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是个体互联网使用的主要目的之一,如即时通信、社交网站、微博等。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主要表现为以网络为媒介建立起陌生人之间的联系(黄厚铭,2000)。匿名性是网络媒介的重要特性之一,它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自由空间,但也造成了交往过程中身份识别困难,导致交往对象的不确定性以及惩罚的可逃避性,使网络交往存在明显的风险。对此,Bargh和McKenna(2004)指出信任是网络交往成功的关键因素。网络人际信任作为网络使用的一种积极因素,是指在有风险的网络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基于交往对象的言词、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对其可靠程度形成的一种概括化期望(赵竞,孙晓军,周宗奎,魏华,牛更枫,2013)。研究表明,网络交往双方的信任能够促进个体自我表露(Joinson,Reips,Buchanan,& Schofield,2010),加强网络中的合作、知识共享(Yang & Lim,2009)。因此,网络交往中的人际信任对促进网络人际交往至关重要(Bagheri,Zafarani,& Barouni- Ebrahimi,2009),进一步探讨网络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有效地提高个体网络人际信任水平和建设可信互联网提供理论支持。

互联网迅速发展,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信息,也是个体获得友情、归属感和情感支持的重要场所,是人们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郑显亮,2013)。网络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网络人际互动中被尊重、支持和理解的程度(Turner,Grube,& Meyers,2001)。它是个体网络行为发生、发展的重要情境因素,具有使用方便、匿名、超个人等特点,比线下支持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便利性(Walther & Boyd,2002)。已有研究证实,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有正向预测作用(池思晓,龚文进,2011；丁道群,沈模卫,2005)。

在现实交往情境中,张建新,张妙清和梁觉(2000)提出了信任行为“两路三层”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和外界情景通过内部认知过程而影响个体的信任行为。另一方面,社会认知理论指出,个体行为、主体认知和环境三者动态交互作用,其中,个体认知是三者交互作用的核心(B and ura, 1982)。上述两个理论均表明,内部认知在外部情境与人际信任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者指出,虽然与现实人际信任相比,网络人际信任表现出脆弱性、认知性的特点(Ho,Ahmed,& Salome,2012；Wilson,Straus,& McEvily,2006),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它们均建立在对潜在风险积极预期的基础上(Wang & Emurian,2005)。因此,本研究认为内部认知在网络情境与网络人际信任之间也发挥重要作用。

班杜拉(1997)指出,效能感是重要的认知因素,它不仅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也是其努力程度、克服阻碍的决定因素。自我效能感具有领域特异性,对此,Fan和Mak(1998)提出了社交效能感,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社交效能显著正相关(王可可,2009)；低社交效能的个体倾向于将不确定的社交场景解释为危险的,产生过度的自我关注、焦虑、操作行为阻碍等负性反应,进而导致对真实社交场合、社交关系的回避和退缩(Wei,Russell,& Zakalik,2005),从而使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降低。综上所述,在现实交往情境中,社会支持、社交效能、人际信任三者之间密切相关。鉴于本研究主要关注网络情境中的社会交往(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因此,社交效能也是针对网络交往情境而言的,并将网络社交效能界定为：在网络社会交往中,个体对自己的社交能力的一种主观知觉。基于上述理论和研究,本研究假设：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研究者认为,个体差异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自尊会影响社会支持对个体发展结果的作用(Teng & Chen,2012)。社会计量理论(Sociometer theory)(Leary,Tambor,Terdal,& Downs,1995)认为,自尊能调节个体的评估过程,低自尊个体的社会自我评价显著低于高自尊个体,他们容易将人际拒斥做内归因；而高自尊个体有积极的自我看法,倾向于将人际拒斥做外归因(Ford & Collins,2010)。Park和Maner(2009)指出,高自尊的个体对人际交往的态度更为积极,他们更愿意从交往中寻求支持和肯定,而低自尊的个体面对人际交往抱消极回避的态度,他们担心自己在交往过程中会遭到拒绝。由此可见,自尊能够调节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认知过程,因此本研究假设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之间有调节作用。

