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不仅是个体非常重要的心理活动，同时也是个体获取知识经验的主要手段之一。在阅读中，眼睛总是在文本的不同位置之间移动，以提取相关的文本信息，并整合各部分信息，从而理解整个文本的内容。近年来，研究者将眼动记录法引入到阅读领域，眼动记录法能更客观、更精确、更即时地揭示不同因素对眼动发生的时间、眼跳目标的选择和注视位置等方面的影响。目前已经证实了阅读包含一系列复杂的认知过程，既有“低水平”的眼睛运动，也有“高水平”的认知加工活动(Rayner， 1998，2009; Kliegl，Nuthmann，& Engbert，2006)。

作为阅读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眼动控制主要包括阅读时注视点的持续时间、停留位置、眼跳距离及方向等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基于大量的实验数据和计算机模拟，对已有的实验证据(主要是对拼音文字阅读中的眼动特征)进行整合，提出各种不同的计算模型，例如当前最具有影响的两种认知模型E-Z读者模型(Reichle，Warren，& McConnell，2009; Reichle，2011)和SWIFT模型(Engbert，Nuthmann，Richter，& Kliegl，2005; Engbert & Kliegl，2011)，它们主要解决眼动控制问题(白学军，梁菲菲，闫国利，田瑾，臧传丽，孟红霞，2012)。通过研究阅读中眼动控制机制，不仅可以了解阅读过程中眼睛运动的时空信息，更重要的是为解释阅读中眼动与认知加工的关系提供较为基础的研究证据(陈庆荣，邓铸，2006)。

阅读过程中的眼动控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1)哪些因素决定读者何时(when)移动眼睛；(2)哪些因素决定读者的眼睛移向何处(where)(Rayner，2009)。虽然与西方拼音文字阅读的眼动研究相比，汉语阅读的眼动研究相对较晚，但是近20年来我国研究者已完成了许多研究(Bai，Yan，Liversedge，Zang，& Rayner，2008；Li，Liu，& Rayner，2011; Yan，Kliegl，Richter，Nuthmann，& Shu，2010; Shen et al., 2012; Zang，Liversedge，Liang，Bai，& Yan，2013)，本文将围绕汉语阅读眼动控制的两个基本问题，系统总结已取得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基于大量的拼音文字和汉语的阅读研究的基础，研究者发现在阅读过程中，眼睛何时开始移动是由所注视单词的词汇特征决定的(Rayner， 1998，2009)。以拼音文字为材料的研究结论表明，关于眼睛何时发生眼跳受低水平的视觉因素和高水平的语言因素的共同作用。以汉语为材料的研究结果表明，读者对汉语词汇的注视受诸如空格标记的词边界信息、语言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并且各因素之间可能交互或者共同影响汉语词汇加工(臧传丽，张慢慢，郭晓峰，刘娟，闫国利，白学军，2012)。

与英语等大多数拼音文字的书写系统不同，汉语文本中词与词之间没有明显的空格标记词边界。空格给文本提供了清晰的词边界信息，能帮助读者高效地阅读，即词空格效应(Bai et al., 2008；臧传丽等，2012)。

已有系列研究探讨了空格标记的词边界信息在汉语文本阅读中的作用。Bai等人(2008)考察了空格对汉语阅读的影响，分别记录了成人读者阅读以正常无空格、字间空格、词间空格和非词空格四种条件呈现句子时的眼动轨迹。结果发现与正常无空格条件相比，字间空格和非词空格条件对阅读产生干扰作用，而词间空格并没有促进阅读，也没有干扰阅读。这是因为词间空格能为读者提供词边界信息，可以促进阅读，但不熟悉的呈现方式同时也干扰了阅读，而词间空格条件产生的促进作用与干扰作用存在着权衡。

为了考察空格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是否受被试阅读经验的影响，沈德立、白学军、臧传丽、闫国利、冯本才和范晓红(2010)以小学三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与Bai等人(2008)相同的四种空格呈现条件，得出与Bai等人(2008)类似的结果，即与熟练的汉语成人读者一样，小学三年级被试阅读词间空格和正常无空格句子时没有显著差异。另外，沈德立等人(2010)还比较词边界信息对小学三年级学优生和学困生的差异，结果发现，学优生和学困生阅读词空格句子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相对学优生来说，非词空格条件对学困生的干扰作用更大，这表明在阅读早期的信息加工过程中，学困生对文本视觉特征的依赖性更强。

