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定价（putting a price on time）是指将价格赋予时间之上，用金钱来衡量时间的价值（DeVoe & House, 2012）。Soman（2001）的研究发现，当人们赋予时间经济价值时，时间的沉没成本会变得像金钱的沉没成本一样显著，导致人们像对待金钱一样对待时间。Evans，Kunda和Barley（2004）通过一项人口学调查发现，某类技术人员如信息技术专家、软件开发师等是以小时工资制向公司出售自己的技术和服务的。为提高效率、凸显时间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时间计费方式来支付员工劳动报酬（Kaveny, 2001），如律师、会计师、医生等职业（DeVoe & Pfeffer, 2010），还有项目管理、软件开发等部门都倾向于采用计时方式付酬（徐选华, 陈晓虹, 2008; 周蕾, 2008）。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么以金钱来衡量时间会给个体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Liu和Aaker（2008）检验了金钱和时间启动对个体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启动了时间概念的个体捐款数较多。

DeVoe和Pfeffer（2010）发现时间定价会降低个体参加志愿活动的意愿和行为。他们还发现，从金钱的角度考虑时间时，由于时间的经济价值凸显，会由此产生时间压力感（DeVoe & Pfeffer, 2011）。Darley和Batson（1973）的研究则表明，时间压力对亲社会行为有影响，当时间紧迫的时候人们较少作出利他行为。这一现象可以用经济效用心理定势（economic utility mindsets）来解释，经济效用心理定势是指以经济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心理定势。个体在这种心理定势作用下会更关注事物或行为的经济实用性（李继波, 黄希庭, 2014）。对个体而言，存在着高经济效用的活动（如工作、培训、学习）和低经济效用的活动（如休闲娱乐活动和志愿者活动）（钟博维, 高友明, 钟毅平, 2011）。因此，个体在低经济效用活动上分配时间的长短可以作为衡量经济效用心理定势的指标。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是指自愿帮助他人而不期望得到回报的行为（刘晓敏, 2000）。社会心理研究表明，利他行为受场景（如责任分散、时间压力等）、助人者（如认知、移情、共情）及被助者的特点（如相貌）的影响。也有大量研究表明，利他行为受自我概念（王振其, 程斌, 2000）、心境（Carlson, Charlin, & Miller, 1988）等因素影响。时间定价可能通过经济效用心理定势影响不同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表明，时间定价下被试更不愿意参与志愿活动，以小时工资方式计薪的时间定价被试表现出较少的活动愿意，且投入的时间更短（DeVoe & Pfeffer, 2010）。李继波和黄希庭（2014）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时间定价还降低了时间利他和金钱利他。综上，时间定价可能与个体对时间的主观认知有关，即“主观时间感”。

“主观时间感”主要是指个体对时间的运动速度和间断的感知。其中对速度的感知称为“主观时间流逝速度感”（姜宏, 2012），是指个体对时间的流逝速度的独特感受，其具体表现为，时间有时让人感觉流逝得很慢，有时则流逝得很快。Conrad，Couper，Tourangeau和Peytchev（2010）研究发现，当任务完成的进度提示远快于实际进度时（即时间飞逝），被试会感觉到更愉快，完成任务的速度也更快；当进度提示比实际时间偏慢时（即时间减缓），被试的愉悦度下降，任务的完成率也随之下降。Sackett，Meyvis，Nelson，Converse和Sackett（2010）的研究也表明，与“时间减缓”条件相比，“时间飞逝”条件下的被试会觉得实验更有趣，噪音不那么令人烦躁，好听的音乐也更加好听。并且，具有“快乐时间总是那么短暂”观念的被试，其情绪效价更容易受时间流逝速度的影响（彭春花, 林姝含, 陈有国, 2015）。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发现时间定价会导致利他行为减少，是因为时间定价启动了金钱概念，使个体选择了“经济效用最大化”（李继波, 黄希庭, 2014; DeVoe & House, 2012）。然而，如果时间定价启动的是时间概念而非金钱概念，那么“主观时间流逝速度感”会不会影响利他行为呢？企业中按时间付酬劳与非按时间付酬劳的个体对时间定价的差异，是否也与个体的“主观时间流逝速度感”有关呢？这是本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根据以往研究的任务范式，时间定价采用每小时的工资数额来量化，主观时间流逝速度采用主试对被试进行时间提示来实现。在本研究中，主观时间流逝速度快组的提示时间为实际时间1.2倍，主观时间流逝速度慢组的提示时间为实际时间的0.5倍组。研究假设，时间定价和主观时间飞逝条件下，被试的利他行为更少。

