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人名有种独特的形式—叠音人名，即人名中含有叠音字（一个字反复使用），如“张盼盼”“李丽丽”等。叠音人名会给人可爱、活泼、柔美的感觉，更具女性特征，国内调查表明叠音人名的女性约为男性的42倍（魏华, 段海岑, 周宗奎, 朱晓伟, 刘美婷, 2018; 周有斌, 2012）。人名是人际交往的重要信息，大量研究表明人名的特征会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如，男性化的人名会使个体在求职过程中获得更多面试机会，人名的性别特征还影响个体的择偶决策（杨婷, 任孝鹏, 2016; Rich & Rich, 1995; Weichselbaumer, 2004）。以往有个别研究主要考察了叠音人名对个体温暖和能力知觉的影响（魏华等, 2018），忽视了叠音人名对人际信任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重点考察叠音人名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1.1 叠音人名与婴儿图式效应

Lorenz（1943）把人们对婴儿特征的心理表征称为婴儿图式，这些特征指圆脸、高额头、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和小下巴等。研究发现婴儿面孔会引发“本能”的认知与行为反应，比如微笑、关爱、积极情绪、婴儿化言语等，这被称为婴儿图式效应或娃娃脸效应。从引发的社会认知反应来说，婴儿图式效应有两类：婴儿图式偏好性反应和婴儿图式过度泛化效应。前者指人们对婴儿面孔的特异性反应，比如注意偏向、婴儿化言语和积极情绪等（Zheng, Luo, Hu, & Peng, 2018）。后者指在面对具有婴儿图式特征的成年人、动物甚至非生命体时，个体会产生与对婴儿类似的反应（Chang, Lee, & Cheng, 2017; Gorn, Jiang, & Johar, 2008）。

除了面孔特征，婴儿特征还包括语言特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叠音是人类婴儿期明显的语言形式（许政援, 1996）。婴儿语言含有大量叠音，成人也喜欢使用叠音同婴儿交流。此外，人名与面孔都可以反映某些个体特征，如民族、阳刚与柔美等，这些特征将人名与面孔关联在一起。研究者还发现叠音品牌名称与婴儿图式有关（魏华, 汪涛, 周宗奎, 冯文婷, 丁倩, 2016）。据此推测，作为婴儿化语言的叠音人名应该同样会产生婴儿图式效应。为准确证明婴儿图式效应，研究者建议采用反应类型与关联属性指标（窦东徽, 刘肖岑, 张玉洁, 2014）。在上述指标中，特质推断与积极情绪是婴儿图式研究者最经常采用的。因此，本研究通过这两个指标来评估婴儿图式效应。如果叠音人名可以产生婴儿特质推断，那么个体应该判断叠音人名具有婴儿特征，也就可以假设个体会判断叠音人名的主人更像婴儿。此外，研究者认为积极情绪是婴儿图式效应的重要反应类型指标（Sprengelmeyer et al., 2009），婴儿图式诱发积极情绪，因此可以假设叠音人名会产生更强烈的积极情绪。

1.2 叠音人名与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指在不确定他人动机、意图和行为的情况下，个体将社会资源交给对方处置的意愿（Moretto, Sellitto, & di Pellegrino, 2013）。个体基于多种因素决断他人是否值得信任，非理性因素尤其情绪情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大量研究发现，婴儿图式与积极情绪可以增进人际信任（Todorov, Olivola, Dotsch, & Mende-Siedlecki, 2015; Tortosa, Lupiáñez, & Ruz, 2013）。但情绪影响人际信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情绪并不影响人际信任（何晓丽, 王振宏, 王克静, 2011; Lount, 2010）。由于人际信任可以看作一种社会判断，上述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分别对应两个观点对立的情绪–社会判断理论模型：情感信息模型和情感渗透模型（Forgas, 1995; Schwarz & Clore, 1983）。这两个理论模型的主要分歧在于情绪情感对社会判断的作用是否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情感信息模型认为个体完全根据情绪信息做出信任决策，情感渗透模型则认为加工策略与情感共同影响社会判断。研究发现认知加工调节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当有线索表明他人值得信任时，情绪会影响个体的信任行为；当有线索指向他人不可信时，情绪不再影响个体的信任行为（Lount, 2010）。婴儿图式作为一种可信任的线索，叠音人名就会影响个体的信任行为。如果叠音人名可以产生积极情绪，则可以假设叠音人名会增加人际信任。

