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个体依据客观现实条件对未来美好状态期望的心理状态(姚本先，周宵，2014a)，它以观念的形态存在于人的认知世界，反映着人的需要，对人的生活有激励和指引作用，可以说没有理想的生活是空虚的、没有意义的生活(Morrison，2009)。除此之外，个体理想状况还会作用于个体的行为，影响个体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Brownlee，2010; James，1992;郭俊汝，隋雪，2004)，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Winter，2011;盛海英，2010;宋希仁，2006)。因此，理想的议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例如党的十八大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尤其是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十八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中共中央宣传部，2014)。可见理想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理想对于个体和社会的重要性被广泛确认的同时，研究者也对理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群体(Meece，Askew，Agger，Hutchins，& Byun，2014; Rimkute，Torppa，Eklund，Nurmi，& Lyytinen，2014;陈红，冯文锋，黄希庭， 2006a，2006b;郭俊汝，隋雪，2004)。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青少年期，个体的理想才逐渐趋于稳定，才变得更有内容，更有社会意义(王柏棣，2012)。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青少年的理想是影响个体后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王凡，徐建军，2013)。

在理想研究的形式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调查和理论探讨方面(郭俊汝，隋雪，2004)。在理想的现状调查方面，研究者多从性别和年龄方面来考察青少年的理想状况。例如有研究发现女性的生活理想水平高于男性(Perry，Przybysz，& Al-Sheikh，2009; Plagnol & Easterlin，2008)，但在职业和学业理想方面则表现出男性高于女性(Howard et al., 2011)，这说明在不同的理想方面，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不一致。然而，对于不同年龄青少年的理想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生活理想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Plagnol & Easterlin，2008)，也有研究发现在青少年期，个体的生活理想并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Marcel & Olivier，2007)。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对国内青少年理想的状况是否会因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不同了解的相对较少。考虑到不同的年龄段学生的学习任务、目标抱负可能有所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可能突出表现在不同的学段上，因此本研究在考察青少年理想在年龄方面的差异时，主要以学段的差异进行分析。

在理想研究的形式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调查和理论探讨方面(郭俊汝，隋雪，2004)。在理想的现状调查方面，研究者多从性别和年龄方面来考察青少年的理想状况。例如有研究发现女性的生活理想水平高于男性(Perry，Przybysz，& Al-Sheikh，2009; Plagnol & Easterlin，2008)，但在职业和学业理想方面则表现出男性高于女性(Howard et al., 2011)，这说明在不同的理想方面，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不一致。然而，对于不同年龄青少年的理想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生活理想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Plagnol & Easterlin，2008)，也有研究发现在青少年期，个体的生活理想并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Marcel & Olivier，2007)。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对国内青少年理想的状况是否会因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不同了解的相对较少。考虑到不同的年龄段学生的学习任务、目标抱负可能有所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可能突出表现在不同的学段上，因此本研究在考察青少年理想在年龄方面的差异时，主要以学段的差异进行分析。 从理想的现状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当前青少年理想的现状提供了参考，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主要利用访谈法进行相关的研究(刘晓娟，2012;王华敏，黄良勇，2011;王维，朱强，2007)，对于青少年理想水平的探讨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由于理想具有时代性(郭俊汝，隋雪，200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对生活、职业、学业等方面有着美好的憧憬，对于物质、社会、人格、身体、道德等方面也有着美好的愿景(陈红等，2006b;贺善侃，2012;沈慧芳，2010;汪信砚，2003)，为了更清晰地、全面地描绘出当前我国青少年理想的状况，也有必要对青少年的物质、人格、社会、身体、道德等理想方面进行探究。