Zang，Liang，Bai，Yan和Liversedge(2013)控制了熟悉性因素，比较了空格对儿童(8~9岁)和成人阅读的影响。结果表明空格标记的词边界信息促进了成人和儿童早期的词汇识别；而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再注视更多；但成人与儿童在句子的总阅读时间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词间空格对儿童和成人阅读的影响相似，即词间空格促进了阅读早期的词切分过程，但插入空格这种不熟悉的呈现方式也会对阅读产生干扰作用。Zang等人(2013)的研究再次验证了空格对儿童词汇识别的促进作用，具体为词间空格对儿童词汇识别的促进作用更大，空格大大降低了他们再注视单词的时间。

白学军、郭志英、曹玉肖、顾俊娟和闫国利(2012)采用与Bai等人(2008)的材料呈现类型，进一步考察空格标记的词边界信息对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0岁)汉语阅读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人在阅读词间空格的文本和正常文本一样容易，插入词间空格可促进老年人汉语阅读过程中的词汇识别；同时也发现，非词空格条件和字间空格条件对阅读产生干扰作用。这与成人被试和小学三年级儿童的结果一致。

Shen等人(2012)为了进一步探讨空格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是否受被试母语文本呈现方式的影响，采用与Bai等人(2008)的材料呈现类型，以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泰国等四个国家的留学生为被试，结果发现，不管被试母语文本中有无空格，属于拼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词间空格都会促进留学生阅读汉语文本，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不受被试母语文本呈现方式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讨空格标记的词边界信息对汉语词汇识别的影响，Blythe等人(2012)以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大学生为被试，考察空格对汉语熟练者新词学习的作用。实验材料为包含双字低频词或双字假词的汉语句子。学习阶段分为空格学习组和正常无空格学习组，在测试阶段，所有被试阅读正常无空格文本。学习阶段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无空格学习组相比，空格学习组的被试对目标词的阅读时间更短，再注视和回视次数更少。但测试阶段并没有发现该效应，这说明成人被试在学习阶段能高效、精确地学会新词。

Blythe等人(2012)还以小学二年级(7~10岁)的学生为被试，进一步考察儿童是否也与成人一样，能够利用空格来快速学习新词。在学习阶段和测试阶段均发现空格对小学生新词学习的促进作用。小学生的测试研究结果与成人的结果不同，这说明相比成人而言，阅读经验缺乏的小学生还需要在测试阶段对新词继续进行强化和巩固。

白学军、梁菲菲和闫国利(2012)又以美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学习—再学习—测试的方式，探讨空格在留学生学习汉语新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与正常无空格句子相比，留学生在词空格文本中学习新词更容易些，这表明对留学生进行阅读词空格文本的训练可以促进他们对新词的学习。

综上所述，标记汉语词边界信息的空格能促进汉语阅读中的词汇识别过程，对阅读经验不足的小学学困生和留学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些结果对汉语教学的改革有一定指导意义。

在汉语阅读过程中，注视时间会受到词汇的语言学因素的影响，如词频(Yan，Tian，Bai，& Rayner，2006)、熟悉性(张仙峰，闫国利，2005)、预测性(Rayner，Li，Juhasz，& Yan，2005)、语义透明度(李馨，2008)、具体性(闫国利，杜晨，卞迁，白学军，2014；余莉莉，闫国利，2011)、非注视词的特性(白学军，胡笑羽，闫国利， 2009a，2009b)以及词汇获得年龄(王丽红，王永妍，闫国利，2010)等。

Yan，Tian，Bai和Rayner(2006)以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首字字频、尾字字频和词频对汉语阅读中词汇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双字词的词频和字频均会影响词汇加工过程，具体为：与尾字字频相比，首字字频对双字词加工的影响更大，这种影响程度受目标词词频的调节：高频目标词的首字字频对目标词注视时间的影响很微弱，而低频目标词的首字字频对目标词注视时间的影响非常明显(臧传丽等，2012)。这是因为，在读者的心理词典中，对于双字词而言，高频词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存储，而低频词则是以单个汉字进行存储的。