上述研究表明受信者的可信任性影响情绪对人际信任的作用，可信任性是在个体与受信者多次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受到受信者先前行为的影响（Lischke, Junge, Hamm, & Weymar, 2018）。研究表明受信者引发的负性经验可以降低个体对受信者的信任性，进而减少个体的人际信任行为（王益文等, 2015; Dunning, Anderson, Schlösser, Ehlebracht, & Fetchenhauer, 2014）。另外，研究者发现信任过程中的结果反馈也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行为（李婷玉, 刘黎, 朱莉琪, 2017）。综合以往研究发现，研究者多关注负性反馈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很少探讨正性反馈，因而没有完整呈现结果反馈类型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本研究包含两个研究：研究1考察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由两个实验组成，实验1探究个体是否会判断叠音人名的主人更像婴儿，实验2探究叠音人名是否会产生更为强烈的积极情绪；研究2考察叠音人名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由两个实验组成，实验3探讨叠音人名对人际信任的独立影响，实验4探讨结果反馈类型对叠音人名影响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

2 研究1：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 2.1 实验1：叠音人名与非叠音人名的婴儿特征差异 2.1.1 被试

通过广告招募了72名被试，删除未完成实验任务的无效数据，有效被试64名（男生与女生各32名）。平均年龄为20.59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平衡性别后，随机分配到两个组。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实验，实验结束后给予其报酬。

2.1.2 实验设计

采用三因素混合设计，组间变量为人名特征（叠音、非叠音）和被试性别（男性、女性），组内变量为人名性别（男性、女性），因变量为被试对人名的评分。

2.1.3 实验材料

通过文献查找得到最常用的叠音人名和常见的姓氏组合，共得到5对叠音和非叠音人名。其中两对是使用较多的女性名字，两对是使用较多的男性名字，一对是男性与女性均使用较多的名字（周有斌, 2012）。参照前人研究，通过一个项目（“如果根据人名来推测其主人的特征，你觉得这个人是更像婴儿还是更像成人”）测量婴儿特征（魏华等, 2016; Gorn et al., 2008）。采用7级评分，得分越低表示被试认为该人名的主人越像婴儿。

2.1.4 实验程序

随机呈现5个叠音或非叠音人名，要求被试分别对其主人的特征进行评价。参考Argo，Popa和Smith（2010）的研究，为激活语音知觉，要求被试默念人名，再进行相关评价。

2.1.5 结果

不同人名性别、人名特征及被试性别下，被试对人名评价得分的结果见表1。

研究表明叠音女性人名显著多于男性、婴儿特征的敏感性存在性别差异（周有斌, 2012; Yin, Fan, Lin, Sun, & Wang, 2017），为排除性别的影响，以人名特征、被试性别和人名性别为自变量，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人名特征的主效应显著，F(1, 60)=23.35，p<0.001，η $_{\rm{p}}^2$ =0.28；被试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 60)=0.003，p>0.05；人名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 60)=0.97，p>0.05；所有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由于性别不影响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将5对人名的评分作为因变量，只以人名特征为自变量进行t检验。结果表明，t(62)=−5.35，p<0.001，Cohen’sd=−1.34，95%CI为[0.45, 1.35]，与非叠音人名（5.41±0.90）相比，被试觉得叠音人名（4.20±0.91）的主人更像婴儿。

2.2 实验2：叠音人名与非叠音人名启动的积极情绪差异 2.2.1 被试

通过广告招募了70名被试，删除未完成实验任务或前后测间流失的无效数据，有效被试为61名，其中男生30名。平均年龄为18.16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给予其报酬。

2.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组内设计，自变量为人名特征（叠音、非叠音），因变量为积极情绪得分。

2.2.3 实验材料

通过邱林、郑雪和王雁飞（2008）修订的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测量被试的积极情绪。该分量表共9个项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积极情绪体验越明显。本次研究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2。

2.2.4 实验过程

采用两阶段情绪评定法测量积极情绪（窦凯, 刘耀中, 王玉洁, 聂衍刚, 2018）。第一阶段，在正式实验前，通过积极情绪量表测量被试的积极情绪状态作为情绪基线。第二阶段，正式实验随机呈现人名（叠音人名与非叠音人名各1个），要求被试默念人名，然后再通过积极情绪量表测量被试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平衡叠音人名与非叠音人名的呈现顺序。

