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Higgins提出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Higgins，1997)，调节聚焦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就受到了广泛的研究(Lanaj，Chang，& Johnson，2012; Gorman et al., 2012)。调节聚焦(regulatory focus)是指个体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倾向(Higgins，2000; 姚琦，乐国安，2009)，包括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和预防定向(prevention focus)两种倾向。促进定向使个体更加关心进步、提升和成就，将期望的目标状态表征为抱负和成就，关注积极结果是否出现，其情绪体验更多的是快乐-沮丧；预防定向使个体更加注重安全、确保和责任，将期望的目标状态表征为责任和义务，关注消极结果是否被避免，情绪体验往往是平静-烦躁(Higgins， 1997，2000; Higgins & Crowe，1997)。对于调节聚焦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人们假定，促进定向和工作满意度正相关而预防定向和工作满意度负相关，Lanaj等人(2012)通过对105篇相关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他们认为促进定向使个体对工作中的积极结果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感知到和回忆起工作中的积极信息，由此产生的快乐情绪能提高其工作满意度；而预防定向则使个体对工作环境中的消极特征更加敏感，从而对工作中的消极信息投入更多注意，并由此激发起烦躁的情绪体验，降低工作满意度。Gorman等人(2012)对77篇研究进行元分析后也发现相同的结果。

工作满意度的概念最早由Hoppock明确提出(1935)，他把工作满意度定义为“员工在心理和生理层面对周围工作环境变量的满意程度，是员工主观上对工作环境的一种认知程度”(聂林，2014)；与成人平日主要处于工作场合不同，学生平日大多处在学校、家庭以及朋友的环境中，他们对这些因素的满意程度构成了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LS)是指个体对自己总体生活状况或生活中主要方面的一种稳定的、概括的认知评价(Huebner，2004)，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和主观幸福感的指标(Huebner，Laughlin，Ash，& Gilman，1998; 王鑫强，张大均，2012)，在概念上和工作满意度有相似之处。既然调节聚焦可以影响成人的工作满意度，是否也会影响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呢？而且生活满意度不仅仅是个体对当前状态的一个评价，还会对个体以后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纵向研究表明高的主观幸福感会对个体未来的行为、心理状态及心理社会系统有积极的预测作用；而低的生活满意度对抑郁、心理功能失调有预测作用(Proctor，Linley，& Maltby，2009)，由此可见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前人的研究中并没有关于调节聚焦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结论，因此本研究根据调节聚焦和工作满意度的研究结果提出假设1：对于小学生被试群体，促进定向能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而预防定向能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

调节聚焦是通过什么机制而影响了工作/生活满意度的呢？有研究探究了调节聚焦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机制，发现调节聚焦会通过一些中介因素间接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直接对其产生作用(Hsing-Chau & Long-Min，2009)。具有中介变量性质的压力应对方式(涂阳军，郭永玉，2011)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中介因素。压力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有压力的情境和事件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孙配贞，郑雪，余祖伟，2010)。有关主观幸福感的适应和应对理论强调应对这一积极主动的心理过程，认为有效的应对反应有助于形成较高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Healy & McKay，2000; 吴明霞，2000)。许多研究证实了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生活满意度和积极的应对方式(问题解决和寻求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Deniz，2006; 杨海荣，石国兴，崔春华，2005)，而和消极的应对方式(忍耐、逃避等)呈显著的负相关(杨海荣等，2005)；反过来，应对方式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Wood，Joseph，& Linley，2007)，更进一步说，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学校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对学校生活满意度有负向的预测作用(孙莹，陶芳标，2005)，这些研究可以说明应对方式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调节聚焦理论表明促进和预防两种定向和应对方式在理论上存在可能的内在联系。 Higgins(2000)认为，调节聚焦会影响个体在追求目标过程中的策略偏向，促进定向导致“渴望策略”(eager strategy)，从而确保积极结果的出现；预防定向导致“警戒策略”(vigilant strategy)，来避免消极结果的出现。有些研究者(Forster & Friedman，2001; Förster，Higgins，& Bianco，2003)采用信号检测实验证实了这一点。不同的应对方式分别和这两种策略有相似之处，积极应对是通过适当的问题解决策略或者寻求社会支持来更好的解决眼前的问题，减少压力或战胜挫折，这和“渴望策略”所强调的积极结果是一致的，因此促进定向可能促使个体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而消极应对和更关心消极结果的“警戒策略”有更大的相似性，因为这些压力应对策略强调从压力导致的不良情绪中逃离，从而避免出现更加消极的结果—陷入不良情绪之中，因此预防定向可能导致忍耐自责、逃避攻击以及幻想分心等消极应对方式。

