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标识通常指的是使用词汇描述自身情绪感受或情绪刺激的过程（白学军, 岳鹏飞, 2013; Lieberman, Inagaki, Tabibnia, & Crockett, 2011），也有研究者将与情绪图片无关的词纳入语言标识范畴（Tabibnia, Lieberman, & Craske, 2008）。研究者发现语言标识对负性情绪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个体使用情感标识标注负性情绪时，杏仁核（与情绪相关）激活降低，而右腹侧前额叶（与认知控制相关）激活增强（Hariri, Bookheimer, & Mazziotta, 2000; Hariri, Mattay, Tessitore, Fera, & Weinberger, 2003; Lieberman et al., 2007; Payer, Baicy, Lieberman, & London, 2012）。因此情感标识被认为是一种内隐的情绪调节机制，可以降低（Torre & Lieberman, 2018）或增强（Ortner, 2015）个体的情绪体验。然而目前研究更多关注语言标识如何影响个体情绪，并未深入分析标识效应是如何产生的。语言标识的哪些成分对标识效应的产生具有关键作用仍不清楚，本研究系统操纵标识词的语言属性，以期探明语言标识的调节效应及其产生机制。

中性词语或语句标识对情绪体验也有积极影响。在Foti和Hajcak（2008）的ERP实验中，被试观看负性图片之前，听觉呈现中性或负性语境的句子，结果发现，中性标识情况下被试对负性情绪图片的唤醒度、效价、主观情绪体验评分以及晚正成分LPP波幅均显著小于负性标识。Tabibnia等（2008）探察了与图片无关的和相关的负性标识、相关的中性标识对个体的情绪调节作用，发现负性标识的调节作用显著大于中性标识，但中性标识也可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故认为对负性情绪的语言加工可以降低负性情绪体验。但该研究未探讨无关的中性标识对负性情绪的影响。Constantinou，van Den Houte，Bogaerts，van Diest和van den Bergh（2014）的研究也支持中性标识的情绪调节作用。此外，郭晶晶和吕锦程（2014）采用中性双字词语或者被试不认识的韩语字符对不同类型情绪图片进行标识，发现中性双字词标识相较于韩语字符显著降低了被试的负性体验。表明中性标识词蕴含的语义可以促使标识效应的产生，但未分离图片–标识词相关性的作用。上述研究表明，标识词蕴含的具体的情绪意义或者概念意义可以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即语言加工对个体情绪体验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然而，上述实验材料均为真词，包含丰富的形、音、义信息，无法分离词汇形、音、义信息对标识效应的影响。也有研究并未发现非情绪标注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白学军, 岳鹏飞, 2013）。因此，中性标识的情绪调节作用尚有分歧。

此外，语言标识能否调节正性情绪还存在较大争议。Lieberman等（2011）采用自我报告法研究正性情绪的情绪标识效应，发现情绪标注时被试的主观评定值比无情绪标注时低，表明正性情绪下也能产生标识效应。但是，有研究采用主观报告并分析被试的外周神经活动，却并没有发现情绪标注可以改变正性情绪（白学军, 岳鹏飞, 2013）。语言标识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得到较多研究的验证，而对正性情绪的调节还缺乏较为一致的证据。本研究不仅考虑负性情绪，而且同时考察非情绪词汇标识对正性情绪体验产生的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情绪体验能受语言标识调节，但相关研究更多局限在“有影响”、“有作用”的层面，很少深入探讨这种调节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有研究认为对情绪的语言加工可以调节情绪（郭晶晶, 吕锦程, 2014; Hariri et al., 2003; Lieberman et al., 2007; Tabibnia et al., 2008）。那么语言加工通过哪些信息影响个体情绪体验？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包含形、音、义信息，而词汇通达则需要激活相应的形、音、义信息。研究表明词汇形、音、义信息激活是相对独立且相互影响的加工过程（陈宝国, 彭聃龄, 2001; 陈宝国, 王立新, 彭聃龄, 2003; 庄捷, 周晓林, 2003），那么词汇的形、音、义信息对于个体情绪体验是否也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传统的语言标识范式采用真词作为标识词，然而真词包含丰富的形、音、义信息，致使难以分离标识效应产生的基础，并且未探讨与图片无关的中性词对情绪体验的影响。语言加工理论认为对情绪图片的语言加工活动本身可以调节个体的情绪体验（Hariri et al., 2003; Lieberman et al., 2007; Tabibnia et al., 2008），也即语言加工这一认知活动可能对情绪产生了一般性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测即使与情绪图片无关的中性词加工也会产生标识效应。Lieberman等认为语言加工调节情绪可能仅限于情绪词，且独立于语义相关性。但该研究中的非情绪标识采用的是与性别相关的词，与情绪标识相比可能过于简单，不足以产生类似的标识效应。故本研究采用特殊的语言标识，即与图片无关的非性别类中性标识，在亚词汇水平上操控非字、假字、真字所含的形、音、义信息（Wang, Yang, Shu, & Zevin, 2011），分离汉字不同成分对个体情绪体验的影响，从而考察不同语言信息对正性、负性和中性情绪体验的影响，确定词汇形、音、义信息对标识效应产生的作用，以厘清标识效应产生的基础。

