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我情绪的准确识别、描述和表达是个体社交必备的情绪能力。述情困难或述情障碍(alexithymia)是指个体缺乏识别和描述自我情绪能力的一类障碍,主要表现在对自我和他人的情绪识别困难,对自身情绪描述困难和外部取向思维三个方面。情绪识别困难是指个体在识别自己或他人的情绪时存在困难,比如不能准确识别他人的害怕、生气、悲伤等面部表情,并且注意他人面部表情变化的潜伏期较长。情绪描述困难是指个体在表达情绪时存在困难,如,不能使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情绪状态,也不能表现恰当的面部表情,身体姿态比较僵硬等。外部取向思维则主要是指个体很少关注内心感受、缺乏幻想等,拘泥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Taylor,2000; Bagby,Parker,& Taylor,1994)。述情困难在人群中比较常见,约有13%~19%的个体存在不同程度的述情困难(Salminen,Saarijarvi,Aarela,Toikka,& Kauhanen,1999)。

述情困难者的情绪反应系统中缺乏认知经验成分,使得其在情绪调节和压力管理方面出现紊乱,对自己的情绪体验和情绪状态感到无助和困扰,进而表现出各方面的适应困难(Foran & O’Leary,2013; Rieffe et al., 2010)。研究表明述情困难与快乐、亲密关系和情感交流都显著负相关,而与抑郁、焦虑等心理精神症状显著正相关(Hesse & Floyd,2011)。在临床门诊患者中发现,述情困难与酒精滥用、饮食障碍、抑郁心境、行为问题等存在显著关联(Shishido,Gaher,& Simons,2013)。对大学生或社区等正常人群的研究也发现述情困难与抑郁、焦虑存在着复杂的作用关系,如神经质得分较高的大学生,述情困难或成为其抑郁症状的中间因素(Lee & Guajardo,2011)。可见,述情困难可能是个体适应不良或心理精神症状的潜在危险性因素。

从现有研究看,临床心理研究者更多关注述情困难对心理精神症状的影响,人格研究者更重视述情困难与人格特质以及心理健康的关系。然而,在发展心理学领域内,成年家庭成员的述情困难与儿童适应行为的作用关系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父母对自我情绪的识别和描述,一方面会成为儿童直接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家庭情绪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Denham,2009)。情绪紊乱的父母,无法成为儿童情绪社会化的良好榜样,也无法理解和分析造成自己消极情绪的原因,进而长期处于消极情绪状态,影响自身的心境状态(Rieffe et al., 2010; De Gucht,Fischler,& Heiser,2004)。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述情困难风险较高的父母,在家庭生活中对自己情绪的识别和表露不够准确,也无法完全准确理解他人的情绪,这样的父母往往对儿童的情绪反应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应和指导,对儿童的社会适应产生不利影响。尽管述情困难对个体自身的消极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述情困难的父母如何在家庭情绪社会化过程中影响儿童的社会适应功能是当前迫切需要澄清的问题。

虽然父母的述情困难与其心境密切相关,但父母心境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却较为复杂。一些研究者认为父母心境会直接影响到儿童的行为问题。如Maoz等人发现,心境波动较大的父母,更倾向于高估学前或学龄期儿童的内隐和外显行为问题(Maoz et al., 2009)。如果母亲在产前或产后处于抑郁等消极心境,其子女在学前阶段出现行为问题的概率较高(Santos,Matijasevich,Barros,& Barros,2014)。许多长期暴露在母亲抑郁心境下的儿童也会表现出一些与母亲类似的亚临床抑郁症状(Elgar,McGrath,Waschbusch,Stewart,& Curtis,2004)。长期与抑郁的父母一起生活,也会给儿童的心理健康、学业成绩等带来不利影响(Downey & Coyne,1990; Kurstjens & Wolke,2001)。然而,另一些研究者却认为父母的心境与儿童行为问题并非直接相关,而是通过抚养行为、亲子关系等中间因素作用到儿童的行为问题。例如,处于消极心境状态中的父母,易在亲子交往中表现出淡漠、低敏感性,缺乏耐心等行为,并且在与儿童分离后的重聚时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快乐(Edhborg,Lundh,Seimyr,& Widstrm,2003)。因此,一方面,负性心境会减弱父母的积极养育行为。相较于非抑郁的母亲,长期处于消极心境中的父母,更容易对儿童做出负性评价(Conrad & Hammen,1989),在与儿童的互动时的卷入程度更低,儿童也更容易出现消极心境和活动性降低等问题(Edhborg et al., 2003)。另一方面,负性心境会导致家庭功能紊乱。研究发现长期处于消极心境中的父母,在家庭中的情绪交流和沟通较少,使得整个家庭处于一种沉闷或冲突的氛围中,进而影响到儿童的社会行为。