此外，有关调节聚焦在负性情境中的研究揭示了调节聚焦对部分应对方式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在面对负性事件(比如压力事件，冲突等)时，促进定向的个体会产生沮丧相关的情绪，而预防定向的个体会产生烦躁、焦虑不安相关情绪(Higgins，Bond，Klein，& Strauman，1986; Idson，Liberman，& Higgins，2000)，并且引发比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加强烈的行为反应(Higgins et al., 1986)。例如，在工作中如果遇到有威胁性的事件(竞争、裁员等)，预防定向的个体产生的激动相关情绪(愤怒、恐惧等)可能引发他们的破坏活动(Brockner & Higgins，2001)；当经典投资游戏实验中的同伴违反了游戏所规定的互惠规则的时候，预防定向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愤怒和攻击性行为的倾向(Keller，Hurst，& Uskul，2008)；在工作场合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更能激发预防定向个体的道德信念，进而激发他们支持对该现象采取敌对的集体行为(Zaal，Laar，Sthl，Ellemers，& Derks，2011)。综合以上调节聚焦在负性情境中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假设在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挫折、压力时，预防定向会比促进定向更能促使个体产生较为强烈的情绪体验，并导致攻击、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

基于上述理由，本研究进一步假设，调节聚焦可以对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对小学生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具体表述为假设2：积极应对方式和促进定向更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和预防定向更相关；和假设3：促进定向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预防定向通过消极应对方式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市5所小学共1392名小学生作为被试，共回收有效问卷1174份。其中四年级554人，五年级620人；男生627人，女生547人。每所学校具体取样情况见表 1。

采用Lockwood和Jordan等人(Lockwood，Jordan，& Kunda，2002)编制的调节聚焦问卷，共18题，包含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两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其中1代表“非常不符合”，2代表“比较不符合”，3代表“说不清楚”，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促进定向包含的题目比如：我常想象一些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情。预防定向包含的题目比如：我常担心自己不能完成学业上的目标。在本研究中，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达到可接受的范围：χ²/df=7.50，NFI=0.84，CFI=0.86，RMSEA=0.07，促进和预防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76和0.75。 2.2.2 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李想(2007)编制的“小学生应对方式问卷”。该问卷共20题，包含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幻想分心，忍耐自责和逃避攻击五种应对策略，样题分别如下：努力寻找解决事情的办法；请求老师、同学或家长帮助；希望奇迹出现，帮助自己解决事情；认为是自己比别人笨；在操场上玩个筋疲力尽。问卷采用1~4级评分，1-不采用，2-偶尔采用，3-有时采用，4-经常采用。根据以往研究中对应对方式的维度划分，本研究抽取出两个大维度，问题解决和寻求支持为积极应对维度，幻想分心、忍耐自责和逃避攻击为消极应对维度，问卷的效度达到可接受的范围，二级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为：χ²/df =4.60，NFI=0.88，CFI=0.91，RMSEA=0.06，五个具体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60以上(除忍耐自责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为0.56)。 2.2.3 生活满意度问卷

