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Vol. 31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徐夫真, 张玲玲, 魏星, 张文新, 陈亮, 纪林芹, 陈欣银. 2015.
- XU Fuzhen, ZHANG Lingling, WEI Xing, ZHANG Wenxin, CHEN Liang, JI Linqin, CHEN Xinyin. 2015.
- 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的稳定性及其与母亲教养的关系
-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lizing Problem and Its Relation to Maternal Parenting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2): 204-211
- Acta Meteorologica Sinica, 31(2): 204-211.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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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2. 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济南 250002;
3.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所, 美国费城 PA 19104-6216
2. Shand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Jinan 250002, China;
3.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A 19104-6216, USA
内化问题(internalizing problem)实质上是指向个体心理内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焦虑和抑郁。与外化问题相比,内化问题通常不易被他人察觉,也不会对他人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却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持久隐患(McLeod,Weisz,& Wood,2007)。由于青春期发育、认知过渡、环境变化等多种内部和外部变化的同时发生,青少年早期成为内化问题发生的高危时期。研究表明,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的持续发展会扩展到整个青少年期甚至是成年期,从而可能导致学业失败、失业、自杀、成人后继抑郁症及犯罪等(Costello,Swendsen,Rose,& Dierker,2008;罗伏生,沈丹,张珊明,2009)。近年来国内外不断发生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事件不仅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损失,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社会影响。
已有纵向研究发现,内化问题随年龄增长保持一定的相对稳定性和绝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性(relative stability)是指内化问题在个体间或个体在群体内相对位置的跨时间的一致性程度,一般以该行为或特质在两次测量的相关系数为指标。绝对稳定性则指群体在不同年龄段上问题行为的绝对水平是否发生变化,通常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来考察其变化(Calvete,Orue,& González-Diez,2013；Emmerich,1964；Reitz,Dekovicé,& Meijer,2005)。青少年内化问题的稳定性随年龄增长而变化,如对13~14岁青少年内化问题间隔1年的追踪研究发现,青少年内化问题保持中度以上的相对稳定性,间隔时间越长,其相对稳定性水平越低,但其绝对水平的变化越大(Reitz et al., 2005)。 基于流行病学和普通群体的研究发现,内化问题在童年期相对稳定,但在青少年期有所增加(Bosquet & Egeland ,2006)。
父母教养一直被认为是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情境因素。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内化问题与父母较低的温情和支持、父母拒绝、敌意等消极教养有关(Hastings,Nuselovici,Rubin,& Cheah,2010)。与父亲相比,母亲更多地参与青少年的生活,与青少年情感上的联系更密切(Steinberg,2007)。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内化问题多与母亲拒绝、否认、苛刻要求、过度保护等消极教养有关。而且,母亲在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干预上具有更重要的作用(Chao & Aque,2009)。发展情境论者指出,个体也是其重要的发展情境之一,亲子之间的影响具有双向性(Lerner,2002/2011)。例如,儿童焦虑会引发父母的过度关注与控制,父母的控制会通过降低儿童对环境的掌控感及其应对压力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可能导致儿童焦虑增强(Wood,McLeod,Sigman,Hwang,& Chu,2003)。Sroufe(1990)曾指出,个体先前的发展特点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其心理适应的前提。实证研究发现,父母教养与个体同时存在的内外化行为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个体未来短期内的内外化行为(Reitz,Deković,& Meijer,2006；van der Bruggen,Stams,& Bögels,2008)。上述研究表明,特定的环境因素与不同发展水平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拟合情况影响着个体后来的心理发展,即个体先前的发展水平可能在环境因素与后来发展结果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已有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儿童的性别、人格等在父母教养与儿童发展之间的调节作用(Bates,Pettit,Dodge,& Ridge,1998；Morris,Silk,Steinberg,Sessa,Avenevoli,& Essex,2002),但鲜有研究关注儿童先前发展水平的作用。
