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0, Vol. 18 Issue (4): 54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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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的分析
云祥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管理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consequence, norm, 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实验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实验1探讨个人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高个人权力感显著增加被试对规则的敏感,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实验2考察回忆任务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发现相对于低权力感启动的被试,高权力感启动的被试在进行判断时更关注行为的结果,对规则更不敏感,这说明启动的权力感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抑制道义论的道德判断。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个人权力感    权力感启动    道德困境判断    CNI模型    
1 引言

道德判断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某些行为的是非好坏进行评价,并做出选择和判断(Cohen & Ahn, 2016)。根据道德判断的依据,个体将道德判断分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喻丰, 彭凯平, 韩婷婷, 柴方圆, 柏阳, 2011)。道义论道德判断强调根据道德原则进行判断,如果行为本身违背道德原则,即便该行为能够给个体带来更大的福祉,也不可接受;功利主义道德判断根据行为结果判断,如果某个伤害行为能给个体带来更大福祉,其在道德上就可接受。Greene(2007)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认为不同倾向的道德判断依赖于不同的加工过程,道义论判断取决于自动的情绪反应,而功利主义判断依赖于审慎的认知加工,道德困境判断反映了对伤害的直觉情绪反应与对结果的审慎认知之间的冲突。另外,研究者发现,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个体做出道义论或功利主义道德判断,如性别(Gawronski, Armstrong, Conway, Friesdorf, & Hütter, 2017)、年龄(McNair, Okan, Hadjichristidis, & de Bruin, 2019)、文化(Graham, Meindl, Beall, Johnson, & Zhang, 2016)、语言(Białek, Paruzel-Czachura, & Gawronski, 2019)、情绪(Gawronski, Conway, Armstrong, Friesdorf, & Hütter, 2018),以及认知负载(Gawronski et al., 2017)等。权力是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变量,拥有权力和地位的个体时常需要做出影响众人的道德判断和决策,因此厘清权力如何塑造个体的道德判断尤为重要。

近年来,权力与道德判断的关系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李小平, 杨晟宇, 李梦遥, 2012; Fleischmann, Lammers, Conway, & Galinsky, 2019; Lammers & Stapel, 2009; Lucas & Galinsky, 2015)。但是这些研究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果,一些研究显示权力会增加道义论判断(李小平等, 2012; Lammers & Stapel, 2009),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权力会促进功利主义判断(Lucas & Galinsky, 2015)。尽管后者没有提供直接证据,然而有研究显示高社会阶层(Côté, Piff, & Willer, 2013)、睾酮(Carney & Mason, 2010)等与权力相关的因素会增加功利主义道德判断。Fleischmann等(2019)认为上述矛盾的结果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道义论和功利主义并非彼此对立;二是个体的四种道德思维取向(整合取向、审慎取向、规则取向和情感取向)共同影响道德判断,而权力对这四种取向分别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进而导致权力和道德判断的关系也较为复杂。

上述研究多采用传统的道德困境范式,而传统的道德困境范式对道德困境判断结果的解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其将道义论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视为对立的两极,而这与Greene(2007)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相违背,该模型认为道义论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基于两个独立的加工过程,并非彼此对立(Conway & Gawronski, 2013; Gawronski et al., 2017);第二,传统道德困境范式在结果上混淆了其他变量(Gawronski et al., 2017),如传统研究中判断为功利主义的结果混淆了个体的一般行动倾向(general preference for action),而判断为道义论的结果混淆了一般不行动倾向(general preference for inaction)。Conway和Gawronski提出采用过程分离模型(process dissociation analysis, PD)来量化功利主义和道义倾向的相对强度,以解决传统范式中的第一个问题,但仍然没有解决结果混淆问题。Gawronski等进一步提出了包含结果、规范和一般反应倾向的CNI模型(见图1)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图 1 CNI模型图解

在CNI模型中,研究者认为道德判断由三个潜在的心理过程共同驱动:功利主义倾向、道义论倾向和个体自身反应倾向,并分别用结果驱动的反应(C参数)、道德规范驱动的反应(N参数)和个体自身的反应倾向(I参数)来表征。为验证CNI模型能否有效分离道德困境判断中潜在的心理过程,Gawronski等(2017)设计了6种道德两难情境,每种情境包括行为结果(收益大于、小于成本)×道德规则(禁止、倡导行动)4个版本。根据被试对24种道德情境的反应,研究者利用多项式建模(Hütter & Klauer, 2016)估计反映道德判断潜在心理过程的C参数、N参数和I参数。研究表明,CNI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被试判断时的心理过程,为进一步分析道德判断心理机制提供良好的模型框架(Gawronski et al., 2017)。本研究将使用CNI模型探索权力与道德判断的关系,以进一步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从已有的权力对心理和行为影响的研究结果来看,权力可能对C参数、N参数和I参数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进而导致权力与道德判断呈现较为复杂的关系。具体阐述如下。

