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是指导与约束人们在社会交互中如何表现的行为标准，并通过奖善惩恶来维持其效用（McAuliffe & Dunham, 2017）。尊重和遵循社会规范会促进人际合作，而忽视与违背社会规范则会导致人际冲突。资源分配情景是受社会规范影响的重要领域之一，同时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也是诱发人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遭遇不公情景时自愿付出利益来惩罚违规者的意愿与行为被定义为公平规范执行（杨邵峰, 齐春辉, 张志超, 张振, 2018）。研究发现，人们具有强烈的公平偏好，极度厌恶不公分配结果，并且愿意付诸公平规范执行（McAuliffe, Blake, Steinbeis, & Warneken, 2017）。学界普遍将公平规范执行视为偏离经济人假设的偏好行为，从认知、情绪和动机角度来阐述其发生机制，并强调情境因素和人格因素能够交互影响其表现形式（张振等, 2020）。

良好社会适应的关键在于，人们在冲突事件发生后仍能有效修复并维持重要的人际关系。自我扩张模型认为自我扩张动机是一种基本动机，它促使个体去发展与维持亲密关系，而且个体也会从亲密关系中获取他人的资源、观念或认同等以实现自我扩张，因此，亲密关系使得双方存在较强的自我融合和重叠，形成强烈的善意期望和积极偏爱（赖晓璐, 刘学兰, 黎莉, 2018）。价值关系理论强调，修复并维持有价值的人际关系能够带来更长远的利益，具有自然进化上的优势性（McCullough, Kurzban, & Tabak, 2013）。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研究均表明亲社会行为多存在于基因相关的亲属之间，能够极大地增进彼此的进化适宜性（Rand & Nowak, 2013）。现实生活中人们并非无差别地付诸规范执行，而是依据双方的关系亲密性表现出明显的“人情效应”（徐杰等, 2017; McAuliffe & Dunham, 2016），即相比于亲密性较远的个体（如陌生人），人们更愿意宽容并回避与亲密他人（如家人或朋友）之间的利益冲突（王珍珍, 蒋文明, 2016; Campanhã, Minati, Fregni, & Boggio, 2011; Fatfouta, Meshi, Merkl, & Heekeren, 2018; Wu, Zhang, Zhang, & Tian, 2015）。因此，人际亲密性是调节人际冲突情境中公平规范执行的重要因素。

另外，资产分配任务是一种牵涉多人利益的相依情景，参与者的亲社会性直接影响其对相依情景的感知、判断和行为。亲社会性是指个体指向他人的积极情绪、态度和行为（Ruci, van Allen, & Zelenski, 2018），在经济博弈任务中则表现为对他人利益的关注程度，可以通过诚实−谦逊性、社会价值取向等概念来量化，被视为解释人类合作与冲突行为的动机因素（张振, 张帆, 原胜, 郭丰波, 王益文, 2015; Thielmann & Böhm, 2016）。相较于低亲社会性者，高亲社会性者更在意他人利益，追求合作共赢，倾向于选择回避冲突或接纳不公提议（Hilbig, Thielmann, Wührl, & Zettler, 2015; Karagonlar & Kuhlman, 2013）。近年来，多个研究检验了亲社会性对冲突情景下人情效应的影响，所获结果却存在分歧。有研究认为亲社会性与狭隘利他性是协同进化的（Rusch, 2014），发现亲社会者更在意亲密关系的维持与修复，并竭力回避与亲密他人产生冲突（袁博等, 2014; Aaldering, Greer, van Kleef, & De Dreu, 2013）。但是，Thielmann和Böhm（2016）并未发现亲社会性对冲突情景中人情效应的影响，相反亲社会者的合作性是跨越群体界限的。该研究认为亲社会者的合作性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应受限于人际亲密性的影响，而更易于孕育群际合作。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亲社会性的界定方式和实验任务的特征可能是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一方面，依据个体在单次囚徒困境博弈或三优势测量中的抉择，以简单的二元分类尺度来界定亲社会者和亲自我者，可能会削弱结果的有效性（张振, 张帆, 黄亮, 袁博, 王益文, 2014）；另一方面，采用群际囚徒困境博弈或懦夫博弈等同时性博弈操纵人际冲突时，个体对他人的互惠预期和自身偏好会交互影响其行为决策，导致无法区分亲社会性的独立效应（Everett, Faber, & Crockett, 2015）。

