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限制被打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了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移，即民工潮。这不仅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影响，同时也形成了数千万计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全国0~17岁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在2005年基础上增加了41.37%，且有增长的趋势(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回顾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近20 年我国的人口迁移流动，预计中国人口流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缩小规模(郑真真，杨舸，2013)。 在此相对稳定的人口流动大格局之下，流动到底会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儿童时期是个体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儿童的健康成长不仅关系着自身素质的提升，也关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流动和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已受到社会和多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过去十多年来，我们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发展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对我们在该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 1 留守还是流动：哪种处境更有利？

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受人口流动影响的两个特殊儿童群体，成长环境的破坏或缺失是留守和流动儿童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吴帆，杨伟伟，2011)。从发展科学的视角来看，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社会中的一项重大的“人类自然实验”，对于阐释环境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申继亮， 2008a，2008b)。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的外出打工无疑会造成家庭基本功能的丧失，尤其是家庭情感功能的丧失，这种家庭内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其健康发展带来影响；对于流动儿童，他们跟随父母由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环境，虽然家庭内部人员结构没有改变，但是家庭的外部环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并由此导致某些方面的权益丧失，儿童需要对外部环境进行重新的适应。 1.1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现状比较

父母外出打工给儿童的生活安置带来了“留守”和“流动”两种处境，那么，这两种处境下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如何？相对而言，哪种处境下儿童的发展更为有利？

在过去十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对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环境知觉以及外部问题行为状况进行了考察(申继亮，2009)。总体上，我们发现，与农村留守儿童相比，城乡流动儿童具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总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但其外部问题行为也相对较高。留守和流动儿童在自尊、消极情绪体验、个体歧视知觉、群体歧视知觉、公平感等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通过对创造性思维进行考察(师保国，2006)，我们发现，与农村老家的对照组儿童相比(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村一般家庭儿童)，流动儿童在创造性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方面具有更好的表现。这些结果提示我们，与留守相比，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儿童的心理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积极情绪、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积极心理感受方面，以及创造性思维等认知发展方面。同时，流动也给儿童的外部问题行为适应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1.2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环境比较

相对于留守，为什么流动会给儿童带了较多的积极发展？从本质上看，考察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实际上是探讨环境对其心理发展的影响作用(申继亮，2008b)。在积极发展模型的引导下，我们探讨了这两类处境不利儿童所拥有的心理发展的环境资源。

所谓心理发展的环境资源，是指有助于个体成长或达到目标的环境、实际的经济储备以及社会交往和个人的优势。我们从远端环境和近端环境两个方面对来自4个省市的五千余名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环境进行了考察(申继亮，2008b)。其中，远端环境主要考察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儿童发展所需的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家庭借债情况；人力资本主要包括父母工作时间和文化水平；家庭内社会资本主要考察与儿童一起生活的家人情况；家庭外社会资本主要考察与家庭经常联系的亲戚、朋友情况等。近端环境是儿童日常生活和教育中所需要的具体资源状况，包括教育资源指数和家庭物质资源指数两个方面。教育资源指儿童拥有的与教育相关的软硬件方面的数量和质量，是儿童在学校和家中享受到的学习资料、学习机会与环境、学习用品等的综合指标；家庭物质资源主要指家庭拥有的耐受性消费品及食品的种类的综合指标，反映了儿童能够享受到的物质条件，是儿童家庭生活水平的综合代表。

我们发现(申继亮， 2008a，2008b)，在经济资本方面，城市儿童最高，其次为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较低，说明流动确实能够带来家庭经济环境的改善。在人力资本方面，城市儿童最高，其次为流动儿童和农村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最低，说明相对于留守儿童的父母，流动儿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家庭社会资本方面，流动儿童的家庭外社会资本相对弱于留守儿童，但其家庭内社会资本显著高于留守儿童，说明尽管流动减少了家庭外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儿童从家庭内部获得的支持明显增加。对教育资源和家庭物质资源的考察发现，虽然流动家庭的物质生活资源相对较差，但相比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教育资源却有了明显改善。总之，流动提升了家庭的经济资本，流动环境下儿童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家庭内社会资本和教育资源，而且相对于留守儿童的父母，流动儿童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较高，这些环境条件的改善为流动儿童积极心理的发展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创造了机会。 2 流动环境下儿童的心理发展：压力与挑战

