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Vol. 18引用本文 |
| 敬畏对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 |
近年来，追求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直是世界各个国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人们怀着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时，能否促进其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这正是本研究所探讨的问题。
Keltner和Haidt（2003）提出敬畏的原型模型（prototype model of awe），该模型在心理学研究中被广泛接受（董蕊, 彭凯平, 喻丰, 2013; Bonner & Friedman, 2011; Halstead & Halstead, 2004）。基于这一模型，敬畏（awe）被定义为个体在面对知觉到浩大、有力量的，超越个体当前认知框架的刺激时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包括“感知到的浩大”和“顺应的需要”两个核心特质（Keltner & Haidt, 2003）。“浩大”是指事物超出了个体当前的经验范围，包含物理空间上（如长城）和社会规模上的庞大（如威望），以及其它超出认知范围的信息（如相对论），并在很多情况下与力量（power）存在很强的联系。而当个体遇到的事物超出了个体的认知框架，并需要个体进行有意义的心理图式调整时，顺应的需要就产生了。此外，敬畏既是一种稳定存在个体身上的特质，同时也具有状态性的特征。敬畏情绪的诱发源主要有三种，物理诱发源（如宏伟的景观）、社会诱发源（如神佛）和认知诱发源（如高深的理论）（董蕊等, 2013; Keltner & Haidt, 2003）。
近年来，关于敬畏的研究出现了去恐惧化的倾向，这类研究将敬畏认为是一种积极情绪（Bonner & Friedman, 2011）。根据关注点的不同，可将积极情绪分为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t）的积极情绪和自我导向（self-oriented）的积极情绪（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而在当前研究中，敬畏是指一种自我超越的积极情绪，是对现实的一种积极评价，能够使个体更关注周围的环境而非自己（Bonner & Friedman, 2011; Campos, Shiota, Keltner, Gonzaga, & Goetz, 2013; Stellar et al., 2017）。
已有研究表明，敬畏能够给个体带来一系列的积极影响，不仅扩大了个体对时间充裕性的感知（Rudd, Vohs, & Aaker, 2012），促进对信息深入系统的加工（Griskevicius, Shiota, & Neufeld, 2010），还可以给个体带来精神上的愉悦（Rudd et al., 2012），进而提升个体的亲社会行为（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例如，诱发敬畏情绪后，个体表现更加慷慨，助人行为增多（Piff et al., 2015; Prade & Saroglou, 2016），愿意将更多的时间投入慈善活动（Rudd et al., 2012）。而亲环境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Ramus & Killmer, 2007），是否也会受到敬畏的积极影响？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是指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降低环境伤害的行为（Scannell & Gifford, 2010），一般分为公领域（public sphere）和私领域（private sphere）两个方面（Hunter, Hatch, & Johnson, 2004; Stern, 2000）。公领域亲环境行为是指个体在环保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如参与环保组织、为环保事业捐款等；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与环保有关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如节约用水用电、绿色消费等（张庆鹏, 康凯, 2016; Hunter et al., 2004）。亲环境行为受到个体人格、价值观、认知、情绪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De Groot & Steg, 2010; Kanchanapibul, Lacka, Wang, & Chan, 2014; Milfont & Sibley, 2012; Steg, Bolderdijk, Keizer, & Perlaviciute, 2014）。
目前一些研究间接证明了敬畏对亲环境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性。首先，积极情绪和自我超越价值观促进了个体的亲环境行为（Liobikienė & Juknys, 2016），而敬畏作为一种自我超越的积极情绪（Prade & Saroglou, 2016），可以使个体减少对自身的关注，转而更加关注外界与周围环境（Stellar et al., 2017; van Cappellen & Saroglou, 2012; van Cappellen, Saroglou, Iweins, Piovesana, & Fredrickson, 2013），可能会促进个体的亲环境行为。其次，敬畏自身的特点也可能促进个体的亲环境行为。例如，个体自我报告的特质性敬畏水平与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和开放性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外向性和开放性均能够促进个体的亲环境行为（Brick & Lewis, 2016）。
