说服信息的质量(Park，Levine，Westerman，Orfgen，& Foregger，2007)等，同时也受个体本身特征的影响，如：个体动机水平(Zuwerink & Devine，1996)、认知水平(González-Vallejo & Reid，2006)、文化背景(Aaker & Maheswaran，1997)、卷入程度(Park et al., 2007)等。自我控制能力是其中重要的个体特征，对说服有重要影响(马向阳，徐富明，吴修良，潘靖，李甜，2012)，本研究将考察自我控制的损耗对个体抵制说服的影响。

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是在自我控制的资源有限理论背景下提出的，该理论认为自我控制能力如同肌肉，当个体进行了需要自我控制的任务后，如果接下来仍需进行另外的自我控制活动，由于资源减少，接下来的调节活动就容易失败，该理论已被众多研究证实( Baumeister，Bratslavsky，Muraven，&Tice，1998; Vohs & Heatherton，2000; Hagger，Wood，Stiff，& Chatzisarantis，2010)。自我损耗就是指由于个体进行自我调节导致了有限的、内在的自我控制资源减少的状态(Muraven，Tice，& Baumeister，1998; Baumeister，Vohs，& Tice，2007)。

说服是个体对与态度对象相关的说服信息进行加工后产生的态度或发生的态度改变(Bohner & Dickel，2011)。说服理论认为，个体在接受不同说服信息后态度之所以会出现差异，是由于在不同情况下对不同说服信息所采取的认知努力、认知加工方式不同( Petty &Cacioppo，1986; Chaiken，Liberman，& Eagly，1989)。如，在说服个体对某一对象产生积极态度时，不同质量的说服信息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说服效应，是由于强说服信息可以产生更多的积极想法，而弱说服信息则产生相对较少的积极想法(Petty & Cacioppo，1986; Park et al., 2007)，即在不同说服信息下个体的思维偏好(thought favorability)不同。思维偏好是把被试罗列的对态度对象的想法进行积极、消极及中性的分类后，积极与消极想法数量的差(Clarkson，Hirt，Jia，& Alex and er， 2010)。这些想法的总体数量称为总体想法数量，研究者将思维偏好和总体想法数量都称为个体对事件的认知反应(cognitive responses，Wheeler，Briñol，& Hermann，2007)。

抵制说服的过程包括主动的信息加工、唤起或产生新的反驳观点、将反驳观点用以抵制说服信息等一系列的过程(Wheeler et al., 2007)，这一过程要求个体主动投入到抵制说服信息、保持自己的原有态度的活动中。而自我控制指的正是人们克服冲动、习惯或自动化的反应，有意识地监控自己，使行为更符合社会或自我标准的过程(Baumeister et al., 2007; 于斌，乐国安，刘惠军，2013)。可以看出，抵制说服的过程符合自我控制的定义，理论上可以认为这一过程需要自我控制资源，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会使抵制说服的效果下降，更容易受说服信息的影响，这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Wheeler et al., 2007; Burkley，2008; Janssen，Fennis，& Pruyn，2010; Fennis，Janssen，&Vohs，2009; Clarkson et al., 2010)。

有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说服信息质量不同时，自我损耗对说服后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Wheeler等(2007)在被试完成损耗任务后呈现或强或弱的说服信息，发现未损耗的个体阅读强、弱不同说服信息后态度差异较大，而处于损耗下的个体态度差异小；阅读强说服信息，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较小，而阅读弱说服信息影响则较大。但Burkley(2008)的研究表明损耗的个体阅读强、弱不同信息态度差别更大；阅读弱说服信息时，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较小，而阅读强说服信息时的影响较大。两项实验结果不一致，本研究的目的一就是在改进的基础上重复这一实验，再次考察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对态度影响的交互作用。根据说服理论，如果个体阅读说服信息后态度有所变化，是由于其思维偏好发生变化，那么自我损耗导致的态度改变可能是由于影响了个体形成与说服信息相反的观点。与强说服信息相比，弱说服信息会让人产生更多的反面观点，因而当阅读弱说服信息时自我损耗的影响可能更大。从这个角度分析，Wheeler等(2007)的结果更合理。综上，本研究假设自我损耗后个体更容易受说服信息的影响而改变态度；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会对说服后的态度产生交互作用，且自我损耗对阅读弱说服信息的个体影响更大。

