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角色是个体的主要社会角色之一。职业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 Super(1963) 曾指出：“选择职业实际上就是选择实现自我概念的方式”(转自Blustein,1997)。大学阶段是价值观、生活态度形成的重要时期,探索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明确未来的职业角色,并由此获得一种最佳的生活状态,是该阶段的任务之一。职业生涯探索是指个体在一定态度和认知的引导下,通过对自我和环境进行探索,形成探索技能,明确职业生涯目标,并进而实现自我发展和整合的过程。以往研究表明,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有助于个体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并有效预测其未来的职业发展成就与工作满意度(Gushue,Clarke,Pantzer,& Scanlan,2006; Werbel,2000; Jelena & Douglas,2009)。

在众多研究中,人格因素,尤其是主动性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与职业生涯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近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Hou,Wu,& Liu,2014; Hsieh & Huang,2014; Liguori,McLarty,& Muldoon,2013; Randolph & Dahling,2013)。主动性人格的概念由Bateman和Crant(1993)首次提出,界定为个体采取主动行为来影响周围环境的一种稳定的倾向。这种稳定的特质影响着个体行动的方式,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在解释个体的工作成绩时,表现出大五人格所不具备的增益效度,是非常具有预测力的人格特质(Bateman & Crant,1993; Thompson,2005；商佳音,甘怡群,2009)。职业发展过程中,主动性人格同样具有较高的预测力。高分者乐于并能够积极地参加职业生涯管理的相关活动,他们更易识别和把握提升自我的机会,在工作和相关培训中不断提高专业技能。相反,低分者常被动地对环境做出反应,更倾向于保持现状而不是主动寻求改变(Seibert,Kraimer,& Crant, 2001; Tolentino,Garcia,Lu,Restubog,Bordia,& Plewa,2014)。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SCCT)中研究较多的一个变量,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够达到的职业生涯结果的能力的信念。作为重要的社会认知因素,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个体职业发展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影响着个体对职业选择活动的参与、投入程度和坚定性,并影响着个体职业目标的实现程度(刘永贤,刘运全,2014；王金剑,陈春晓,2014)。高效能感的个体更准确地确定自己的职业定位,并设定更高的职业探索目标和任务(Gushue et al., 2006；Scott & Ciani,2008)。商佳音等人(2009)的研究中,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作为“内部的就业成功”指标,探讨其与主动性人格的关系。结果发现,主动性人格显著预测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即主动性人格水平越高,个体对自己的职业决策有越高的评价。然而,测量主动性人格对个体就业的影响,除了考察其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这一信念的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探讨其对职业行为的影响。 职业生涯探索行为既是个体成功就业的基础,也是其就业行为的直接体现。探讨主动性人格对个体职业探索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主动性人格对个体职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对从根本上改善大学生的就业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有必要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职业探索行为的影响。

基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环境、个体特征与学习经验共同影响职业选择行为,而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职业兴趣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即环境、个体特征与学习经验对职业行为的影响通过自我效能、结果预期和职业兴趣而发生作用。Rogers,Creed和Glendon(2008)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理论的部分观点。其研究发现,开放性和尽责性这两种人格因素除直接影响职业行为外,还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目标间接作用于职业行为。同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目标是职业行为的显著预测变量,那些对职业决策制定更有信心的个体,更倾向于制定职业相关的目标,并更多地参与到职业规划与探索行为之中。

基于相关文献,本研究认为,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对其职业探索过程有直接影响,但该影响还可能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而发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可能起中介作用,自我效能信念使得人格特征对职业行为的影响得以实现。由此,本研究选取两个与职业生涯探索有重要关系的变量：主动性人格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了解大学生职业探索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职业生涯发展领域的实证研究,为促进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发展和干预训练提供支持。

选取大连市某综合类高校大一至大四的学生为被试。施测被试400名,有效被试305名。其中,男生129名(42%),女生176名(58%)。大一48名(16%),大二27名(9%),大三121名(40%),大四109名(36%)。生源地为省会城市的为54人(17.3%),地级市或县级市的为178人(57.1%),乡镇的为25人(8%),农村的为48人(15.4%)。独生子女为190人(62.3%),非独生子女115人(37.7%)；理科为122人(40%),工科为146人(48%),文科37人(12%)。

采用商佳音、甘怡群(2009)根据Bateman(1993)的主动性人格量表(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简称PPS)修订的中文版量表。量表为单维结构,共11个项目,采用利克特7点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记为1~7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主动性人格倾向就越明显。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分半信度为0.85。

