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公安民警作为国内执法救援的主力之一，出现案情时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包括维护秩序、解救群众、制止犯罪的二次发生等等（邓欣雨, 陈谢平, 2019）。出于工作需要，民警长期暴露于各类应激情境中，既是事件的救援者，也可能在创伤事件的潜在威胁中受伤。

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 PTSS）是指个体在亲身经历、目睹或面临异乎寻常的威胁性事件（如重大自然灾害、暴力攻击等）后产生的一系列心理症状，主要包括侵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与创伤事件有关的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以及警觉性增高症状（Zhou, Wu, & Zhen, 2018）。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在具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的人群中症状更加严重、达到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经历创伤事件已然是一个重大的冲击，若因此产生PTSS，会对创伤经历者的身心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PTSS与个体的抑郁情绪、酒精滥用行为存在共病关系（Bartlett, Smith, Lebeaut, Tran, & Vujanovic, 2019; Tung, Lin, Kao, & Wu, 2018），还会引发睡眠问题、工作倦怠等行为层面的困难（白一鹭, 李新旺, 2015; 耿富磊, 范方, 张岚, 2012）。近年来研究发现，PTSS除了与其他情绪障碍、行为问题有关联，还对个体的认知功能存在损害作用（Read, Bachrach, Wardell, & Coffey, 2017），其中，PTSS患者存在注意保持缺陷，易对创伤相关的信息产生注意、记忆偏向和情绪唤起（陈文锋, 禤宇明, 刘烨, 傅小兰, 付秋芳, 2009; Eren-Koçak, Kılıç, Aydin, & Hizli, 2009），而追溯认知功能背后的机制可知，PTSS影响了高级的中央执行控制功能（Koso & Hansen, 2006），执行控制水平的资源减少能够解释注意维持能力和言语工作记忆的降低，以及反应启动和抑制过程的削弱。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一种控制机制，帮助个体在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时，以灵活、优化的方式，控制多种认知加工协同操作，它包含注意抑制、任务管理、计划、监控、编码五个方面（Smith & Jonides, 1999）。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信息或情境会引发与当前认知任务无关的创伤性体验，扰乱执行功能的正常运作，使个体无法有效协调和处理当前的认知任务（陈纯, 王权红, 刘衔华, 刘翻, 2013）。对于长期面对紧急情况，需做出最适当救援举措的公安民警来说，PTSS会降低其注意、记忆和反应能力，使之无法掌控案件发生的场面，进而影响任务的顺利执行。

国内外对创伤后人群的执行功能的研究已较为广泛。一项针对退伍军人的研究发现，97%的受测退伍军人存在轻微的创伤性脑损伤，他们报告的抑郁、焦虑和PTSD症状是其执行功能损伤的有效预测因子（Donnelly, Donnelly, Warner, Kittleson, & King, 2018）。而Brewin，Gregory，Lipton和Burgess（2010）提出的双重表征理论解释认为，创伤事件通过语境记忆和基于感觉的记忆进行表征。个体对生活事件正常的编码过程是两个记忆系统同时进行，且相互联接，但如果高水平应激损害了执行功能，导致两个记忆系统间的联结失调，个体将无法有效整合创伤记忆。当新的刺激出现时，个体可能通过情境非自愿提取先前的创伤性体验，唤起负性创伤体验。在典型的PTSD人群中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PTSD个体的执行功能存在损伤（Barrera-Valencia, Calderón-Delgado, Trejos-Castillo, & O’Boyle, 2017）。金圭星等（2013）在PTSD个体与健康人群组的对照研究中发现，早期PTSD个体存在明显的执行功能障碍，即便临床症状得以恢复，执行功能障碍也依然存在。

Zelazo和Müller（2002）将执行功能这一复杂认知过程分为“冷”执行功能和“热”执行功能两个方面，其中“冷”执行代表了执行功能的纯认知部分，任务过程不带有情感动机成分，相对抽象；“热”执行则涉及刺激对个体的情感意义，个体在进行相关决策任务时，往往带有情感动机成分。由于具有PTSS的个体执行功能受到损伤，产生抑制能力减弱，对冲突信息的处理存在缺陷，而经典Stroop 任务，即让被试对具有颜色意义的词进行颜色判断，考察其是否受到汉字意义的影响，出现认知抑制（白学军, 贾丽萍, 王敬欣, 2016）。因此，Stroop范式在创伤后的人群中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已有的研究对象主要围绕PTSD个体开展，如，Cui，Chen，Liu，Shan和Jia（2014）的研究融合了经典Stroop范式与事件相关电位数据，结果显示PTSD组被试对不一致信息的呈现更敏感。同时，执行功能的损伤使得个体对创伤相关的威胁性信息也会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偏向（Ashley, Honzel, Larsen, Justus, & Swick, 2013）。另外，杨海波等（2017）结合经典和情绪Stroop范式研究发现，经历地震后的PTSD青少年“冷”执行功能表现正常，而“热”执行功能存在缺陷，即创伤信息激活了个体的情绪，但无法有效抑制。