网络社会支持和自尊均能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Cohen & Wills,1985；Pyszczynski,Greenberg,Solomon,Arndt,& Schimel,2004),它们被称为保护性因素。根据“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两种保护因子同时对发展结果产生影响时会发生交互作用,且交互作用的模式并不总是一致,表现为相互促进和相互抑制两种情况(王艳辉,张卫,彭家欣,莫滨瑞,熊丝,2009)。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高自尊个体中的缓冲作用比在低自尊个体中更为突出(Teng & Chen,2012),该结果支持了促进假说。但目前并没有相关的研究指出自尊在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的调节模式如何,鉴于此,本研究对自尊的调节作用做探索性分析,而不对其调节位置和调节模式做明确预期。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网络社会支持、网络社交效能、网络人际信任以及自尊四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信任行为“两路三层”理论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和“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提出了3条研究假设：H1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显著正相关； H2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信任的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H3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之间起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武汉某师范院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选取大一到大四各四个班级,共发放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644份,样本有效率为94.71%。其中,女生428人,男生216人；文史类342人,理工类302人。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样本构成中的性别平衡,以各年级中男生为标准,从女生中随机抽取相同数目的样本。因此,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样本中共432人,其中,男女各216人；一年级118人,二年级114人,三年级106人,四年级94人；文史类228人,理工类204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9.26±1.51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网络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方紫薇(2010)以台湾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编制的网络社会支持问卷,包括厘清问题资讯提供、陪伴支持和接纳鼓励3个维度,共计25题,采用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获得的网络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中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²/df=4.12,NFI=0.98,CFI=0.98,RMSEA=0.07。本研究中该量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3、0.88和0.90,量表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6。总体而言,该量表的信效度指标良好,表明其在大陆大学生群体中有较好的适用性。

2.2.2  网络社交效能

采用Jeong和Kim(2011)的问卷,该问卷有4个项目,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网络社交效能的水平越高。该量表由一名博士和两名硕士进行翻译、回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中英文表述差异,将原量表中第4题分译为两个项目,因此,在本研究中,网络社交效能问卷包括5个项目。本研究中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²/df=5.46,NFI=0.95,CFI=0.96,RMSEA=0.08；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8。

2.2.3  自尊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5点计分。根据田录梅(2006)的研究,将原量表中的第8题删除,保留原量表中的9个项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实测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4  网络人际信任

采用丁道群等(2005)编制的网络人际信任问卷,共计9题。5点计分,1～5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其结构效度良好,χ²/df=3.78,NFI=0.90,CFI=0.92,RMSEA=0.08；实测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2.3  施测过程及其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由两名研究生使用统一问卷进行团体测试。所有数据采用SPSS18.0和Lisrel8.7进行数据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指由于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相同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校标变量之间的人为性共变。这种共变属于一种系统误差,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的干扰(周浩,龙立荣,2004)。根据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法,通过SEM分析,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其拟合指数为：χ²/df=9.90,CFI=0.77,NFI=0.71,RMSEA=0.18。

3.2  描述性分析

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 1所示,表中的均值表示青少年在各个量表上的项目平均分。结果表明,网络社会支持、网络社交效能和网络人际信任显著正相关；自尊与网络社会支持、网络社交效能、网络人际信任均相关不显著,表明调节变量和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具有相互的独立性,适合后续的调节效应检验(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此外,网络社会支持、网络社交效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社会支持也与网龄显著正相关。为了探讨网络社会支持、网络社交效能对网络人际信任的独立效应,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将性别、网龄作为控制变量。

根据Muller等人(2005)的观点,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检验。因此,本文构建了如下3个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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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下两个条件,则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1)方程1中,β₁₁显著,且β₁₃不显著；(2)方程2和方程3中,β₂₃ 或β₃₅显著,或两者均显著。以往研究发现,性别、网龄会对网络人际信任产生影响(Awad & Ragowsky,2008；郁太维,2010),为了探讨核心变量间的独立效应,因此,我们在结果分析时,对性别和网龄进行了控制,且所有预测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Dearing & Hamilton,2006)。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1,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如表 2所示,方程1中,