C参数表征对结果的敏感。根据Greene(2007)的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对结果的敏感是个体对行动成本和收益审慎认知的结果,而权力会使个体更关注情境目标(Guinote, 2017),促使个体充分处理信息(Scholl & Sassenberg, 2014; Smith & Trope, 2006)。因此权力可能使个体倾向于基于务实而不是基于情绪反应做出决策(Agerström & Björklund, 2013)。另外,根据权力社会距离理论(Magee & Smith, 2013),权力会增加个体与对象的心理距离,提高对情境的解释水平,导致功利主义道德判断(Aguilar, Brussino, & Fernández-Dols, 2013)。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假设权力会提高C参数。

N参数表征对规范的敏感。而根据权力心理效应,权力对N参数的影响可能较为复杂。一方面,权力可能会增加个体的道义论倾向。高权力者有着更高的维持地位稳定和安全的需求,而规则有助于维持权力等级的稳定,因此高权力者更关注规则以保障权力和地位(Lammers & Stapel, 2009)。同时,权力可能会导致应用启发式道德规则的思维模式,因为权力与信息的启发式处理有关(Guinote & Phillips, 2010)。另一方面,权力也可能会减少道义论倾向。研究发现权力使个体不易受规则约束(Galinsky, Magee, Gruenfeld, Whitson, & Liljenquist, 2008),这意味着权力会导致个体不在乎规则,降低其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基于上述矛盾的结果,本研究难以预测权力对N参数的影响方向。

I参数表征的是在对道德困境做出选择时,不依赖结果和规则,只基于个体自身的反应倾向。如果个体偏好不行动,则无论规则和结果,都不行动;如果个体偏好行动,则无论规则和结果,都行动。而权力会激活个体的趋近系统(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导致个体更强的行动偏好,因此本研究假设权力会减小I参数,使得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更倾向于行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采用CNI模型考察权力感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具体来说,通过问卷测量个人权力感和回忆任务启动权力感状态,分别考察个人权力感和权力感状态对道德困境判断中C参数、N参数和I参数的影响。

2 实验1:个人权力感与道德困境判断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选取南京三所高校的363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因31名被试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最终样本量为332名(女生98名),平均年龄19.93岁(SD=1.33岁)。

2.1.2 研究工具

(1)个人权力感量表

采用Anderson,John和Keltner(2012)编制的权力感量表(Personal Sense of Power Scale),包括8道题目,7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道德困境判断材料

道德两难情境采用Gawronski等(2017)的实验材料,由6种道德两难困境构成,每种困境包括4个不同版本,共有24种道德两难情境,以固定的随机顺序排列。每种道德困境都要求被试判断困境中主体的行为是否可以接受(不可接受、可以接受)。

(3)注意检查任务

注意检查任务用来检查被试在进行判断前是否认真阅读了道德困境故事(Oppenheimer, Meyvis, & Davidenko, 2009)。该任务由1个项目构成,项目要求被试从3个选项中选择指定的选项,如果未按要求选择,则表示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

2.1.3 数据分析

CNI模型主要基于多项式加工树模型(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PT)的原理构建。构建好道德判断的CNI模型后,根据被试的行为数据对模型进行拟合,并估计出3个潜在心理过程的概率。用拟合优度统计量G2来表示模型和数据的匹配度,G2值不显著(p>0.05)说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G2值显著(p<0.05)则说明模型和数据不能很好拟合,模型可能需要调整。所估计出的3个潜在心理过程的概率分别用C参数、N参数和I参数表示,根据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判断3个参数是否显著(C参数和N参数的95%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I参数的95%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5)。如果显著,表明在道德判断中相应的心理过程显著影响道德判断的结果。在比较不同组别被试的参数时,用ΔG2表示不同组数据模型拟合上的差异,ΔG2值显著(p<0.05),则说明不同组被试之间的参数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每一种道德两难情境,选择“不可接受”赋值为0,选择“可以接受”赋值为1。CNI分析的软件为multiTree(Moshagen, 2010),multiTree模板文件由Gawronski等(2017)在文章的补充材料中提供。其他数据分析由SPSS20.0完成。