在阅读研究中，词汇的熟悉度与频率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熟悉度通常是由主观评定获得。张仙峰和闫国利(2005)考察了目标词的熟悉度对汉语阅读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对熟悉词的注视时间短于不熟悉词，这说明熟悉度在词汇识别的整个阶段都发挥作用。E-Z读者模型认为词汇识别的早期阶段是熟悉性验证，这说明熟悉度能更为精确地揭示词汇识别过程。虽然熟悉性的评定主观性较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熟悉度的评定比语料库搜集的频率测定方法更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影响注视时间的另一个重要变量，预测性指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通过前文信息能预测后面某个字或词出现的概率(Rayner，Reichle，Stroud，Williams，& Pollatsek，2006; Rayner，1998；臧传丽等，2012)。Rayner，Li，Juhasz和Yan(2005)以汉语材料为研究对象，选取不同预测性(高、中和低)的目标词，结果发现高预测词的注视时间最短，中预测词次之，低预测词的最长且最不易被跳读。并且还发现，预测性对早期和后期的词汇加工均发挥着作用。另外，卢张龙、白学军和闫国利(2008)探讨了汉语读者阅读包含高预测性和低预测性双字词的句子时的眼动特征，结果发现高预测性词的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显著短于低预测性词。

为了考察预测性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是否受被试年龄的影响，王丽红，白学军，闫国利和吴捷(2012)比较了老年人和青年人的研究结果，结果发现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的阅读过程中均出现预测性效应，但老年人汉语阅读的预测性效应比青年人更明显。

语义透明度指复合词的语义可从组成复合词的各个词素的语义的推知程度，其操作定义为整词与其词素的语义相关程度(王春茂，彭聃龄，1999)。李馨(2008)通过操纵目标词的词频和语义透明度，记录被试阅读含有透明词或不透明词句子的眼动轨迹，结果发现，无论在词汇加工的早期还是晚期，读者对不透明词的加工快于透明词，这说明语义透明度对双字词的加工起到了抑制作用。同时还发现，语义透明度效应对低频词的影响更大。

具体性是指人们对一个词的指代物形成心理表象的难易程度。闫国利、杜晨、卞迁和白学军(2014)考察了名词的具体性对汉语句子阅读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汉语句子阅读中，存在低频词的具体性效应，即被试对表示具体概念的词比表示抽象概念的词加工得更快、更准确，而这种效应在低频词的晚期加工阶段更为明显。

余莉莉和闫国利(2011)分别采用命名任务和眼动技术，考察被试对成语的词汇加工中是否存在具体性效应，结果发现，成语的具体性效应仅出现在低频成语中。另外，在成语加工的早期和晚期均发现字面意义参与了成语的加工。

白学军、胡笑羽和闫国利(2009a)利用副中央凹-中央凹效应的研究范式，考察了非注视词的笔画数和词频对注视词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汉语阅读中，注视词的词汇加工受副中央凹处的非注视词的笔画数和词频的影响。具体为：当副中央凹处非注视词为多笔画的低频词时，读者对注视词的加工时间变长，注视次数增多。这表明非注视词的低水平因素(笔画数)和高水平因素(词频)共同影响注视词的加工，即相邻两个词汇可以平行加工。

白学军、胡笑羽和闫国利(2009b)又利用副中央凹-中央凹效应的研究范式，考察了词N的语义透明度对词N-1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正常的汉语句子阅读中，副中央凹词N的语义透明度特性对中央凹处高频和低频词N-1加工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支持E-Z读者模型。

词汇获得年龄(age of acquisition，AoA)是指人们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第一次学会这个词并且理解该词含义的年龄(陈宝国，王立新，王璐璐，彭聃龄，2005)。王丽红、王永妍和闫国利(2010)结合词汇判断任务和眼动记录法，考察词汇获得年龄和词频在汉语句子阅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词汇获得年龄和词频在汉语词汇加工中起作用，两者存在交互作用，并且这两种效应会影响词汇加工的整个过程。