在理想的理论探讨方面，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发展的影响因素的探讨，认为社会环境、人格特点、家庭环境等因素是影响个体理想发展的重要条件(Agarwala & Sharma，2010; Gruen，1958; Urmila Sadolikar & Wadkar，2012;张金桃，2005)。但是，根据Roe和Siegelman(1962)的理论，家庭氛围是影响个体理想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父母的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文化程度高的父母可以为其孩子的理想追求提供指导，有助于其理想的发展(Sadolikar & Wadkar，2012;王柏棣，2012)，经济状况优越的家庭可以为青少年追求和实现理想方面提供物质的保障(Croll，2008; Erikson & Jonsson，1996; Marioribanks，1998)。不过这种理论的假设在实证研究方面，还没有给予证实，更鲜有实证研究系统考察这些因素对于不同类型的理想的影响，明确这些因素对于哪些类型的理想发挥作用，一方面可以充实青少年理想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于是本研究根据Roe和Siegelman(1962)的理论提出假设：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对青少年不同方面的理想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为使家庭经济状况可以量化，本研究将采用家庭收入来衡量家庭经济状况。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参照靳小怡、李成华和李艳(2011)的调查研究，将青少年的地区分布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以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东部地区的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等省份，中部地区的黑龙江、安徽和河南等省份，西部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等省份的青少年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5000份，收回有效问卷4312份，有效率为86.24%。其中东部地区1955人(45.3%)，中部地区1404人(32.6%)，西部地区953人(22.1%)；男生2033人(47.1%)，女生2279人(52.9%)；初中生1350人(31.3%)，高中生1065人(37.2%)，大学低年级学生1357人(31.5%)；城镇青少年1410人(32.7%)，农村青少年2902人(67.3%)。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当代青少年理想调查问卷(姚本先，周宵，2014b)。该问卷经过严格的问卷编制程序编制而成，问卷共34题，包括物质理想、道德理想、生活理想、职业理想、社会理想、学业理想、理想人格、身体理想等八个维度。采用5点记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八个维度信度良好，其Cronbach’s α系数在0.57至0.91之间。问卷结构效度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χ²/ df=2.93，NFI=0.95，CFI=0.97，RMSEA=0.056。

为考察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对青少年理想的影响，研究也设计了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等题项，其中父母文化程度的计分方式为1代表“初中及其以下”、 2为“高中或高职”、 3为“大专及其以上”，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月收入为标准，计分方式为1代表“1500元及其以下”、 2为“1500~3000元”、 3为“3100~4500元”、4为“4600~6000元”、5为“6000元以上”。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根据张文新(2002)对青少年的年龄阶段的定义，依据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并确定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12个省份的相关初中、高中和大学低年级学生，于2011年10月份开始调研。对于安徽省内的相关学校，由研究者亲自前往进行调研；对于其他省份的学校，由研究者联系该校相关老师，对其网络和电话培训，之后由其进班施测。所有学校的问卷施测得到了校领导(院领导)、班主任(辅导员)和所测学生的同意，由主试采用相同的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然后按要求填答问卷。完成问卷后，所有问卷当场收回，安徽省以外的问卷采用邮寄的方式寄给研究者。所得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处理。 3 结果 3.1 青少年理想状况分析

通过对青少年在物质、道德、人格、身体、学业、生活、职业和社会等理想方面的描述统计(表 1)，发现青少年在这八种类型的理想方面的得分均值都在3.70以上(得分范围为1~5分)，这说明当代青少年在这些理想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水平。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八种不同类型的理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7，30177)=2203.30，p<0.001］，其中青少年的生活理想的水平最高。同时，本研究以青少年的理想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和学段为自变量进行2(性别)(3(学段)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青少年的身体和职业理想方面，性别和学段的交互作用显著［F(2，4306)_身体理想=8.01，p<0.001；F(2，4306)_职业理想=4.09，p<0.05］，男女生在初中阶段时的身体理想水平有显著差异，其中男生高于女生，但是随着学段的增加，两者的差异不再明显。另外，对于女生而言，大学阶段的职业理想水平较低；对于男生而言，大学阶段的职业理想水平[JP3]最高。青少年在物质、道德、人格、学业、生活社会等理想方面，性别与学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4306)_物质理想=1.62，p>0.05；F(2，4306)_道德理想=0.21，p>0.05；F(2，4306)_人格理想=1.86，p>0.05； F(2，4306)_学业理想=2.42，p>0.05；F(2，4306)_生活理想=0.63，p>0.05； F(2，4306)_社会理想=1.30，p>0.05］。

青少年在道德、人格、身体、学业、生活和职业等理想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主效应［F(1，4306)_道德理想=56.10，p<0.001；F(1，4306)_人格理想=56.00，p<0.001；F(1，4306)_身体理想=54.73，p<0.001；F(1，4306)_学业理想=33.19，p<0.001；F(1，4306)_生活理想=23.50，p<0.001；F(1，4306)_职业理想=25.30，p<0.001］，其中男生在身体理想方面的水平高于女生，在道德、人格、学业、生活和职业等理想方面的水平低于女生；青少年在物质和社会理想方面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4306)_物质理想=2.12，p>0.05；F(1，4306)_社会理想=3.30，p>0.05］。