已有的研究基本证实了PTSD个体在“冷”或“热”执行功能上的缺陷，较少结合二者对执行功能进行全面研究，而且被试的选取多为直接经历重大自然灾难事件的PTSD个体。然而近年来，创伤心理学领域越来越关注潜在创伤事件（potentially traumatic events, PTE）中的易感人群（Lambert, Witting, James, Ponnamperuma, & Wickrama, 2019）。公安民警群体正是这样一个持续暴露在潜在创伤线索中的特殊人群，并且其职业特殊性使得执行功能在其执行任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认知功能非常重要，不仅影响自身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会对工作情境下的应急和处理能力产生直接的作用。因此，了解公安民警PTSS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可为其心理预防和干预提供认知视角的实证支撑。本研究将结合“冷”、“热”两种执行功能，采用Stroop范式来探讨具有PTSS的公安民警的执行功能特点。

根据研究问题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假设如下：第一，具有PTSS的公安民警在“冷”执行功能上存在缺陷，即对冲突信息的抑制能力受损；第二，具有PTSS的公安民警在“热”执行功能存在缺陷，无法有效抑制对创伤信息情绪唤起的干扰；第三，不同创伤程度的公安民警在执行功能上存在差异，即相比于低创伤症状组被试，高创伤症状组在“冷”、“热”执行功能上的Stroop干扰效应更大。

2 实验1：公安民警的PTSS对“冷”执行功能影响 2.1 方法

采用经典Stroop范式测查公安民警的“冷”执行功能，即完成去情境化的单一认知任务，在高低症状组及对照组的比较中，分析具有PTSS的公安民警对冲突信息的抑制能力是否存在缺陷。

2.1.1 被试与实验设计

对公安支队68名民警进行PTSS前期筛查，在筛选被试时，研究者经过访谈选取了曾经经历过言语辱骂、恶意投诉、受到威胁恐吓、受到非器具攻击、镇压暴力事件、亲历或面对自身/战友的受伤流血其中某一件以上事件的公安民警。根据量表得分均值，从中筛选出高低创伤症状组被试。选取相应人数的在校大学生作为对照组，进行相同流程的施测。

最终得到高PTSS组28人（35.04±8.37岁，男性），低PTSS组29人（30.72±6.28岁，男性），对照组27人（19.44±0.97岁，10名男性，17名女性）。所有被试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熟悉相关电脑操作。采用3（组别：高PTSS组、低PTSS组、对照组）×2（色词一致性：一致、不一致）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因变量为准确率、反应时和Stroop效应量（Stroop_效应量=RT_不一致–RT_一致）。

2.1.2 工具

采用Zhou等（2018）修订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量表（PTSD Checklist for DSM-5, PCL-5）（Weathers et al., 2013），共20个题项。量表共有4个维度，分别测查了PTSD的四个症状：侵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采用4点计分，0～3分别表示“从未”、“偶尔”、“经常”和“总是”，表示个体在经历重大应激事件后，在各题项所述症状上的频率。问卷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有更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较好，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1.3 研究材料与程序

经典Stroop范式（Stroop, 1992）的实验材料为“红”和“绿”字，分别呈现为红色、绿色。在实验过程中，主试带领被试阅读指导语，被试表明理解后进行实验。首先，屏幕中央会呈现一个黑色“＋”字注视点500 ms；接着呈现刺激字词，红色词按键盘上“D”键，绿色词按键盘上“K”键，要求被试快速准确地对刺激进行按键反应，被试反应后或3000 ms内未做出反应，刺激将会消失。两个试次间隔500 ms。正式实验前，先让被试进行10个试次的练习。正式实验中每种词汇各15个，共计60个试次。为平衡顺序误差，4种类型词随机呈现，实验具体过程见图1。

2.1.4 数据处理

将被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数据输入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删除被试反应错误的试次和极端反应时数据（<100 ms和>1000 ms）（MacLeod, 1991），剔除3个标准差以外的反应时数据，约13%的异常数据被剔除。以反应时、Stroop效应量和正确率为因变量，经检验，因变量数据均呈正态分布（p>0.05）。

2.2 结果分析 2.2.1 反应时、正确率及Stroop效应

研究比较了被试对“红”、“绿”色词的反应时、正确率和效应量，见表1、图2与图3。对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组别主效应显著，F(2, 81)=4.26，p<0.05，η ${\,_{\rm p}^2} $ =0.10，表明高PTSS组、低PTSS组和对照组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结果发现，高PTSS组的反应时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而与低PTSS组则无显著差异（p>0.05），且低PTSS组与对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色词一致性主效应显著，F(1, 81)=52.95，p<0.001，η ${\,_{\rm p}^2} $ =0.40，其中，色词一致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一致条件下；组别与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81)=0.99，p>0.05。