本研究从以下方面对已有实验改进：首先，采用新的自我损耗任务。根据自我控制的资源有限理论，自我控制的资源具有领域一般性(domain-general)的特点(Furley，Bertrams，Englert，& Delphia，2013)，不同的自我损耗任务理论上不会影响自我损耗的后效。因此，用新的损耗任务重复这一实验可以更好地说明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是否具有稳定性。其次，本研究采用已有实验的态度任务，但改进了指导语。已有研究中对态度任务的描述容易使学生产生不同的卷入水平，可能因此而影响其态度。例如，Wheeler等(2007)的实验要求被试评价“本校即将在下学期执行”的考试政策，而Burkley(2008)只是要求被试阅读有关短文并给出评价。本研究中尽量避免使学生有过高卷入度而影响态度(“本校下学期执行”)，也避免学生对此事根本漠不关心而胡乱评价(“阅读短文进行评价”)，将指导语改为评价“本校”的考试政策，但不强调将在“下学期”实施，以期尽量避免过高或过低的卷入度对态度产生干扰。

另外，本研究将进一步揭示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的影响是否与认知反应有关，探讨自我损耗对说服后态度的影响机制。说服理论认为说服信息对态度的影响是以个体的认知加工的变化为中介的(Petty & Cacioppo，1986; Chaiken，Liberman，&Eagly，1989)。那么，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是否也是通过认知反应为中介的？虽然自我控制的资源有限理论曾指出自我控制资源与认知资源是独立的，一种资源受到损耗在理论上应该不会影响到由另一种资源驱动的任务表现，但目前的许多相关研究都表明自我损耗任务与认知任务之间存在着互相的影响(Schmeichel，Vohs，&Baumeister，2003; Schmeichel，2007;Vohs et al., 2008; 黎建斌，2013)，进一步有研究(Wheeler et al., 2007)表明，自我损耗对个体的思维偏好有显著影响，但对总体想法数量的影响则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的目的二是进一步考察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的影响机制，即考察自我损耗是否以思维偏好为中介对态度产生影响。

综上，本研究以自我控制的资源损耗理论为依据，采用新的自我损耗任务，对存在分歧的研究结果进行验证，为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的影响提供更全面的证据。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影响的机制。

某大学学生87人(男生12人，女生75人)，年龄17~23岁，M=19.53，SD=1.22。此前均未参与过此类实验。

自我损耗任务是5分钟的关于近期出游的描述。损耗组指导语是“请您在下面空格内描述您最近的一次旅行或者外出，请注意：在整个描述过程中，不能使用‘我’和‘的’两个字。请至少写出150字。”，非损耗组的指导语是“请您在下面空格内描述您最近的一次旅行或者外出。请至少写出150字。”这一自我损耗任务在之前的类似实验中是有效的(Lew and owski，Ciarocco，Pettenato，& Stephan，2012)。

为了评估损耗任务是否有效，考察被试对完成短文写作任务的主观看法，在完成损耗或非损耗任务后，采用问卷形式立即让被试报告自己完成上述写作任务“遇到多大困难”、“需要多大程度的努力”(Lew and owski et al., 2012; Janssen et al., 2010)，问卷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我损耗效应越强。本次测验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0.80。

态度测验使用9点语义区分量表进行，告知被试“学校将在每一年的开学初进行一次全面摸底考试，测验上一学年所学的所有专业课知识”，“在正式实施前，受学校的委托，进行学生意见的征求，请同学们给出自己的看法”。测验包括五个题目，分别是对这一事件“好/差、喜欢/讨厌、愚蠢/明智、积极/消极、反对/支持”(Wheeler et al., 2007; Burkley，2008)的评价。将“好/差、喜欢/讨厌、积极/消极”三组反向计分，分数越高代表被试对该事件持的态度越积极。本次测量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0.87。

在学生给出对增加考试事件的看法之前，呈现不同的说服信息。依据已有研究(Clarkson et al., 2010; Burkley，2008; Wheeler et al., 2007)，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强说服信息组的信息呈现为“通过这次考试，我们可以找到目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生，同时提高任课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寻找更适合的教学途径，进而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这对我们专业的建设和整个学校的总体水平提高均很重要，对我们的自身发展也很重要，有利于我们毕业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更好地发展自己。”；弱说服信息组的信息呈现为“通过这次考试，我们不仅可以获得自己和同班同学的成绩对比，更重要的，我们还可以通过本次考试，横向与其他院校同专业的学生进行对比，这对于我们了解自己对本专业知识掌握的情况非常有利。经过初步个别调查，大部分同学表示愿意冒考试失败的危险而参与本次测验。”