为解决上述争议并澄清亲社会性对冲突解决情景中人情效应的作用机制，当前研究采用诚实−谦逊性量表来筛选高、低亲社会者，检验其与家人、朋友或路人完成最后通牒博弈时的行为差异。诚实−谦逊性是HEXACO模型在大五人格模型基础上发展的一种人格维度，是指个体在可能遭受剥削的危险情景中选择合作的倾向性，反映了一种积极主动的合作性，并且是度量亲社会性的有效指标之一（Ashton, Lee, & De Vries, 2014）。最后通牒博弈是继时性互动的典型范式，常被用来模拟人际冲突、谈判和反应性攻击等情景（Liu & Pelowski, 2014）。该任务由提议者和反应者共同完成，其中提议者提出如何与反应者分享金钱的提议，随后反应者选择接受或拒绝提议；若接受，则双方获得金钱，若拒绝，则双方均无收益。诚实−谦逊性量表和最后通牒博弈的联合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先前研究中的不足：其一，采用连续尺度的诚实−谦逊性来度量并筛选高、低亲社会者能够有效降低粗糙的二分方法导致的组内误差，增强研究结论的真实有效性；其二，最后通牒博弈的继时性使得反应者直接对提议者的决策做出反应，并且要求反应者报告其对提议者的事先互惠预期，进而实现互惠预期和社会偏好的有效分离。依据价值关系理论（McCullough et al., 2013）和人际冲突中人情效应的实证研究（王珍珍, 蒋文明, 2016; Campanhã et al., 2011; Fatfouta et al., 2018; Wu et al., 2015），本研究预期公平规范执行也存在人情效应，并据此提出假设1：相比于非亲密他人，个体更愿意包容亲密他人的不当或挑衅行为，接受更多的不公提议。同时，考虑到亲社会性和狭隘利他性是协同进化的（Rusch, 2014），且多数研究表明亲社会性能够提升冲突解决中人情效应的强度（袁博等, 2014; Aaldering et al., 2013），本研究提出假设2：相比于低诚实−谦逊者，高诚实–谦逊者更关注有价值的亲密关系，愿意接受其提供的不公提议。

采用Ashton和Lee（2009）编制的HEXACO-60中文版量表中的诚实−谦逊性子量表测量487名大学生，剔除未完成测试的受测者47人，最终有效问卷440份，其中男生109名，女生331名，平均年龄20.23±1.34岁。诚实−谦逊性量表共计10个题项，包含诚意、公平、贪婪回避和谦逊四个子成分，每个子成分至少含2个题项。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从1表示“极不同意”到5表示“非常同意”，总均分越高表示亲社会性越强。当前样本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6。依据总均分进行排序，并将排序的前后15%为标准来界定高分组（高于4.10）和低分组（低于2.90），然后招募高、低诚实−谦逊者各43人参与实验。高分组中男生5名，女生38名，平均年龄20.05±1.17岁；低分组中男生16名，女生27名，平均年龄20.35±1.36岁。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的诚实−谦逊性得分分别为4.43±0.21和2.49±0.27，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高分组显著高于低分组，t(84)=36.97，p<0.001。

采用2（诚实−谦逊性：高分组、低分组）×3（人际亲密性：家人、朋友、路人）×2（提议不公性：高不公提议、低不公提议）的混合实验设计。诚实−谦逊性为被试间变量，人际亲密性和提议不公性为被试内变量。鉴于提议不公性反映了双方收益的不均等程度，本研究将其作为人际冲突程度的一种度量，即高不公提议反映了强烈的人际冲突，低不公提议反映了较弱的人际冲突。因变量为被试对同伴的分配预期和接受提议的概率。