内化问题的性别差异是青少年发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被试背景因素、报告主体或研究工具等原因,有关青少年内化问题的性别差异尚无一致性结论。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焦虑、抑郁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内化问题随时间的稳定性也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性(Reitz et al., 2005)。但也有研究发现,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女生内化问题水平比男生有较快的增长(Keiley,Lofthouse,Bates,Dodge,& Pettit,2003),而且女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和抑郁(徐夫真,2012)。此外,近年来的研究揭示了父母教养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也因青少年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且随青少年年龄增长而变化(张亮,张国臣,谢守付,李奕,2010)。因此,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随年龄增长是否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性、个体先前的内化问题与母亲教养的交互作用对其后来内化问题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采用短期追踪研究设计,考察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的稳定性及母亲教养对1年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预测。研究目的有二：其一,考察早期青少年内化问题的相对稳定性和绝对稳定性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其二,考察母亲教养对1年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查明母亲教养对1年后内化问题的预测是否与青少年的性别及其先前的内化问题水平有关。本研究假设,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间隔1年仍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女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水平高于男青少年；母亲教养可以显著预测1年后青少年的内化问题,这一预测关系受青少年先前内化问题水平的调节；青少年先前内化问题对母亲教养与1年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国内一项大型追踪研究。被试来自某城市6所小学,其中3所为省级规范化学校,3所为普通学校。2009年6月第一次测量时(T1),所有被试均为小学五年级学生,平均年龄为11.47±0.35岁。母亲报告其教养方式,青少年自我报告其内化问题。剔除未完成问卷的被试后,有效青少年被试为552人；间隔一年后进行第二次测量(T2),共有528名青少年被试再次参与问卷调查,其中502名青少年的母亲完成母亲教养方式问卷。两次测量中研究对象均处于小学阶段。根据青少年和母亲完成问卷的匹配情况,最终保留下来的有效青少年被试为502人。其中,男生252人,女生250人。本研究中,90.6%的被试为独生子女。被试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为7.6%,“2000～4000元”者为26.3%,“4000～6000元”者为34.2%,“6000～8000元”者为21.7%,“8000元以上”者为10.2%；被试父母受教育水平在“小学或小学以下”水平者分别为0.2%和0.6%,“初中”水平者分别为4.4%和6.2%,“高中或中专”水平者分别为17.1%和26.9%,“大专(含夜大、电大)”水平者分别为27.8%和27.3%,“大学本科”水平者分别为35.5%和32.5%,“研究生(含硕士或博士)”水平者分别为14.9%和6.4%；父母职业是“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者分别为1.4%和4.6%,“蓝领”者分别为20.4%和22.5%,“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者分别为78.2%和72.9%。
第二次未参与问卷调查的24名青少年与有效被试在内化问题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26名流失的母亲被试与有效母亲被试在母亲温情引导、鼓励成就与控制惩罚教养上亦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样本与原样本同质。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养方式问卷
原问卷为Block编制、Rickel和Biasatti(1982)修订的教养行为问卷(The Child-Rearing Practices Report,CRPR),该问卷中文版由陈欣银等人修订并在中国儿童青少年研究中广泛使用(Chen,Liu,& Li,2000)。基于徐夫真(2012)对该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测量学分析的结果,本研究中母亲教养分为三个维度：温情引导、鼓励成就和控制惩罚。温情引导包括6个项目,如“当我的孩子感到不安或害怕时,我给她(他)安慰和理解”；鼓励成就包括5个项目,如“我鼓励我的孩子争取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控制惩罚包括7个项目,如“我要求孩子按照我说的去做”。该问卷由母亲报告,采用5点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0~4分。各维度计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母亲在该维度上的教养行为越多。各因子在两次测量(T1/T2)中的Cronbach's Alphas信度系数为分别为：0.80/0.80(温情引导)、0.67/0.71(鼓励成就)、0.69/0.73(控制惩罚)。 2.2.2 内化问题问卷