亲环境行为意向（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是指个体将要做出亲环境行为的意愿程度或可能性（Gärling, Fujii, Gärling, & Jakobsson, 2003; Soliman & Wilson, 2017）。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Ajzen, 1991），亲环境行为意向能够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Bamberg & Möser, 2007; Carfora, Caso, Sparks, & Conner, 2017; Greaves, Zibarras, & Stride, 2013），即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向越强，随后越能表现出亲环境行为。鉴于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在以往研究中，如果不是考察被试过去的亲环境行为，或者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研究者通常会使用问卷测量得到的亲环境行为意向代替实际的亲环境行为（Chuang, Xie, & Liu, 2016; Felix & Almaguer, 2019; Smith et al., 2012）。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启动个体的敬畏情绪以探讨敬畏与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关系，并通过3个实验来验证假设：敬畏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向。
2 实验1：回忆书写启动状态性敬畏 2.1 方法 2.1.1 被试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https://www.wjx.cn）招募378名被试，剔除26名没有通过筛查题的被试，有效被试352名（其中男性130名）。年龄18～60岁之间，平均年龄29.16岁（SD=6.99岁）。根据G*Power估算预期的效应量（Faul, Erdfelder, Buchner, & Lang, 2009），达到效应量为η2=0.025，统计检验力为80%时，需要309名有效被试，本研究中被试量已达到研究所需被试量。
2.1.2 程序与测量工具首先，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种实验条件，即敬畏启动组（n=198）和中性控制组（n=154），要求被试回忆并写下一段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具体而言，敬畏启动组回忆一个在自然中体验到的敬畏场景，中性控制组回忆一个日常生活事件，并书写不少于60字的具体描述（Piff et al., 2015）。书写完成后，进行操纵性检验，让被试评定当前的情绪状况，“此时此刻，我感到敬畏”和“此时此刻，我很快乐”，7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其当下的敬畏和快乐情绪越高。
其次，被试填写亲环境行为意向问卷。问卷改编自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中的亲环境行为测量条目（Hunter et al., 2004），共6题，公领域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维度各3题。本研究将原条目中“过去5年”、“经常”的表述改为“今后”。如，“今后，我愿意加入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团体或组织”（公领域），“今后，我愿意为了环境保护而更多选择乘坐公共交通、骑自行车、步行等出行方式”（私领域）。7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亲环境行为意向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χ2=28.60，df=9，CFI=0.96，TLI=0.93，RMSEA=0.08，SRMR=0.03，说明修改表述后的问卷依然具有较好的问卷结构，可用于评估亲环境行为意向。在本研究中，公领域、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维度和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72、0.62和0.78。
最后，被试提供人口学变量信息。实验结束后询问被试是否猜到实验目的，并发放3元被试费作为感谢。
2.2 结果 2.2.1 操纵性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敬畏启动组（M=5.95, SD=1.13）和中性控制组（M=3.25, SD=1.75）在敬畏得分上具有显著性差异，t=17.51，p<0.001，Cohen’sd=1.83，相比中性控制组，敬畏启动组的状态性敬畏水平更高。这说明本次实验的敬畏启动操作有效。
此外，敬畏启动组的快乐情绪（M=5.61, SD=1.52）显著高于中性控制组（M=5.12, SD=1.39），t=3.07，p<0.01，Cohen’sd=0.34。
2.2.2 敬畏与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关系由于积极情绪对亲环境行为同样具有积极影响，并且在本研究中快乐情绪与公领域（r=0.18, p<0.01）、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r=0.13, p<0.05）及总体亲环境行为意向（r=0.18, 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在验证状态性敬畏对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过程中将对快乐情绪进行控制。
以不同组别为自变量，公领域、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以及总体亲环境行为意向为因变量，快乐情绪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敬畏启动组和中性控制组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F(1, 352)=9.46, p<0.01, η
实验2将更换启动方法，改由观看视频引发状态性敬畏，同时不再区分公领域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进一步考察敬畏在一般亲环境行为意向方面的影响。