行为问题是儿童社会适应不良的一种表现,主要是指儿童在情绪和社会适应方面出现的不成熟行为(Achenbach,McConaughy,& Howell,1987)。从家庭情绪社会化的角度来理解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以往研究更多关注了父母一般的情绪社会化行为与儿童适应行为的关系(Denham,2009; 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张萍,2012),却很少从父母情绪紊乱的风险性因素考虑儿童适应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从现有研究来看,父母述情困难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较大,与社会能力关系尚不明确(Meunier,Dorchy,& Luminet,2008)。本研究经初步分析表明父亲述情困难及其心境与儿童社会能力均没有显著相关性。因此本研究将重点放在父母述情困难与儿童消极社会适应的关系上,今后的研究可着力关注儿童社会能力,本文不再赘述。综上,作者拟从情绪社会化的视角出发,分别关注父母述情困难、心境状态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复杂作用关系。我们假设述情困难得分较高的父母,其子女的外显和内隐问题也较多,父母述情困难除了与儿童行为问题直接相关外,还通过父母的心境状态对儿童行为问题起着间接作用。

从某市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了6所幼儿园的中班儿童,通过幼儿园向家长发放知情同意书确定参加研究的人数,最终有450名儿童(M _年龄 =62.21月,SD =3.93月)及其家长同意参加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438份,其中男孩231名(53.7%),女孩207名。母亲平均年龄31.74岁(SD=3.8岁),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占47.7%；父亲平均年龄33.45岁(SD=4.23岁),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占53.6%。

采用Taylor(2000)发展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he 20-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测查父母的述情困难。该量表是目前测量述情困难时使用最为广泛的问卷,不仅可用于诊断述情障碍患者,也可用于普通人群述情困难程度的测量,和Bagby,Paeker,Taylor(1994)在最初发展该量表时同时选取了述情障碍患者和正常被试。此外,Lee和Guajardo(2011)在大学生群体中也使用了该问卷。蚁金瑶等人(2003)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该问卷进行了修订,结果表明其信效度良好。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包含情感识别困难、情感描述困难与外向性思维三个维度。 采用likert 5点计分,1~5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述情困难越严重,由父母分别报告。该量表可以使用总分,也可以根据需要计算各分量表得分。由于外向性思维分量表的信度较低,故本研究只采用情感识别困难与情感描述困难两个维度。父母问卷在总量表及两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介于0.70~0.88之间,说明该问卷在本研究中具有较好的信度。

采用Underwood和Forming(1980)编制的《心境调查表》(the Mood Survey)测量父母的心境,该量表包括情绪波动和情绪愉悦两个分量表,共有18个项目,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1~5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由父母分别报告。该问卷在北京大学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合作的一项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对该调查表进行过翻译和回译等初步修订。本研究采用初步修订后的版本,并且在预研究中对该量表两因素的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母亲问卷的拟合指数为：χ²=56.27,df=19,RMSEA=0.067,NFI=0.95,NNFI=0.95,CFI=0.97,GFI=0.97；父亲问卷的拟合指数为：χ²=56.03,df=19,RMSEA =0.066,NFI=0.95,NNFI=0.95,CFI=0.97,GFI=0.97。说明该问卷在中国被试中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在本研究中,父母问卷的在两个维度上的Cronbach α系数介于0.70~0.77之间,说明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具有较好的信度。

采用Lafreniere和Dumas(1996)编制的幼儿社会能力和行为评定简表(Social Competence and Behavior Evaluation Scale-30,SCBE-30)测量儿童的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该量表由刘宇等人(2012)在中国被试中进行了修订,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问卷共有30个项目,包括焦虑害羞、愤怒攻击和敏感合作三个分量表。采用likert式6点计分,1~6表示“从来没有”到“总是这样”,由母亲报告。本研究采用刘宇等人修订后的版本,旨在探讨父母述情困难与儿童适应不良结果的关系,故仅选用了愤怒攻击与焦虑害羞两个分量表,其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66、0.82,说明该问卷在本研究中具有较好信度。