通过校园论坛从华南地区高校招募69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9名被试由于身体疲劳或视力问题被排除。有效被试中有40名女生，20名男生，年龄范围为17～25岁，平均年龄M=21.74岁（SD=1.33岁）。被试年级分布集中于大四（30人），居住地集中于市区和城镇。随机分配30人为时间定价组，另30人为非时间定价组。被试被告知实验时间约30～40分钟，实验后获得10元或者等额的礼物作为报酬。

实验设计为2×2混合设计。其中，时间定价组为组间因素（时间定价和非定价），主观时间流逝速度感为组内因素（时间飞逝组和时间缓慢组）。

因变量是利他行为，用被试提供帮助的时间长短（分钟数）作为其利他意愿的指标。

人事决策任务：人事决策任务改编自DeVoe和Pfeffer（2010）的研究。要求被试根据提供的公司和雇员信息进行人事决策，包括辞退、提前退休或调动三种决策，该决策会以信件的形式发给公司经理和职位变动者。材料包括三个分公司（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公司）的资料，以及每个分公司中各三人的工作情况。其中，时间定价组完成人事决策任务后，还需要根据计费表的费率（0.8元/分钟），计算花费的时间和需要支付的报酬；非定价组完成人事决策任务后，不进行报酬计费。

利他任务：告知被试已经完成实验，但还需要帮助主试在计算机屏幕上对图片进行分类。材料由风景图片和动物图片各300张构成。其中，“时间飞逝”组，主试提示的时间为真实时间的1.2倍；在“时间减缓”组，主试提示的时间为真实时间的0.5倍。被试被告知主试报时与实验任务无关，只需要注意屏幕，完成“图片筛选”任务。记录被试提供帮助的时间长短（分钟数）作为其利他意愿的指标。

由于疲劳、被监控的行为和情绪状态都可能会影响个体利他行为，实验进行了疲劳、被监控感和情绪的评定。

采用E-prime编制实验程序，在多功能实验室内，联想i5台式机，21.5英寸显示屏，进行集体施测。

被试坐在电脑前，被告知参与一项公司人事认命决策任务，任务大约需要40分钟。其中，时间定价组被试完成了人事决策后进行时间定价，然后进行利他任务，时间非定价组完成决策后不进行时间定价任务直接进行利他任务。完成人事决策任务后，让被试做两个评价：“请评价你现在的疲劳程度”，1～7评分，1表示很累，7表示精神很好；“请评价你此刻的心情”，1～7评分，1表示很差，7表示很好。

人事决策任务后，被试被告知实验已经完成，但还需要请被试帮个忙，帮助主试在计算机屏幕上进行图片分类，动物图按“f”，风景图按“j”，“时间飞逝”和“时间缓慢”条件顺序随机出现。被试可以自愿选择退出（按“Shift+Ctrl+Alt”退出），终止图片筛选任务。最后被试对实验过程中的被监控感进行1至7分的评价，1表示一点也没有，7表示有很强的被监控感；并回答下面两个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您在帮我们筛选图片时，是否受到了前面估算小时工资率的影响？”

数据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

对被试估算未来一年工作收入后的疲劳程度及情绪程度（心情），分析发现，时间定价组的疲劳程度（M=2.60, SD=1.22）与时间非定价组的疲劳程度（M=2.40, SD=1.13）差异不显著，t=0.53，p>0.05；时间定价组的心情（M=4.60, SD=1.33）与时间非定价组的心情（M=4.90, SD=1.21）差异不显著，t=1.43，p>0.05。对被试结束图片筛选任务的被监控感分析发现，时间定价组的被监控感（M=1.30, SD=0.46）与时间非定价组差异显著（M=2.20, SD=1.50），t=3.30，p<0.01，时间定价组的被监控感高于时间非定价组的被监控感。