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Youth Self Report,YSR；Achenbach & Rescorla,2001)内化问题中的焦虑、抑郁分问卷来测量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水平。该分问卷包含13个项目,适用于测量11~18岁青少年的一般内化问题,如“我觉得自己没用,不如别人”等。该问卷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广泛使用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Bares,Andrade,Delva,Grogan-Kaylor,& Kamata,2012)。问卷采用3点记分,从“一点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记0~2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内化问题水平越高。两次测量(T1/T2)中问卷项目的Cronbach's Alphas信度系数分别为0.74和0.78。 2.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内化问题问卷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由具有丰富施测经验的发展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担任主试,在学校内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施测结束后由主试统一收回问卷。教养方式问卷由母亲报告,具体程序是：先由施测经验丰富的主试对班主任进行培训,由班主任通过班会向学生说明具体施测要求,将母亲问卷和家长同意书交由学生带给母亲,强调问卷务必由母亲完成。班主任负责协助回收母亲问卷,母亲拒绝作答的空白问卷也一并收回。所有非母亲作答的问卷以及未作答的空白问卷均作为无效问卷处理。T1、T2两次问卷调查的施测程序保持一致。问卷施测均事先征求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学生及家长的知情同意。
采用 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管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的稳定性
本研究以T1、T2两次测量的内化问题的Pearson相关系数来表示内化问题的相对稳定性,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考察内化问题的绝对水平随时间的变化。表 1青少年内化问题和母亲教养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间隔1年的稳定性较高(r=0.62)。将男生与女生两群体中的稳定性相关系数进行Fisher Zr转换,Z检验结果发现,女生内化问题的稳定性显著高于男生(Z=2.82, p<0.01)。
以T1、T2两次测量的青少年内化问题为组内因素,以性别为组间因素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表 2结果显示,青少年内化问题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水平均显著高于男青少年,F(1,500)=10.07,p<0.01。但内化问题的时间主效应及时间与性别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Wilks' λ=0.999,F(1,500)=0.43；Wilks' λ=0.997,F(1,500)=1.53,ps >0.05。
| T1 | T2 | F | ||||||
| 男生 | 女生 | 总体 | 男生 | 女生 | 总体 | 时间 | 性别 | |
| 内化问题 | 2.93±2.87 | 3.58±3.23 | 3.25±3.07 | 2.86±2.83 | 3.81±3.53 | 3.33±3.23 | 0.38 | 10.07** |
| 温情引导 | 3.18±0.57 | 3.20±0.52 | 3.19±0.54 | 3.25±0.51 | 3.27±0.54 | 3.26±0.53 | 9.00** | 0.11 |
| 鼓励成就 | 3.39±0.46 | 3.46±0.46 | 3.42±0.46 | 3.37±0.50 | 3.49±0.46 | 3.43±0.48 | 5.73* | 1.62 |
| 控制惩罚 | 0.97±0.58 | 0.89±0.46 | 0.93±0.52 | 0.89±0.59 | 0.87±0.50 | 0.88±0.54 | 0.42 | 2.59 |
| 注：本研究选取的是普通青少年样本而非临床样本,目的在于考察内化问题随年龄的发展及其与母亲教养的关系,不对青少年的内化问题进行症状诊断。因此本研究只计算内化问题的原始分,未按临床标准将其转化为标准T分数。 | ||||||||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T1母亲教养对T2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以及青少年先前内化问题对这一预测的调节效应和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其中,T1母亲温情引导、鼓励成就、控制惩罚为自变量,T1内化问题为调节变量,T2内化问题为因变量。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后(Aiken & West,1991),考察T1母亲教养和T1青少年内化问题的交互项对T2内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具体步骤：第一层进入虚拟化的性别变量,第二层进入T1内化问题,第三层进入T1母亲教养的三个因子：温情引导、鼓励成就、控制惩罚,第四层进入性别×T1内化问题、性别×T1母亲教养三因子、T1内化问题×T1母亲教养三因子,第五层进入性别×T1母亲教养三因子×T1内化问题。所有自变量的容许度在0.18~0.99之间,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在1.01~4.22倍,均小于10,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见表 3。
| 变量 | F | Β(SE) | t | R2(adjR2) | ⊿R2 | |
| 1 | 11.01** | 0.02(0.02) | 0.02** | |||
| 虚拟性别 | -0.15(0.29) | -3.32*** | ||||
| 2 | 159.44*** | 0.39(0.39) | 0.37*** | |||
| T1内化问题 | 0.61(0.04) | 17.36*** | ||||
| 64.03 | 0.39(0.39) | 0.002 | ||||
| 3 | T1温情引导 | -0.02(0.28) | -0.44 | |||
| T1鼓励成就 | -0.01(0.29) | -0.17 | ||||
| T1控制惩罚 | 0.03(0.25) | 0.80 | ||||
| 30.03*** | 0.42(0.41) | 0.03*** | ||||
| 性别×T1内化问题 | -0.17(0.08) | -3.54*** | ||||
| 性别×T1温情引导 | 0.16(0.55) | 2.34* | ||||
| 4 | 性别×T1鼓励成就 | -0.08(0.57) | -1.43 | |||
| 性别×T1控制惩罚 | 0.19(0.51) | 2. 91** | ||||
| T1内化问题×T1温情引导 | -0.19(0.12) | -2.44* | ||||
| T1内化问题×T1鼓励成就 | 0.14(0.14) | 2.18* | ||||
| T1内化问题×T1控制惩罚 | -0.030(0.12) | -4.36*** | ||||