3 实验2：视频观看启动状态性敬畏 3.1 方法 3.1.1 被试招募到在校大学生91名，剔除7名不认真作答者，剩余有效被试84名（其中男生33名）。年龄在18～28岁之间，平均年龄21.45岁（SD=2.20岁）。根据G*Power估算预期的效应量（Faul et al., 2009），达到实验1中效应量，即η2=0.07，统计检验力为80%时，需要72名有效被试，本研究中被试量已达到研究所需被试量。
3.1.2 程序及材料首先，随机分配被试到敬畏启动组（n=44）和中性控制组（n=40）。要求被试观看一段视频作为启动任务，具体而言，敬畏启动组观看由高山、瀑布、草原、森林组成的壮观风景视频（选自BBC“天与地”系列纪录片）；中性控制组观看啤酒生产工艺视频，包含发酵、鉴定、销售等阶段（Piff et al., 2015）。视频结束后，被试需评定当下的敬畏和快乐情绪状态（同实验1）。
其次，进行亲环境行为意向评估。阅读完一段有关学校环保社联合中国环境保护协会开展“绿色中国，携手同行”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之后，被试回答自己加入学校环保社一起参与活动的意愿程度（张红肖, 2017）。共5题，如“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学校环保社一起参与社区大气污染宣传，鼓励居民乘公共交通出行”。7点计分（1=非常不愿意，7=非常愿意），得分越高说明其参与亲环境行为的意愿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4。
最后，收集被试的人口学变量相关信息。实验结束后询问被试是否猜到实验目的，并发放3元被试费。
3.2 结果 3.2.1 操纵性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本次实验的敬畏启动操作有效，敬畏启动组的状态性敬畏水平（M=5.77, SD=0.83）显著高于中性控制组（M=3.65, SD=1.48），t=8.21，p<0.001，Cohen’sd=1.77。而敬畏启动组的快乐情绪（M=5.16, SD=1.03）与中性控制组（M=4.85, SD=1.27）并无显著差异（t=1.23, p>0.05）。虽然两组间快乐情绪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由于快乐情绪与亲环境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相关（r=0.37, p<0.01），在以下分析中仍然对快乐情绪进行了控制。
3.2.2 敬畏与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关系以不同组别为自变量，亲环境行为意向为因变量，快乐情绪为控制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快乐情绪之后，敬畏启动组和中性控制组在亲环境行为意向上差异显著，F(1, 84)=4.15，p<0.05，η
实验1和实验2均以物理性敬畏中的自然相关内容为刺激源启动被试的敬畏情绪，为排除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启动内容对亲环境行为意向可能带来的影响，提高本研究的外部效度，实验3将通过多种刺激源（物理诱发源、社会诱发源和认知诱发源）启动被试的敬畏情绪，再次验证敬畏与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关系。
4 实验3：阅读书写启动状态性敬畏 4.1 方法 4.1.1 被试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https://www.wjx.cn）招募206名被试（其中男性74名），年龄18～48岁，平均年龄30.34岁（SD=6.57岁）。根据G*Power估算预期的效应量（Faul et al., 2009），达到实验1中效应量，即η2=0.07，统计检验力为95%时，需要175名有效被试，本研究已达到研究所需被试量。
4.1.2 程序及材料首先，随机将被试分配到四种实验情境，即物理性敬畏启动组（n=50）、社会性敬畏启动组（n=54）、认知性敬畏启动组（n=52）和中性控制组（n=50）。被试在阅读完一段材料之后，回忆并写下一段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具体而言，物理性敬畏启动组阅读一段关于珠穆朗玛峰的材料；社会性敬畏启动组阅读一段某名人关于敬畏生命的材料；认知性敬畏启动组阅读一段有关牛顿定律的材料，之后所有被试根据要求回忆并书写一段自己体验到的相应的敬畏经历。中性控制组被试阅读一段有关一个人日常生活经历的材料，之后回忆并书写自己昨天的经历和安排。所有材料均在200字左右，书写均不少于100字。书写完成后，被试需评定当下的敬畏和快乐情绪状态（同实验1）。
其次，被试完成自编的亲环境行为意向问卷，共8题，分为公领域（如，“今后，当遇到环境问题时，我愿意与相关人员沟通或投诉”）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如，“今后，我愿意购买由可回收或可降解的材料制成的商品”）两个维度。7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亲环境行为意向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良好，χ2=21.27，df=19，CFI=0.99，TLI=0.99，RMSEA=0.02，SRMR=0.04，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在本研究中，公领域、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维度和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为0.79、0.70和0.78。
4.2 结果 4.2.1 操纵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物理性敬畏启动组（M=6.00, SD=1.23）、社会性敬畏启动组（M=6.04, SD=0.89）和认知性敬畏启动组（M=6.29, SD=0.67）的状态性敬畏水平均显著高于中性控制组（M=3.56, SD=1.68），F(3, 206)=60.44，p<0.001，η
此外，物理性敬畏启动组（M=5.10, SD=1.50）、认知性敬畏启动组（M=4.63, SD=1.72）和中性控制组（M=5.06, SD=1.08）的快乐情绪水平均显著高于社会性敬畏启动组（M=3.91, SD=1.80），F(3, 206)=6.64，p<0.001，η