参考前人研究（Campanhã et al., 2011; Fatfouta et al., 2018），人际亲密性分为家人、朋友和路人三种条件。具体而言，要求被试想象：当其作为反应者，与家人、朋友或路人共同完成最后通牒博弈时，如何应对对方提供的分配提议。同时，采用Aron，Aron和Smollan（1992）发展的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IOS）评定受测者感知到的人际亲密性，进而检验人际亲密性操纵的有效性。该量表通过两个环间的重叠度来反映人际亲密性，从完全不重叠的1分逐渐过渡到近似重叠的7分。

参考Haselhuhn和Mellers（2005）的实验任务，本研究中最后通牒任务为策略互动博弈。研究者告知被试最后通牒任务的具体规则，要求其作为反应者，指出若提议者从10元中分给自己2元或4元时，自己接受提议的概率分别是多少（范围为0%～100%）。依据双方所得金钱的相对多寡，将受测者得到2元的提议定义为高不公提议，而受测者得到4元的提议定义为低不公提议。

所有被试均通过纸笔测验来完成实验。被试首先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然后分别与不同人际亲密性的同伴完成策略性最后通牒博弈。被试在每种互动条件依次需要作答下述四个问题，即，评定互动双方的人际亲密性，预估互动同伴给予的分配金额，以及分别回答自己接受对方提供的2元或4元提议的可能性。

鉴于诚实−谦逊性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的性别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将性别作为协变量纳入所有的统计分析中。对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进行2（诚实−谦逊性）×3（人际亲密性）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166)=553.69，p<0.001，η ${\,_{\rm p}^2} $ =0.87；事后比较表明，受测者对家人的亲密度评分（6.15±0.13）显著高于其对朋友（4.77±0.14）和路人（1.47±0.07）的亲密度评分，ps<0.001，而对朋友的亲密度评分又显著高于路人，p<0.001。诚实−谦逊性分组的主效应显著，F(1, 83)=6.19，p<0.05，η ${\,_{\rm p}^2} $ =0.07，事后比较表明诚实−谦逊性高分组的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4.34±0.12）显著高于低分组（3.91±0.12）。诚实−谦逊性分组和人际亲密性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由于三种互动条件下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人际亲密性变量操纵是有效的。

鉴于高、低诚实−谦逊者在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定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将三种人际关系亲密度评分作为协变量纳入随后的统计分析。对分配预期进行2（诚实−谦逊性）×3（人际亲密性）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仅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160)=95.69，p<0.001，η $ {\,_{\rm p}^2}$ =0.55，事后比较表明，受测者对家人的分配预期（6.22±0.28元）显著高于其对朋友（4.41±0.18元）和路人的分配预期（2.11±0.21元），ps<0.001，而对朋友的分配预期又显著高于路人，p<0.001。其他效应均不显著。

对接受概率进行2（诚实−谦逊性）×3（人际亲密性）×2（提议不公性）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160)=36.94，p<0.001，η ${\,_{\rm p}^2} $ =0.32，事后比较表明，受测者对家人所提提议的接受概率（81.05%±2.20%）显著高于其对朋友（65.08%±2.74%）和路人所提提议的接受概率（52.94%±3.70%），ps<0.001，而对朋友所提提议的接受概率又显著高于路人，p<0.01。提议不公性的主效应显著，F(1, 80)=98.81，p<0.001，η ${\,_{\rm p}^2} $ =0.55，表现为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58.11%±2.66%）显著低于低不公提议（74.60%±2.12%）。人际亲密性与提议不公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2, 160)=3.48，p<0.05，η ${\,_{\rm p}^2} $ =0.0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79)=26.19，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74.80%±2.87%）显著高于朋友互动（55.87%±3.29%）和路人互动（43.66%±4.09%），ps<0.001，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显著高于路人互动，p<0.01；低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也显著，F(2, 79)=19.78，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低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87.30%±1.89%）显著高于朋友互动（74.29%±2.61%）和路人互动（62.21%±3.68%），ps<0.001，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又显著高于路人互动，p<0.001。