青少年在物质、道德、人格、身体、学业、生活、职业和社会等理想方面存在显著的学段主效应［F(2，4306)_物质理想=59.72，p<0.001；F(2，4306)_道德理想=30.86，p<0.001；F(2，4306)_人格理想=22.27，p<0.001；F(2，4306)_身体理想=69.43，p<0.001；F(2，4306)_学业理想=22.95，p<0.001；F(2，4306)_生活理想=18.55，p<0.001；F(2，4306)_职业理想=11.42，p<0.001；F(2，4306)_社会理想=13.64，p<0.001］。事后比较的结果发现，在物质和身体理想方面，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依次高于高中生和初中生；在道德和人格理想方面，初中生的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大学低年级学生和高中生，但高中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之间不存在差异；在学业和职业理想方面，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和初中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均高于高中生；在生活理想方面，高中生的平均水平和初中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均高于大学低年级学生；在社会理想方面，初中生的平均水平依次高于高中生和大学生低年级学生。综合以上的结果发现，初中生在道德、人格、生活和社会等理想方面的水平高于高中和大学低年级学生，在物质、身体、学业和职业等理想方面的水平低于大学低年级学生，而高中生的学业和职业理想的水平低于初中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 3.2 父母文化程度与家庭收入对青少年理想的影响

通过对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不同类型的理想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表 2)，结果发现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分别与道德、学业和职业等三个方面的理想的相关都不显著。父母文化程度与物质、身体、生活和社会等方面的理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月收入与物质、人格和生活等方面的理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对道德、人格、学业和社会等方面的理想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于是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主要分析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分别对物质、身体、生活和职业等理想的影响，首先将性别和学段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的第一层，然后将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纳入回归方程的第二层，结果见表 3。由表 3发现，家庭收入对青少年的物质、身体和生活理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_物质理想=4.56，p<0.001；β_身体理想=4.49，p<0.001；β_生活理想=2.06，p<0.05)，对其职业理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_职业理想=0.01，p>0.05)；父亲文化程度仅对青少年职业理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_职业理想=2.32，p<0.05)，对其它理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_物质理想=-0.01，p>0.05；β_身体理想=0.01，p>0.05；β_生活理想=0.004，p>0.05)；母亲文化程度仅对青少年生活理想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_生活理想=-3.23，p<0.01)，对其他方面的理想没有显著的影响(β_物质理想=0.02，p>0.05；β_身体理想=0.02，p>0.05；β_职业理想=-0.03，p>0.05)。

本研究是对全国十二个省份的5000名青少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青少年的理想水平较高，这可能与党和政府历来重视青少年理想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理想教育的开展可以有效地促进青少年理想水平的提升(王柏棣，王平，2012)，增加个体对道德、人格、学业等方面的追求，同时也可以为青少年正确地追求物质、身体方面的目标提供指导。不过，在这些理想中，青少年的生活理想水平最高。这说明当前青少年更加关注对优越生活质量的追求，这与叶一舵(1997)对全国五省份青少年的调查研究一致。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生活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促进个体健康成长、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Bharadwaj & Wilkening，1980; Headey，Holmstrm，& Wearing，1984)。

本研究也发现青少年不同的理想在性别上的差异不一致，其中男生的身体理想高于女生，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男生主要在体格强壮和健康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而女生主要侧重于对相貌美丽的追求方面，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Rosenblum & Lewis 1999;陈红等，2006b)，对此赵永萍和邓素碧(2008)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认为社会对于男女身体的审美标准不同是导致男女对身体自我追求的方向和内容有所差异的主要原因，例如社会关注男性的健康、身体强壮方面，关注女性的身材和容貌美丽等方面。不过男女生的这些差异随着学段的增加将变得不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年龄增长，女生也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身体美被同伴、竞争者和陌生人衡量着(李子云，2004)，因此女生越来越重视自己对理想身体的追求。另外，研究发现女生在道德、人格、学业、生活和职业等理想方面的水平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Perry et al., 2009; Plagnol & Easterlin，2008)。对此，我们认为社会的发展增加了女性的自由性，使其从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机会选择并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具体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不过这也提示着教育工作者，在青少年理想教育的工作中，需要在这些方面关注男生的理想水平提升。