被试完成态度测验后，要求其罗列出关于这一事件的所有想法(Cacioppo & Petty，1981)，即总体想法数量。然后将信息归类为积极、消极或中性。积极减去消极为思维偏好，分值越高，表示思维偏好越高，即对该事件的看法越积极。本研究中参照以往研究(Clarkson et al., 2010)，两位研究者分别独立分类得到两个思维偏好值，其得分具有高相关(r=0.85，p<0.001)，说明编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用得分的平均数作为最后的思维偏好分值。

虽然根据已有研究及生活常识，可以认为学生对于增加考试这件事情的态度应该是消极、负面的。但由于学生的原有态度对研究有重大影响，在研究之前对学生的态度进行抽样调查。

选择某大学学生42人(其中男生14人，女生28人)参加调查，年龄19~24岁(M=21.10，SD=1.06)，采用纸笔形式团体施测态度测验。态度测验得分范围为1~9分，分数越高代表态度越积极，5分为中间值，表示个体对增加考试这一事件的看法既不是积极的也不是消极的。使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结果发现，个体对该事件持消极看法的人数为37人，占总数的88.1%，中性看法人数有1人，占2.4%，积极看法的人数只有4人，占9.5%。总体上来说，全体被试对这一事件总体上持负面看法(M=3.97，SD=1.46)。t检验显示男生(M=3.81，SD=1.49)与女生(M=4.04，SD=1.46)的态度没有显著差异，t(40)=0.48，p=0.637。这说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对增加考试持负面看法，可以认为本次实验所选事件是符合预想的。

已有研究及预调查均表明大学生对增加考试这一事件的看法是普遍消极的，因此，当阅读说服信息后，如果被试汇报的态度相对于预调查变得积极，则认为这是发生了态度改变。

实验按如下顺序进行：(1)请自愿参与实验的被试来到实验室，告诉被试将进行一项有关心理学的研究，需要被试按照指导进行，结果保密；(2)让被试完成不同的任务(随机完成损耗或非损耗的任务)，计时五分钟。完成任务后，让被试作答自我损耗效应测验；(3)告诉被试受学校委托，将对增加考试这一问题征询意见，随机让被试阅读不同的有关增加测验的说服信息(强、弱)，随后测量被试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并请其写下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想法，本次实验完成并感谢被试。

使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自我损耗效应检验。首先，为了验证损耗任务是否有效，将完成不同任务被试的自我损耗效应测验得分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损耗组(M=2.90，SD=1.21)评价的任务难度显著高于非损耗组(M=1.97，SD=0.75)，t(85)=4.36，p<0.001，d=0.90，同时，损耗组(M=2.92，SD=1.15)认为自己在任务中付出的努力程度也显著高于非损耗组(M=1.95，SD=0.93)，t(85)=4.24，p<0.001，d=0.92，说明损耗任务能够损耗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

性别差异检验。本研究中被试男女生比例相差较大，为了排除性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不同性别的被试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说服后的态度、总体想法数量及思维偏好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p≥0.537)。且方差分析表明性别×是否损耗、性别×说服信息质量等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0.283)。因此，可以认为本次实验得到的结果不是由于性别差异造成的。

从表 1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完成损耗任务的个体对增加考试这一事件的态度更积极，态度改变更大。阅读强说服信息比弱说服信息使个体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同时总体想法数量较多、思维偏好更高。

为了更进一步考察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对说服后态度的交互影响，进行2(损耗，非损耗)× 2(强说服信息，弱说服信息)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1)自我损耗对态度的主效应显著，F(1，83)=5.52，p=0.02，η2=0.062，完成损耗任务(M=5.85，SD=1.46)比完成未损耗任务(M=5.05，SD=1.68)的被试看法更积极，态度改变更大。(2)说服信息质量对态度的主效应显著，F(1，83)=5.81，p=0.02，η2=0.065，阅读强说服信息(M=5.87，SD=1.35)比阅读弱说服信息(M=5.17，SD=1.74)的被试有更积极的看法，态度改变更大。(3)是否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对态度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83)=3.56，p=0.06，η2=0.04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对于损耗组，阅读强、弱说服信息后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异F(1，47)=0.35，p=0.69；而对于非损耗组，阅读强说服信息组的态度显著高于弱说服信息组F(1，36)=18.54，p=0.01，η2=0.178。即，非损耗情况下，个体阅读强说服信息产生了更大的态度变化；而在损耗情况下，个体阅读不同说服信息后产生了近似的态度变化。另外，当个体阅读强说服信息时，自我损耗没有显著影响态度，F(1，39)=0.12，p=0.73，即是否损耗对态度改变的影响不大；而阅读弱说服信息时，自我损耗个体的态度显著高于非损耗的个体，F(1，44)=21.50，p=0.01，η2=0.158，即损耗组的态度改变较大。其交互作用图如下：