根据Huebner等人(Huebner et al., 1998)编制的儿童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翻译并修订，共25题，包含家庭满意度、朋友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和自我满意度五个维度。采用4点计分，从“很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作1~4分。问卷修订后的结构效度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χ²/df=4.10，NFI=0.92，CFI=0.94，RMSEA=0.05，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0.86。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对被试进行团体施测，主试均为心理学在读研究生。所得数据采用SPSS16.0以及AMOS 21.0进行处理，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bia-corrected percentile Bootstrap method)，通过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 3 结果与分析 3.1 调节聚焦、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2为调节聚焦和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矩阵，促进定向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ps<0.001)；预防定向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ps<0.001)。相关系数差异检验发现，积极应对和促进定向有更高的相关[t(1174)=12.15，p<0 .001]，消极应对和预防定向有更高相关[t(1174)=-6.51，p<0.001]。应对方式两个维度和生活满意度均显著相关(ps<0.001)。

促进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显著正相关(p<0.001)。预防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相关不显著，由于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存在一定相关，因此进一步做了偏相关分析，在控制了促进定向的影响后，预防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为-0.18(p<0.001)。 3.2 应对方式在调节聚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为了验证应对方式在调节聚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进行检验。积极应对方式的观测变量为问题解决和寻求支持，消极应对方式的观测变量为幻想分心、逃避攻击和忍耐自责，生活满意度的观测变量为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朋友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和自我满意度。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先分析调节聚焦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以生活满意度作为潜变量，建立以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为自变量的直接预测模型，模型拟合指数：χ2(13)=99.63、NNFI=0.94、CFI=0.96、RMSEA=0.08。模型测量部分的各参数估计在0.60~0.80之间，ps<0.001。调节聚焦到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显著，其中促进定向对生活满意度路径系数(γ=0.42，p＜0.001)，预防定向对生活满意度路径系数(γ=﹣0.22，p＜0.001)。

然后根据相关理论构建了中介模型(图 1)并对各个可能的竞争模型进行了模型比较(表 3)，结果发现促进定向到消极应对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该条路径约束为0的模型(Model 2)各项拟合指数更优。然后又进行了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模型比较，发现促进定向到生活满意度为完全中介且预防定向到生活满意度为部分中介的模型为最优模型(Model 5)。

图 1 假设的中介作用模型

图选项

在最终的中介模型中(图 2)，积极应对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γ=0.67，p<0.001)，同时促进定向还会对积极应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γ=0.67，p<0.001)。积极应对产生的间接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40，0.51)，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但是促进定向到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这也就是说，积极应对在促进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45。

图 2 最终的中介作用模型

图选项

预防定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γ=-0.13，p<0.000)和消极应对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路径系数(γ=-0.07，p<0.05)均显著。同时预防定向还会对积极应对(γ=-0.13，p<0.001)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消极应对(γ=0.28，p<0.001)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预防定向到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16，-0.05)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这也就是说，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种应对方式在预防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为-0.11，而总效应值为-0.23，即中介效应值可以占到总效应值的48%。 4 讨论 4.1 小学生调节聚焦、压力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本研究在小学生被试群体中发现，促进定向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预测作用，预防定向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1。这与已有研究中得出的促进定向、预防定向和工作满意度分别呈正、负相关的结论具有一致性(Gorman et al., 2012; Lanaj et al., 2012)。这一研究结果把调节聚焦的研究拓展到小学生群体，把研究领域从工作满意度扩展到生活满意度，有助于了解影响小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从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小学生群体的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的小学生群体中，积极应对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相关。这和国内外的关于积极应对(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和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一致性(Deniz，2006; 孙莹，陶芳标，2005; 杨海荣等，2005)。 4.2 小学生调节聚焦和压力应对方式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相关系数差异检验验证了有关调节聚焦和压力应对方式之间关系的假设2：积极应对和促进定向更相关，消极应对和预防定向更相关。这说明促进定向使个体更倾向于采取较为积极的应对方式，而预防定向促使个体更倾向于采取较为消极的应对方式(Lee，Aaker，& Gardner，2000; Sinclair & Fehr，2005)。这一研究结果虽然与传统的在中性情境中得到的结论有相同之处，传统结论认为，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渴望”的策略，而预防定向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警戒”的策略，但是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扩展，因为本研究的情境是压力或挫折等负性情境，而非中性情境，这是拓展了调节聚焦对策略偏向影响的研究情境。