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在时间飞逝条件与时间缓慢条件下的图片筛选时间结果见表1。

表 1

表 1 不同时间条件下图片筛选时间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单位：分钟）

表 1 不同时间条件下图片筛选时间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单位：分钟） 条件 时间飞逝 时间缓慢 时间定价 5.98±3.25 8.28±4.23 时间非定价 12.68±5.91 14.27±7.20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时间定价主效应显著，F(1, 58)=16.52，p<0.01，时间定价比非时间定价条件有更短的利他时间；主观时间流逝主效应显著，F(1, 58)=6.51，p<0.05，时间飞逝条件比时间缓慢条件有更短的利他时间；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8)=10.83，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在时间定价条件下，时间飞逝条件比时间缓慢条件有更短的利他时间，F(1, 58)=4.98，p<0.05，在非时间定价条件下，时间飞逝和缓慢条件的利他时间差异不显著，F(1, 58)=1.94，p>0.05。

研究利他行为的心理因素对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前人对利他行为的研究，忽略了经济和生活这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定价的主观感知时间飞逝的条件下，被试利他时间最短，这个结果说明，市场经济与生活快节奏的感知，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定价），效率就是生命（主观感知时间飞逝），可能导致个体更少的利他行为。

时间定价组和非定价组结果差异显著，相对于非时间定价组，时间定价组在“时间飞逝”条件下的图片筛选时间更短，即被试的利他意愿相对较低，所作出的利他行为时间偏短。时间定价组的被试在“时间飞逝”条件下图片筛选时间明显短于非时间定价组，这说明时间定价影响个体利他行为，这个结果与前人的一些相关研究一致（李继波, 黄希庭, 2014; 辛自强, 窦东徽, 陈超, 2013; Wang, Malhotra, & Murnighan, 2011），支持了DeVoe和Pfeffer（2007, 2010）的时间价值观理论，即时间计费引发了被试的时间价值观念，导致利他行为的减少。

交互作用显著的结果表明，在时间定价的条件下，主观时间流逝速度感的效应显著，被试在时间飞逝条件下的图片筛选时间更短。这说明个体的利他行为是在时间定价和主观时间飞逝两个条件结合的情况下才显著减少的。这一结果启发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提高利他行为意愿。如果淡化时间定价或者减慢主观时间流逝，即使只实现其中一点，就可能增加个体的利他行为。目前，人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年代，客观上可能很难减慢生活的节奏，但如果在社会文化建设中淡化时间的金钱意识，强化精神层面的收获，就会促进相互帮助的行为。此外，时间流逝还存在着一个主观的概念，即使时光飞逝，个体也可能感觉时间过得不很快。当个体主观感知到的时间流速“慢”时，或感觉时间“充裕”时，无论是时间是否定价，都能促进利他行为。

DeVoe和House（2012）研究表明，时间定价削弱了个体对事件的精神享受，使个体更难以从听音乐、上网冲浪等活动中得到快乐。现实生活中，对某项社会工作付酬后，如对义工付酬，工作者的快乐感就随之降低了。本研究发现时间定价和主观时间飞逝结合条件下产生了最少的利他行为，这可能是通过降低被试的快乐体验产生的。为此，本研究排除了疲劳、被监控行为、情绪状态等无关因素对结果的影响（DeVoe & Pfeffer, 2010）。此外，Pfeffer和DeVoe（2009）研究表明，自身参与程度在时间定价和降低利他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自我作为经济评价者（self as an economic evaluator）是相比其他人，对时间的经济价值程度体会更高的一部分人。经济评价者更能意识到时间的经济价值，因此在做决策时有着更高的经济评判标准，因此，本研究只考虑了大学生个体在时间定价和主观时间流逝感的情况下的利他行为，而一些特殊的群体（如职业工作者）的利他行为可能不受这些条件的影响，这可能是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

个体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支配之下，是否做出利他行为不仅与时间定价有关，还与主观时间流逝速度感有关。对时间进行定价，并且主观时间流逝快速的个体，更不容易做出利他行为；非时间定价的个体在主观感知时间流逝缓慢情况下，则更可能投入时间做出利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