相对于留守，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儿童的积极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么，流动以后有没有带来问题？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会面临怎样的压力与挑战？对此，我们从环境知觉、情绪和行为适应、认知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进行了探讨。 2.1 压力：流动儿童对环境的认知

流动儿童随父母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进入城市，由于城乡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其与城市儿童相比在家庭环境、人际网络、教育发展等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申继亮，2009)，这些必然对其心理适应带来各种压力和挑战。为了揭示流动儿童对于所处环境的知觉态度，我们考察了流动儿童对外界歧视、公平现象以及生活满意状况等方面的认知及态度。

我们发现，外界歧视是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中面临的最大压力源，而与此相对应的被歧视体验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关键问题，也是影响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最主要因素(刘霞，2008)。总体而言，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具有较高的歧视归因倾向(刘霞，申继亮，2009)；相对于群体指向的歧视知觉，流动儿童感受到更多指向于自身的歧视体验(刘霞，2008)。进一步进行群体内部的分析发现，相对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打工学校的流动儿童具有更多的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流动男孩比流动女孩具有更多的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初中流动儿童比小学流动儿童具有更多的个体歧视归因倾向和群体歧视知觉，而六年级、初一和初二年级流动儿童比五年级流动儿童具有更多的个体歧视体验。此外，来自追踪的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增加，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显著降低(王芳，师保国，2014)。

对流动儿童公正感的研究发现(申继亮，2009)，流动儿童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不公正的。具体来看，打工学校流动儿童的公正感显著低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随着年级的升高，流动儿童的公正感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儿童的公正感体验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申继亮，2009)，流动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城市儿童；打工学校流动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流动女孩对目前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显著低于流动男孩；相对于初中流动儿童，小学流动儿童的生活满意程度较高；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流动儿童的生活满意程度逐渐提高。

对流动儿童班级心理氛围的考察发现(师保国，申继亮，许晶晶，2008)，相对于城市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的班级氛围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来看，对于五年级男生，城市公立学校班级气氛显著优于打工子弟学校和农村公立学校，后两者没有显著差异；对于五年级女生，三类学校班级气氛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六年级学生，城市公立学校班级气氛显著高于打工子弟学校和农村学校，后两者没有显著差异。 2.2 挑战：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状况

面对全新的环境，流动儿童在情绪、行为、高级情感等方面的适应状况如何？我们从情绪适应、行为适应、高级情感发展、创造性思维发展、未来取向等方面探讨了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状况，揭示了流动儿童城市适应过程的发展困境。

对流动儿童情绪适应的考察发现，流动儿童在情绪适应方面存在一定困难(申继亮，2009)。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体验到较多的消极情绪和较少的积极情绪。而且，随着年级的升高，流动儿童的消极体验表现出增加的趋势，到初一和初二年级才开始稳定。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消极情绪却显著低于后者，说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情绪问题需要引起更高的重视。此外，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儿童的积极情绪体验逐渐增多，而消极情绪体验则逐渐降低，说明随着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增加，流动儿童的情绪适应状况逐渐好转。

在行为适应方面，主要从学业行为和问题行为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对学业行为的考察发现(申继亮，2009)，流动儿童在学习兴趣、学习效能感和自信心方面均显著低于城市儿童，提示流动儿童的学业行为需要引起重视。此外还发现(胡心怡，申继亮，2010)，流动儿童的学业卷入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儿童；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学业卷入水平显著低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初二年级流动儿童的学业卷入水平显著低于初一年级；流动儿童中男生的学业卷入水平显著低于女生。对问题行为的考察则发现(申继亮，2009)，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显著高于城市儿童；随着年级的升高，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出现增多的趋势，初一、初二年级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显著高小学五、六年级的流动儿童；流动男孩比流动女孩具有更多的问题行为；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相比，打工学校的流动儿童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

此外，我们从积极发展的角度对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等高级情感进行了考察。对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刘欣，师保国，肖敏敏，2012)，流动儿童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城市儿童，公办学校流动儿童和批准民办学校流动儿童的幸福感得分均显著高于未批准民办校流动儿童的得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相对于打工学校的流动儿童，公立学校小学流动儿童的个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和群体幸福感(集体自尊)相对较高；流动男生比流动女生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流动女生则比流动男生具有较高的群体幸福感；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儿童的幸福感显著增强(王芳，师保国，2014)。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研究发现(师保国，徐玲，许晶晶，2009；温颖，李人龙，师保国，2009)，流动儿童的安全感和学校归属感低于城市儿童，且校际差异显著，城市儿童和公办学校流动儿童的安全感和学校归属感显著高于打工学校的流动儿童。在流动儿童内部，小学流动儿童的安全感和学校归属感显著高于初中流动儿童，男生的安全感显著低于女生。