2.2.5 结果

以人名特征为自变量，情绪基线为协变量，正式实验中得到的即时积极情绪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控制了基线水平后，积极情绪在人名特征上的主效应显著，F(1, 59)= 4.72，p=0.034，η $_{\rm{p}}^2$ =0.07，被试对叠音人名产生的积极情绪（35.32±4.07）比非叠音人名（27.93±3.69）更强烈，结果见图1。

3 研究2：叠音人名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3.1 实验3：叠音人名对人际信任的独立影响 3.1.1 被试

通过广告招募了32名被试，删除未完成实验任务的无效数据，有效被试为31名，其中男生15名。平均年龄为22.35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给予其报酬。

3.1.2 实验设计

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组内变量为人名特征（叠音、非叠音），组间变量为被试性别（男性、女性），因变量为被试愿意给予的金额和期待获得的反馈金额。采用投资博弈范式来测量信任行为（李婷玉等, 2017）。

3.1.3 实验过程

整个实验过程包括练习和正式实验两部分，总共约5分钟。练习模块用于被试熟悉操作，除了人名外，其余部分均与正式实验一样。实验前，主试向被试详细介绍信任博弈的规则，并解释实验流程。正式实验的流程见图2。被试会与10个代理人完成同样的投资游戏。实验结束后，主试会向被试询问有关问题，确认被试不知晓实验目的。平衡叠音人名与非叠音人名的呈现顺序。

3.1.4 结果

不同性别的被试对不同人名特征的代理人愿意给予的金额与期待返回的金额见表2。

以往研究表明信任水平存在性别差异（Dittrich, 2015），为排除性别的影响，本研究以被试性别、人名特征为自变量，分别以被试给予代理人的初始金额、期待获得的反馈金额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管是被试给予代理人的初始金额还是期待获得的反馈金额，被试性别的主效应、人名特征的主效应、被试性别与人名特征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3.2 实验4：叠音人名与结果反馈类型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3.2.1 被试

通过广告招募了34名被试，其中男生14名。平均年龄为23.32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给予其报酬。

3.2.2 实验设计

采用2（人名特征：叠音、非叠音）×2（结果反馈类型：正性反馈、负性反馈）被试内设计。正性反馈是指实际反馈的金额多于被试期待获得的反馈金额，负性反馈是实际反馈的金额少于被试所期待获得的反馈。正性反馈和负性反馈呈现的概率接近。以两次愿意给予的金额差值（第二次给予的金额减去第一次的）为因变量，差值越大，表明个体对代理人越信任。

3.2.3 实验过程

实验流程同实验3，不同之处在于投资游戏有两轮，见图3。被试输完期待获得的反馈后出现一个随机空屏，之后随机呈现一个反馈金额。接下来呈现一个指导语，告诉被试要与该代理人再进行一轮投资游戏，要求被试输入愿意给该代理人投资的金额。

3.2.4 结果

不同特征人名的代理人、不同结果反馈类型下，被试愿意给予代理人的前后两次金额的差值见表3。

以人名特征和结果反馈类型为自变量，被试给予代理人的两次金额差值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人名特征的主效应不显著，F(1, 33)=1.33，p>0.05；结果反馈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33)=37.03，p<0.001，η $_{\rm{p}}^2$ =0.53；人名特征和结果反馈类型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33)=4.13，p=0.05，η $_{\rm{p}}^2$ =0.1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获得正性反馈后，被试给予叠音人名和非叠音人名代理人的金额无差异，F(1, 33)=0.19，p>0.05；获得负性反馈后，被试给予非叠音人名代理人的金额显著多于叠音人名代理人，F(1, 33)=5.05，p=0.031，η $_{\rm{p}}^2$ =0.13。