采用彭永新和龙立荣(2001)参考Betz和Taylor(1994)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修订的中文版问卷。该问卷用于测量个人需要成功做出职业决策时的信心程度。问卷包含5个分量表,分别为自我评价分量表、收集信息分量表、选择目标分量表、制定规划分量表和问题解决分量表,共39个项目。其中,自我评价分量表考察的是个体了解自己与职业相关的需要、价值、能力及兴趣的信心程度。收集信息分量表考察的是个体了解工作世界中特定职业的职责、任务的信心程度。选择目标分量表考察的是个体对自己将个人属性与工作特点进行匹配的能力的信心程度。制定规划分量表考察的是个体对职业决策后的实施能力的信心程度。问题解决分量表考察的是个体对自己解决职业决策中所遇到的问题或障碍的能力的信心程度。 量表采用利克特5点评分,1~5分别代表从“完全没有信心”到“非常有信心”。本次测量中,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5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0.85、0.83、0.81、0.81 。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χ²/df=2.27,CFI=0.88,NFI=0.80,TLI=0.86,RMSEA=0.06,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和结构效度。

本研究采用许存(2008)根据Stumpf(1983)的职业探索问卷(Career Exploration Scale,CES)修订的职业生涯探索量表,共18个项目,包括四个维度：环境探索,自我探索,目的-系统探索(简称“目的探索”)和信息数量。其中,环境探索(Environment Exploration)考察的是个体在最近3个月内对有关职业、工作和组织的探索程度；自我探索(Self-Exploration)考察的是个体在近3个月内对自我的评价和反思的程度。目的-系统探索(Intended-Systematic Exploration)考察的是个体是否以特定的职业为目标进行自我和环境的探索；信息数量(Amount of Information)是指在职业、工作、自我方面获得的信息量。采用利克特式5点计分,1~5分别表示从“很少”到“非常多”。分数越高代表探索水平越好。本次测量中,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84、0.74、0.72和0.75。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χ²/df=2.22,CFI=0.95,NFI=0.91,GFI=0.91,RMSEA=0.06,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拟合良好,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和结构效度。

在大连市某高校招募大学生被试,在教室内采取团体施测,主试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担任,施测时间大约为25分钟。

采用SPSS17.0 软件和AMOS 7.0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

对大学生主动性人格、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主动性人格与环境探索、自我探索、目的探索、信心探索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生涯探索的各维度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主动性人格与收集信息、自我评价、选择目标、制定计划和问题解决之间正相关显著(表 1)。

首先,采取Harman单因素事后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主动性人格、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都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结果析出3个因子,且最大的因子解释力为35.46%,由此可判定该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是非常显著(潘孝富,秦启文,张永红等,2012；周浩,龙立荣,2004)。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采用如下方法检测多重共线性问题(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张萍,2012),以职业生涯探索为结果变量,以主动性人格、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为预测变量纳入分析。结果发现,所有预测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在0.20~0.76之间(>0.1),方差膨胀因子(VIF)取值在1.31~4.98之间(<10.00),表明这些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文章假设,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可能在主动性人格与职业生涯探索间起中介作用。根据中介效应的统计检验方法(温忠麟,张雷,侯杰泰,2004),需要分别考察变量间的回归关系。结果发现,主动性人格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维度和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均有显著预测作用。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的回归分析表明,自我评价、制定计划显著正向预测环境探索和信息探索；自我评价、收集信息和选择目标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探索,自我评价和收集信息对目的探索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别以环境探索、自我探索、目的探索和信息探索为因变量,将主动性人格作为第一层,对各因变量有显著预测作用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作为第二层预测变量,建立多元层次回归方程。根据温忠麟等人的检验方法,如果中介变量进入方程后,主动性人格的回归系数下降,但仍然显著,则表明该中介变量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如果主动性人格的回归系数下降且不再显著,则表明该中介变量在两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通过多元层次回归分析(Stepwise)表明(表 2),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进入方程后,方程的解释力增加,主动性人格的回归系数均下降,并且在环境探索、自我探索的回归方程中,变得不再显著；而在目的探索、信息探索的回归方程中,仍然显著。因此,自我评价、制定计划在主动性人格与环境探索的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自我评价、收集信息和选择目标在主动性人格与自我探索的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自我评价和收集信息在主动性人格与目的探索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间接中介效应分别为0.16和0.11,主动性人格对目的探索的总效应为0.3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27/0.37=72.97%；自我评价和制定计划在主动性人格与信息探索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其间接效应分别为0.18和0.06,主动性人格对信息探索的总效应为0.3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24/0.39=61.53%。

