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到城市中,但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许多小学初中儿童被迫“留守”在农村家庭,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未成年孩子(赵景欣,刘霞,申继亮,2008)。目前在中国,依照教育部公布的《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留守儿童共计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 1.1 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指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人们期望的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群体相适应的发展标准的程度(王建平,李董平,张卫,2010)。现有研究对其的评估主要涉及行为、情绪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纪林芹,陈亮,徐夫真等人,2011)。国内的许多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要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郝振,崔丽娟,2007),比如其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喻永婷,张富昌,2010),而消极情感、状态焦虑水平(刘正奎,高文斌,王婷等人,2007)、问题行为检出率(李南,费忠化,郭立燕等人,2013)要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自身一个显著的外在特点就是其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这也是造成其父母进城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经济地位指根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财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的层级排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10)。 许多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会严重妨碍青少年发展(Huston & Bentley,2010；Bradley & Corwyn,2002)。低水平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Reiss,2013),包括焦虑(McLaughlin et al., 2011)、抑郁(Aneshensel,2009)等心理问题；且处于低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外在行为上更容易出现抽烟、酗酒,具有更多攻击性等问题行为(Qi & Kaiser,2003; Elovainio,Kivimäki,Kortteinen,& Tuomikoski,2001)。 布郎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家庭环境系统理论的重要一环(桑标,席居哲,2005)。对不同类型农村儿童的家庭生态系统状况分析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会经济状况要显著低于普通儿童(李晓巍,刘艳,屈智勇,2010)。因而考证留守儿童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和社会适应

歧视知觉是相对于客观歧视现象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性别、种族、出生地区或者户口身份等)而受到有区别的对待,这种对待可以表现为实际的行为动作,也可以表现为拒绝性的态度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等(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Pascoe & Richman,2009)。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其遭遇了更多的歧视经历,这种歧视来源于学校的管理者、教师以及生活在留守儿童身边的人们。申继亮(2009)的研究也表明家庭收入是影响留守儿童歧视知觉的因素之一。

虽然拒绝认同理论认为歧视知觉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个体的群体认同,从而维护个体的自尊,对个体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Branscombe,Schimit,& Harvey,1999)。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存在此种积极效应,歧视知觉还是会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Mesch,Trujeman,& Fishman,2008)。许多研究证实歧视知觉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消极事件,并成为一种长期性质的压力源,对个体的社会适应有着破坏性的影响(Jasinskaja-Lahti,Liebkind,Horenczyk,& Schmitz,2003)。这其中包括对其学业成就(Umaña-Taylor,Wong,Gonzales,& Dumka,2012)、学校适应和问题行为(Liebkind,Jasinskaja-Lahti,& Solheim,2004)的消极影响,并与个体的心理困扰(Tonsing,2013),自尊、生活满意度、抑郁等因素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Kawachi,Adler,& Dow,2010; Aneshensel,2009; Mesch et al. 2008; Seaton,2006; Seaton,Caldwell,Sellers,& Jackson,2008; Williams,Yu,Jackson,& Anderson,1997)。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在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有着直接作用的同时,也会通过歧视知觉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影响。即留守儿童自身的歧视知觉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新近的研究中根据歧视知觉的指向性,将其分为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个体歧视知觉指个体知觉到的指向于自己的歧视,群体歧视知觉指个体知觉到的指向于自己所在群体的歧视(刘霞等,2011)。留守儿童会感受到来自同伴、教师、邻居、社区等人对自己的排斥性态度,从而产生个体歧视知觉；同时,留守儿童在感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受到排斥或对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时也会产生认识,即产生群体歧视知觉(申继亮,2009)。就其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的特征而言,留守儿童表现出个体歧视知觉高于群体歧视知觉的特点；而在功能层面上,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个体指向的歧视知觉,或者对两者不做区分进行考察,但对群体歧视知觉作用的考察却较为少见(刘霞等,2011)。但现有研究证实分别从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考察歧视知觉会得到不同的结论(Armenta & Hunt,2009)。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提供更多关于环境不公平的信息,而这种不公平感所引起的歧视知觉体验是通过个体歧视知觉,还是通过群体歧视知觉来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目前还不得而知,因而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试图将群体歧视知觉和个体歧视知觉作为分开的变量,来比较两者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

