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疗法的创立者Frankl(1963)认为,寻求人生意义是人类的基本动机,感受到有意义的存在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人生意义反映了人们对自我和生命的理解和评判,包括重视自身存在价值、具有重要的人生目标和方向、不倦追寻个人理想(Steger,2012a)。人生意义帮助人们组织和解释经验,发现生命中的重要事物,指引人们充分利用有限的精力,以获得人生的满足感和对自我的超越感(Steger,2009)。在积极心理学视野下,人生意义的作用受到普遍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充实完满的人生意义感有助于减轻心理创伤(Owens,Steger,Whitesell,& Herrera,2009)、抑制健康风险行为(Brassai,Piko,& Steger,2011; Schnetzer,Schulenberg,& Buchanan,2013)、提升幸福感(Ho,Cheung,& Cheung,2010; Howell,Passmore,& Buro,2013; Yen,2014)。

从生命全程发展观来看,大学新生处于人生关键转折期,他们与环境系统之间业已建立的平衡被打破,面临着努力调适自我、满足环境要求的新一轮适应,适应过程的结果将影响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速度(陶沙,2000)。心理尚未成熟的大学新生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常倍感压力,易产生心理问题,其中较常见的是抑郁情绪(Dyson & Renk,2006; Song et al., 2008; 杨槐,陈奕,仇宇,2013)。国内一项对1247名大学新生的调查发现,抑郁状态的检出率达12.19%(余毅震,秦泰然,孙琳,刘卓娅,张萍,2011)。入学期的抑郁情绪不但会造成新生适应不良,阻碍学业进步和未来发展,还会降低求学意愿、增强辍学风险(Mergen & ngel,2009; Ruthig,Haynes,Stupnisky,& Perry,2009),具有持久性影响。人生意义是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促进因素,与疲劳、疼痛、抑郁、焦虑等生理心理症状显著负相关(Haugan,2014),而低水平的人生意义是抑郁的直接诱因(Kleftaras & Psarra,2012; Mascaro & Rosen,2005),并将大大增加自杀风险(Wilchek-Aviad,in press)。明确人生意义是大学新生现阶段不容忽视的发展任务(Steger,Oishi,& Kashdan,2009),他们可从中获取积极成长的宝贵资源,有助于自我认同的形成和巩固,从而顺利度过转折期的发展危机,防止心理功能紊乱(Burrow,O’Dell,& Hill,2010)。大学新生的人生意义尚不稳定,不少新生在入校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感到迷茫、无所适从,这正是现阶段目标不清、意义模糊的体现,这一状态的延续对他们的校园融入和身心健康非常不利。因此,人生意义体验不足可能是大学新生抑郁问题多发的原因之一,从人生意义的视角探寻大学新生抑郁的预防和控制途径具有必要性和重要价值。