图 1 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对态度的交互作用

图选项

首先，考察自我损耗、说服信息质量对总体想法数量的影响。2(损耗，非损耗)×2(强、弱说服信息)的方差分析发现：(1)自我损耗对总体想法数量的主效应不显著，F(1，83)=0.84，p=0.36。(2)说服信息质量对总体想法数量的主效应显著，F(1，83)=6.20，p=0.02，η2=0.070，阅读强说服信息组(M=2.98，SD=1.31)比阅读弱说服信息组(M=2.37，SD=0.95)产生了更多的想法。(3)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对态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83)=0.09，p=0.770。

其次，考察自我损耗、说服信息质量对思维偏好的影响。2(损耗，非损耗)×2(强、弱说服信息)的方差分析发现：(1)自我损耗对思维偏好的主效应显著，F(1，83)=4.03，p=0.05，η2=0.046，损耗组(M=0.61，SD=1.46)比非损耗组(M=-0.21，SD=1.42)的看法更积极。(2)说服信息质量对思维偏好的主效应显著，F(1，83)=4.85，p=0.03，η2=0.055，阅读强说服信息组(M=0.61，SD=1.46)比阅读弱说服信息组(M=-0.02，SD=1.42)产生了更多的积极看法。(3)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83)=1.09，p=0.30。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自我损耗未影响个体对事件的总体想法数量，但影响了思维偏好，即自我损耗影响了个体对说服信息反驳观点的形成，而更倾向于产生与说服信息一致的积极观点。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是否是通过思维偏好为中介的？按照Baron和Kenny(1986)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首先将损耗与非损耗组虚拟编码为1，0，将思维偏好和态度的得分进行中心化处理。回归分析发现，自我损耗显著影响思维偏好，β=0.21，t(85)=2.02，p=0.05，说明损耗组的被试产生更积极的看法。而自我损耗同样显著影响态度，β=0.25，t(85)=2.36，p=0.02，阅读说服信息后，相对于非损耗组，损耗组有更积极的态度，产生更大的态度改变。而当自我损耗与思维偏好均纳入回归方程的时候，思维偏好显著影响态度得分，β=0.55，t(85)=6.06，p<0.001，说明个体产生的积极想法越多，其态度越积极，态度改变越大；同时自我损耗对态度的直接影响变得不再显著，β=0.13，t(85)=1.45，p=0.15，运用Bootstrap分析的结果表明，中介效应在95%的置信区间内介于-0.84和-0.02之间，不包括0，因此中介效应显著。如图 2所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6.2%。说明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以思维偏好为完全中介而实现。

图 2 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影响的中介模型

图选项

本实验采用新的损耗任务考察了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的影响，发现当个体进行了需要自我控制资源的任务后，抵制说服的能力会降低，更容易被说服信息所影响，表现更加顺从，与之前的研究一致(Wheeler et al., 2007; Burkley，2008)。这为自我损耗对说服的影响提供了更多的实证支持：首先，不同的损耗任务均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再次证明自我控制资源具有领域一般性的特点，说明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是稳定的，不会因为损耗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其次，正如其他损耗后效的研究(窦凯，聂衍刚，王玉洁，黎建斌，2014;任俊，李瑞雪，詹鋆，刘迪，林曼，彭年强，2014)没有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一样，本研究以我国大学生为被试得到了与国外研究一致的结果。

这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哪些因素可能影响个体对说服信息的加工而产生态度改变。先前的研究表明诸如时间压力或分心等因素会干扰个体对说服信息的加工(Petty，Wells，& Brock，1976)，而本研究证明即使在没有这些干扰的情况下，个体仍然可能难以正确评估并拒绝说服信息的说服。其次，这一发现证明了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自我损耗与态度改变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可以为自我控制资源有限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提供实证支持。最后，这一结果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例如，同等情况下进行某些诉求时，在对方自我控制资源被损耗的情况下效果可能更好。