| 27.49*** | 0.46(0.44) | 0.04*** | ||||
| 5 | 性别×T1内化问题×T1温情引导 | 0.20(0.16) | 3.44** | |||
| 性别×T1内化问题×T1鼓励成就 | -0.09(0.20) | -1.80 | ||||
| 性别×T1内化问题×T1控制惩罚 | 0.36(0.15) | 5.50*** |
表 3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T1母亲温情引导、控制惩罚教养对青少年T2内化问题的预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先前内化问题水平的情况下,T1母亲控制惩罚教养可以显著正向预测1年后男青少年的内化问题,F(4,247)=26.11,p<0.001；Β(SE)=0.19(0.31), t=2.99,p<0.01,在女青少年中,T1母亲温情引导对1年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负向预测边缘显著,F(4,245)=55.78,p<0.001；Β(SE)=-0.12(0.40), t=-1.89,p=0.047。T1青少年内化问题可以调节T1母亲温情引导、鼓励成就和控制惩罚教养与T2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且这一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在男青少年群体中,T1青少年内化问题显著正向调节T1母亲温情引导和控制惩罚教养与T2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F(7,244)=17.57,p<0.001；Β(SE)=0.16(0.11), t=2.51,p<0.05；Β(SE)=0.21(0.09),t=3.45,p<0.01；在女青少年群体中,T1青少年内化问题可以显著负向调节T1母亲温情引导与T2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显著正向调节T1母亲鼓励成就教养与T2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F(7,242)=37.39,p<0.001；Β(SE)=-0.21(0.12), t=-2.37；Β(SE)=0.16(0.14), t=2.12,ps<0.05。在控制青少年性别及其先前内化问题的情况下,母亲温情引导、鼓励成就和控制惩罚教养均不能独立显著预测1年后青少年的内化问题。
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分析T1内化问题对T1母亲教养与T2内化问题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依照简单斜率检验的程序(Preacher,Curran,& Bauer,2006),本研究按照平均分加减1个标准差的标准对调节变量进行分组,平均分加1个标准差为高内化问题水平组,平均分减1个标准差为低内化问题水平组。图 1和图 2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表明,对于内化问题高水平组的男青少年来说,母亲较多的温情引导显著正向预测其1年后的内化问题,simple slope=1.63,t(246)=2.34,p=0.02<0.05；而对于内化问题高水平组的女青少年而言,母亲较多的温情引导则显著负向预测其1年后的内化问题,simple slope=-1.32,t(244)=-2.21,p=0.03<0.05。对于内化问题低水平组的男女青少年而言,母亲温情引导对其1 年后内化问题的预测均不显著,simple slope=0.10,t(246)=0.31,p=0.76>0.05；simple slope=-0.69,t(244)=-1.93,p=0.06>0.05。图 3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表明,对于内化问题高水平组的预测T2内化问题中的调节效应 男青少年来说,母亲较多的控制惩罚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其1年后的内化问题,simple slope=2.35,t(246)=4.37,p=0.000<0.001,但母亲控制惩罚教养对内化问题水平较低男青少年1年后内化问题的预测不显著,simple slope=0.62,t(246)=1.98,p=0.052。虽然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先前的内化问题可以调节母亲鼓励成就教养对青少年1年后内化问题的预测,但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未支持这一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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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T1男青少年内化问题在T1母亲温情引导预测T2内化问题中的调节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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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T1女青少年内化问题在T1母亲温情引导预测T2内化问题中的调节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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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T1男青少年内化问题在T1母亲控制惩罚 |
本研究从相对稳定性和绝对稳定性两个方面考察了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随年龄的发展。总体上看,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1年来保持较高的相对稳定性,这一结果表明青少年内化问题具有较高的跨时间的一致性。相对稳定性高可能与本研究被试年龄跨度较小及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较短有关。有研究者指出,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任务及生活经历不同,测量间隔和被试年龄跨度增大,内化问题的相对稳定性呈下降趋势(Lovibond,1998；Reitz et al., 2005)。本研究中女青少年内化问题的相对稳定性高于男青少年,虽然间隔1年青少年内化问题的绝对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但两次测量中女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水平均显著高于男青少年,这表明女青少年1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内化问题水平。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Roza,Hofstra,van der Ende,& Verhulst,2003；徐夫真,2012)。