对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 81)=1.86，p>0.05，即三组被试的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色词一致性的主效应显著，F(1, 81)=8.22，p<0.01，η $ {\,_{\rm p}^2}$ =0.09，色词不一致条件下正确率显著低于一致条件下；组别与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 81)=4.62，p<0.05，η ${\,_{\rm p}^2} $ =0.10。对组别与词汇类型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照组在色词一致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不一致条件下的正确率（p<0.001），高、低PTSS组在色词一致和不一致情况的正确率上均无显著差异。

对三组被试的Stroop效应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F(2, 81)=0.99，p>0.05，显示三组被试Stroop效应量差异不显著。

2.2.2 相关分析

将高PTSS组的经典Stroop效应量与PCL-5量表总分及各分量表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被试的经典Stroop效应量与PCL-5量表总分无显著相关（p>0.05），与警觉性增高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

3 实验2：公安民警的PTSS对“热”执行功能的影响 3.1 方法

采用情绪Stroop范式测查公安民警的“热”执行功能，即在进行决策任务时，公安民警对具有情感意义的刺激词的反应。在高低症状组及对照组的比较中，分析具有PTSS的公安民警对涉及情感意义的信息的抑制能力是否存在缺陷。

3.1.1 被试与实验设计

被试同实验1。采用3（组别：高PTSS组、低PTSS组、对照组）×2（词汇类型：公安词、中性词）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因变量同实验1，其中Stroop_效应量=RT_情绪词−RT_中性词。

3.1.2 工具

同实验1。

3.1.3 研究材料与程序

情绪Stroop范式采用2种情绪类型的词汇，分别为公安词和中性词。每种词各25个，分为红、绿两种颜色，共计100个试次。词汇呈现方式和实验程序同实验1。

3.1.4 数据处理

同实验1。

3.2 结果分析 3.2.1 反应时、正确率及Stroop效应

被试对公安词和中性词命名的反应时、正确率和效应量，见表2、图4与图5。对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组别主效应显著，F(2, 81)=5.67，p<0.01，η ${\,_{\rm p}^2} $ =0.12，表明高PTSS组、低PTSS 组和对照组的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多重比较结果显示，高PTSS组的反应时显著高于低PTSS组（p<0.05）和对照组（p<0.01），低PTSS组与对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情绪词的主效应显著，F(1, 81)=4.67，p<0.05，η ${\,_{\rm p}^2} $ =0.06，进一步分析发现，三组被试对公安词的反应时都显著高于对中性词的反应时；组别与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81)=1.78，p>0.05。

对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组别主效应显著，F(2, 81)=8.76，p<0.001，η ${\,_{\rm p}^2}$ =0.18，对照组的反应正确率显著低于高PTSS组（p<0.05）和低PTSS组（p<0.001），高PTSS组与低PTSS组差异不显著（p>0.05）；词汇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81)=0.19，p>0.05；组别与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81)=0.36，p>0.05。

对三组被试的情绪Stroop效应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F(2, 81)=1.78，p>0.05，三组被试情绪Stroop效应量差异不显著，高PTSS组与低PTSS组的情绪Stroop效应边缘显著（p=0.067）。

3.2.2 相关分析

将高PTSS组的情绪Stroop 效应量与PCL-5量表总分及各分量表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被试的情绪Stroop效应量与PCL-5量表总分与各分量表均无显著相关（p>0.05）。

4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PTSS水平高的公安民警在“冷”、“热”执行功能上是否存在缺陷。实验1结果显示，经典Stroop效应是由色词的颜色和词义发生相互干扰而产生的现象，虽然个体将注意力集中于色词的颜色上，但是常年的学习和训练使得个体对简单常用词的词义达到了自动化加工水平，所以在对色词颜色命名时，词义易激活。三组被试在抑制词义激活的过程中延长了颜色命名的时间，而且高PTSS组比对照组的反应时更长，且对色词不一致情况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对照组，表明高PTSS组对Stroop任务投入了更多的认知资源，且在色词的颜色和词义冲突监控出现异常（Wei et al., 2010）。与前人研究结果部分一致，表明高PTSS组在Stroop任务中投入和消耗了更多的认知资源（Cui et al., 2014; Read et al., 2017）。并行式加工模型（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PDP）认为，Stroop任务涉及两个加工通道，一个加工颜色信息，另一个加工字词信息，两个通道汇集在一个共同的反应机制上（王爱平, 张厚粲, 1994），因此，被试对色词词义的加工影响了他们对颜色的加工。三组被试的Stroop效应量差异不显著，而高PTSS组的效应量与PCL-5的警觉性增高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即警觉性越高，Stroop效应量越低。这表明了PTSS的高低并未对被试的“冷”执行功能产生影响。但是在具有高PTSS的民警中，高警觉症状可能会导致其Stroop效应量较小，可能的原因是民警长期在充满压力和不安全的环境中工作，工作时间长且不稳定，常常处于较为戒备和警觉的状态，因此，他们对呈现的刺激越敏感，Stroop效应量就越小。结果还发现，三组被试在正确率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结合三组被试的反应时数据来看，有可能是具有高PTSS症状的民警在正确率和反应时权衡上，以相对较长的反应时来保证了任务的高正确率，这说明他们在经典Stroop任务上受到了影响。