更为重要的是，诚实−谦逊性、人际亲密性和提议不公性存在线性显著的交互作用，F_linear(1, 80)=4.39，p<0.05，η ${\,_{\rm p}^2} $ =0.05。进一步分析发现，对诚实−谦逊性高分组而言，遭遇高不公提议时人际亲密性主效应显著，F(2, 79)=12.76，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74.23%±4.24%）显著高于朋友互动（54.80%±4.86%）和路人互动（42.05%±6.05%），ps<0.001，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边缘显著高于路人互动，p=0.052；低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也显著，F(2, 79)=5.88，p<0.01，表现为家人互动（85.15%±2.80%）和朋友互动时低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75.48%±3.86%）显著高于路人互动（64.92%±5.43%），ps<0.05，但前两者间无显著差异，p>0.05。对于诚实−谦逊性低分组而言，高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显著，F(2, 79)=11.22，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75.37%±4.24%）显著高于朋友互动（56.95%±4.86%）和路人互动（45.27%±6.04%），ps<0.01，但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低不公提议上人际亲密性的主效应也显著，F(2, 79)=13.00，p<0.001，表现为家人互动时低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89.46%±2.80%）显著高于朋友互动（73.10%±3.86%）和路人互动（59.50%±5.44%），ps<0.001，且朋友互动时的接受概率又显著高于路人互动，p<0.01。详见图1。

图 1(Figure 1)

图 1 高、低诚实−谦逊者与家人、朋友和路人互动时对两种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

对高、低诚实−谦逊者，本研究分别将三种互动时的分配预期与两种提议的接受概率进行了相关和回归分析，其中分配预期为自变量，提议接受概率为因变量。结果发现，高诚实−谦逊者与家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与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呈显著正相关，r=0.36，p<0.05，表现为分配预期越高，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就越高，分配预期解释了12.6%的变异，F(1, 42)=5.92，p<0.05，回归方程为y=3.62x+50.42（见图2A）。相较而言，低诚实−谦逊者与路人互动时的分配预期与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呈显著负相关，r=−0.31，p<0.05，表现为分配预期越高，高不公提议的接受概率越低，分配预期解释率9.4%的变异，F(1, 42)=4.24，p<0.05，回归方程为y=−6.25x+58.58（见图2B）。其他相关均不显著。

当前研究结果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建构的人际冲突情景中，分配预期和接受概率存在显著的人情效应，即随着互动双方人际亲密性的增强，人们预期对方会给予自己更多金钱，更愿意接受对方提供的不公提议。分配预期的人情效应与前人研究相一致（Wu et al., 2015），Wu等发现人们对朋友的分配预期要显著高于陌生人的分配预期。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我扩张模型的观点（赖晓璐等, 2018），即人们与亲密他人存在更紧密的自我融合和重叠，使其预期亲密他人会更加善待自己。同时，公平规范执行的人情效应也与先前研究相一致（Campanhã et al., 2011; Fatfouta et al., 2018），并且支持了价值关系理论（McCullough et al., 2013），即人际亲密性能够影响人际冲突的解决方式。随着人际亲密性由路人提升到朋友，再提升到家人，人们接受不公提议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因此，有价值的亲密关系能够影响个体对挑衅、违规等冲突情景的感知与判断，进而调节冲突情景中的公平规范执行。

图 2(Figure 2)