结果表明,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职业生涯探索各维度得分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即主动性人格得分越高,其职业生涯探索水平越好,反之亦然。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该结果得到了以往研究的支持。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显著影响其职业发展,与其早期职业生涯发展,工作适应等方面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余捷婷,刘电芝,2010)。大学生的个体发展主动性越强,其越能够在职业生涯探索中采取积极行动,形成明确的职业自我概念,进行更多的环境探索(Robitschek & Cook,1999)。同时,出于对自我职业发展负责的态度,主动性人格得分高的个体在职业准备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自我导向行为,并参与到职业管理行为之中(Hirschi et al., 2013)。这些研究均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高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在职业探索中通常会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与态度,更倾向于提前搜集职业各方面的信息,审视自身的能力与特点,以期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相反,主动性人格得分较低的大学生,则往往采取退缩、被动和消极的态度,较少采取有效地探索行为,导致其探索结果不佳。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主动性人格对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其中,自我评价、制定计划在主动性人格与环境探索的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自我评价、收集信息和选择目标在主动性人格与自我探索的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自我评价和收集信息在主动性人格与目的探索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评价和制定计划在主动性人格与信息探索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可见,自我评价效能感在主动性人格与职业生涯探索各方面的关系中都起中介作用；此外,主动性人格还通过制定计划效能感作用于环境探索及信息探索、通过收集信息效能感作用于自我探索和目标探索、通过选择目标效能感影响自我探索。

从理论上看,主动性人格是稳定的人格特质,其通过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这一自我认知和评价产生的内在影响,进而作用其探索行为。这一观点得到了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证实。该理论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研究中的主要取向之一,就是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前因变量通过该中介因素来预测职业行为(邝磊,郑雯雯,林崇德,杨荫,刘力,2013)。例如,研究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社会地位和职业不确定性、大学生经济信心与就业信心、社会支持与专业承诺的关系间均起中介效应(Thompson & Subich,2006；杨萌,刘力,林崇德,张笑笑,赵显,2010；周炎根,桑青松,葛明贵,2012)。同样,也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信念是个体自我调控的主要动力机制,在主动性人格与职业行为参与度之间起着关键作用(Hirschi,Lee,Porfeli,& Vondracek,2013),人格特征对职业行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自我效能信念得以实现(Rogers,Creed,& Glendon,2008; Parker,Bindl,& Strauss,2010)。

本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上述关系,还进一步地探讨了主动性人格是通过哪些具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到职业生涯探索的不同行为,其结果更好地揭示了主动性人格对职业生涯探索的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来看,主动性人格对不同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的作用途径存在差异。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自我评价效能感,因为这一变量在主动性人格与职业生涯探索各方面的关系中都起中介作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够达到的职业生涯结果的能力的信念,反映了人们对自己职业相行为的控制或主导(申正付,杨秀木,孙雪芹等,2013)。自我评价是自我效能感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其反映了个体对于自我的掌控感,表现了个体是否采取合宜行为应对外在环境的信念。当个体相信自己能掌控自我时,其主动性人格才会转化为行为上的主动性。反之,低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最经常性的主观体验就是无法掌控或主导自己的行为,并对此持有消极信念,其在具体的职业探索行为中也表现得被动且退缩,探索水平低；此外,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更有信心应对职业决策后的实施状况,这种认知也促使其更积极地进行环境探索,因而收集到更丰富的职业信息；同时,主动性人格得分高的大学生,对于自己了解工作世界中特定职业的职责及任务、以及将自我与工作世界进行匹配的能力更具信心。这些积极的信念,使其在职业探索过程中进行了更积极主动地自我探索,并且探索目的更明确。反之,低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在掌控自我和环境的信念上均持消极态度,这也导致其进行职业生涯探索的行动中动机较弱、探索目标模糊,探索水平低。

本研究的发现对改善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具体到教育实践中,对职业探索不理想的大学生进行干预时,可以在了解其主动性人格发展特点的基础上,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各方面着手,引导其更好地调控自我对职业行为的信心程度,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积极的自我认知与评价,使其能够更好地认知自我在职业探索过程中的目标选择、信息收集、自我评价及规划制定等方面的掌控性与主导性,以此带动起职业探索行为的发展,达到改善其职业探索质量的目的。综上,作为自我调控的主要动力机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体现了个体面对职业新挑战或新情境下的应对能力,是主动性人格对职业生涯探索行为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1)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职业生涯探索的各维度间显著正相关；

(2)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显著正向预测其职业生涯探索；

(3)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主动性人格对职业生涯探索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其中,自我评价、制定计划在主动性人格与环境探索的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自我评价、收集信息和选择目标在主动性人格与自我探索的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自我评价和收集信息在主动性人格与目的探索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评价和制定计划在主动性人格与信息探索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