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Vol. 31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刘亚鹏, 邓慧华, 张光珍, 梁宗保, 陆祖宏. 2015.
- LIU Yapeng, DENG Huihua, ZHANG Guangzhen, LIANG Zongbao, LU Zuhong. 2015.
- 父母养育压力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养育方式的中介作用
-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ress and Child Behavioral Problems: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s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3): 319-326
- Acta Meteorologica Sinica, 31(3): 319-326.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5.03.09
问题行为是衡量儿童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包括外显问题行为(例如，攻击和违纪)和内隐问题行为(例如，焦虑/抑郁和社会退缩；Achenbach，1991)。儿童早期的问题行为对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的反社会行为、抑郁症和自杀等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Briggs-Gowan，Carter，Bosson-Heenan，Guyer，& Horwitz，2006; Briggs-Gowan，Carter，Skuban，& Horwitz，2001; Rao，Weissman，Martin，& Hammond，1993)。由于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在家庭微系统中，父母养育压力对儿童的行为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考察父母养育压力如何影响儿童早期的问题行为有利于及时预防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也有利于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养育压力是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和亲子互动过程中，由父母特质、亲子互动失调和儿童行为引起的压力体验(Abidin，1995)。父母在育儿过程中主要有两类压力体验：其一，来自生活事件和日常困扰等环境方面的压力；其二，与履行父母角色和完成养育任务直接相关的压力，通常与父母角色限制、社会孤立、亲子关系和儿童特质等有关。与前者相比，后者是所有父母无论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如何都会经历的压力。因此，后者与儿童问题行为有着更紧密的联系。的确，以往实证研究发现，当父母的养育压力较高时，其子女易出现抑郁、社交退缩、攻击和违抗等问题行为(Anthony et al., 2005; Benzies，Harrison，& Magill-Evans，2004; Coplan，Bowker，& Cooper，2003; Crnic，Gaze，& Hoffman，2005; Guajardo，Snyder，& Petersen，2009; Tan，Camras，Deng，Zhang，& Lu，2012)。
养育方式是父母关于养育子女的态度、行为以及对儿童发展的价值观(Darling & Steinberg，1993)。以往研究发现，父母较高的养育压力会导致其消极的养育方式。例如，养育压力较高的父母，其卷入程度较低(Fagan，Bernd，& Whiteman，2007; Guajardo et al., 2009; Osborne & Reed，2010; Semke，Garbacz，Kwon，Sheridan，& Woods，2010)、敏感性低(Pereira et al., 2012)、在亲子互动过程中反应过度、通常采用不一致的控制方式或严厉的养育方式等(Faga et al., 2007; Guajardo et al., 2009; Shea & Coyne，2011)。
在育儿过程中，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以往大量研究证实，父母严厉型养育方式可正向预测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和内隐问题行为(Deater-Deckard，Wang，Chen，& Bell，2012; Hiramura et al., 2010; Karreman，de Haas，van Tuijl，van Aken，& Dekovic＇，2010; Kroneman，Hipwell，Loeber，Koot，& Pardini，2011; Olson et al., 2011)；过度保护正向预测儿童的内隐问题行为(Hoeve et al., 2009)。但关于过度保护对外显问题行为的作用，有研究发现，父母越过度保护儿童，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越多(Marsman，Oldehinkel，Ormel，& Buitelaar，2013)；而有研究发现了与之相反的结果(Hiramura et al., 2010; 丁小利等，2013)。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Abidin等提出了养育方式的中介作用模型，即养育压力会通过养育方式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Abidin，1992; Deater-Deckard，1998)。然而，该中介作用模型假设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Anthony et al., 2005; Crnic et al., 2005; Huth-Bocks & Hughes，2008)。