2 实验1：与情绪图片同时呈现时语言标识对情绪体验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随机招募32名在校大学生，男生6名，女生26名，平均年龄19.2±1.1岁。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晕血或者恐惧症。

2.1.2 实验设计

实验为5[标识类型：真字（RW）、具有声旁却无意义并符合正字法的假字（假字P+）、符合正字法但不能发音的假字（假字O+）、不符合正字法的非字（O–）、无标识]×3（情绪类型：负性、中性、正性）被试内设计。

2.1.3 实验材料

情绪图片：图片均选自国际情绪图片库（Lang, Bradley, & Cuthbert, 1999），负性、中性、正性图片各100幅。三类图片在情绪效价上差异显著，F(2, 297)=1876.53，p<0.001；唤醒度上差异显著，F(2, 297)=149.37，p<0.001。

语言标识材料：研究中采用与图片无关的中性标识，并参考汉字亚词汇加工相关脑网络研究中使用的刺激材料（Yang, Wang, Shu, & Zevin, 2011）。从中选出60个形声字作为真字标识材料（采用9点量表对汉字进行评定，情绪效价评分为5.05±0.98，唤醒度评分为5.21±0.81）；60个具有声旁却无意义并符合正字法的假字P+；60个符合正字法但不能发音的假字O+；60个不符合正字法结构的非字O–。不同类型标识如图1所示。各种标识汉字笔画数差异均不显著（ps>0.05）。

将各类标识字随机平均分为三组，分别用来标识三类图片（负性、中性和正性），每种条件下共20个项目。真字与图片的相关度的评分为3.22±1.32 ( 采用9点量表评分, 1表示相关度很低, 9表示相关度很高)，即真字与图片的相关度处于较低水平。根据拉丁方构成5个实验序列，同一幅图片可能被中性真字（RW）、假字（P+）、假字（O+）、非字（O–）标识或者无汉字标识，标识情况在被试间进行平衡，每个被试只完成一个序列实验。

2.1.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通过E-prime1.1软件编制。首先，屏幕中心出现一个黑色“+”注视点（字号为34），呈现500 ms，注视点消失后同时呈现情绪图片（大小为433×325像素）和汉字（大小为144×144像素，无标识条件下不呈现）2000 ms，要求被试同时关注情绪图片和标识词，并在自评提示出现时通过按键自评观看情绪图片过程中的情绪体验。自评量表为Likert9点情绪量表，1代表非常消极，5表示没感觉，9代表非常积极。此外，为了确保被试在观看图片的同时也观看标识词，在标识字出现时要求被试通过按键判断汉字的字形结构，一半被试上下结构按“F”键，左右结构按“J”键，另一半被试与之相反。由于语义信息是自动激活的（陈曦, 张积家, 2004; Greenwald, Draine, & Abrams, 1996），故个体在汉字结构判断任务中会无意识地、自动地通达真字的语义。字形反应结束后间隔500 ms，进行情绪自评。实验分为3个Block，分别为积极图片、中性图片、消极图片各100个试次，共300个试次。Block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平衡，每个Block间被试根据自身疲劳程度休息适度时间。正式实验前练习10个试次。

2.2 结果与分析

使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被试在汉字结构判断任务中平均正确率为83.8%。对情绪体验评定值进行5（标识情况：真字、假字音、假字形、非字、无标识）×3（情绪类型：负性、中性、正性）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F(2, 62)=273.91，p<0.001，η ${\,_{\rm p}^2} $ =0.89；标识情况主效应不显著；标识情况与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8, 248)=2.26，p=0.02，η ${\,_{\rm p}^2} $ =0.0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负性图片在不同类型标识条件下有显著差异，F(4, 124)=6.81，p<0.001，η ${\,_{\rm p}^2} $ =0.18；但在中性图片和正性图片中不存在显著标识效应。事后多重检验使用Sidak统计方法矫正数据，结果显示，相比其他几种标识条件，真字标识条件下被试自我报告的情感评定值显著增加，负性情绪体验显著减小（ps<0.001），而其他标识条件的评定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s>0.05)，如图2所示。