网络社会支持正向预测网络人际信任,网络社会支持与自尊的交互项对网络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方程2和方程3中,网络社会支持与自尊的交互项对网络社交效能的预测效应显著,同时,网络社交效能对网络人际信任的主效应显著。回归结果表明,网络社会支持、自尊、网络社交效能和网络人际信任四者之间构成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且自尊只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社交效能之间起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网络社会支持与自尊交互效应的实质,我们将自尊按正负一个标准差分出高低组,考察在不同自尊水平上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社交效能的影响(即简单斜率检验),并画出简单效应分析图(图 1)。结果表明,当自尊水平较高时,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社交效能的促进作用较强,B_simple=0.44,t=5.87,p<0.01；当自尊水平较低时,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社交效能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_simple=0.14,t=1.90,p>0.05。整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中的中介作用受自 尊的调节。对高自尊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为12.71%；对低自尊的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只有直接作用。

图 1 自尊对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社交效能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网龄对个体的网络人际信任水平有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即个体上网时间越长,其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越低。性别对网络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本研究中,个体网络人际信任的项目均值为2.64,显著低于项目均值3(t=-17.26,p<0.01),表明我国大学生群体中网络人际信任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3年中国网民信息安全状况研究报告》表明,在2013年上半年,74.1%的网民遭遇过安全问题,包括网上欺诈、诱骗、钓鱼网站等。这些安全事件之后,给人们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如花费时间和精力、干扰正常生活,甚至是直接的经济损失。由于这些网络安全事件频发,且带来的危害较大,致使网民在网络交往中的人际信任水平较低。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网龄是个体网络人际信任的负向预测因素之一,与郁太维(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个体接触网络的时间越长,其在网络中直接或间接地遭受网络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且媒体、网络对他人网络受骗现象的广泛传播,也降低了个体的网络人际信任。但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是,本研究并未发现性别差异。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二：首先,以往研究表明,男生在计算机和网络使用中占主导,其胜任感比女生更高(Schumacher & Morahan-Martin,2001),进而导致较高的网络人际信任。然而,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使用、网络自我效能的性别差异逐渐减少、甚至消失(Tsai & Tsai,2010),这也促使网络人际信任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其二,Alesina和La Ferrara(2002)的研究指出,在网络环境中,男性更倾向于认为“大部分人是可信任的”。但从目前的网络使用情况来看,63.5%的网民在聊天工具中接到诈骗信息(CNNIC,2013),网络安全事件大范围的发生,致使男、女网民均对网络中他人所提供的信息持保留态度,进而导致性别差异不明显。

4.2  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显著正相关,支持了研究假设1,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池思晓,龚文进,2011；丁道群,沈模卫,2005)。在网络空间中,尚未发展出完整而严密的制度来确保网络秩序,制度信任在网络人际信任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活动双方只有通过相互交流、表达理解和提供帮助的意愿,体验被支持和尊重,并借助这种相互的支持来建立熟悉和亲密的人际关系,进而增加个体间的人际信任。这一结果得到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持,即人际交往、相互接触是人际信任、有效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的产生基础(郭毅,朱扬帆,朱熹,2003)。

4.3  网络社交效能的中介作用

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证实了研究假设2。该结果可以从以下角度来加以解释：首先,根据信任行为“两路三层”理论模型,网络社会支持是一种情景因素,它对个体网络人际信任的作用受其内部认知的影响。当个体在网络交往情境中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时,促使其对他人形成较为积极的内部认知,提高了个体的网络自我效能,进而正向影响个体的信任行为(张建新,张妙清,梁觉,2000)。本研究结果验证了该模型在网络交往情境中的适用性。其次,从自我效能感理论来看,情境条件是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个体处于陌生而又易引起焦虑的情境中,自我效能感会降低。网络环境本身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当个体在交往过程能够得到他人的大量支持时,就会降低其焦虑水平,进而提高社交效能。再次,从自我决定理论和网络使用“需要—满足理论”的视角来看,较多的社会支持可以满足个体的关系需要、归属需要,而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也为个体网络交往提供了直接的成功经验,从而影响个体的网络社交效能。当个体的网络社交效能水平高时,他倾向于将网络交往中的社交场境解释为安全的,进而促使其网络人际信任的产生。