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师保国，2006)，虽然流动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倾向均高于农村留守儿童，但其表现仍然显著低于城市儿童。不过，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流动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倾向会逐渐提高。具体来看，无论是在创造性思维总分及其各个指标上，还是在创造性倾向总分上，短期流动儿童得分显著低于中期和长期流动的儿童，后两者没有显著差异；随流动时间的增加，流动儿童在创造性非言语任务上也表现地更好。

最后，我们还考察了流动儿童的未来取向(胡心怡，刘霞，冀巧玲，申继亮，张玲玲，2010)，发现相对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领域未来目标显著较少，未来职业目标较多，未来计划得分显著较低；在未来评价方面，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具有较少的内部归因，乐观性也较弱。此外，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未来取向表现出年级差异，初一年级受教育目标显著高于初二年级，而未来职业内部归因显著低于初二年级；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则表现出性别差异，男生在各领域上的外部归因和乐观性均显著高于女生。在未来取向的结构方面(胡心怡，刘霞，申继亮，2010)，流动儿童内部已经分化成不同群体，主要有清晰型、模糊型和矛盾型三种未来取向结构。 2.3 原因：社会歧视、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比较倾向的作用

虽然流动给儿童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但流动并非一定意味着积极发展，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哪些因素导致流动儿童出现心理适应方面的问题？其内部机制如何？对此，我们从社会、学校、家庭以及个体因素层面，探讨了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影响机制问题。其中，在学校和社会层面，主要考察了来自学校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歧视压力的影响；在家庭环境层面，主要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在个体层面，则主要考察了流动儿童的社会比较倾向对其心理适应的影响。

幸福感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是体现个体心理发展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此，我们重点探讨了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刘霞，2013；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结果表明，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和消极情感、集体自尊)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通过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群体幸福感；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归属需要的调节影响，在低归属需要组，歧视知觉不仅对流动儿童的幸福感具有直接的消极作用，也具有一定的间接性积极作用。在群体幸福感方面(邢淑芬，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学业领域的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具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社会生活领域的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其影响效应相对较弱。学业领域的歧视知觉主要通过降低流动儿童对其群体的情感认同和内群体地位感，间接降低其群体幸福感，不存在直接的影响效应；社会生活领域的歧视知觉主要通过内群体地位感的中介效应间接地影响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直接影响效应。此外，通过追踪研究发现(王芳，师保国，2014)，歧视知觉对于流动儿童的幸福感存在长期的影响效应，自尊在社会支持和歧视知觉对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安全感在社会排斥(外界歧视的一种表现)与幸福感的关系中也发挥中介作用，社会排斥通过安全感对流动儿童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师保国等，2009)。最后，学校类型在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对其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年级在流动儿童自尊和幸福感的关系上也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师保国，邓小晴，刘霞，2013；刘欣等，2012)。

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增强，父母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流动儿童自尊的关系(许晶晶，2006)，我们发现，虽然流动使得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由于流动儿童的父母普遍采用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这成为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危险性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条件改善带来的积极影响，最终使得流动儿童在自尊方面没有得到明显提升。具体来看，父母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总体自尊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父母采用“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越多，父亲采用“过度保护”和“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越少，儿童的总体自尊越高；但比起城市儿童和农村儿童的父母，流动儿童的父母采用最多的是“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两种教养方式，采用最少的是“温暖与理解”的教养方式。这说明，流动儿童父母提供的家庭教养方式，非但不能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积极发展，反而会对其心理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社会比较是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流动儿童随父母来到城市，不仅其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比较对象等方面也都随之改变。通过考察社会比较因素与流动儿童自尊的关系(武岳，胡心怡，申继亮，2007)，我们发现社会比较是保护流动儿童自尊的一种重要策略。具体来看，流动儿童总体上倾向于进行平行比较，即与能力水平相似的儿童进行比较；在生活状况、一般能力等方面，流动儿童倾向于进行内群体比较，主要在个性品质方面与外群体的城市儿童进行比较；流动儿童对于外在形象、一般能力、生活状况等方面的重要性的评价，显著低于城市儿童。可见，流动儿童的社会比较倾向与城市儿童存在一定差异，流动儿童通过降低社会比较中处于劣势的维度的重要性等策略，来缓解不良社会刺激对自我的冲击，维护其自尊的稳定性。 3 留守环境下儿童的心理发展：留守≠问题 长期以来，有关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基于“问题视角”，关注留守儿童在不利处境中出现的心理适应问题。然而，这类研究却相对忽视了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个体差异性：虽然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存在情绪和行为方面适应不良或幸福感偏低现象，但也有相当比例的留守儿童并没有出现心理适应问题。为此，在研究中，我们一方面重视考察留守儿童群体中出现的个体差异现象，通过探讨儿童在不同情境下良好或不良适应的内在机制，试图回答“同样处于留守地位，为什么有的孩子发展良好，有的孩子却适应不良？”这一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重视儿童发展的可塑性，认为不利环境并不必然导致儿童的发展不良，儿童仍有机会保持正常的发展，并且其发展水平甚至会超出正常儿童的发展水平，这关键在于个体是否拥有应对危险性因素的保护性因素或资源。 3.1 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适应状况