例如，对非裔美国人和白种人的研究发现，母亲养育压力可直接影响问题行为，但养育方式的中介作用不显著(Anthony et al., 2005; Crnic et al., 2005; Huth-Bocks & Hughes，2008)。值得注意的是，一项以美国父母及其收养的中国子女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来自财政、工作和婚姻关系方面的压力会导致母亲的专制型养育方式，进而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Tan et al., 2012)。当然，养育压力不同于家庭压力，其与父母角色要求直接相关，对儿童的发展更为重要。再者，文化差异可能影响养育压力和养育方式的作用。例如，以肯尼亚人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抚养人的养育压力越高，儿童的问题行为水平反而越低(Oburu，2005)，这与以中产阶级白人为被试的研究结果相反。再如，过度保护负向预测亚洲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Hiramura et al., 2010; 丁小利等，2013)，但正向预测西方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Marsman et al., 2013)。中西方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父母养育方式的中介作用(Deater-Deckard，2005)。所以，有必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中，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父母养育压力是否会通过其养育方式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
上述研究主要关注了母亲养育压力对儿童的影响。然而，由社会化理论可知，父亲也是家庭中重要成员之一，在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中起着独特而又不可忽视的作用(Lamb，2013)。尤其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变，父亲参与照料儿童的程度不断在加大，卷入形式也与母亲不同(Cabrera，Tamis-LeMonda，Bradley，Hofferth，& Lamb，2000)。一般，母亲主要负责照料儿童的日常生活，父亲主要参与儿童的社交活动，如玩耍等(Shears & Robinson，2005)；母亲倾向于以一种平静的、说服教育并借助玩具的方式参与儿童互动，而父亲喜欢以粗狂的、身体接触和无躯体约束的方式参与儿童的活动(Horn，2000)。据此推断，父母的养育压力可能存在差异，对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还未有研究探讨父亲养育压力如何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
综上所述，以往大多数研究主要考察了西方文化中，母亲养育压力是否通过其养育方式影响儿童问题行为，但忽略了父亲养育压力的影响。此外，学前期是儿童从家庭环境走向社会环境的过渡时期，是儿童个性的初步形成时期，也是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发展结果对儿童日后的人格和社会性发展具有持续性作用。48个月时的儿童问题行为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且可用有效工具准确地测查(张光珍，梁宗保，陈会昌，张萍，2008)。因此，本研究以48个月代表学前期。又因在儿童刚出生时，父母由于初为人父母，面临着角色适应的挑战而有较高的养育压力。它在儿童6个月时日趋稳定，对儿童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刘亚鹏，张光珍，梁宗保，邓慧华，陆祖宏，2011)。而且24个月时的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今后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Shaw & Bell，1993)。因此，本追踪研究以48个月的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儿童6个月时的父母养育压力是否会通过24个月时的养育方式影响学前期儿童的问题行为，进而比较父母养育压力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是否相同。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来自一项大型追踪研究。被试的招募方法和入组标准详见别处(刘亚鹏等，2011)。婴儿6个月时，364名婴儿(男孩188名)的父母报告了养育压力。其中母亲大学(包括大专)以上学历291人(79.9%)，高中以下学历72人(19.8%)，未报告1人(0.3%)；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分别为298人(81.8%)、65人(17.9%)和1人(0.3%)。
由于搬家等原因，被试有流失。24个月时，283名母亲和276名父亲报告养育方式；48个月时，247名母亲和227名父亲报告儿童问题行为。对流失被试与未流失被试在研究变量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24个月时，两者在父母养育压力三个维度上无显著差异(ts=-0.052~1.874，df=360~362，ps>0.05)；48个月时，两者在父母养育压力和养育方式上均无显著差异(ts=0.042~1.777，df=274~362，ps>0.05)。 2.2 研究程序
当儿童6个月时，电话联系儿童的父母来参加本研究，父母分别填写养育压力问卷和人口统计学资料；24个月时，再次邀请儿童父母分别填写养育方式问卷；48个月时，父母分别填写儿童问题行为问卷。所有家庭均签订知情同意书。所有数据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研究人员采集。 2.3 研究工具 2.3.1 养育压力量表