2.2 结果与分析

在不考虑权力感分组的情况下,使用multiTree软件分析收集的数据与CNI模型的拟合度,结果显示G2(1)=1.94,p>0.05,说明模型拟合很好。被试总体CNI模型各参数估计值见表1C参数和N参数都显著大于0,表明被试在道德困境中反应既对结果敏感,也对规则敏感,其中C参数ΔG2(1)=322.59,p<0.001;N参数ΔG2(1)=790.39,p<0.001。I参数与中性参考值0.5相比,差异接近显著,ΔG2(1)=3.24,p=0.072,表明在对道德困境的反应中,被试更偏好行动。

当考虑高低个人权力感分组时,本研究采用中位数分割法(Iacobucci, Posavac, Kardes, Schneider, & Popovich, 2015),根据被试个人权力感得分,将高于中位数(4.50)的被试归入高权力感组(M权力感=5.24, SD=0.50, n=156),小于等于中位数的被试归为低权力感组(M权力感=3.92, SD=0.51, n=176),分组数据和CNI模型的拟合良好,G2(2)=2.08,p>0.05。不同组别被试的CNI参数估计值见表1图2。两组被试在C参数上差异不显著,ΔG2(1)=0.44,p>0.05;在N参数上差异显著,高权力感组显著高于低权力感组,ΔG2(1)=11.16,p<0.001,说明高权力感被试在道德判断时,对规则更敏感;在I参数上差异不显著,ΔG2(1)=1.43,p>0.05。以上结果表明,高个人权力感导致个体道德两难判断时对规则更敏感,而对结果取向和个体自身反应倾向的影响不显著。

表 1 不同个人权力感分组被试的CNI参数和置信区间

图 2 不同个人权力感组在CNI模型参数上的差异

3 实验2:权力感启动与道德困境判断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选取南京某高校在校大学生145名作为被试,随机分配到高权力感启动组和低权力感启动组。剔除3名未按要求完成权力感启动任务的和15名未通过注意检查任务的被试,最终样本为127名(女生63名),平均年龄18.74岁(SD=0.85岁)。

3.1.2 实验材料

(1)权力感启动材料

权力感启动采用情境回忆任务(Galinsky et al., 2008)。该方法要求被试写一篇200字左右的短文,高权力启动组要求回忆生活中经历过的能够控制或评价他人的情境,低权力启动组要求回忆生活中曾经被别人控制、管理或有求于别人的情境。

(2)启动效果检测任务

权力感启动效果检测任务包含4个项目,如“此时,我觉得自己很重要”等(Lammers & Stapel, 2011)。另外,为排除权力感启动引发的情绪变化的潜在影响,还要求被试回答2个有关自己当前情绪状态的问题,如“此时,感觉很开心”等。让被试根据自己的情况在7点评分上对上述6个项目做出反应。实验2中权力感启动检测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情绪状态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

(3)道德困境材料

同实验1。

(4)注意检查任务

同实验1。

3.1.3 实验程序

被试先完成情境回忆任务,接着完成启动效果检测任务,最后完成道德困境判断和注意检查任务。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启动效果检测

经检验高、低权力感启动组(M=4.17±1.26, M=3.51±1.16)在权力感检测任务上得分上差异显著(t=2.76, p<0.01,d=0.49),说明权力感启动有效。在情绪状态上得分(M=4.95±1.25, M=4.70±1.46)差异不显著,t(125)=1.06,p>0.05,d=0.18,可以排除权力感启动会通过情绪影响道德困境判断。

3.2.2 CNI模型分析

在不考虑权力分组的情况下,使用multiTree软件分析收集的数据与CNI模型的拟合度,结果显示G2(1)=2.18,p>0.05,说明模型拟合很好。被试总体CNI模型各参数估计值见表1C参数和N参数都显著大于0,表明被试在道德困境中的反应既对结果敏感,也对规则敏感,其中C参数ΔG2(1)=175.83,p<0.001;N参数ΔG2(1)=416.39,p<0.001。I参数与中性参考值0.5相比,差异不显著,ΔG2(1)=1.13,p>0.05,表明总体被试在对道德困境的反应中,行动倾向和不行动倾向的分布相同。

当考虑高低权力感分组时,收集的数据和CNI模型的拟合良好,G2(2)=2.40,p>0.05。不同启动组被试的CNI参数估计值见表2图3。高权力感启动组在C参数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权力感启动组,ΔG2(1)=3.85,p<0.05;两组被试在N参数上得分差异处于边缘显著,低权力感启动组在N参数上的得分高于高权力感启动组,ΔG2(1)=3.06,p=0.08;在I参数上得分差异不显著,ΔG2(1)=0.40,p>0.05。以上结果表明,权力对道德困境判断的影响体现在权力影响了个体对结果的敏感和对规则的敏感。具体来说,权力感提高个体对结果的敏感,促使被试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降低个体对规则的敏感,抑制被试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但权力感对个体的一般行动倾向未产生显著影响。