阅读中眼动控制的第二个基本问题：读者选择下一次眼跳目标仅受低水平的视觉因素影响还是同时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以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表明，眼睛接下来要注视何处(where)是由文本的低水平特征决定的，但是某些词汇特征(如词频和预测性)也会影响眼睛接下来的注视位置(where)(Rayner， 1998，2009)。在汉语阅读中，是否与拼音文字阅读一样，读者会选择一个“词”(或者“字”)作为眼跳目标？哪些特性会影响汉语阅读的注视位置呢？

Yang和McConkie(1999)操纵了双字词的词频和笔画数，最早对汉语阅读中的注视位置进行分析，但发现被试在所有目标词上的注视位置分布非常相似，为一条近似平的曲线。Tsai和McConkie(2003)控制了汉字的视角大小，也没有发现被试在汉语阅读中的偏向注视位置。因此，他们认为汉语阅读并不存在注视位置效应，汉语阅读不是基于词的阅读。然而，Yan，Kliegl，Kichter，Nuthmann和Shu(2010)对汉语阅读中的单字、双字、三字和四字词的注视位置进行了分析，认为汉语阅读中存在注视位置效应，并认为汉语阅读过程中眼跳的目标是词而非汉字。

Shu，Zhou，Yan和Kliegl(2011)考察了汉字字号的大小对选择眼跳目标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汉字字号的增大，读者的眼跳距离缩短，对目标词的首次注视更多地落在词首，对该词的再注视次数也随之增加。他们认为，如果读者不能从副中央凹获得目标词的词长信息，那么读者更多地将首次注视落在词首位置，对该词的再注视概率也会增加。

以往研究发现，在汉语阅读中存在汉字的笔画数效应，笔画数会影响读者对目标词的注视时间(张仙峰，闫国利，2005；Yang & McConkie，1999)。孟红霞、白学军、闫国利和姚海娟(2014)考察了笔画数对汉字注视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单次注视条件下首次注视往往落在词的中心，多次注视时首次注视往往落在词的开头位置。同时还发现相对少笔画汉字而言，当首字为多笔画汉字时，读者的首次注视更多地落在词的首字上。研究结果支持“战略-战术”模型。

与拼音文字不同，每个汉字在空间分布上是相同的，但是构成汉字的不同部分是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如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等。Zang，Meng，Liang，Bai和Yan(2012)以上下和左右结构分别完全对称的单字词和双字词为研究对象，同时控制了目标词的词频和笔画数以及构成目标词部件的笔画数。结果发现，被试加工左右和上下结构的单字词或双字词的眼动模式相似，这表明，汉字结构并不会对汉语阅读的注视位置产生影响。

陈燕丽、史瑞萍和田宏杰(2004)考察了汉语读者阅读成语时的最佳注视位置。研究者选取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成语：第一种，前面两个字一样、后面两个字一样，如“轰轰烈烈”；第二种，前面两个字不一样、后面两个字一样，如“目光炯炯”；第三种，前面两个字一样、后面两个字不一样，如“津津有味”；第四种，第一和第三个字一样，第二和第四个字不一样，如“古色古香”。结果发现，阅读成语时存在最佳注视位置，而且随成语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Li，Liu和Rayner(2011)操纵目标词的词长，探讨词长对汉语眼动控制的影响，得出与Yan等人(2010)一致的结果，即在单次注视中对词的首次注视位置往往落在词中心，而在多次注视中倾向于注视词的开头部分，这表明词长并不影响阅读中的注视位置。按照Li等人(2011)的解释，这是因为，如果眼跳刚好落在词的中间，则有利于读者对整个词的识别，这时不需要对该词进行再注视；如果眼跳落在词首位置，则需要对该词的其他汉字进行再注视，这样达到识别整词的目的。Li等人根据实验数据和计算模拟得出，汉语阅读过程中决定眼睛移向何处(where)是以“字”和“词”相结合的方式为基础，而且“where”的决定可能与词切分的过程同时进行(Li，Liu，& Rayner，2011；臧传丽，孟红霞，白学军，闫国利，2013)。