与Frankl的学说相呼应,Steger,Frazier,Oishi和Kaler(2006)将人生意义区分为相对独立的认知维度和动机维度,即意义体验(presence of meaning)和意义寻求(search for meaning)。意义体验是个体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有意义、有目的、有价值的程度,是一种核心信念系统,可以帮助人们确立人生目标、激发内在动力和目标指向行为(McKnight & Kashdan,2009),与抑郁等心理困扰负相关,与幸福感正相关(Steger et al., 2006; Yalçın, & Malkoç,in press)；意义寻求是个体投入建立或扩展自己对人生意义理解的活动的强度,可能对心理健康起反作用,因为这一过程有时充满挫折和失意,寻求意义的意志严重受阻时甚至会使人罹患“非心理性神经症”(Frankl,1963),持续的意义探索也暗示人们在选择目标时遭遇冲突和困境。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密不可分,仅考察某一维度并不能展现人生意义功能的全貌。从毕生发展来看,人们总是处于一定的意义形成阶段中,这些阶段可由二维度的四种基本组合来描述,即意义扩散(低体验低寻求)、意义拒斥(高体验低寻求)、意义延缓(高体验低寻求)、意义获得(高体验高寻求),它们并不以固定次序向前推进,而是交替循环出现(Steger et al., 2006)。后续研究采用聚类分析技术支持了这一观点,并发现处于不同意义形成阶段的个体在抑郁、希望等多项心理功能指标上差异显著(Burrow et al., 2010; Dezutter et al., 2014)。Steger,Kawabata,Shimai和Otake(2008)也发现,意义寻求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于意义体验不高的群体,他们会因无法寻找到意义而陷入痛苦,而随着意义体验的增强,人们无论是否寻求意义都拥有较强的幸福感。可见,意义体验和寻求相互联系而产生作用,为避免出现偏差,应充分考虑其交互效应。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这一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意义体验和寻求的作用均呈良性且相互增强,意义寻求相当于一种认知图式,可以增强意义体验信息在生活满意度评估中的作用(Steger,Oishi,& Kesebir,2011)；充实的意义体验提供了修正和扩展人生意义的基础,从而使人在寻求长远意义的过程中拥有更强的幸福感和更低的抑郁(Park,Park,& Peterson,2010)。但亦有研究发现这种交互效应不总是积极的,意义寻求有时会导致心理困扰和消极后果,保持幸福感依赖于意义体验的保护作用,在拥有意义后减少对意义的寻求才能达到身心最佳状态(Cohen & Cairns,2012; Dezutter et al., 2014)。这两种表现形式可分别归结为增益效应和折扣效应。不难看出,分歧的焦点在于,在意义体验对心理健康的稳定的促进作用之外,意义寻求究竟会增强还是削弱这种作用。回顾文献可知,在不同年龄、国籍、职业的样本中,交互效应的模式不尽相同,这可能与文化背景、自我概念、认知风格等因素有关,不应一概而论。那么,对我国的大学新生而言,意义体验、意义寻求对抑郁是否具有交互效应？其模式如何？尚未见相关研究。考虑到缺乏同类参照,本研究在此不做预期,而是进行探索性考察。

目前对意义寻求的功能尚有不少争论,相比之下,意义体验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更为稳定和显著,研究者普遍认为较低的意义体验是抑郁的危险因素,因此构建意义体验影响抑郁的系统模型更具价值。然而,国内罕有研究结合其他变量探索这一重要机制,限制了我们对青少年抑郁发展变化过程的理解。结合文献分析,本研究认为无聊可能是一个中介因素。近年来,“无聊症候群”问题在大学生中广为蔓延。无聊是个体知觉到生活无意义而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周浩,王琦,董妍,2012),是一种伴有兴趣和情感投入缺乏的核心动机缺损状态,它使人们感到漫无目的、无所事事,并会对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造成慢性损害。无聊情绪的滋生与贫乏的环境刺激、单调枯燥的活动等外部因素有关,而缺乏意义感可能是其深层原因(Goldberg,Eastwood,Laguardia and ,& Danckert,2011)。根据无聊的意义调节取向,感到当前的活动缺乏意义是无聊的中心属性之一,也是无聊区别于其他负性情绪的一个显著特征(van Tilburg & Igou,2012)。存在主义心理学从人生意义的角度解释无聊的产生,认为缺乏人生意义体验是导致无聊等消极情绪的根源(Fahlman,Mercer,Gaskovski,Eastwood,& Eastwood,2009)。Frankl(1963)早先即指出,人们如果长期生活在无意义之中,内心会产生强烈的虚无感,这种“存在空虚(existential vacuum)”将以无聊的形式表现出来。更糟糕的是,意义体验缺失及由此引发的反复、持续的无聊感会促使个体形成潜在的特质型无聊即无聊倾向(周浩等,2012),从而使无聊的感受和危害从特定活动延伸到一般情境中。已有研究发现,意义体验与无聊倾向负相关(Melton & Schulenberg,2007)；在控制前测的影响后,意义体验可负向预测8周后的无聊倾向(Fahlman et al., 2009)。无聊和抑郁有很多相似的失调症状,常相伴而生(German & Latkin,2012),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构念(Fahlman,Mercer-Lynn,Flora,& Eastwood,2013; Goldberg et al., 2011)。无聊倾向为抑郁提供了一定的人格基础,高无聊倾向者不但在体验和判断自身情绪时存在偏差,还在情绪调节上缺乏自信,他们常不能有效地管理和应对抑郁等消极情绪(王琦,俞国良,董妍,周浩,2014)。无聊易感者往往对环境刺激有较强的渴求,当他们无法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足够的快感时,便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自身,因而更容易觉察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为抑郁的产生埋下祸根(Sommers & Vodanovich,2000)。据此推测,意义体验可能通过无聊倾向间接影响抑郁。