4 讨论 4.1 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

研究1通过两个实验分别从特质推断指标和反应类型指标证实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这与以往叠音品牌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魏华等, 2016）。实验1的结果表明被试认为叠音人名的主人更像婴儿，这从特质推断指标上表明叠音人名可以激活婴儿图式。根据图式的定义，婴儿图式不仅仅只包括婴儿的面孔特征，还应该包括婴儿的语言特征、行为特征等与婴儿有关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结构。具备婴儿面孔特征的刺激可以激活婴儿图式，那么具备婴儿语言特征的刺激也同样可以激活婴儿图式。婴儿与成人的语言存在重大区别就是婴儿的语言含有大量叠音（许政援, 1996），叠音人名与婴儿特征就有密切关联，因此个体会觉得叠音人名的主人更像婴儿。实验2的结果表明被试对叠音人名产生了更强烈的积极情绪，这从反应类别指标上表明叠音人名可以激活婴儿图式。有关婴儿图式效应的研究发现人们会优先注意婴儿特征并对其产生积极情绪（Esposito et al., 2014），因而人们会对具备婴儿特征的叠音人名产生更强烈的积极情绪。

需要指出的是，实验1表明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Yin et al., 2017）。可能的原因是前人发现的婴儿图式性别差异主要针对婴儿面孔，属于强刺激，刺激比较直观。本研究采用的叠音人名材料是一种较弱的文字刺激，可能会更多引发内隐的心理或行为，外显的特质评价不会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另外，本研究被试均为成人早期的大学生，男女生的“婴儿”经验都处于暂时缺乏状态，叠音人名与婴儿图式关联性具有同样强度，也就不再存在婴儿特征偏爱的性别差异（Sprengelmeyer et al., 2009）。

4.2 叠音人名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实验3探讨叠音人名对人际信任的独立影响，结果表明叠音人名并不会增加个体的人际信任，这与以往积极情绪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何晓丽等, 2011; Lount, 2010）。实验2表明叠音人名伴随更为强烈的积极情绪，Schwarz和Clore（1983）提出的情感信息模型认为，情绪情感可以看作个体社会认知加工的内部“信息”或“认知资源”，个体会根据自身情绪状态快速作出判断，而不需要整合任务的外部信息，也不需要自身的知识经验。积极情绪表明世界是安全、可预测的，触发简单的启发式加工策略，个体也愿意承担可能的风险，更愿意相信他人；消极情绪则反映外部世界是危险地带，启动分析性解决策略，会减少信任（Dunn & Schweitzer, 2005; Schwarz & Clore, 1983）。因此，伴随着积极情绪的叠音人名应该增加个体的人际信任。但情绪对人际信任的作用很复杂，并非情感信息模型论述的那么稳定和简单。人际信任会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如情绪情感对人际信任的作用可能会受情境线索、个体特征、任务性质等因素的影响（de Melo, Gratch, & Carnevale, 2015），于是带有积极情绪的叠音人名不会稳定地增加人际信任。此外，人际信任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也有很多测量指标。本研究采用的单一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还需要通过更多测量指标来继续检验叠音姓名对信任的影响。

4.3 结果反馈类型对叠音人名影响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

实验4进一步探讨结果反馈对叠音人名影响人际信任的可能调节作用。实验结果表明，反馈类型与人名特征可以交互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获得正性反馈后，个体不会增加对叠音人名者的人际信任；获得负性反馈后，个体则会减少对叠音人名者的人际信任。情感渗透模型与双加工理论都可以解释这一交互作用，这一结果证明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共同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当个体专注加工过程或动机性思考时，情绪情感不会影响社会判断；但是当个体运用开放式加工策略时，情绪情感就会影响社会判断（Forgas, 1995）。进化心理学理论可以详细解释反馈类型的具体调节机制，相比正性刺激，个体对外部的负性刺激更为敏感，因为这可以保证个体在有可能遇到危险时尽早尽快地躲避（Beckes, Simpson, & Erickson, 2010）。因此，在获得人际信任的负性反馈时，人们就会非常关注受信者的个体特征、情境线索等外部因素（Wenzel & Mummendey, 1996）。而当个体特征表明受信者不可信时，对受信者原有的积极情绪（即叠音人名）则会带来负性结果。个体原本对叠音人名受信者有较强的信任倾向，负性反馈（即受信者不可信的线索）却让个体感受到信任违背或被骗，也就减少亲社会行为与人际信任（Lount, 2010）。

5 结论

叠音人名可以引发婴儿图式效应。叠音人名和非叠音人名个体得到的人际信任没有显著差异。结果反馈在人名特征与人际信任间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