情绪适应问题是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之一(申继亮，2009)。我们发现(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07；申继亮，武岳，2008)，留守儿童的情绪问题主要涉及4 个方面：孤独感、委屈难过、敏感自卑以及忧虑情绪。其中，孤独感是留守儿童报告最多的情绪体验，委屈难过和敏感自卑也是留守儿童群体的“代表性”情绪感受，忧虑情绪主要发生在初中留守儿童群体中。此外，随着留守时间的变化，留守儿童的情绪体验也存在一定的变化过程，具体为三种模式：其一，从有影响到影响逐渐减弱或者消失；其二，不愉快的情绪一直伴随；其三，从没有影响到逐渐有影响。三种模式中，第一种是较为健康的变化模式。

池瑾、胡心怡和申继亮(2008)通过考察不同留守类型儿童的积极与消极情绪特征发现，留守儿童在积极情感上的具体特征都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消极情感方面的特征主要是与留守有关的孤独感和莫名烦躁。具体来看，在积极情绪上，留守儿童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单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明显低于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在消极情绪上，留守儿童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女生高于留守男生，留守时间越长消极情绪越强。此外，对留守儿童抑郁状况的考察发现(赵景欣，王焕红，王世风，2010)，留守儿童的抑郁得分并未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说明抑郁情绪不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典型消极情绪特征。不过，相对于双亲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单亲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的抑郁情绪体验更少(王晓丽，胡心怡，申继亮，2011)。

在行为适应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行为适应既存在一定的积极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消极方面(刘霞等，2007)。其中，积极方面主要体现为生活自理行为、助人行为等；消极方面主要体现为攻击行为、退缩行为和违纪行为。相对而言，农村留守儿童的违法行为和违纪行为要显著高于农村非留守儿童(刘霞，范兴华，申继亮，2007)。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违纪、攻击和退缩等问题行为主要是留守儿童群体中“偶尔或有时”的问题行为，不能夸大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比率，更不能把留守儿童等同为“问题儿童”(刘霞等，2007)。此外，我们发现，留守男孩的问题行为显著高于留守女孩，年级和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不显著(申继亮，2009)。 3.2 改善留守儿童情绪与行为适应的作用机制

我们认为(赵景欣，申继亮，2010)，农村留守儿童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动态的系统，不能脱离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态环境系统来纯粹地看待其发展，也不能脱离个体的整体机能系统来孤立地看待其发展。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结果是个体机能和发展的特定部分，并且是整个动态交互作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整合部分(见图 1)。

图 1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生态模型(注：细实线箭头代表留守远环境对个体发展结果的直接效应；粗箭头代表留守远环境通过中介因素对个体发展结果的影响；虚线箭头代表调节效应。)