女青少年内化问题水平高于男青少年可能主要与青春期发育的性别差异有关。本研究中,T2时男青少年的平均年龄为12.27±0.36岁,女青少年的平均年龄为12.17±0.33岁。女青少年大约在11或12岁开始进入青春期,而男青少年则在13或14岁才开始进入青春期(Feldman, 2006,2007)。与同龄的男青少年相比,进入青春期的女青少年有更多的情绪困扰,包括较低的自我形象和较高水平的抑郁、焦虑、饮食障碍等(Steinberg,2007)。也有研究者指出,青春期女青少年的内化问题与其应对方式有关。她们不仅压力体验增多,而且倾向于通过转向内部对压力做出消极反应(Hankin,Mermelstein,& Roesch,2007)。 4.2 母亲教养对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的预测：先前内化问题的调节作用
母亲教养是与青少年情绪适应有关的重要近端情境之一。本研究中,母亲温情引导主要是指导母亲对青少年的理解、关心、支持与陪伴,母亲控制惩罚主要包括母亲对青少年的管束、监督、批评与惩罚等。经验上,我们通常认为,母亲的温情引导有助于缓解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母亲过多的控制惩罚则可能导致青少年后来内化问题增多。而且本研究相关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母亲温情引导与青少年内化问题显著负相关,母亲控制惩罚与内化问题显著正相关。但对母亲教养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发现,母亲教养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预测与青少年先前的内化问题有关,而且因青少年性别而异。
青少年早期是个体试图摆脱父母的束缚、努力争取更多独立和自主权力的时期。与女青少年相比,男青少年的自主期望更强、独立要求更高(Zhang & Fuligni,2006)。对于内化问题水平较高的男青少年而言,母亲越是关注他们,对他们照管得“越周全”,如更多的陪伴、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探询等。这些在母亲看来是关心和爱的教养更可能被男青少年感知为怜悯、束缚、控制或不信任。抑郁的人际理论(Interpersonal Theories of Depression)也指出,抑郁水平较高的个体可能会怀疑母亲温情和支持的诚意,母亲过多的关注会使他们确认自己是“有问题的”,由此可能加重而不是改善其抑郁症状(Prinstein,Borelli,Cheah,Simon,& Aikins,2005)。 这在国内已有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朱竹林,曹婷婷,2010)。另一方面,相对于男青少年而言,女青少年受母亲教养的影响更大,她们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更长,在生活、学习及人际交往上受母亲关注、干涉和保护也更多。这一时期的女青少年与母亲有较多的冲突,同时也保持高亲合的关系(郑林科,2009；张亮等,2010)。她们在情绪适应方面更需要母亲的帮助,也更倾向于接受母亲的关心、引导和建议。这可能是母亲高温情引导对高内化问题女青少年的情绪适应具有保护作用的主要原因。可见,特定的母亲教养对于男女青少年群体中内化问题水平较高和较低的两个亚组具有不同的影响。就本研究而言,母亲的高温情引导对高内化问题的女青少年具有保护作用,但却是高内化问题男青少年情绪适应的不利因素。因此,考察母亲教养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基于青少年的性别、青少年的群体发展水平,也要考虑到群体内的不同亚组水平,才能具体、全面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母亲的控制惩罚将自主期望更强和独立要求更高的男青少年置于情绪适应不良的危险中。本研究发现,母亲控制惩罚教养显著正向预测男青少年1年后的内化问题,而且这一预测作用在先前内化问题水平较高的个体中更强。在母亲的控制和监督下,他们似乎处在一个框定的“模板”中,较少有机会体验新环境或者表达自己的独立自主。受到母亲更多批评或惩罚的男青少年也往往因自卑而有更多的内化问题,这在已有研究中也有所体现(毕玉,王建平,杨智辉,王玉龙,2007)。 4.3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取向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在于,青少年先前发展水平在母亲教养与其后来发展结果之间的调节作用,揭示了母亲教养对青少年情绪适应具有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与青少年先前的情绪状态及其性别有关。这对于青少年情绪适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干预具有重要启示。同时,本研究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和母亲报告的数据来检验研究假设,能够较好地避免共同方法效应导致的研究误差。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对象均来自省会城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高,所得研究结论需要在其他样本中进行验证。另外,本研究目的在于查明母亲教养对1年后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预测是否受先前内化问题的调节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没有考察母亲教养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准因果关系。这也是后续研究中关注的问题。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具有较高的跨时间的稳定性,与男青少年相比,女青少年保持较高的内化问题水平；
(2)母亲采用控制惩罚教养,男青少年1年后更可能出现内化问题,母亲采用温情引导教养,女青少年1年后较少出现内化问题。母亲教养与1年后男女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受青少年先前内化问题的调节：对于先前内化问题水平较高的男青少年来说,母亲较高的温情引导和控制惩罚教养正向预测其1年后的内化问题；对于先前内化问题水平较高的女青少年而言,母亲较多的温情引导则负向预测其1年后的内化问题。
| Achenbach, T. M., & Rescorla, L. (2001).Manual for the ASEBA School-Age Forms and Profiles. Burlington: University of Vermont, Research Center for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seba.org/index.html |