本研究揭示了小学生面对压力时调节聚焦和应对方式的关系，促进定向使个体在压力情境中会采取“渴望”策略(问题解决、寻求支持)来追求积极的结果。预防定向促使个体采用“警戒”策略(忍耐、逃避、幻想分心)来避免陷入消极的情绪中；另一方面，预防定向的个体在压力或挫折情境下会产生更大的情绪上的反应，并引发一些相关的较为激烈的行为，从而促使个体采取自责、攻击的应对方式，这与国外研究者对调节聚焦在负性情境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Scholer，Zou，Fujita，Stroessner，& Higgins，2010; Keller et al., 2008; Zaal et al., 2011)。 4.3 小学生应对方式在调节聚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部分验证了小学生压力应对方式在调节聚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假设3，这可以用Higgins(1997)的调节聚焦理论解释。促进定向会把期望的目标状态表征为抱负，关注积极结果是否出现，而且倾向于采取“渴望”策略。在压力或挫折情境中，即促使个体更加关注压力或挫折是否被克服，实现所谓的“抱负”，这就导致个体会更加积极的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主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寻求他人的帮助等。从而使得个体更有可能缓解压力或挫折情境，并从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提升生活满意度。

Higgins(1997)认为预防定向会把期望的目标状态表征为责任，关注消极结果是否被避免，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来避免消极结果，而且在面对负性情境时容易产生消极高唤醒的情绪(烦躁等)，并且可能引发较为激烈的行为，比如攻击，敌对等。因此在面对压力或挫折时，预防定向会促使个体产生高唤醒的不良情绪，并且采取应对方式尽快从这种不良状态中逃离，从而避免出现陷入其中这一消极的结果，而且有可能出现通过攻击等方式发泄情绪。因此在压力事件面前促使个体更多的采用忍耐自责、逃避攻击及幻想否认的应对方式，而这些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增强个体的挫败感，从而降低生活满意度。 4.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结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助于理解小学生在压力情境中采用不同应对方式背后的动机因素，从而帮助他们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方式。根据本研究结果，人们更应关注预防定向的学生，由于他们在压力、挫折面前更倾向采用忍耐自责、幻想分心、逃避和发泄情绪等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利影响的较为消极的应对方式。因此当他们面对压力或挫折等不利事件或情境时，首先应该对他们做一些情绪上的疏导，以避免比较强烈的情绪有可能引发他们采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从而引起不好的结果。此外，由于调节聚焦不仅是长期形成的结果，同时也会受情境的启动(Zaal et al., 2011)，因此当学生面对压力情境时，应该激发学生的促进定向，从而促使他们更多的采用问题解决和寻求支持等对解决问题更有利的应对方式，达到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研究样本方面，本研究只选取了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作为被试，使得被试年龄跨度太小。虽然目前关于小学生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得到较少关注，但是生活满意度对个体未来的行为、心理状态及心理社会系统等都有预测作用(Proctor et al., 2009)，从本研究样本得出的模型尚需在纵向追踪研究中加以进一步验证。其次，本研究中只考虑了调节聚焦和压力应对方式两个因素对小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此过程中还可能涉及到压力源、情景及个人特质的影响，这些都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加以分析。 5 结论

(1)小学生调节聚焦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促进定向能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预防定向能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

(2)小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和促进定向更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和预防定向更相关。

(3)小学生压力应对方式在调节聚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其中积极应对在促进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均在预防定向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