实验2结果显示，公安词汇包含的威胁信息激活了被试的注意偏向，干扰了颜色命名任务，从而出现命名延迟。但是这种情绪的激活，对高PTSS组、低PTSS组与对照组而言，仅在其反应时上表现出了显著差异，而在Stroop效应上并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与Read等（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高PTSS组对创伤相关材料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PTSS组，可能的原因是，根据双重表征理论（王铭, 江光荣, 2016），在进行情绪词汇的颜色判别时，对创伤信息的加工激活了基于感觉的记忆，促成了创伤相关信息的提取，从而干扰词汇判断的反应时。三组被试的Stroop效应无差异。Foa和Kozak（1986）提出的PTSD的信息加工理论认为，经历创伤事件后，个体的记忆系统中形成了一个恐惧网络，诱发性刺激出现时会激活这个网络，使创伤个体回溯曾经的创伤经历（如情绪、生理或行为唤醒）。而公安民警在接到紧急任务或案件后，一般都会在上级指导下开展工作，有较为完善的组织安排；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也会被提前告知现场的情况和预警。因此，民警能较好地将这些恐惧诱发信息整合到原先建立的恐惧网络中，合理认知创伤事件的性质。同时，对照组的正确率却显著低于两个实验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公安民警常年接受训练，必须服从上级指令，做出正确判断和行动，而不能出现较大差错。因此高PTSS组的被试在消耗相对较长反应时的情况下，保证正确率。而对照组为大学生，在生活中可能经常关注社会热点信息，受家人、媒体或其他传播途径的影响，对自身安全和周边环境的安全也有比较高的警觉。

结合两个实验的结果发现，具有PTSS的公安民警并未产生执行抑制功能的损害，未能完全证实实验假设。但是研究发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PTSS的影响，即对情绪相关词汇存在情绪唤起和卷入。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即高低创伤经历组在经典及情绪Stroop效应上并未出现显著差异（杨慧芳, 郑希付, 黄娜娜, 张燕玲, 何紫晴, 2017; Cernvall et al., 2016）。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经历自身或亲人生病这类创伤事件而言，公安民警接触的创伤线索是持续发生，并且更多来源于人为因素。疾病的发生存在不可预知性，在没有任何心理防备的状况下发生。而人为事件在更大程度上可控，并且有操作性的经验供指导，对其更有掌控感。因此，本研究与前人研究的PTSS来源及严重程度上存在不一致。本研究扩展了Stroop范式使用的创伤源和创伤人群，同时也对双重表征理论进行了验证和拓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本研究未考虑创伤暴露程度（尤其是其个人创伤事件的经历等）对于实验的额外影响，仅在研究设计环节进行了控制；其次，由于本研究样本中按照PTSD诊断标准的筛选出的人数较少，希望今后研究能在更大的样本进行取样，来探讨患有PTSD公安民警执行功能的特殊性。再次，对照组被试的年龄与公安民警存在差距，可能成为混淆变量；最后，虽然前人研究发现仅采用“红”、“绿”字作为经典Stroop实验的材料，不会产生额外的认知资源消耗，是有效的探测“冷”执行功能的范式（杨海波等, 2017），但本研究被试群体的正确率普遍较高，区分度不高，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增加色词种类。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具有PTSS的公安民警在“冷”、“热”执行功能方面均不存在缺陷，但是他们在Stroop任务中的表现还是受到了症状的一定影响。上述发现对于临床干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公安民警的心理普查中，可结合相关方法测查“热”执行功能的缺陷程度，对筛选出的具有高PTSS的公安民警进行针对性的认知干预，节约心理咨询人力成本，以达到预防、干预的实效。

5 结论

具有PTSS的公安民警在“冷”、“热”执行功能方面均不存在缺陷，高PTSS组民警与低PTSS组的情绪Stroop效应量存在边缘显著。即PTSS的严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民警的“热”执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