| Aiken, L. S., & West, S. G. (1991).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
| Bares, C., Andrade, F., Delva, J., Grogan-Kaylor, A., & Kamata, A. (2012).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due to gender betwee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tems among Chilean adolescen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58(4), 386-392. |
| Bates, J. E., Pettit, G. S., Dodge, K. A., & Ridge, B. (1998). Interaction of temperamental resistance to control and restrictive paren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ternalizing behavior.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5), 982-995. |
| Bosquet, M., & Egeland, B. (2006).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nxiety symptoms from infancy through adolescence in a longitudinal sample.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8(2), 517-550. |
| Chao, R. K., & Aque, C. (2009). Interpretations of parental control by Asian immigrant and European American youth.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3), 342-354. |
| Calvete, E., Orue, I., & González-Diez, Z. (2013). An examin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by means of the young schema Questionnaire-3.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9(4), 283-290. |
| Chen, X. Y., Liu, M. W., & Li, D. (2000). Parental warmth, control, and indulgence and their relations to adjus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A longitudinal study.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4(3), 401-419. |
| Costello, D. M., Swendsen, J., Rose, J. S., & Dierker, L. C. (2008).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rajectories of depressed mood from adolescence to early adulthood.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6(2), 173-183. |
| Emmerich, W. (1964).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in early social development.Child Development, 35, 311-332. |
| Hankin, B. L., Mermelstein, R., & Roesch, L. (2007). Sex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tress exposure and reactivity models.Child Development, 78(1), 279-295. |
| Hastings, P. D., Nuselovici, J. N., Rubin, K. H., & Cheah, C. S. L. (2010).Shyness, parenting,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Rubin, R. H., & Coplan, R. J. (Eds.), The Development of Shyness and Social Withdrawal (pp. 107-130).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 Keiley, M. K., Lofthouse, N., Bates, J. E., Dodge, K. A., & Pettit, G. S. (2003). Differential risks of covarying and pure components in mother and teacher reports of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behavior across ages 5 to 14.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1(3), 267-283. |
| Lovibond, P. F. (1998). Long-term stability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yndromes.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7(3), 520-526. |
| McLeod, B. D., Weisz, J. R., & Wood, J. J. (2007).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and childhood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7(8), 986-1003. |
| Morris, A. S., Silk, J. S., Steinberg, L., Sessa, F. M., Avenevoli, S., & Essex, M. J. (2002). Temperamental vulnerability and negative parenting as interacting of child adjustment.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64(2), 461-471. |