希望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中介变量。抑郁的行为理论认为,难以投入目标指向行为和不能得到正强化是产生抑郁的两个重要原因(Tull & Gratz,2008)。希望是维持目标指向行为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核心是以目标为中心的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肖倩,吕厚超,华生旭,2013),即预期目标、达成目标的方案策略(路径思维)和执行这些方案的决心信念(动力思维)的统一体(Snyder et al., 1991,2000)。作为特质的希望是个体稳定的心理资源,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应对生活挑战,充分激发生命活力,并在遇到障碍时激活路径思维以生成替代方案,最终指向目标的实现。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不会轻易放弃追寻目标的努力,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量、有办法实现目标,关注成功而不是失败,产生更多积极情绪(Snyder et al., 1991),不容易感到抑郁。希望还可以在充满压力和变化的现实中增强人们的自我控制感,指引人们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减轻环境要求造成的心理冲击(Folkman,2010)。研究表明,希望与抑郁负相关(Ashby,Dickinson,Gnilka,& Noble,2011; Esteves,Scoloveno,Mahat,Yarcheski,& Scoloveno,2013; Wong & Lim,2009),其动力思维对1个月后的抑郁有负向预测力,反之则不然(Arnau,Rosen,Finch,Rhudy,& Fortunato,2007)。人生意义是希望的背景变量之一,因为意义体验的获得和人生目标的确立为青少年积极成长提供了动力和计划性,这些正是希望的构成要素(Burrow et al., 2010)。行为的自我调节理论(Carver & Scheier,1998)认为,驱动行为的目标具有层级关系,居于最高层次的是与自我相关的抽象的人生目标,要通过下层的具体目标来实现。人生意义体验与自我认同融于一体,相当于“最高目标管理者”,从根本上左右着上层乃至所有下层目标的设置(McKnight & Kashdan,2009)。希望的目标属性决定了它不能脱离由人生意义体验统摄的下层目标,也就是说,如果体验不到人生意义,难以确立清晰的目标,便无所谓希望(Burrow et al., 2010)。希望使拥有人生意义的人执着于当下的目标,在意义体验提升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Bronk,Hill,Lapsley,Talib,& Finch,2009; Yalçın, & Malkoç,in press)。因此,我们预期,意义体验对抑郁的影响还受到希望的中介。

综上,本研究将考察人生意义双维构念对大学新生抑郁的影响机制,检验两个核心假设：大学新生的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交互影响抑郁(H₁),无聊倾向和希望在意义体验对抑郁的影响中具有并行多重中介效应(H₂)。

采用方便取样法,抽取某东部省会城市2所大学(1所综合性大学、1所理工科大学)部分2013级新生,在入学2个月后进行调查,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5份,有效回收率96.67%。被调查者年龄范围16~23岁,平均年龄(19.07±0.97)岁；男生177名,女生253名,5名信息缺失；来自城市或城镇的191名,来自农村的237名,7名信息缺失；独生子女155名,非独生子女271名,9名信息缺失；所学专业包括市场营销、工商管理、通信工程、计算机技术等15个。

由Steger等(2006)编制,刘思斯,甘怡群(2010)修订,共9个项目,5个项目测量意义体验,4个项目测量意义寻求,7级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本研究中,两个因子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1、0.68。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3.13,GFI=0.96,AGFI=0.93,CFI=0.91,RMSEA=0.070。