图 2 高、低诚实−谦逊者（A、B）中分配预期与高不公提议接受概率的显著相关

更重要的是，亲社会性能够调节公平规范执行中的人情效应。一方面，高、低诚实−谦逊者的公平规范执行均受人际亲密性的调节，存在明显的人情效应，该结果再次印证了价值关系理论的观点（McCullough et al., 2013）。鉴于修复并维持有价值的亲密关系能够强化彼此的进化优势和繁衍几率，因此人们更愿意以包容与和解的方式解决其与亲密他人之间的人际冲突。另一方面，相比低诚实−谦逊者，高诚实−谦逊者在资产分配冲突情景中更在意亲密他人的利益，存在相对更强的人情效益。首先，高诚实−谦逊者比低诚实−谦逊者存在更亲密的人际关系评分，虽然该差异无法影响随后的公平规范执行，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诚实−谦逊者对亲密关系的感知更为紧密。其次，当面临较弱的利益冲突时，高诚实−谦逊者没有区别化地对待家人和朋友，而是会将两者划归为同一类别，对两者均付诸相比路人更少的规范执行。而当遭遇强烈的利益冲突时，高诚实−谦逊者表现出随人际亲密性增强而逐级递减地付诸规范执行，表明其能够依据关系亲密性做出有序的差别性反应，有效地识别与区别对待家人、朋友和路人。换言之，高诚实−谦逊者会随着冲突程度的加剧，有意识地将朋友与家人相剥离，更为注重维持与自我融合更紧密的直系亲属的亲密关系。最后，当遭遇较弱的利益冲突时，低诚实−谦逊者呈现出随人际亲密性提升而逐级递减地付诸规范执行，表明其能够有效地识别与区分家人、朋友及路人，并依据双方的亲密关系做出有序且差异化的反应。相反，当遭遇强烈的利益冲突时，低诚实−谦逊者非但没有维持规范执行的差序格局，反而将朋友与路人划分为相同的亲密范畴，对两者付诸相比家人更多的规范执行。也就是说，低诚实−谦逊者会随着冲突程度的提高，有意识地将朋友与路人相融合，倾向于淡化或漠视亲密友谊的长远价值，表现出较弱的人情效应。

另外，虽然高、低诚实−谦逊者在高不公提议上的接受率无差异，但是鉴于高诚实−谦逊者比低诚实−谦逊者存在更强的合作预期（Pletzer et al., 2018），遭遇不公提议时存在更强的预期违背和负性情绪体验（McAuliffe & Dunham, 2016），因此从解决认知冲突程度上来讲，高诚实−谦逊者也更为重视亲密关系。一篇综述指出，公平规范执行中存在普遍的内群体偏爱现象，即人们更愿意容忍与接纳内群体成员的不公提议，强调此内群体偏爱既源自于群体认同诱发的内群体积极评价，又源自于维持群体凝聚力，提升群体进化适应性的长远考虑（张振等, 2020）。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亲社会性和狭隘性协同进化的观点（Rusch, 2014），即亲社会者更愿意与亲密的内群体成员发生协作行为，而非普遍意义上无条件合作（Aaldering et al., 2013）。再者，鉴于心理推理加工和自我控制能力有益于人际冲突的和平解决（Fatfouta et al., 2018），而亲社会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心理推理能力与自我控制资源（董军等, 2018; 张振等, 2019），因此高诚实−谦逊者更善于合理化亲密他人的挑衅与违规行为，并克服潜在的负性情绪和报复动机，最终更愿意采取合作性方式来解决人际冲突。

相关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低诚实−谦逊者在与家人或路人互动时使用两种迥异的反应策略。高诚实−谦逊者与家人存在更紧密的自我融合，使其对家人存在更积极的认知评价与预期，更在意维持这种亲密关系。当遭遇家人提供不公提议时，高诚实−谦逊者倾向于使用感性直觉的认知策略来处理挑衅产生的冲突，高分配预期意味着越积极的评价与偏爱，从而越愿意容忍并接纳不公提议（王珍珍, 蒋文明, 2016; Campanhã et al., 2011）。相较而言，低诚实−谦逊者与路人存在较差的自我重叠性，对路人存在更低的互惠预期，并且无法与路人建构与维持有价值的关系。当与路人发生利益冲突时，低诚实−谦逊者更愿意采用理性计算的认知策略处理人际冲突，高分配预期容易导致更大的预期违背，从而使其更多地诉诸公平规范执行（Wu et al., 2015）。

高、低诚实–谦逊者在付诸公平规范执行时均会受到人际亲密性的影响，但高诚实–谦逊者更在意维持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愿意宽容重要他人的违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