养育压力量表简缩版(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PSI-SF)由Abidin编制(Abidin，1995)。共36条目，包括育儿愁苦(Parenting Distress；例如，“我觉得孤单，没有朋友”)，亲子互动失调(Parent-child Dysfunctional Interaction；例如，“我的孩子能做的事情没有我期望的多”)和困难儿童(Difficult child；例如，“我孩子的问题比我预想的多”)。采用5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1~5分。得分越高，表示父母的养育压力越高。该量表在中国文化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耿岚等，2009)。本文中母亲养育压力三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4、0.84和0.82；父亲的分别为0.83、0.84和0.85。 2.3.2 养育方式
采用由陈欣银等修订的养育方式分类卡片(Child-Rearing Practices Report Q-Sort)问卷来测查父母养育方式。采用5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1分)”到“完全符合(5分)”。该问卷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丁小利等，2013)。本文选取其中四个维度：保护/担忧(例如，“我担心我的孩子的身体是否健康”)、鼓励独立(例如，“我觉得我的孩子要有独立性，不要依赖我”)、拒绝否认(例如，“我觉得我的孩子有点使我失望”)和惩罚定向(例如，“我相信斥责和批评会促进孩子成长”)。将鼓励独立反向计分后与保护/担忧合并为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和惩罚定向合并为严厉(Kennedy，Rubin，Hastings，& Maisel，2004)。得分越高，父母的过度保护和严厉水平越高。母亲两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5和0.74；父亲的分别为0.72和0.74。 2.3.3 问题行为
采用儿童行为调查表(Child Behavior Check List，CBCL)来测查儿童的问题行为(Achenbach，1991)。采用3点计分，从“不符合(0分)”到“非常符合(2分)”。该问卷在我国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徐韬园，1999)。本文关注攻击性、违抗、抑郁和社交退缩四个维度。其中，攻击性和违抗为外显问题行为(例如，“爱打人”；“在家里不听话”)；抑郁和社交退缩为内隐问题行为(例如，“伤心，压抑，不快乐”；“喜欢一个人单独待在一边”)。得分越高，表示儿童的问题行为越多。母亲报告的外显和内隐问题行为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4和0.76；父亲报告的分别为0.87和0.76。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8.0软件中的EM模型对问卷中的个别缺失数据进行插值代替，得到用于下一步分析的数据。在删除M±3SD范围之外的极端值后，采用SPSS 18.0和Lisrel 8.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父母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与分离第一公因子法进行检验(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 周浩 & 龙立荣，2004)。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母亲养育压力、养育方式和母亲报告的外显问题行为的模型拟合指数为: χ2=11469.77，df=4277，RMSEA=0.087，NFI=0.61，CFI=0.76，GFI=0.48; 母亲养育压力、养育方式和母亲报告的内隐问题行为的模型拟合指数为: χ2=10212.17，df=4185，RMSEA=0.080，NFI=0.59，CFI=0.73，GFI=0.50。这表明三者之间无法抽取出一个公共因子。分离第一公因子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母亲养育压力和养育方式题目的第一未旋转因子后，两者的偏相关系数依旧显著(rs =-0.15~-0.44，ps<0.05)，同样母亲养育方式与问题行为的偏相关系数均显著(rs=-0.28~-0.68，ps<0.01)。同理，父亲养育压力、养育方式与儿童问题行为间也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
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母亲养育压力总分显著高于父亲[M1=2.15，SD1=0.39，M2=2.04，SD2=0.43，t(361)=4.632，p<0.01]。进一步分析发现，母亲的育儿愁苦显著高于父亲[M1=2.66，SD1=0.55，M2=2.31，SD2=0.60，t(361)=9.699，p<0.01]；母亲的亲子互动失调显著低于父亲[M1=1.75，SD1=0.44，M2=1.81，SD2=0.47，t(362)=-2.188，p<0.05]；两者在困难儿童方面的压力无显著差异[M1=2.01，SD1=0.51，M2=2.05，SD2=0.46，t(361)=1.354，p>0.05]。