由黄时华等(2010)编制,共30个项目,包括外部刺激(含单调性、孤独感、紧张感、约束性4个一阶因子)和内部刺激(含创造力、自控力2个一阶因子)2个高阶因子,7级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越容易感到无聊。本研究中,外部刺激、内部刺激和全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5、0.72、0.75。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2.07,GFI=0.99,AGFI=0.97,CFI=0.98,RMSEA=0.050。

由Snyder等(1991)编制,陈灿锐,申荷永,李淅琮(2009)修订,共12个项目,测量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的各4个项目,另外4个填充项目用以转移注意力,4级计分(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本研究中,动力思维、路径思维和全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63、0.66、0.73。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3.70,GFI=0.96,AGFI=0.93,CFI=0.91,RMSEA=0.079。

中文修订版(刘平,1999)共20个项目,侧重于测量抑郁情感或心境,包括躯体症状、抑郁情绪、积极情绪、人际问题4个因子,时间限制为一周内,4级计分(1=几乎没有,4=几乎一直有)。本研究中,各因子和全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63、0.79、0.66、0.67、0.84。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2.13,GFI=0.93,AGFI=0.91,CFI=0.90,RMSEA=0.051。

使用SPSS 19.0和LISREL 8.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由于本研究所得数据均来源于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由相同数据收集方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根据有关学者(周浩,龙立荣,2004)的建议,本研究采用了匿名施测、强调保密和采用部分反向计分项目的程序控制方法,并以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带来的威胁进行估计,即将各量表的全部项目纳入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因子旋转前抽取出的第一个主成分的变异解释率为16.91%,未达到40%的临界值,提示不存在污染统计分析结果的共同方法学因子,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表 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可见,大学新生的意义体验与无聊倾向、抑郁负相关,与希望正相关；无聊倾向与抑郁正相关,希望与抑郁负相关。即意义体验和希望越高、无聊倾向越低,抑郁程度越低。意义寻求与其他变量相关较低或无相关,适合进行交互效应检验。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意义体验、意义寻求对抑郁是否具有交互效应,具体步骤为：首先将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的总分标准化,并将标准化后的得分相乘得到乘积项,但乘积项不再标准化；然后以意义体验、意义寻求和乘积项为自变量、以抑郁为因变量、以性别和年龄为控制变量建模,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得到如图 1所示的路径图,主要拟合指数为：χ2/df=2.76,GFI=0.97,AGFI=0.94,CFI=0.92,RMSEA=0.064,模型可以接受。考察其中的每个路径系数,发现意义体验负向预测抑郁(β=-0.33,p<0.001),意义寻求对抑郁无显著预测力(β=0.09,p>0.05),乘积项正向预测抑郁(β=0.16,p<0.01),因此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对抑郁的交互效应显著,H₁得到证实。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交互效应的表现形式,按意义寻求得分将被调查者划分为高寻求组(得分高于平均数以上一个标准差)和低寻求组(得分低于平均数以下一个标准差),分别考察意义体验对抑郁的预测情况,发现在高寻求组,意义体验对抑郁的预测力不显著(β=-0.14,p>0.05)；在低寻求组,意义体验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0.61,p<0.001)。可见,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的交互效应表现为折扣模式,即较高的意义寻求将削弱意义体验的保护作用,在低意义寻求下,意义体验才能更好地缓解抑郁。