此外,现有研究中针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状况的性别差异存在一定的争议,徐礼平等人(2013)的研究数据表明,除校内适应外,留守儿童在学习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及家庭环境适应等维度上无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黎志华等人(2014)基于个体中心视角对留守儿童的研究表明,在留守儿童中,男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突出。有鉴于此,本研究会进一步探讨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

总之,本研究致力于在中国留守儿童群体中考察群体歧视和个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首先本研究分析留守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和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其次,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分析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最后,本研究会考察所得中介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班抽取的方式,对河南和福建两地16所中小学的565名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剔除无效样本后,共得到542份有效数据,其中男生291人,女生251人；年龄范围在10～1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05±1.26岁。

一般把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与父母职业三个变量来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Bradley et al., 2002)。其中,对于职业分类,参照师保国和申继亮(2007)的研究,将其分为五个等级。对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分为五个等级水平：①小学及以下；②初中；③高中或中专；④大专；⑤大学本科及以上。

由于大多数留守儿童对自己的家庭收入不太了解,因此采用家庭资源对其进行测量。考察内容包括电脑、空调、洗衣机等8项家庭日用设施,备选答案为“有”与“无”,有1项计1分,计算被试在这几个选项上的选择,然后乘以相应的权重,然后相加就是最后的家庭经济指数,最高分为100分,最低分为2分。

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用父亲或母亲所能取得的最高水平来代替。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上述3个指标是否适合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标进行分析。在因素分析之前,首先要考察数据是否适合做因素分析,对3个分指标的分数进行了Bartlett球形检验,检验值为50.012,p<0.001,说明3个指标间有共享因素的可能性。同时,样本适当性度量值KMO为0.576,大于通常认定的标准0.50,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采用最大正交旋转提取主成分的方法对3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0的因子仅1个(特征根=1.36),方差总解释率为45.42%,分指标的因子载荷如下：父母职业为0.714；父母受教育程度为0.665；家庭经济为0.64。所得的结果表明,3个分指标可以合成一个主成分,即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指标。合并步骤如下,先对3个分指标分数进行标准化,然后用因子载荷乘以对应变量的标准分,最后按以下公式求和,即可获得社会经济地位总分：

Z_总=0.714×Z_{(父母职业)}+0.665×Z_{(父母受教育)}+0.640×Z_{(家庭经济)}

采用申继亮等人编制的歧视知觉问卷,从个体和群体水平上考察留守家庭儿童知觉到的受歧视程度。其中个体歧视知觉问卷包含三个条目,题项如：“我觉得自己被别人看不起”等。群体歧视知觉也包括三个条目,题项如：“总体上,我觉得家庭情况像我一样的学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采用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原有研究表明两个分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申继亮,胡心怡,刘霞,2009)。本研究中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0和0.76。 2.2.3 社会适应

参照以往对个体社会适应的考察方法(范兴华,方晓义,刘勤学,刘杨,2009),本研究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考察分为两部分,一是外部的问题行为；二是内部心理适应,包括总体自尊和积极消极情感,其中：

(1)问题行为量表

该量表选取了Achenbach等人于1987年编制的儿童行为核查表(青少年)中的反社会行为分量表中的部分项目,以及方哓义、李晓铭和董奇(1996)修订的问题行为量表中的部分项目进行测查。共计12个题项,采用四点计分方式,“没有”、“很少有”、“有时有”、“经常有”用1～4表示。结果采用平均分进行分析,分数越高代表儿童的问题行为越多。实证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安芹,贾晓明,李波,2009)。本研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7。

(2)总体自尊量表

采用了《总体自尊量表》。该量表由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主要用以测定青少年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觉。量表共包括10个题目,其中五道题目为反向维度,数据转换后,加和各项分数为总体自尊的得分,得分越高,说明自尊越强,反之则低。采用五级评定方式：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现有许多研究也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蔡华俭,200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2。