图选项

就环境系统来看，留守儿童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之中，这种环境由远近不同的系统组成，即远环境和近环境。留守儿童的远环境主要由一些社会结构因素或主要生活事件构成，它实际上只是留守儿童的一个标签。留守儿童的近环境则由儿童的一些直接的日常经历、与他人的互动或关系模式、角色以及具有鲜明特征的其他人构成，换言之，近环境是儿童直接面对和接触的。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远近环境的因素构成，我们重点考虑了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两类因素。这是因为：对于危险因素的关注，能够使我们确认留守环境中儿童所处的不利条件；在关注危险因素的同时关注留守儿童的保护因素，则有助于我们探索促进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机制。就个体系统来看，我们在其构成上也主要关注了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两类。其中，保护因素包括对留守事件的积极认知评价、乐观、乐群性等；可能的危险因素包括对留守事件的消极认知评价、悲观、冲动等。个体系统中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会相互影响，在压力背景或其他情境条件下，共同调节或维持着个体的内部平衡。

基于以上理论思考，我们从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相结合的角度，考察了留守儿童心理适应过程中的风险机制与保护机制。 3.2.1 日常事件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影响

我们发现，相对于远端环境，近端环境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更强的预测作用(申继亮，武岳，2008)。赵景欣等(2010)比较了父母外出打工这一远端压力事件和日常烦恼这一近端压力事件与儿童抑郁的关系，发现与留守状况这一远端压力相比，一般日常烦恼这一近端压力对于儿童抑郁的预测作用更大，显示了农村留守儿童近端环境的重要性；且儿童经历的日常烦恼越多，其反社会行为水平也越高。此外，日常积极事件表现出了对儿童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的改善效应，但是因儿童留守类别的不同而不同——日常积极事件对单亲外出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抑郁的改善效应较强，对双亲外出儿童反社会行为的改善效应较强；日常积极事件还可以有效抵抗日常烦恼对儿童反社会行为的不利影响(赵景欣，刘霞，2010)。

社会支持网络对于缓解日常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主要探讨了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感、交往主动性和问题行为的关系(赵景欣，申继亮，刘霞，2008；赵景欣，刘霞，申继亮，2008；刘霞，胡心怡，申继亮，2008; 刘霞，武岳，申继亮，邢淑芬，2007)。结果发现，从社会支持网络结构来看，处于高母亲/高父亲/高同学/高老师支持网络中的留守儿童，其抑郁和孤独水平显著低于其他支持网络中的留守儿童。从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作用来看，老师支持和父亲支持能够显著地预测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母亲支持和同学支持能够显著地预测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此外，在较低日常烦恼组中，老师支持对于留守儿童的孤独体验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在较高日常烦恼组中，老师支持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只有同学的支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提示，对于较高日常烦恼组的留守儿童，其较多的孤独体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没有充分获取或利用来自老师的支持有关。

在行为适应方面(赵景欣等，2008)，老师支持对于留守儿童的交往主动性最为重要。此外还发现，主观支持对于初中留守儿童的违法、欺骗和违纪行为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支持利用度则对危害健康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与较低社会支持水平下的初中留守儿童相比，较高社会支持水平下的留守儿童的四种问题行为相对较少；无论社会支持水平高低，初中留守男生均比留守女生存在更多的危害健康的行为(刘霞等，2007)。 3.2.2 家庭、同伴和个体因素的作用

家庭和同伴是儿童发展的重要背景因素。我们主要关注了亲子系统(亲子亲合、养育者行为监控)、同伴系统(同伴拒绝、同伴接纳、友谊质量)以及个体因素(个体逆境信念、对压力事件的认知评价)对留守儿童情绪与行为适应的影响。

在同伴关系的背景下，我们探讨了亲子亲合与个体逆境信念对儿童攻击、学业违纪与孤独感的作用(赵景欣，刘霞，张文新，2013)，发现留守儿童与父母间的紧密情感联结对于促进其心理适应具有保护作用，同伴接纳对儿童的亲情缺失具有补偿作用。具体来看，同伴拒绝能显著增加儿童的攻击、学业违纪与孤独感，同伴接纳则显著降低儿童的学业违纪与孤独感，亲子亲合、积极的逆境信念能够显著降低儿童的孤独感。亲子亲合对同伴拒绝与儿童攻击、学业违纪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双亲外出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群体中存在差异：高亲合条件下，同伴拒绝与非留守儿童的攻击、学业违纪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在双亲外出儿童中，这些关联不再显著。此外，亲子亲合能够调节同伴接纳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在低亲合条件下，同伴接纳能够显著降低儿童的孤独感，但二者在高亲合条件下不再存在关联。