2.3 讨论

实验1表明，即使是中性的词语标识也对负性情绪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标识效应，且仅在真字标识情况下产生。这一发现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语言标识能有效地缓解个体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消极体验（Lieberman, Hariri, Jarcho, Eisenberger, & Bookheimer, 2005; Olofsson, Nordin, Sequeira, & Polich, 2008; Tabibnia et al., 2008）。但是，从实验1中仅发现了真字的语言标识效应，并没有区分出形、音信息对情绪体验的影响。

实验1中语言标识效应的产生可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1）语言标识效应的产生必须依赖于词汇语义信息的通达，仅具有音和形的信息不足以产生标识效应；（2）由于采用图片和标识词同时呈现，可能导致假词和非词没有得到充分加工，从而不足以产生语言标识效应，如果给予标识词足够的注意资源，是否会出现语言标识效应呢？因此，实验2调整了语言标识呈现的时间，即被试先观看情绪图片，图片消失后呈现语言标识内容，来进一步探讨语言标识形、音、义信息对标识效应产生的作用。

3 实验2：延时呈现时语言标识对情绪体验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随机招募28名在校大学生，平均年龄19.3±0.7岁。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无晕血或者恐惧症。

3.1.2 实验设计

同实验1。

3.1.3 实验材料

同实验1。

3.1.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通过E-prime1.1软件编制。首先，屏幕中心出现一个黑色“+”注视点（字号为34），呈现500 ms，注视点消失后呈现1500 ms情绪图片（大小为433×325像素），之后屏幕中央可能会呈现一个汉字（大小为144×144像素）2000 ms，被试通过按键判断汉字的字形结构，一半被试上下结构按“F”键，左右结构按“J”键，另一半被试与之相反。反应后间隔500 ms空屏，出现与实验1相同的情绪自评量表，被试通过按键自评观看情绪图片过程的情绪体验。或者情绪图片消失之后，间隔2500 ms之后直接进行情绪自评，此为无标识基线条件。

3.2 结果与分析

使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被试在汉字结构判断任务中平均正确率为86.3%，高于实验1中的正确率，说明调整呈现方式后，语言标识得到更为充分的加工。对情绪体验评定值进行5（标识情况：真字、假字音、假字形、非字、无标识）×3（情绪类型：负性、中性、正性）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F(2, 54)=142.85，p<0.001，η ${\,_{\rm p}^2} $ =0.84；标识情况主效应不显著；标识情况与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8, 216)=2.26，p=0.02，η ${\,_{\rm p}^2} $ =0.0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负性图片在不同类型标识条件下有显著差异，F(4, 108)=2.82，p=0.03，η ${\,_{\rm p}^2} $ =0.09；但在中性图片和正性图片中不存在显著标识效应。事后多重检验使用Sidak统计方法矫正数据，结果显示真字标识条件下相比其他几种标识条件被试自我报告的情感评定值显著增加，负性情绪体验显著减小（ps<0.05），其他几种标识条件的评定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s>0.05），具体效应如图3所示。

3.3 讨论

实验2排除了注意分配的影响，给予标识词较充分的注意资源，结果发现只有在负性图片情绪诱发情况下，真字标识条件显著降低了被试的负性情绪体验，出现了标识效应。因此，本研究认为汉字对情绪的标识效应可能更多依赖于语义概念的通达。语音信息、符合正字法结构的“形”与非字等浅层次加工类型可能无法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与郭晶晶和吕锦程（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语言标识依赖于深层次语义信息的加工，从而缓解被试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消极体验。

4 总讨论 4.1 中性标识词影响个体情绪体验的产生基础

中性标识有别于情绪描述或情感标识，是没有情绪效价的词语。本研究采用中性单字词，在亚词汇水平上操控非字、假字、真字所含的形音义的词汇信息，考察不同语言信息对正性、负性和中性情绪体验的影响。发现呈现负性图片时，只有真字标识条件显著降低了个体的负性情绪，而只含有形、音信息的假词与无标识条件没有差别。表明仅词汇的形、音信息不足以产生标识效应，语义通达是标识效应产生的基础，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郭晶晶, 吕锦程, 2014; Brooks et al., 2017; Foti & Hajcak, 2008; Hariri et al., 2003）。Hariri等让被试判断具有威胁性或灾难性的图片情境是人为还是自然破坏，所使用的非情绪性的中性标识也影响了被试对图片的情绪体验。甚至有研究发现中性语句对负性情绪图片描述更容易调节被试的情绪反应（Foti & Hajcak, 2008; Macnamara, Foti, & Hajcak, 2009），表现为中性语句下LPP振幅更低。一项对神经影像研究的元分析发现，描述具体情绪信息的词汇（如，anger）会产生显著的标识效应，在脑水平上表现为双侧杏仁核及海马旁回激活降低，语言相关的脑区激活增加；而更为概括的情感词（如，pleasant）则不会诱发类似的神经影像表征。研究者认为缺乏具体情绪概念激活时，个体的情绪体验和情绪感知变得模糊，因而概括性情感词没有产生标识效应，进一步表明词汇标识效应的产生依赖于词汇意义的通达（Brooks et al., 2017）。