孟红霞、白学军、臧传丽和闫国利(2014)以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的汉语合成词为对象，探讨合成词的结构对注视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阅读并列和偏正结构的目标词时，单次注视条件下的首次注视位置往往落在词的中心，而多次注视条件下的首次注视位置往往落在词的开头；当首次注视落在词的开头时，会增加读者对该词的再注视概率，而再注视的落点位置往往会落在词的结尾。这表明，单次注视条件下存在偏向注视位置，但合成词的结构并不影响偏向注视位置和最佳注视位置，也支持“战略-战术”模型。

Zang，Liang，Bai，Yan和Liversedge(2012)探讨插入词间空格对汉语阅读注视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正常无空格条件相比，平均首次注视位置(不管注视次数的多少)在词间空格条件下更接近词的中心，这表明词间空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读者进行眼跳定位。

吴捷、刘志方和刘妮娜(2011)探讨了词频、可预测性和合理性对目标词首次注视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词频、可预测性和合理性均不影响读者对目标词的首次注视位置。但是，合理性影响读者对目标词的再注视概率，词频和可预测性不影响对目标词的跳读率和再注视率。

Yen，Tsai，Tzeng和Hung(2008)采用边界范式发现，预视类型影响读者对目标词的首次注视位置。当预视词为假词时，相较于预视一致和预视为无关词的条件，读者的首次注视更倾向于落在词首位置，但词频并不影响读者对目标词的首次注视位置。

郭晓峰(2012)考察了词频和可预测性对注视位置效应的影响，发现词频和可预测性均不影响读者对目标词的首次注视的落点位置。但发现词频影响读者对目标词的再注视概率，读者对低频词的再注视率(12.5%)高于高频词(8%)。

Zang，Liversedge，Liang，Bai和Yan(2011)以成人和儿童为对象，探讨加入词间空格对汉语阅读注视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成人和儿童阅读词间空格和正常无空格句子的注视位置模式非常相似。虽然词间空格并未影响注视位置，但词间空格降低了对目标词的注视时间和再注视率。这表明词间空格促进了读者对副中央凹词的预加工。汉语读者在选择眼跳目标时，要依赖于副中央凹对目标词的预加工深度。另外，Zang等人(2011)还发现成人和儿童的再注视模式有差异，具体为：成人的再注视模式比较有规律，儿童的再注视模式比较保守，这种再注视模式的差异可能是由成人和儿童阅读能力的差异导致的。

为了进一步考察阅读水平和年龄对注视位置效应的影响，白学军、孟红霞、王敬欣、田静、臧传丽和闫国利(2011)选取阅读障碍儿童及与其年龄相同、阅读能力水平相同的儿童为被试，要求他们阅读插入词间空格和正常无空格的句子。结果发现，在不同呈现方式的句子阅读中，阅读障碍儿童与年龄匹配组和能力匹配组儿童的注视位置模式非常相似，即单次注视时往往将首次注视定位于词的中心，多次注视时首次注视往往落在词的开头；当首次注视落在词的开头时再注视该词的概率增加，而且再注视往往落在词的结尾部分。这表明阅读水平和年龄都不影响汉语阅读中的注视位置。

为了探讨汉语二语学习者阅读汉语时的注视位置，白学军、梁菲菲、闫国利、田瑾、臧传丽和孟红霞(2012)分别选取20名韩、美、日、泰四国留学生，要求他们阅读插入词间空格和正常无空格的汉语句子。结果发现，以上二语学习者汉语阅读的注视位置模式相似。这说明词边界信息能够有效地引导汉语二语学习者的眼动行为和眼跳计划。

与拼音文字不同，汉语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有其独特的特点，具体为：(1)汉语书写的基本单位是汉字；(2)与拼音文字的词长分布不同；(3)缺少明显的词边界信息；(4)词切分的不一致性。汉语的这些独特的特点，使得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那些基于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建立起来的阅读眼动控制模型，是否也适合于汉语阅读的眼动控制。通过近20年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汉语阅读的眼动控制特点与拼音文字的眼动特点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异之处。因此，汉语阅读的研究者需要在现有眼动控制模型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于汉语特性的眼动控制模型。这应该成为未来汉语阅读眼动研究者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