图 1 意义体验、意义寻求对抑郁的交互效应模型

图选项

根据理论假设,意义体验通过无聊倾向和希望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影响抑郁,在此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同时将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首先建立意义体验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模型,主要拟合指数为：χ2/df=3.78,GFI=0.97,AGFI=0.93,CFI=0.92,RMSEA=0.080,模型可以接受。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的作用后,意义体验指向抑郁的路径系数为-0.35(p<0.001),直接效应显著,适合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在直接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增加无聊倾向和希望两个潜变量,建立并行中介模型,模型整体拟合较好,χ2/df=2.84,GFI=0.94,AGFI=0.91,CFI=0.91,RMSEA=0.065,所有观测指标的负荷在0.44~0.89之间,见图 2。控制了性别、年龄和中介变量 的作用后,意义体验对抑郁的直接预测力不显著(β=-0.06,p>0.05),对无聊倾向的负向预测力显著(β=-0.55,p<0.001),对希望的正向预测力也显著(β=0.60,p<0.001)；无聊倾向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55,p<0.001),希望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0.18,p<0.05)。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有学者指出,由于难以满足正态性假设,传统的Sobel检验存在着检验力不高的问题,在多重中介模型中,这种局限性更是有增无减(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孙配贞,2014)。根据有关建议,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这种方法利用原样本进行大量有放回的抽样得到一组估计值,以此构造中介效应的非对称置信区间,提供了更全面可靠的信息,并可降低I型错误率、提高统计检验力,具有明显优势(方杰,张敏强,李晓鹏,2011)。 参照有关学者(Lau & Cheung,2012; 方杰等,2014)提出的方法,本研究利用LISREL内置程序抽取了2000个Bootstrap样本,分别计算各参数的估计值和校正后的中介效应值,若中介效应值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表 2列出了由Bootstrap样本得到的各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可见总体、特定和对比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含0,因此无聊倾向和希望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无聊倾向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希望,其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64.3%、23.0%。

由于意义体验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删除意义体验到抑郁的路径后重新拟合模型,算得Δχ2=1.40(p>0.05),故认为两个模型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完全中介模型更简约。综上,H₂得到证实,无聊倾向和希望在意义体验对抑郁的影响中具有并行多重中介效应。

图 2 意义体验影响抑郁的多重中介模型

图选项

本研究发现,虽然大学新生的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抑郁均不相关,但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对抑郁的交互效应显著,具体来说,意义寻求较低时,意义体验的增加可以显著降低抑郁；当意义寻求较高时,意义体验的保护作用受到意义寻求的抑制而变得不显著,显示出折扣效应而非增益效应。

对意义的寻求本应是人们探索人生、反思自身存在价值、追求自我发展的有益之举,但根据本研究结果,已经体验到较强的人生意义的大学新生若继续追寻意义,可能带来消极后果,这看似与日常经验相矛盾,但正体现出人生意义内涵的复杂性及其功能的个体差异性。从本质上看,人生意义是个体对过去经历、当前处境和未来预期的抽象整合,具有一定的时间属性。有研究者认为,人生意义与时间洞察力有关,持有对过去的消极评价和未来取向的人更倾向于寻求意义(Leshkovska & Shterjovska,2014),这为本研究结果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首先,大学新生的心理尚未完全成熟,生活阅历相对单薄,对人生、理想等的思考和理解不够深入,在评价过往的人生经历时带有片面性,而入校后的竞争压力感、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感、适应不良等问题更强化了他们看待自我和过去的消极态度,导致他们在寻求意义时常陷入对人生的消极沉思(Steger & Kashdan 2007; Steger et al., 2011),这种带有认知偏差的沉思正是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Michl,McLaughlin,Shepherd,& Nolen-Hoeksema,2013)。其次,具有未来取向的新生对未来的目标和成就怀有热切期盼,他们通常已体验到较强的人生意义,但仍会为扩展意义和自我提升而继续寻求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意义(如规划职业生涯、建立亲密关系),不可避免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当这些远大目标一时难以实现时就会引起无望感和抑郁(Simonelli,Fowler,Maxwell,& Andersen,2008)。同时,在人生的关键过渡时期,大学新生原有的从家庭教育中内化而来的意义系统亟待完善,他们要重新审视和定义自己的身份,确立毕生遵循的价值观和信念,以完成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Dezutter et al., 2014),这一过程同样充满艰辛曲折。在这些情况下,意义体验的保护作用就显得十分有限。最后,考虑到寻求意义在某些情境下是为了消除因意义系统受到威胁而产生的消极反应(Steger,2012b),随着意义体验的提升,新生如果仍保持较低的意义寻求,意味着这种意义体验较稳定而很少受到现实威胁,他们对当前的人生意义感到满意并高度认同,在对待未来发展时也能保持随遇而安、从容自如的心态,因而此时意义体验能够发挥最佳保护作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生意义双维构念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如在澳大利亚、美国、土耳其样本中二者呈负相关(Cohen & Cairns,2012; Park,Park,& Peterson,2010; Yalçın, & Malkoç,in press),在日本样本中呈正相关(Steger et al,2008),而在本研究的中国大学新生样本中却是不相关,这很可能是造成交互效应模式差异的潜在原因。Steger等在编制量表时本着“每个人对人生意义有独特的定义”的原则,设计了简短而明晰的条目,使其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较高的区分效度,却无法洞悉一个核心问题：人生意义的评判标准是什么？由于概念的模糊性和抽象性,人们在评估自己的人生意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易变性,很容易受到情绪和人际关系状况等次要信息的干扰(Hicks,Schlegel,& King,2010),而且不同文化群体对意义来源的理解和强调有很大差异,人们的参考框架不同,因此来自不同国家的结果并无足够的的可比性。“判断人生是否有意义并不难,难的是回答构成人生意义的究竟是什么”(Hicks et al., 2010),今后应注意结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征,针对多种意义来源开展个体取向(person-oriented)研究。