首先,通过幼儿园向家长发放知情同意书,征集参与本研究的儿童及家长,确定参加的人数。其次,由经过培训的发展心理学专业研究生与幼儿园主班教师利用家长接送孩子的时间向家长发放调查问卷,并详细说明填写方式。最后,家长在两周内完成问卷后交至主班教师,由研究人员统一收回并整理。每名参加研究的儿童会得到一份精美礼品。

在原始数据的整理过程中,首先删除了空白及规律性作答的问卷。其次,经过父母问卷配对分析,有少部分父亲问卷数据缺失。针对这些缺失数据,如果缺失一半以上,那么整条数据都将被删除,缺失值在一半以下的,采用极大似然法对缺失的数据进行处理。最后,对于父亲述情、心境数据与母亲报告的问题行为匹配缺失的数据,在最终统计分析时未纳入计算。

采用SPSS 20.0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初步分析,并用Mplus 7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主要使用了相关分析、路径分析等统计方法。

3 研究结果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知,父亲述情困难与儿童愤怒攻击问题相关不显著,与儿童焦虑害羞问题显著相关。父亲情绪波动与儿童愤怒攻击、焦虑害羞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父亲情绪愉悦水平与儿童愤怒攻击和焦虑害羞均显著负相关。父亲述情困难与母亲情绪波动显著正相关,而与母亲情绪愉悦显著负相关。此外,母亲述情困难与儿童愤怒攻击、焦虑害羞问题均显著正相关,并与其情绪波动显著正相关,与其情绪愉悦显著负相关。母亲述情困难与父亲情绪波动显著正相关,而与其情绪愉悦显著负相关。相关分析的结果说明,父亲述情困难得分越高,其情绪波动程度越高,情绪愉悦水平越低,儿童的焦虑害羞问题越多。母亲述情困难得分越高,其情绪波动程度越高,情绪愉悦水平越低,儿童的愤怒攻击和焦虑害羞问题也越多。

为考察儿童行为问题与年龄的相关性,及其在性别上的差异,分别通过积差相关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了儿童性别在愤怒攻击、害羞焦虑上的差异以及与年龄的相关。结果发现年龄与愤怒攻击(r=-0.03,p>0.05)、害羞焦虑(r=0.04,p>0.05)的相关不显著,性别在愤怒攻击(t=1.88,df=441,p>0.05)、害羞焦虑(t=-1.56,df=441,p>0.05)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我们还考察了父母年龄与其述情困难、心境的相关性,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在述情困难与心境上的差异,结果发现父亲年龄与其述情困难(r=-0.09,p>0.05)、情绪波动(r=-0.07,p>0.05)和情绪愉悦(r=0.09,p>0.05)的相关都不显著,母亲年龄与其述情困难(r=-0.05,p>0.05)、情绪波动(r=0.05,p>0.05)、情绪愉悦(r=0.10,p>0.05)的相关都不显著。对父母述情困难、情绪波动和情绪愉悦在其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也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父亲文化程度在其述情困难上达到了边缘显著(t=1.84,df=421,p<0.10),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父亲的述情困难得分略高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但情绪波动(t=0.64,df=421,p>0.64)和情绪愉悦(t=-0.58,df=421,p>0.05)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年龄与其述情困难(r=-0.05,p>0.05)、情绪波动(r=-0.10,p>0.05)和情绪愉悦(r=-0.03,p>0.05)都不显著,母亲受教育程度在其述情困难上达到了边缘显著(t=1.92,df=421,p<0.10),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母亲的述情困难得分略高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但在情绪波动(t=-1.12,df=421,p>0.05)和情绪愉悦(t=-1.56,df=421,p>0.05)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结果说明除父母受教育程度可能与其述情困难有微弱的关系外,其他因素都与本研究所关心的主要变量无显著的关系。

由于母亲述情困难、母亲心境与儿童问题行为等变量均由母亲报告,所以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进行中介作用分析之前,分别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与分离第一公因子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 周浩,龙立荣,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表明,母亲报告的述情困难、心境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无法抽取出一个共同因子,同时在控制了第一公因子后(该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39.27%),母亲述情困难仍然与其心境、儿童行为问题显著相关,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由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由于父亲述情困难与儿童愤怒攻击问题之间的相关不显著,无须再对二者进行中介作用分析(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父亲述情困难与其情绪波动、情绪愉悦,以及儿童焦虑害羞问题均显著相关,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中介作用关系。此外,母亲述情困难与其情绪波动、情绪愉悦以及儿童愤怒攻击、焦虑害羞问题均显著相关,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关系。因此,根据理论假设和相关分析的结果,我们构建了如图 1所示的概念模型。