我们还探讨了流动养育者、留守养育者与儿童间的亲合水平在降低儿童偏差行为上的直接作用，及其对日常烦恼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赵景欣，刘霞，李悦，2013)。结果发现，流动养育者、留守养育者与儿童的亲合水平越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越低，流动养育者－儿童亲合能够显著调节日常烦恼与儿童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压力抵抗效应。具体来看，在低亲合条件下，日常烦恼与偏差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在高亲合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关联不再显著。此外，留守养育者－儿童亲合能够显著调节日常烦恼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单亲外出儿童群体中表现出了保护稳定性，在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表现出了保护的扩大化。这表明，养育者与儿童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是降低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

通过探讨养育者支持和行为监控以及个体逆境信念的作用，我们发现，留守和流动养育者支持均能负向预测单亲外出儿童的孤独感，流动养育者支持负向预测双亲外出儿童的孤独感；单亲外出儿童的逆境信念在留守养育者支持与孤独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流动养育者支持与孤独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双亲外出儿童的逆境信念在流动养育者支持与孤独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张莉，王乾宇，赵景欣，2014)。我们还发现，留守养育者和流动养育者的行为监控水平越高，儿童的孤独感越低；对于单亲外出儿童，高水平的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能够削弱留守日常烦恼与儿童反社会行为之间的正向关联水平(赵景欣，2013)。

此外，对友谊质量与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关系进行研究(王晓丽等，2011)，发现友谊质量能够显著预测单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和抑郁，显著预测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进一步分析发现，友谊质量对留守时间在1 年以下儿童的孤独感的预测作用大于留守时间2~4年的儿童；对留守时间在1 年以下儿童的抑郁有显著预测作用；友谊质量对初中留守儿童孤独感和抑郁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大于对小学留守儿童。

最后，我们也考察了认知评价与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关系(赵景欣，申继亮，2011)，结果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关于留守烦恼的认知评价对其孤独的预测力高于抑郁，而且认知评价对抑郁和孤独的预测力因留守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双亲外出儿童对留守烦恼的消极评价高于单亲外出儿童；对留守烦恼的消极评价越高，儿童的抑郁和孤独水平越高；对于留守烦恼的积极评价越高，儿童的抑郁和孤独水平越低，但是双亲外出儿童的积极评价不能显著降低其抑郁水平。 4 小结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现象的产生是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与长期固化的二元社会制度之间碰撞的结果，也将是一个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还是城乡流动儿童，都因为成长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或者破坏，导致其在情绪与行为适应、认知与学业发展、积极心理品质提升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过去十多年，我们探讨了环境与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关系，考察了两类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与突出问题，评估了其心理发展的成长环境，对其心理发展的影响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基于研究成果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和政策建议，这不仅丰富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深入揭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基础。

基于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现状，后续研究可以在几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与深化：

第一，精化研究设计，加强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追踪研究。当前，虽然少数研究已开始注重从追踪设计的角度考察两类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王芳，师保国，2014)，但总体而言，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横断研究设计，为此，后续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借助于追踪范式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探讨，揭示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适应、认知发展及社会化的发展轨迹，探讨保护因素乃至保护机制在留守和流动儿童心理适应上的长期效应，揭示城乡流动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因果关系。

第二，转变“问题视角”的研究思路，重视积极心理品质的提升。长期以来，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基于“问题视角”，侧重于分析两类儿童群体是否比一般儿童群体具有更多的发展问题，对其积极心理品质的关注较少。近年来，虽然研究者开始对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幸福感及自尊问题进行关注(申继亮，2009；申继亮，胡心怡，刘霞，2007；刘霞，申继亮，2010；师保国，邓小晴，刘霞，2013)，但相对而言，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对于其他积极人格特征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例如满足感、感恩、责任感、自信感等，以便为留守和流动儿童社会化的促进、品德和价值观的形成等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在关注心理适应和健全人格的同时，增加对认知发展能力的研究。儿童的心理发展不仅包括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非认知领域，也包括认知领域。回顾现有文献发现，目前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情绪、行为、人格等方面，对于认知能力发展的研究非常缺乏。我们前期探讨了城乡流动与儿童创造性的关系(师保国，2006)，为认识流动儿童的认知发展特点提供了一些证据，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围绕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智力、思维、推理、创造性等方面开展更多研究。

第四，重视干预研究，探索留守和流动儿童消极问题干预及积极心理品质提升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内研究者在这方面已开展了一些探索，但较多是基于理论或经验的思辨性研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基于实证研究结果的干预研究，为家庭、学校和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富有操作性的指导，帮助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