(3)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

采用陈文锋和张建新(2004)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考察儿童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该量表共包括14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从“没有”到“经常有”。实证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黄飞,张建新,2010)。本研究中,积极和消极情感两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5和0.71。

参照社会经济地位的合成方法,本研究对以上4个测量分指标是否能够合成社会适应进行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4个分指标的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60.538,p<0.001,样本适当性度量值KMO为0.616,这表明可以进行因素分析。采用最大正交旋转提取主成分的方法对4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0的因子仅1个(特征根=1.83),方差总解释率为45.78%,分指标的因子载荷如下：总体自尊为0.796；积极情感为0.696；消极情感为-0.663；问题行为为-0.523。因此按以下公式求和,即可获得社会适应总分：

Z_总=0.796×Z_{(总体自尊)}+0.696×Z_{(积极情感)}-0.663×Z_{(消极情感)}-0.523×Z_{(问题行为)}

2.3 程序

主试由受过系统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施测过程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团体施测,整个测验持续30~45分钟。 3 结果 3.1 社会经济地位,歧视知觉和社会适应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如表 1所示,除家庭经济地位与问题行为和消极情感的相关不显著外,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此外,用t检验的方法考察了在留守儿童群体中,群体歧视和个体歧视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个体歧视知觉要显著高于群体歧视知觉(t=6.24,df=541,p<0.001)。

参照Anderson和Gerbing(1988)提出的两步骤程序来分析中介效应。首先是测量模型的评估,主要是考察显变量对潜量表的代表性程度。在本研究中,共涉及4个潜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和社会适应)和13个观测变量。据此建构测量模型,所得模型拟合值如下：χ²(59,n=565)=178.89,p<0.001；RMSEA=0.06；SRMR=0.053；CFI=0.91,这表明各拟合指数均达到可接受程度。各观察变量对潜变量的因子载荷也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说明各观察变量较好地反映了所要考察的潜变量,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其次,如果测量模型各指标拟合较好,则采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对所建构模型进行拟合。Hu和Bentler(1999)提出用以下四个指标来评估模型的拟合性程度：χ²/df、SRMR值、RMSEA值和CFI值。此外,在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模型时,AIC指数和ECVI指数被认为是较好的评估值。

在纳入中介变量之前,社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直接预测模型达到显著性水平(β=-0.30, p<0.05)。首先,我们将个体歧视纳入到中介模型中,得到中介模型1,但是该模型并没有较好的拟合数据,结果如表 2所示。因而将个体歧视替换为群体歧视,得到中介模型2,所得结果表明该模型很好的拟合了数据。参照hu等人的标准,本研究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比较时,从表 2可以得出,模型2的各项拟合指数均优于模型1。此外,将个体歧视和群体歧视合并成一个指标歧视知觉后,考察总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所得的模型 3 并没有较好的拟合数据。综合比较,选定模型2作为最优拟合模型(图 1)。

图 1 社会经济地位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群体歧视知觉部分中介作用图

图选项

采用Bootstrap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了检验,选定的Bootstrap自行取样量为1000。表 3显示了群体歧视的间接效应值,以及相关的95%置信区间,如表 3所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群体歧视知觉对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有着显著的影响,中介效应量为-0.12,占总效应量的40%。且中介效应的区间值并没有包括0,说明所得的中介值具有可信度。

本研究采用多样本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路径系数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方法是通过设定允许模型系数跨性别变化得到第一个模型,同时,将模型系数设定为跨性别等值得到第二个模型。通过比较来验证性别差异,而所有的其他系数,如因子载荷,误差方差和协方差结构均被设定为等值。所得结果表明,两个模型的卡方之间没有显著差异[Δχ² (5,n=542)=2.05,p>0.05],这说明所得的最终模型在不同性别之间没有差异,这为模型的稳定性提供了初步支持。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计算了路径系数差异的临界比率值,其方法是通过将两个估计值的差值除以差异的标准误(Arbuckle,2003),临界比率值大于1.96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两个参数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本研究所得结果显示,从群体歧视知觉到社会适应的路径系数差异具有显著性(CRD=4.932,p<0.05),即男生的路径系数(β=0.495)显著大于女生的路径系数(β=0.446),这说明高群体歧视知觉的男生比同类别的女生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问题。