图 1 父母心境在其述情困难与儿童问题行为间的中介模型

图选项

首先,在父亲模型中,以父亲述情困难为自变量,父亲情绪波动、情绪愉悦为中介变量,儿童行为问题为结果变量。同样,构建了母亲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方法分别对父母亲模型进行了检验。

父亲模型的分析结果见图 2。该模型为饱和模型(saturated model),即所有待估计的参数正好等于协方差矩阵中的元素,自由度为0,因此报告拟合指数没有任何意义。对于饱和模型,仅看路径系数即可。如图 2所示,父亲述情困难对儿童焦虑害羞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8,t=1.29,p＞0.05),父亲述情困难通过其情绪波动对儿童焦虑害羞的间接效应不显著(β=-0.032,t=-1.19,p＞0.05),但通过其情绪愉悦对儿童焦虑害羞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72,t=2.33,p<0.05)。这说明父亲述情困难对儿童焦虑害羞问题无直接作用,情绪愉悦在其述情困难与儿童焦虑害羞问题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图 2 父亲心境在其述情困难与儿童焦虑害羞 行为间的中介模型

图选项

母亲模型的分析结果分别见图 3和图 4。图 3和图 4的模型也为饱和模型。由图 3可知,母亲述情困难对儿童愤怒攻击问题的直接效应显著(β=0.13,t=2.58,p<0.01),母亲述情困难通过其情绪波动对儿童愤怒攻击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32,t=3.37,p<0.05),但通过其情绪愉悦对儿童愤怒攻击的间接效应不显著(β= 0.019,t=1.20,p>0.05)。这说明母亲述情困难除了对儿童愤怒攻击问题产生直接作用外,还通过其情绪波动对儿童愤怒攻击问题产生间接作用。

图 3 母亲心境在其述情困难与儿童愤怒攻击 行为间的中介模型

图选项

由图 4可知,母亲述情困难对儿童焦虑害羞问题的直接效应显著(β= 0.27,t= 5.55,p<0.001),母亲述情困难通过其情绪波动对儿童焦虑害羞的间接效应不显著(β= 0.010,t= 0.69,p>0.05),并且通过其情绪愉悦对儿童焦虑害羞的间接效应也不显著(β= 0.023,t=1.36,p>0.05)。这说明母亲情绪波动与情绪愉悦在其述情困难与儿童焦虑害羞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不存在。

图 4 母亲心境在其述情困难与儿童焦虑害羞 行为间的中介模型

图选项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父亲对自我情绪的识别与描述越困难,则儿童的焦虑害羞问题越多,但与愤怒攻击问题并无显著相关。母亲对自我情绪的识别和描述越困难,其子女的愤怒攻击和焦虑害羞问题也较多。这说明母亲述情困难与儿童的外显行为问题和内隐情绪问题均密切相关,而父亲的述情困难仅与儿童内隐情绪问题紧密相关。相对来说,述情困难风险较高的母亲与儿童的社会情绪适应联系更为紧密。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父母在儿童情绪社会化及社会情绪适应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Denham & Burton,2003; Eisenberg,Cumberl and ,& Spinrad,1998)。儿童对父母情绪的观察和模仿,与父母互动中的情绪分享和原因探究,以及父母对儿童情绪表达、理解和调节的引导和训练是家庭情绪社会化的主要途径(Denham,2009)。如果父母能够准确认识和描述自我的情绪,那么就能更加准确地表达自我的情绪和理解他人的情绪。相反,父母如果在家庭生活中不能准确识别和描述自己的情绪状态,就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作为观察者和模仿者的儿童,其情绪理解和表达能力自然会受到影响,进而表现出适应问题。