| Preacher, K. J., Curran, P. J., & Bauer, D. J. (2006). Computational tools for probing interaction effects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ultilevel modeling, and latent curve analysis.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Behavioral Statistics, 31(4), 437-448. |
| Prinstein, M. J., Borelli, J. L., Cheah, C. S. L., Simon, V. A., & Aikins, J. W. (2005). Adolescent girls' interpersonal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ve symptoms: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reassurance-seeking and peer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4(4), 676-688. |
| Reitz, E., Deković, M., & Meijer, A. M. (2005). The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4(6), 577-588. |
| Reitz. E., Deković. M., & Meijer. A. M. (2006).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and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ur in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behaviour as moderator and predictor.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3), 419-436. |
| Rickel, A. U., & Biasatti, L. L. (1982). Modification of the Block Child Rearing Practices Report.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8(1), 129-134. |
| Roza, S. J., Hofstra, M. B., van der Ende, J., & Verhulst, F. C. (2003). Stable prediction of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 based on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n childhood: A 14-year follow-up during childhood,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0(12), 2116-2121. |
| Sroufe, L. A. (1990). Considering the normal and abnormal together: The essenc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4), 335-347. |
| Steinberg, L. (2007).Adolescence (8th ed). New York: The McGrwa-Hill Companies. |
| Van der Bruggen, C. O., Stams, G. J. J. M., & Bögels, S. M. (2008). Parental control and parent and child anxiety: A meta-analytic review.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12), 1257-1269. |
| Wood, J. J., McLeod, B. D., Sigman, M., Hwang, W.C., & Chu, B. C. (2003). Parenting and childhood anxiety: Theory, empirical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4(1), 134-151. |
| Zhang, W. X., & Fuligni, A. J. (2006). Authority, autonomy,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among adolescen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6(4), 527-537. |
| 毕玉, 王建平, 杨智辉, 王玉龙. (2007). 行为抑制与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焦虑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5(3), 273-278. |
| Feldman, R. S. (2007).发展心理学(第4版). (苏彦捷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 Lerner, R. M. (2011).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第3版). (张文新 主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罗伏生, 沈丹, 张珊明. (2009). 青少年焦虑和抑郁情绪特征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7 (4), 468-470. |
| 徐夫真. (2012).青少年早期抑郁的发展及其与家庭、同伴和个体因素的关系.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 张亮, 张国臣, 谢守付, 李奕. (2010). 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的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8(3), 288-291. |
| 郑林科. (2009).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个性成长影响的预测.心理科学, 32(5), 1267-1269. |
| 朱竹林, 曹婷婷. (2010). 农村父母教养方式与3-6年级儿童心理控制源的相关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8(8), 989-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