目前对语言标识效应主要有两种解释：（1）阻断理论（disruption theory）强调负性情绪加工的无意识性。人们感受到负性情绪时，如果有意识地对自身情绪进行反思或解释，负性情绪就会受到阻断或抑制，个体所感受到的负性情绪得以减弱（Lieberman et al., 2004）。个体有意识地调节负性情绪是抑制作用产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只有当情感标识可以对情绪图片进行解释时才能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2）语言加工理论则认为语言加工在标识效应中起着重要作用（Hariri et al., 2003），语义加工本身就可以调节个体的情绪状态。本研究发现，即使标识词与图片没有直接关系，只要标识词含有语义信息且得到加工，就可以对个体负性情绪体验产生影响。此外，实验2中为了使词汇标识得到更充分的加工，把情绪图片与标识词分开呈现，结果依然发现只有真字标识才能产生标识效应，可见标识词语义信息对标识效应产生具有必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与语言加工理论更为一致，即语义通达是标识效应产生的基础。

4.2 中性标识词对不同情绪体验的调节

本研究发现真字标识条件显著降低了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程度，语言标识对个体正性情绪体验并不存在显著的标识效应，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白学军, 岳鹏飞, 2013; Constantinou et al., 2015; Constantinou, van Den Houte et al., 2014）。这可能是诱发的正性情绪程度较低引起的。有研究认为，个体情绪感受的强烈程度会影响标识效应的体现，标识效应出现的前提是强烈的个体情绪感受（Lieberman et al., 2011; Payer et al., 2012）。结合阻断理论（Lieberman et al., 2004）进行解释，对负性情绪的加工是无意识的，个体负性情绪的诱发可能是自动的，更容易达到强烈的消极感受。而正性情绪诱发可能需要意识的参与，更难达到强烈的积极感受，标识效应很难体现。另外，生存原则认为个体存在负面情绪注意偏向，即注意的负性偏向（Brosschot, De Ruiter, & Kindt, 1999; Dewhurst & Parry, 2000），同样强度的负性刺激可能会引起个体更强烈的情绪体验。本研究中，中性真词对负性情绪出现了标识效应，反映了语义信息加工更易对个体的负性体验产生调节作用，以满足其追求快乐的需求。另一项研究发现负性情绪的情绪标识效应发生于个体明确情绪概念之后（岳鹏飞, 杜婉婉, 白学军, 许远理, 2015）。那么中性标识之所以能调节负性情绪，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中性标识为非性别类中性字，相对而言较难，可能诱发了个体的语言加工活动。个体加工中性汉字语义后，语义激活了中性的概念。此时，个体将中性情绪概念赋予到负性情绪体验中，从而负性情绪体验降低，产生标识效应。也有可能是语言加工的活动抑制了情绪相关脑区的活动（Lieberman et al., 2007），由于只有真字出现了标识效应，进一步表明可能是语义加工相关活动起着主要作用，但后续研究仍需采用脑成像技术加以验证。

此外，现实中个体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更趋近于正性情绪（Ektin, Büchel, & Gross, 2015），正性情绪的标识效应可能会延迟。一项ERP研究探索性别标注和情绪标注对情绪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对正性情绪进行标注时，第一阶段情绪标注条件下的LPP 波幅高于性别标注，但第二阶段情绪标注比性别标注的LPP波幅低，说明第二阶段情绪标注对正性情绪出现抑制作用。而其行为数据未体现标识效应，可能评估时标识效应尚未出现（岳鹏飞等, 2015）。本研究仅从行为层面分析，无法全面反映标识效应产生的过程。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未关注词汇具体性的影响。颜学新、陈宛月和郭晶晶（2018）的研究发现，与抽象词相比，具体词更易获得情绪信息。词汇的具体性与个体情绪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交互关系，对于个体情绪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不同。其次，本研究仅从视觉通道对语言标识现象进行了探讨。后续研究可以进行跨通道研究，例如听觉呈现语言标识，可以更好地探究语音信息的调节作用。再次，本研究仅采用个体主观评定考察语言标识对情绪体验的影响。后续的研究还可以借助神经成像技术探察语言标识效应加工的神经基础。

5 结论

（1）中性真字标识可以有效地抑制负性情绪；（2）词汇语义信息通达是标识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3）中性标识对于正性情绪没有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