如表 1所示，母亲育儿愁苦、困难儿童压力、严厉与母亲报告的外显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母亲养育压力三个维度与母亲的过度保护、严厉显著正相关。父亲的育儿愁苦、困难儿童压力与父亲报告的外显问题行为，亲子关系失调、困难儿童压力与父亲报告的内隐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父亲的过度保护、严厉与父亲养育压力三个维度、父亲报告的内隐和外显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 3.2 父母养育方式在父母养育压力与学前期儿童问题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3.2.1 母亲养育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表 1的相关结果和温忠麟等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推测母亲养育方式可能在其养育压力与儿童外显问题行为(母亲报告)间存在中介作用。而因母亲养育压力与内隐问题行为(母亲报告)相关不显著，无须进行下一步检验。因此，只以母亲养育压力为预测变量，母亲过度保护和严厉为中介变量，母亲报告的外显问题行为为结果变量，采用Lisrel 8.70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法验证该中介作用模型(图 1)。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
| 外显问题(M) | — | |||||||||||||
| 内隐问题(M) | 0.43** | — | ||||||||||||
| 外显问题(F) | 0.35** | 0.21** | — | |||||||||||
| 内隐问题(F) | 0.25** | 0.15* | 0.37** | — | ||||||||||
| 过度保护(M) | 0.01 | 0.10 | 0.09 | 0.10 | — | |||||||||
| 严厉(M) | 0.27** | 0.10 | 0.28** | 0.18* | 0.53** | — | ||||||||
| 过度保护(F) | -0.07 | 0.02 | 0.18* | 0.20** | 0.33** | 0.26** | — | |||||||
| 严厉(F) | 0.11 | 0.03 | 0.29** | 0.25** | 0.16* | 0.37** | 0.40** | — | ||||||
| PD(M) | 0.22** | 0.10 | 0.16* | 0.08 | 0.30** | 0.34** | 0.22** | 0.15* | — | |||||
| PCDI(M) | 0.08 | 0.10 | 0.05 | 0.08 | 0.31** | 0.25** | 0.13* | 0.09 | 0.40** | — | ||||
| DC(M) | 0.23** | 0.11 | 0.08 | 0.14* | 0.25** | 0.32** | 0.19** | 0.17* | 0.35** | 0.56** | — | |||
| PD(F) | 0.04 | 0.06 | 0.15* | 0.06 | 0.17** | 0.16* | 0.28** | 0.25** | 0.29** | 0.21** | 0.21** | — | ||
| PCDI(F) | 0.05 | 0.04 | 0.12 | 0.15* | 0.13* | 0.19** | 0.27** | 0.29** | 0.23** | 0.34** | 0.31** | 0.51** | — | |
| DC(F) | 0.12 | 0.04 | 0.19** | 0.18** | 0.15* | 0.20** | 0.27** | 0.22** | 0.21** | 0.28** | 0.43** | 0.47** | 0.69** | — |
| M | 0.30 | 0.22 | 0.31 | 0.26 | 2.26 | 2.41 | 2.32 | 2.43 | 2.66 | 1.75 | 2.05 | 2.31 | 1.81 | 2.01 |
| SD | 0.18 | 0.16 | 0.21 | 0.19 | 0.39 | 0.46 | 0.39 | 0.48 | 0.60 | 0.44 | 0.46 | 0.55 | 0.47 | 0.51 |
| 注：PD为育儿愁苦，PCDI为亲子关系失调，DC为困难儿童压力；*p<0.05，**p<0.01；下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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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母亲养育方式在其养育压力与学前期儿童外显问题行为(母亲报告)间的中介模型 注：实线表示路径系数显著，虚线表示不显著；下同。 |
母亲养育方式在其养育压力与学前期儿童外显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良好(χ2=11.16，df=5，RMSEA=0.071，NFI=0.97，CFI=0.98，IFI=0.98，RMR=0.029，GFI=0.99)。路径分析结果(图 1)表明，母亲养育压力可显著正向预测学步期时母亲的过度保护和严厉(βs=0.48和0.51，ps<0.01)，母亲过度保护显著负向预测学前期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β=-0.17，p<0.05)。母亲养育压力对外显问题行为的总效应及直接效应(β1=0.31，t1=2.45，β2=0.32，t2=3.43，ps<0.05)均显著，但间接效应(γ=-0.01，t=0.10，p>0.05)不显著。进一步对母亲过度保护和严厉的个别中介效应进行Sobel检验，结果发现母亲过度保护(0.48×-0.17=-0.082，Sobel Z=-1.94，p=0.05)和严厉(0.51×0.15=0.077，Sobel Z= 1.76，p=0.08)的个别中介作用只边缘显著。这表明，母亲早期养育压力可直接对学步期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产生影响，还倾向通过过度保护和严厉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 3.2.2 父亲养育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与母亲的情形类似，建立以父亲养育压力为预测变量，以父亲过度保护和严厉为中介变量，以父亲报告的儿童外显和内隐问题行为分别为结果变量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2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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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父亲养育方式在父亲养育压力与儿童外显问题行为(父亲报告)之间的中介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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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父亲养育方式在父亲养育压力与儿童内隐问题行为(父亲报告)之间的中介模型 |