在儿童抚养的过程中,母亲承担了更多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抚慰的责任,而父亲更多是玩伴、纪律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Parke,2002)。因此,母亲对自我的情绪识别和表露困难可能对儿童的影响更大,长期处于情绪困扰中的母亲,其子女表现出了更多的适应问题。相关研究也表明,处于情绪紊乱中的母亲,其子女表现出了更多的内隐情绪问题和违纪攻击问题(Gartstein & Fagot,2003; 陆琪等,2013)。也有研究表明长期抑郁的母亲,其子女会受到其抑郁心境的影响,出现问题行为及其他适应问题(Yan & Dix,2014; Elgar,McGrath,Waschbusch,Stewart,& Curtis,2004)。对自我情绪状态无法准确认知和描述的母亲,常常处于情绪紊乱状态,一方面给儿童提供了负面的榜样,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情绪困扰,常常忽视儿童的需求或以粗暴方式对待,导致儿童出现外显和内隐问题。同样,受情绪困扰的父亲,其不良情绪必然也会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无法准确识别和描述自身情绪的父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情绪的表露和调节困难,这会让儿童感觉无所适从,进而表现出焦虑和退缩等内隐问题。

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述情困难不仅会直接对儿童的行为问题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其心境作用于儿童的行为问题。即述情困难的父母一方面会成为儿童社会化的负面榜样,进而造成儿童在社交中的情绪识别和表达问题,表现出焦虑害羞、愤怒攻击等适应不良行为。另一方面,述情困难的父母,还会通过影响其自身心境间接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

从研究结果可知,尽管父亲和母亲心境在其述情困难和儿童行为问题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但具体作用模式却不尽相同。具体来说,父亲的情绪愉悦水平在其述情困难和儿童焦虑害羞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母亲的情绪波动和情绪愉悦在其述情困难和儿童愤怒攻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提示我们由于父亲和母亲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他们的述情困难对儿童行为问题的作用方式也不同。对于述情困难风险较高的父母来说,在情绪识别和交流中存在着问题,无法认识到特定情感状态产生的原因,常常处于消极的情绪状态,情绪波动比较频繁(Rieffe et al., 2010)。 由于情绪识别和描述困难而导致的消极心境状态,转而会影响父母与儿童之间的交往质量以及家庭情绪氛围的营造。父母长时间遭受述情困难困扰,会造成家庭氛围紧张或冷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儿童,在家庭生活中得不到安全感,会体验到更多的焦虑、不安等消极情绪,这些消极情绪容易导致儿童出现焦虑、退缩,甚至是反叛、攻击等愤怒的不良适应行为攻击等。

述情困难的成人不仅在调节负性情绪上存在困难(Foran & O’Leary,2013；Shishido,Gaher,& Simons,2013),而且在建立和维持亲密社会关系方面也存在困难(Ciarrochi,Scott,Deane,& Heaven,2003),在家庭关系中亦是如此。所以,一方面,伴有述情困难的父母在处理与儿童的关系时,缺乏建设性的方法,在儿童出现行为问题时不能正确处理,使得儿童的行为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父母消极心境状态与良好的教养方式是不相容的,处于消极心境状态中的父母,在抚养过程中更容易失去耐心,对儿童的各种需求表现淡漠,导致儿童出现适应问题(Denham,2009)。因此,有心境障碍的父母往往会给儿童造成压力,儿童不能从本就不知如何表达情绪的父母身上习得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以至于出现问题时不知如何应对,成为儿童发展中一个危险因素,最终导致儿童出现问题行为(Downey & Coyne,1990; Rieffe et al., 2010)。作为女性,母亲更容易出现情绪识别和描述方面的困扰,她们在遇到情绪困扰时,更容易陷入长期的消极心境中不能自拔(Lee et al., 2010),再加上母亲在家庭中与儿童交往的时间和频率相对更高。因此相对来说,母亲述情困难与儿童的适应不良行为的关系更为紧密。

虽然本研究发现父母的心境在其述情困难和儿童行为问题之间存在着中介作用,但是由于方法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改进。首先,本研究全部采用问卷调查法,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主观偏差问题,也无法完全避免父母双方填写过程中的交流,甚至是代填等问题。今后的研究需要综合采用多种方法,拓宽信息来源,保证信息客观可靠。其次,本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学前期儿童,学前期儿童正处于社会化的重要时期,可塑性很大,行为问题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本研究未能充分考察儿童在不同发展时期问题行为的变化特点及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从纵向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父母述情困难与儿童行为问题随时间出现的系统性变化。

5 研究结论

(1)父亲的情绪愉悦水平在其述情困难与儿童焦虑害羞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2)母亲的述情困难与儿童愤怒攻击、焦虑害羞行为显著正相关,同时母亲的情绪波动在其述情困难与儿童愤怒攻击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