本实验中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的质量对说服后态度影响的交互作用是边缘显著，当个体阅读弱说服信息时损耗效应表现更加明显，同时当自我损耗后，个体阅读强、弱说服信息后的态度不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Wheeler等(2007)的研究相似，而与Burkley(2008)的结果不同，由于本研究在改变了自我损耗任务、选用了新被试且改进了态度任务的指导语之后仍得到了与Wheeler等(2007)相近的结果，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明确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对说服后态度的交互影响。当然，由于态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变量，说服的程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马向阳等，2012)，因此是否还存在其他变量的影响尚需更多的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对态度改变均有影响，但其影响方式似乎存在不同：说服信息质量既对个体的总体想法数量产生了显著影响，也对思维偏好有显著影响；而自我损耗虽然没有影响个体的总体想法数量，但显著影响了思维偏好。自我损耗的个体能产生更多的有关事件的积极信息，即更容易受到说服信息的影响。同时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自我损耗对态度改变的影响以思维偏好为中介。

以往研究中，Wheeler等(2007)认为自我损耗影响了个体对某一对象的认知反应方式，会产生更少的反面观点，但并未进一步考察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与认知反应方式的关系；而Burkley(2008)则认为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是以一种更直接的、独立于认知反应的途径产生的。本研究不仅表明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与认知反应的方式(思维偏好)有关，与认知反应的数量(总体想法数量)无关，而且表明自我损耗对态度的影响正是通过认知反应方式为中介的。这在生活中似乎也能找到佐证，例如，个体处于自我损耗状态中(如，工作任务繁多)，更容易在面临美食时打破节食计划(Vohs，& Heatherton，2000)，这时候的美食导致人们节食失败，可能并不是由于人们对甜食的认识变少了(总体想法数量)，而是由于在美食诱惑的情况下，处于自我损耗状态下的个体将会产生更多的有关甜食的美味的观点(思维偏好)，从而对甜食的态度更积极。也就是在自我损耗之后，面对说服信息，个体对事件的总体看法没有显著变化，但与说服信息一致的看法被激活，而与说服信息不一致的看法受到了抑制，思维偏好发生变化，从而使态度发生改变。

虽然本研究发现损耗之后态度会发生变化，损耗组对说服信息更顺从，并且这种影响是通过思维偏好为完全中介而发生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虽然本研究与Wheeler等(2007)的研究结果相似，可以某种程度上确定自我损耗与说服信息质量对态度影响的交互作用，但本次实验交互作用的显著性仅达到了边缘显著水平，因此尚需更多的实验验证。其次，深入思考可以发现，尽管从理论及实证上可以证明本研究中抵制说服的过程损耗了自我控制资源而影响了态度改变，但并不是所有的抵制说服均需要自我控制资源的参与。例如，忽视让人讨厌的广告可能不损耗或较少损耗自我控制资源，但仍然可能对态度也起到了改变的作用，这时的态度改变原因是什么引起的？也是需要以后深入研究的问题。再次，以后的研究仍需探讨随着时间的延续，因自我损耗而导致的态度改变是否发生变化、会如何变化等问题。最后，本研究中介效应分析中，被试量较少可能带来结果的偏差。虽然Bootstrap 法能适用于中、小样本的中介效应分析，且相对来说统计功效高(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但在小样本条件下，由于从样本数据中获得的信息较少，可能难以得到准确的中介效应点估计和区间估计(方杰，张敏强，2012)，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扩大样本量对中介效应加以验证。

(1)损耗组比非损耗组更容易顺从说服信息。

(2)自我损耗及说服信息质量对说服后态度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在非损耗的情况下，个体阅读强、弱不同质量信息产生的态度有显著差异，在损耗情况下，个体阅读强、弱不同质量信息产生的态度差异不显著；阅读强说服信息，损耗组和非损耗组的态度差异不显著，阅读弱说服信息，损耗组的态度显著高于非损耗组。

(3)自我损耗不影响个体的总体想法数量，但影响其思维偏好，自我损耗后个体更容易产生与说服信息一致的想法，中介分析表明自我损耗对说服后态度的影响是以思维偏好为中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