表 2 不同权力感启动组被试的CNI参数和置信区间

图 3 不同权力感启动组在CNI模型参数上的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本研究特别关注权力感是否会通过影响CNI参数来影响道德两难判断。通过两个实验发现,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CNI参数存在影响,但个人权力感和启动的权力感在对CNI参数影响的方向上存在差异。

实验1发现高个人权力感增加了N参数,促使个体做出道义论的道德判断。该结果与Lammers和Stapel(2009)的研究一致,验证了权力导致个体通过关注规则来维系自身权力地位的观点。但实验1也显示个人权力感对C参数未产生显著影响,未能验证权力会促进个体对结果的关注,提高C参数的假设。同样,实验1也未发现个人权力感对I参数的显著影响,未能验证权力会激活个体的行为趋近系统,进而会促进个体道德判断中行动倾向的假设。

与实验1相反,实验2发现启动的权力感增加了C参数,促进个体功利主义倾向的道德判断,该结果验证了假设,且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Carney & Mason, 2010; Côté et al., 2013; Lucas & Galinsky, 2015)。实验2还显示,启动的权力感降低了N参数,抑制了个体的道义论倾向,该结果与实验1相反,但与认为权力会导致个体不易受社会规范影响,从而减少遵守道德规范的观点(Galinsky et al., 2008)相一致。在对I参数的影响上,实验2与实验1结果一致,未发现启动的权力感对个体反应倾向的显著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个人权力感与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响不一致。个人权力感促进个体对道德规范的关注,增加个体做出道义论道德判断;而启动的权力感则促进个体对结果的关注,减少对规范的关注,增加个体做出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可能性。在研究初期,本研究推测个人权力感和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效应一致,而结果并非如此。该结果说明不同类型的权力(个人权力感、权力感状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与部分研究认为个人权力感和启动的权力感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影响一致的结果(Fast, Sivanathan, Mayer, & Galinsky, 2012; Lammers & Stapel, 2011)相冲突,但与近来认为结构权力与心理权力可能存在不同心理效应的权力研究相吻合(Smith & Hofmann, 2016; Tost & Johnson, 2019)。虽然Anderson等(2012)在提出个人权力感的概念时强调其心理属性,但由于个人权力感与社会经济地位有较强的相关,个人权力感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高个人权力感个体可能因其相对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在道德两难判断中更关注规则,以维护自身的地位。相比之下,启动的权力感则主要体现为心理权力。而心理权力更可能通过心理距离影响道德判断(Magee & Smith, 2013),即心理权力通过增加心理距离,一方面提高个体的抽象认知和解释水平,促进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Aguilar et al., 2013);另一方面减少个体对违反规则的担忧,抑制对规则的敏感(Galinsky et al., 2008),减少道义论的道德判断。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使用CNI模型更清晰地展现了权力对道德两难判断背后心理过程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厘清权力与道德两难判断的复杂关系,并为其潜在的机制提供新的见解,进一步拓展权力与道德判断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研究所使用的道德两难情境直接翻译自Gawronski等(2017)的研究提供的材料,所涉及的某些道德事件未必能够有效引发中国被试的两难选择,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设计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道德困境材料。二是涉及到CNI模型本身的缺陷,基于6种困境类型和24种困境情境的CNI模型,利用multiTree只能有效估计出群体水平的CNI参数,而无法有效地估计出每名被试的参数,这导致所得的数据无法用于相关型的研究设计。三是本研究虽然给出了关于个人权力感与启动的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响存在差异的可能解释,但该解释并不能通过本研究得到证明,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进行验证。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模型来考察权力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1)个人权力感导致个体更关注道德规则,促使其做出道义论道德判断;(2)启动的权力感导致个体关注结果,忽视规则,促使其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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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ower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 An Exploration with the CNI Model
YUN Xia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ower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by using the CNI model. Experiment 1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o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 personal power sens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s, and thus promoted deontological moral judgments. Experiment 2 examined the effect of the priming power on the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It wa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participants with low power priming, those with high power priming displayed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consequences and reduced sensitivity to moral norms. This suggested that power priming promoted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and inhibited deontological moral judgment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power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moral dilemmas judgments.
Key words: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power priming    moral dilemma judgment    CNI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