虽然在本研究中快乐情绪只与公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呈显著正相关（r=0.18, p<0.01），与私领域亲环境行为意向（r=−0.06, p>0.05）及总体亲环境行为意向（r=0.07, p>0.05）相关不显著，但为了进一步排除快乐情绪的影响，因此在验证状态性敬畏对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过程中仍然对快乐情绪进行控制。
以不同组别为自变量，公领域、私领域以及总体亲环境行为意向为因变量，快乐情绪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快乐情绪之后，物理性敬畏启动组（M公领域=5.65, SD公领域=0.76; M私领域=6.20, SD私领域=0.70; M总体=5.92, SD总体=0.60）、社会性敬畏启动组（M公领域=5.58, SD公领域=0.86; M私领域=6.16, SD私领域=0.68; M总体=5.87, SD总体=0.63）、认知性敬畏启动组（M公领域=5.67, SD公领域=0.83; M私领域=6.11, SD私领域=0.57; M总体=5.89, SD总体=0.63）的公领域[F(3, 206)=4.04, p<0.01, η
本研究通过不同的实验范式操纵敬畏情绪，考察了敬畏与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关系。实验1通过回忆书写启动敬畏情绪，结果显示，相较于中性控制组，敬畏启动组报告出更高的亲环境行为意向（包括公领域、私领域和总体亲环境行为意向）；实验2通过视频观看启动敬畏情绪，结果表明敬畏启动组的亲环境行为意向显著高于中性控制组；实验3通过阅读书写启动不同类型的敬畏情绪，结果发现相较于中性控制组，物理性、社会性和认知性敬畏启动组均报告出更高的亲环境行为意向（包括公领域、私领域和总体亲环境行为意向）。
本研究结果说明敬畏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向（包括公领域和私领域），这与敬畏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结果（Piff et al., 2015），积极情绪对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的研究结果（Koenig-Lewis, Palmer, Dermody, & Urbye, 2014），以及自我超越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一致（Jia, Soucie, Alisat, Curtin, Pratt, 2017; Liobikienė & Juknys, 2016）。以往研究认为，积极情绪可以增加亲环境行为，如私领域中的回收行为（Meneses, 2010）；而拥有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个体不论在公领域还是在私领域均表现出对环境更多的关心（Schultz et al., 2005）。作为一种自我超越的积极情绪，敬畏增加了个体对他人利益和与环境互动的关注，减少对自我利益的追求（Keltner, Kogan, Piff, & Saturn, 2014），因此敬畏有利于提升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向水平。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诱发源的敬畏情绪均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向。虽然以往研究多以物理性诱发源（如自然景观）启动个体的敬畏情绪，但研究者认为无论是面对壮观的景色，还是具有权威的人和高深的理论产生的敬畏情绪都会引发一种“小我”感，降低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转向对他人或集体利益的关注（Bai et al., 2017; Piff et al., 2015），从而提升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向。并且物理性敬畏还可以使个体体验到连接感（Keltner & Haidt, 2003），通过增强个体与自然的连接感促进其亲环境行为意向（Davis, Green, & Reed, 2009）。此外，通过社会诱发源和认知诱发源启动个体的敬畏情绪有可能会通过个体的谦卑感的提升（Preston & Shin, 2017），进而提升个体的亲社会倾向，促进其亲环境行为意向。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本研究首次关注敬畏与亲环境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不仅弥补了敬畏在亲环境行为领域中的研究不足，还扩充了敬畏在亲社会行为领域中的应用；本研究结果还丰富了情绪情感因素对亲环境行为意向影响的研究。此外，本研究再次验证了敬畏情绪带来的积极效应，也为培养敬畏情绪的重要性提供了支持。在现实方面，近年来，一些人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毫无节制地索取自然资源。而培养个体的敬畏之情，不仅可以提升其精神愉悦感，还可以促使其表现出更多的亲环境行为，为建设“绿水青山”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只通过问卷自我报告的方式考察了被试的亲环境行为意向，未来可尝试在真实情境中考察实际的亲环境行为。其次，本研究只考察了敬畏与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关系，其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未来可进一步探讨敬畏与亲环境行为意向中可能存在的内在心理机制。
6 结论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无论是由物理诱发源（如自然景色）、社会诱发源（如权威人物）还是认知诱发源（如高深的理论）所产生的敬畏情绪，均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向。
董蕊, 彭凯平, 喻丰. (2013). 积极情绪之敬畏. 心理科学进展, 21(11): 1996-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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