图 2所示的中介模型拟合良好(χ2=8.63，df=6，RMSEA=0.044，NFI=0.98，CFI=0.99，IFI=0.99，RMR=0.027，GFI=0.99)。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父亲养育压力可显著正向预测其过度保护和严厉(βs=0.34和0.32，ps<0.01)，父亲严厉显著正向预测学前期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β=0.25，p<0.05)。父亲养育压力对儿童外显问题行为的总效应(β=0.18，t=2.51，p<0.05)及间接效应(γ=0.12，t=2.81，p<0.01)均显著，但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6，t=0.74，p>0.05)。进一步对父亲过度保护和严厉的个别中介作用进行Sobel检验发现，父亲严厉的个别中介效应显著(0.32×0.25= 0.08，Sobel Z= 2.69，p<0.01)，占总体中介效应的66.7%；而父亲过度保护的个别中介作用边缘显著(0.34×0.13= 0.04，Sobel Z= 1.71，p=0.08)。这表明，学步期时的父亲养育方式在父亲早期养育压力和学前期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且严厉起主要作用。
图 3所示的中介模型也拟合良好(χ2=8.09，df=6，RMSEA=0.039，NFI=0.98，CFI=0.99，IFI=0.99，RMR=0.027，GFI=0.98)。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父亲养育压力显著正向预测父亲的过度保护和严厉(βs=0.34和0.32，ps<0.01)；父亲过度保护和严厉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内隐问题行为(βs=0.15和0.21，ps<0.05)。父亲养育压力对内隐问题行为的总效应(β=0.19，t=2.49，p<0.05)及间接效应(γ=0.12，t=2.71，p<0.05)均显著，但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7，t=0.80，p>0.05)。对父亲过度保护和严厉的个别中介效应进行Sobel检验发现，严厉的个别中介效应显著(0.32×0.21=0.07，Sobel Z= 2.43，p<0.05)，占总体中介效应的58.3%；过度保护的个别中介效应边缘显著(0.34×0.15= 0.05，Sobel Z= 1.92，p=0.055)。这表明，学步期时的父亲养育方式在父亲早期养育压力和学前期儿童内隐问题行为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严厉起主要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母亲养育压力总分显著高于父亲。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Oelofsen & Richardson，2006)。但进一步发现，对不同来源的养育压力(除困难儿童外)，父母间存在显著差异，即父亲的育儿愁苦低于母亲，亲子互动失调高于母亲。这与Deater-Deckard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Deater-Deckard & Scarr，1996)。这可能是母亲主要负责照料儿童的日常生活，母亲比父亲会注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儿童身上，导致母亲的育儿愁苦高于父亲。再者，在照料儿童的日常生活时，母亲与儿童的情感交流较多，能够清楚地了解儿童哭闹所表达的意思；而父亲与儿童接触较少，对儿童的情绪反应不知所措。其结果，母子依恋可能高于父子依恋，导致父亲的亲子互动失调压力高于母亲。
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父母养育压力越高，其过度保护和严厉水平也越高(Fagan et al., 2007; Guajardo et al., 2009; Huth-Bocks & Hughes，2008; Osborne & Reed，2010; Pereira et al., 2012; Semke et al., 2010; Shea & Coyne，2011)。这符合Abidin的养育压力理论假设，即较高的养育压力易导致父母采用消极的养育方式，包括低温暖和低积极情绪、过度控制、怀疑，甚至会导致极端行为，如虐待儿童等(Abidin，1992)。至于原因可能是父母的养育压力常伴随着消极情绪，导致父母有偏差的认知和无效的解决方式，从而导致消极的养育方式(Abidin，1992; Fagan et al., 2007)。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的过度保护会降低学前期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前人对此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Hiramura et al., 2010; Marsman et al., 2013; 丁小利等，2013)。具体而言，前人对日本和中国儿童进行研究发现，父母越过度保护儿童，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越少；而以西方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父母越过度保护儿童，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越多。这可能是由中西方文化差异引起的。在东方文化中，母亲的过度保护是母爱和关怀的具体体现；而在以独立自主为价值取向的西方文化中，母亲的过度保护降低了儿童的自主感，减少了儿童面对压力的机会，使儿童无法学习和掌握应对压力的新技能，导致儿童因情绪调控能力较低而产生较多的攻击等行为(Barlow，2004; Bayer，Sanson，& Hemphill，2006)。