综上,本研究得出网络社会支持既可以直接预测网络人际信任,也可以通过网络社交效能间接影响网络人际信任。这一中介模型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网络环境下的人际信任也是在人际互动中产生的,且受个体认知的影响,表现出了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的共通性。

4.4  自尊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社交效能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高自尊个体中,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社交效能的预测作用更强；而在低自尊个体中,这一预测作用变得十分微弱甚至不存在。这一结论支持了“保护因子——保护因子”促进假说。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虽然低自尊个体更倾向于通过网络获得社会支持,但由于他们的互动模式、交流的信息都较为消极,而长此以往网友对消极信息的兴趣降低,因此他们总是事与愿违,无法得到充分的社会支持(Forest & Wood,2012),进而他们的网络社交效能也无法得到提升。其二,社会计量理论指出,个体的自尊水平与其感知到的被社会、他人接纳的程度显著正相关(Leary et al., 1995),此时,即便个体得到同等程度的社会支持,低自尊个体感知到的被接纳程度也较低,从而影响个体的网络社交效能。其三,Namasivayam和Guchait(2013)发现自尊可以正向预测满意度,低自尊个体的满意度低,他们即使得到或感受到相同的网络社会支持,由于低满意度的影响,他们的网络社交效能也比高自尊个体低。其四,自我效能感理论指出,成败经验对自我效能感的作用受归因方式的影响,高自尊个体倾向于将成功内归因,而低自尊个体则将成功外归因(田录梅,2003),因此,面对较高的网络社会支持时,高自尊个体更倾向于将其归因为自身的交往能力和个人魅力,因而其网络社交效能更高。此外,Park和Maner(2009)发现高自尊个体对他人能够对其提供支持的可能性充满自信,而低自尊个体的自信低,担心被拒绝。总体而言,该结果与网络使用的“富者更富”模型相吻合。

实际上,在其他研究中也发现社会支持与自尊的这类交互模式。这些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受自尊水平的调节。相对于低自尊个体,社会支持的主效应、缓冲效应在高自尊人群中更显著(Hobfoll et al., 1986；Teng & Chen,2012)。如果今后能对此类交互模式做出更多的验证,则可将此结论稍作拓展,构建如下理论命题,即社会支持与自尊满足促进假说,具体而言,与低自尊个体相比,在社会支持的作用下,高自尊个体获益更多。

调节作用的意义在于,首先调节效应的存在进一步地揭示了在不同自尊水平的个体间中介效应的强度差别,这种整合模型的解释效力要高于单纯的中介或调节模型(鲍振宙等,2013)。其次,在网络使用中教育者和网络管理部门应该鼓励大学生多在网络上给予他人支持,对于高自尊个体而言,可以大幅度增加他们的网络社交效能；对于低自尊个体,尽管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社交效能的影响不显著,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获得社会支持可以增加个体的自尊(Ko,Wang,& Xu,2013),从这一角度看,低自尊个体获得更多的网络社会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们的自尊水平,这对于他们也是有着一定收益的。

4.5  本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本研究也存在某些局限,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首先,本研究所有的变量均采用问卷调查法。针对个体间的网络人际信任,问卷调查固然可以测出研究样本的一些心理与行为表现,但其缺点在于很难触及个体的内心世界及真实想法；虽然我们在数据调查过程中对社会称许效应进行了一定的控制,但无法完全消除,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采用多种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其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为大学生,但大学生只占到网民中的11.3%,因此,在结果推论时要审慎。再次,本研究发现变量间的关系受个体差异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个体差异。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网龄对网络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2)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网络社会支持通过网络社交效能对网络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受到自尊的调节。对高自尊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低自尊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只有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