与Marcel和Olivier(2007)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理想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变化，具体表现在初中阶段时，学生关注道德、人格和社会等方面的理想；大学阶段时，学生主要追求物质、身体、学业和职业等方面的理想。初中阶段是学生理想形成的关键期(郭俊汝，隋雪，2004)，这个时期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德育主要从社会道德、人格、日常生活等方面来对学生开展思想教育(杨益盛，陈晓庆，2002;郑玉华，2001)，这会积极地作用于学生对社会、道德和人格的方面的追求，导致这个学段的学生在道德、人格和社会等理想方面的水平高于其他学段的学生；随着学段的增加，进入高中阶段，青少年除了学业和职业理想水平最低外，其他理想都是成线性的变化，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初中阶段是理想的初步形成阶段，高中阶段是确立阶段(郭俊汝，隋雪，2004)。但是，对于高中生的学业和职业理想较低的原因很可能是继续深造和就业方面的选择问题在高中生身上表现的更为突出，导致其选择的困境，制约其学业和职业的理想发展。对此，教育者需要积极正确地引导高中生进行学业或职业的选择。对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而言，进入高等学府的优越感会使其对自身的学业和职业有着更美好的憧憬，对未来个体物质上的富有也满怀信心。然而，具体到不同学段的男、女生，职业理想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大学阶段的女生职业理想水平较低，大学时期男生的职业理想水平高于其他年级的男生。这说明了在职业理想方面，女生的职业理想水平下降，而男生的职业理想水平上升。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社会在工作需要方面更倾向于选择男性有关，致使女生在职业追求方面受到冲击，而男生却受到鼓励。 4.2 父母文化程度与家庭收入对青少年理想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父亲文化程度仅对青少年的职业理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可能与父亲的社会角色有关(Lamb，2004; Marjoribanks，1998)，父亲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承担者，倾向于关注孩子社会技能和职业方面的发展(Patall，Cooper，& Robinson，2008)。同时父亲的这种社会角色也会产生榜样作用，从而影响青少年对职业的追求。基于父亲的社会角色特点，并根据家庭参与的父母教育卷入理论所强调的父母具有养育孩子、与孩子交流和学习指导方面的功能(吴艺方，韩秀华，韦唯，罗良，2013)，我们认为父亲文化程度对青少年职业理想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发挥作用，一方面通过自身价值观来潜移默化影响孩子对职业的选择和追求；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父亲倾向于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就职业选择和发展方面与青少年进行积极交流，从而影响青少年的理想发展；再者，文化程度较高的父亲对于职业选择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可以在青少年职业理想的发展方面提供指导。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在于母亲的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的生活理想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可能与母亲对孩子的养育风格有关系。根据母性意识的相关研究(桑标，唐剑，2000)，母亲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就会对孩子产生过度的爱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的成长和为孩子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上，这会直接作用于孩子对于生活理想的追求。随着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他们的关注点将不仅仅局限于为孩子提供优越的生活环境，而是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彭宏业，2009)，那么母亲对于青少年生活理想的选择和追求上的指导和关注力度被分散，因此青少年对生活理想的追求也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母亲的文化度越高，青少年的生活理想的水平将有所降低。

本研究也发现家庭收入对青少年的物质、生活和身体理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青少年在物质、生活和身体方面越有更多的憧憬。家庭经济状况对青少年物质和生活理想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环境，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角色模型、教育机会、经济支持以及文化资本(Erikson & Jonsson，1996)，这些都为青少年实现物质和生活上的愿望提供了保证，从而可能激发他们在物质和生活上有更高的追求和更为远大的理想。另外，Georgellis，Tsitsianis和Yin(2009)也强调青少年在追求物质和生活质量的过程中，会高度关注自己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经济状况会使其体验到较多的不满意感，降低他们在物质和生活方面的期望。家庭经济状况对青少年身体理想的影响，这可能与家庭提供的物质保障有关系。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可以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发展提供营养保障，从而可能提升他们对身体健壮期望(卢忠谨，邵华，2000)。不仅如此，富裕的家庭也为青少年在着装、美容等方面的消费提供经济基础，从而促进他们对于身体美的追求的积极性，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身体理想。

总之，本研究调查了全国十二个省份的5000名青少年，不仅对其理想的现状进行了相关的调查，而且还对其理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的结果有助于对当前我国青少年的理想现状有清晰的把握，也可以为青少年理想教育提供参考。即便如此，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本研究采用的横断研究设计，并不能清晰地描绘出青少年的理想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本研究仅仅考察了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对青少年理想的影响，对于社会因素，如社会支持、学校环境等方面的考虑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纳入社会因素来全面考察青少年理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5 结论

(1)当代中国青少年的理想水平较高，其中男生在身体理想方面的水平高于女生，在道德、人格、学业、生活和职业等理想方面的水平低于女生；初中生在道德、人格、生活和社会等理想方面的水平高于高中和大学低年级学生，在物质、身体、学业和职业等理想方面的水平低于大学低年级学生，而高中生的学业和职业理想的水平低于初中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

(2)父亲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的职业理想有正向预测作用，母亲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的生活理想有负向预测作用，家庭平均月收入对青少年的物质、生活和身体理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