总之,本研究与国外同类研究结果虽有差异,但有两点相通之处更值得关注：第一,意义体验对身心健康有稳定的积极影响,相对而言,有充实意义体验的人更健康、更幸福；第二,意义寻求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依赖于意义体验等其他变量。

如前所述,虽然意义体验的作用受到意义寻求的负向调节,但总的来说,高水平的意义体验在减轻抑郁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支持了以往研究结论(Kleftaras & Psarra,2012; Mascaro & Rosen,2005),体现了人生意义对维护心理健康、构建幸福生活的不可或缺性。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引入无聊倾向和希望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考察了意义体验影响大学新生抑郁的心理机制,发现二者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无聊倾向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希望。这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生意义缺失导致抑郁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和有益的启示。

与国外研究(Fahlman et al., 2009)一致,本研究发现意义体验与无聊倾向之间有清晰的负向关系,缺乏人生意义的大学新生更容易形成无聊倾向,这也支持了Frankl(1963)早先提出的“存在空虚”假说。人生意义指引着大学新生对生活的组织和规划,充实的人生意义可以使他们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投入,并为特定的行动赋予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因而能够专注于当前的任务,避免了无聊情绪的出现和延续。反之,新生如果缺乏人生意义和生活动力,在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环境中不但难以找到兴趣点,还会时常感到单调和压抑,久而久之易形成无聊倾向。无聊与以抑郁为代表的情绪问题紧密相关(Mercer-Lynn,Hunter,& Eastwood,2013),近年来,国外研究者从脑与认知功能失调的角度对无聊及其消极影响进行解读,发现无聊者常处于一种“思维游离”(mindlessness)的状态,其典型表现是注意力涣散和记忆障碍,他们对自己的行动缺乏清晰的自我意识,容易出现情感失调症状(Carriere,Cheyne,& Smilek,2008)。从动力特性来看,无聊又可以划分为两种亚型,即躁动型和冷漠型,它们都具有高度的致病危险性。躁动型无聊者对新鲜刺激有很强的渴求,他们迫切要求从环境中获取快感但常得不到满足,这种现实与需求的不对等是导致抑郁的关键原因；冷漠型无聊者则将环境知觉为枯燥无趣、缺乏刺激的,他们没有改造环境的动力,在解释这种不愉快的体验时倾向于内部归因,增强了无助感和无能感,因而也容易出现抑郁情绪(Goldberg & Danckert,2013)。总的来说,无聊倾向是联系人生意义体验和抑郁的中间环节之一。