本研究中，父亲的过度保护会增加学前期儿童的内隐问题行为。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Hoeve et al., 2009)。同时，父亲越严厉，学前期儿童的问题行为越多。这可能是因为父亲的严厉型养育方式破坏了儿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安全感和自我调节能力(Bradley & Corwyn，2007)，所以导致儿童的问题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父亲养育方式对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不同于母亲，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Hoeve，Dubas，Gerris，van der Laan，& Smeenk，2011; Rinaldi & Howe，2012)。这可能是由父母在照料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分工和与儿童互动方式不同所致(Horn，2000; Shears & Robinson，2005)。此外，中国文化长久以来一直倡导“慈母严父”式教育，导致儿童对父母养育方式的感知有差异。例如，父亲的严厉更易被子女理解为关爱和保护，而母亲的严厉被理解为拒绝。
在本研究中，尽管母亲养育方式的总体中介效应不显著，但母亲养育压力倾向通过其过度保护减少学前期儿童外显问题行为；父亲养育方式在其养育压力与学前期儿童内隐、外显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其严厉占主要作用。Tan等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日常家庭生活压力易导致母亲专制型养育方式，进而导致儿童问题行为(Tan et al., 2012)。但是，大多数以西方儿童为被试的研究未发现养育压力通过养育方式影响儿童问题行为(Anthony et al., 2005; Crnic et al., 2005; Huth-Bocks & Hughes，2008)。这种不一致可能来源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文化价值观会对人的某种行为赋予以特定含义，影响人们对此行为的知觉、评价和反应，进而影响此行为的发展(Chen，2012)。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含蓄、内敛”，导致父母努力克制由压力引起的消极情绪的表达，间接地通过行为方式对待儿童；而西方文化推崇开放热烈的情绪表达，父母会直接把压力导致的情绪传递给儿童。总的来说，本研究支持了Abidin所提出的中介作用模型(Abidin，1992; Deater-Deckard，1998)，消除了前人对该模型的质疑。
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父母养育压力对学前期儿童问题行为的作用存在差异。首先，母亲养育压力可直接影响学前期儿童外显问题行为，而父亲养育压力只能通过其养育方式影响儿童问题行为。一般来说，父母养育压力会营造一个引起儿童消极情绪和不安全感的情绪氛围(Davies & Cummings，1998)。儿童与母亲长期相处，受消极情绪氛围影响的时间较长，因而母亲养育压力可直接影响儿童外显问题行为。相对照的是，儿童接触父亲养育压力引起的消极情绪氛围时间较短，所以父亲养育压力需通过其养育方式影响儿童问题行为。另一方面，母亲在怀孕初期可能就会出现育儿方面的困扰，产生压力体验。这些体验通常导致母亲产生焦虑、抑郁和易怒等情绪(Rodgers-Farmer，1999)，从而影响体内的激素水平，进而影响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Alder，Fink，Bitzer，Hsli，& Holzgreve，2007)。虽然父亲的养育压力也会影响其体内生物化学物质的变化，但这些物质变化不会直接输送给儿童，因而父亲的养育压力只通过养育方式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其次，母亲养育压力倾向通过过度保护减少学前期儿童外显问题行为，而父亲养育压力倾向通过过度保护增加儿童的问题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母亲的过度保护会使儿童感受到爱和温暖，而由于父亲在儿童的心中一直是高大强壮的形象，父亲的过度保护会使儿童形成对外界环境是危险的认知，所以父母过度保护的中介作用不同。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数据全部来自父母报告。这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虽然本研究检验后未发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其存在。在将来的研究中，应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例如行为观察、访谈等。其次，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中国中等经济水平的城市。但在中国，来自农村的人口比例为50.32%。本研究的结果无法推论到农村群体中。所以，将来研究还需提高研究结果的推广性。 5 结论
父母养育压力会导致父母的过度保护和严厉。母亲的过度保护会减少学前期儿童外显问题行为，父亲的过度保护则会增加儿童的内隐问题行为，且父亲严厉会导致儿童内隐和外显问题行为。更重要的是，母亲养育压力可直接影响学前期儿童外显问题行为，而父亲养育压力完全通过其养育方式影响儿童的内隐和外显问题行为，且严厉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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