总体而言,留守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适应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其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尊和积极情感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Hudson,Puterman,Bibbins-Domingo,Matthews,& Adler,2013)。但与以往的研究不一致的是,本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与问题行为和消极情感之间的相关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Qi et al,2003),其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歧视知觉,这也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一致,家庭月收入的低下,所感受到的来自同伴、教师、邻居、社区等人对自己和所属群体的排斥等,均使得留守儿童出现更多的歧视知觉(申继亮,胡心怡,刘霞,2009)。但应当注意的是,留守儿童自身所遭遇的歧视和出现的社会适应问题,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只是其影响因素之一。父母监管的缺失,祖辈监护人对孩子的监管仅限于儿童饱暖,缺少对孩子学习、行为上的有力监管及心理的有效疏导等因素,也是留守儿童社会适应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范兴华,方晓义,2010)。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相关分析中,群体歧视知觉与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各分指标的相关水平,均高于个体歧视知觉。在对比群体歧视知觉和个体歧视知觉的中介作用时也发现,相对于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恰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是造成其父母进城务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父母的缺位和较差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留守儿童较为显著的外在特点。针对留守儿童的歧视,一方面源于父母缺位,及缺位后儿童自身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如问题行为及污名化效应等；另一方面源于其较为低下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当这些因素指向个体时,会使儿童产生个体歧视知觉,但父母回到留守儿童身边后,家庭功能的复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经济地位低下所带给儿童的个体被歧视体验,但是个体层面上家庭功能的复位可能对群体层面歧视知觉的影响较小,因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可能通过相对稳定的群体歧视知觉来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但留守儿童个体歧视知觉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群体歧视知觉的结果,使作者更倾向于认为,个体歧视知觉和群体歧视知觉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均有影响,可能作用的方式不同而已。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分析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的不同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上,男生在问题行为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在消极情感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相一致(黎志华,尹霞云,朱翠英,2013;刘霞,范兴华,申继亮,2007),在社会适应上,对男生的影响会更多的体现在外在行为上,对女生的影响可能更多的表现在内在心理感受上。但本研究发现男生和女生在家庭经济地位、歧视知觉无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群体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自身父母无固定职业,受教育程度不高,且客观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因而父母被迫去城市谋生,这对留守儿童而言是普遍现象,而与留守儿童的性别无关。同时,对于来自外在的歧视,无论是言语或非言语的,无论男生女生,留守儿童可能都会有产生同样的知觉。此外,多样本分析的结果表明,群体歧视知觉的中介作用在留守儿童群体中,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高歧视知觉的男生比同类别的女生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问题。这说明群体歧视知觉的中介作用在留守儿童群体中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在遭遇同等水平的歧视知觉时,男生自身的调节同化能力要差于女生。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现有研究开始考察生命全程社会经济地位(Life coures SES)对个体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并发现即使随着时间的变化,种族歧视会削弱社会经济地位所带来的积极效应(Hudson et al. 2013)。但本研究只取得了留守儿童的横断数据,因而无法揭示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是否会因为自身所遭受的歧视而出现不同。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追踪和实验法来考察此中介模型。其次,本研究中收集数据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自我报告法,无法避免自我报告偏向,社会赞许性效应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而多种测量方式(如父母报告、同伴报告)的应用可能会减少这些偏向对结果的影响。最后,本研究所得的结果主要是在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在其他群体中存在该模型,还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

本研究较为深入的考察了留守儿童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影响。所得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适应的影响要以群体歧视为中介变量。此结果为提高留守的社会适应水平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作用,即在无法改变留守儿童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如果各社会群体和学校能够正视和减少对留守儿童的偏见和歧视,这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1)留守儿童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社会适应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

(2)相对于个体歧视知觉,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

(3)留守儿童群体歧视知觉中介模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高群体歧视知觉的男生比同类别的女生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