人生意义体验影响抑郁的另一条路径是以希望为中介的。基于抑郁的行为理论和行为的自我调节理论,本研究认为,目标是将人生意义体验、希望和抑郁串联起来的内在线索。首先,目标的实现与否与情绪反应息息相关,抑郁的产生很多时候是由于人们追求人生目标的进程受阻,在这种心理困扰下难以继续投入目标指向行为(Boersma,Maes,& Joekes,2005; Tull & Gratz,2008),面对无法摆脱的逆境丧失了生活兴趣,以致情绪不良、与正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疏离；其次,各种目标的设置和实现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来源,而人生意义又可以帮助人们在人生的不同领域(如家庭、事业、自我超越)选择合适的目标,并针对这一特定目标激发更多的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提高了人们对实现目标的积极预期即希望(Dogra,Basu,& Das,2011)；最后,希望本身包含着积极的情感成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们克服困难追求目标的决心和策略,并为发起和维持目标指向行为提供动力源泉,这种基于自身能力感和成功感的动力因素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压力、适应变化、掌控环境,最终达到目标的实现,从而降低抑郁的发生率。正如Feldman(2013)的比喻：如果把追寻人生意义比做盖房子,各种人生目标是构成房屋的砖瓦,那么将砖瓦搭建起来的过程则要依靠希望。可见,希望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对热爱生活、渴望成功、追求卓越的人来说必不可少。

对多重中介效应的比较表明,无聊倾向的中介效应强于希望,这进一步揭示,无聊倾向是诱发抑郁的关键人格因素,其不但具有向抑郁转化的稳定潜力,还可能破坏希望等保护因素的作用,使致病风险大大增加。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为达成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积极行动可以长时间促进积极情感,但人生意义感不足的个体缺少这种积极行动,导致积极情感的匮乏,更会使消极情感的不良影响更为弥漫和持久,造成难以消除的抑郁症状(周雅,刘翔平,苏洋,冉俐雯,2010)。因此,对受抑郁困扰者既要设法提升其积极情感和行为,更要警惕无聊等消极情感的破坏性。

本研究甄别了人生意义双维构念的不同功能,巩固了意义体验是心理健康的稳定促进因素的观点,同时发现意义寻求对这一关系有调节作用,为人生意义维护身心健康的机制增添了新证据,有一定理论贡献。本研究还对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有所启示,一方面,高校可将生命教育有关内容纳入入学教育计划,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人生意义,合理确立人生目标,提前规划学业生涯,以平和的心态和恰当的途径追寻人生意义；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学生在新环境中的无聊问题,积极探索其成因和干预措施,力求将无聊感的滋生抑制在萌芽阶段,避免其演化为无聊倾向,还可以通过培育希望、乐观、成就动机等积极因素减轻转折期压力对新生的不良影响,帮助学生顺利度过入学适应期。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本研究取样范围较为狭窄,只调查了大学新生,今后应以毕生发展的观点考察不同年龄群体的意义体验、意义寻求的关系及对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各自人生意义来源的特点；(2)由于与其他变量相关较弱,意义寻求没有进入中介模型,但作为独立于意义体验的维度,其功能仍值得审视,相信意义寻求的理论模型构建和后果变量探索将成为人生意义研究领域的创新点；(3)无聊具有“双刃剑”属性,国外最近研究发现,无聊促使个体寻求意义以填补空虚,而通过怀旧,个体可以重获意义感,从而脱离由无聊引起的无意义状态(van Tilburg,Igou,& Sedikides,2013)。无聊是意义缺失的结果,同时又是寻求意义的原动力,鉴于无聊现象普遍存在,如何使无聊由诱发不良情绪向激发积极行动转变,将是一个颇具价值的研究课题。

5 结论

(1)大学新生的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对抑郁具有交互效应,在较低的意义寻求下,意义体验对抑郁有更强的负向预测力。

(2)意义体验对大学新生抑郁的影响可通过无聊倾向和希望两个中介变量实现,且无聊倾向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