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人口老龄化十分迅速（傅宏, 陈庆荣, 2015; 骆为祥, 2016）。调查表明，中老年人并非被动的照顾接受者，很多中老年人依然在家庭中扮演着照顾提供者的角色（孙鹃娟, 张航空, 2013）。在我国，中老年人帮助子女照料孙辈的现象较为普遍，73%的中老年人为孙辈提供着不同强度的照料（黄国桂, 杜鹏, 陈功, 2016）。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中，父辈对儿孙负有道义上的抚育照顾责任，而且目前绝大多数家庭为双职工家庭，工作压力较大，抚养后代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中老年人帮助子女照料孙辈无论从传统观念还是现实需要上都为社会所广泛接受。有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表现在隔代照料会降低中老年人的孤独感（黄国桂等, 2016），对中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积极影响（宋璐, 李亮, 李树茁, 2013）。国外研究发现，祖父母是晚年生活中的重要社会角色（Burn & Szoeke, 2015），祖母与孙辈的互动可以促进其个人成长（Moore & Rosenthal, 2015）。国内研究发现，参与隔代照料的祖辈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生活满意度、正性情绪得分较高，抑郁、孤独、负性情绪得分较低（张宝莹, 韩布新, 2016）。但也有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也会成为老年人的负担，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幸福感有着不利的影响（Erbert & Alemán, 2008），高频率的照料对认知有消极影响（Arpino & Bordone, 2014）。尽管祖辈照料孙辈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学术界对隔代照料与祖辈心理健康的研究结论却并不一致，而且较少探讨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知觉到的未来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短，当感知到未来所剩时间非常有限时，与信息获取相比，情绪管理变得相对重要，人们会优先选择与较为熟悉的社会伙伴在一起（敖玲敏, 吕厚超, 黄希庭, 2011; Mather & Carstensen, 2005）。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社会网络逐渐缩小（van Tilburg, 1998），年龄越大，越喜欢与亲密的社会关系（如家人和好友）保持并加强联系（Lang & Carstensen, 2002）。隔代照料可能促进了中老年人与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进而正向影响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国外有研究发现，对于老年人，家庭支持比非家庭支持更重要（Merz & Huxhold, 2010），祖辈与子女、与孙辈的关系均与祖辈的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Mahne & Huxhold, 2015）。在强调子女孝顺的文化环境中，如果子女较少与父母联络，老年人会有被抛弃的感受以及情绪困扰（Heylen, Mortelmans, Hermans, & Boudiny, 2012）。国内也有研究发现，子女关系可以预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詹奕, 李海峰, 陈天勇, 韩布新, 2015），家庭关系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傅宏, 陈庆荣, 2015），家庭关系有助于缓解照料者的痛苦（Liu & Huang, 2018）。程昭雯、叶徐婧子和陈功（2017）发现，子女支持和社会交往弱化了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心理健康的负向关系。

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尝试探讨隔代照料、家庭亲密度与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隔代照料影响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机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隔代照料强度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负相关；假设2：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假设3：隔代照料通过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改善中老年人抑郁症状；假设4：隔代照料通过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促进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河北省某市社区有照顾孙辈经验或正在照顾孙辈的中老年居民（大于等于45岁且生活能自理）作为调查对象。在社区活动场所或参与者家中进行调查，参与者独立完成或在指导下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75份，排除漏答或不认真作答的问卷50份，最终有效问卷325份，有效率81.25%。要求参与者意识清晰，智力正常，无重大精神疾病或躯体疾病，能正确理解和作答问卷。其中男性169人，女性156人；年龄范围在45～85岁，平均年龄为60.65岁（±7.73）；300人有配偶，25人无配偶；250人独自照料孙辈，75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照料孙辈。样本人口学资料的描述性分析见表1。

采用隔代照料自编问卷调查中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信息，调查询问参与者“您有多经常为子女照看小孩？”，答案有四个选项：1.每周提供隔代照料不足1天；2.平均每周提供隔代照料1～2天；3.平均每周提供隔代照料3～4天；4. 平均每周提供隔代照料5天或以上。

表 1

表 1 描述性分析

表 1 描述性分析 变量 类别 人数 比例 年龄 45～55岁 86 26.46% 56～60岁 72 22.15% 61～65岁 102 31.39% 66岁及以上 65 20.00% 性别 男 169 52.00% 女 156 48.00% 受教育程度 小学或以下 10 3.08% 初中 85 26.15% 高中或职高 165 50.77% 大专及以上 65 20.00% 婚姻情况 无配偶 25 7.69% 有配偶 300 92.31% 家庭年收入 2万以下 26 8.00% 2～3万 68 20.92% 3～5万 117 36.00% 5～8万 68 20.92% 8～12万 24 7.39% 12万以上 22 6.77% 健康状况 差 11 3.39% 一般 130 40.00% 好 155 47.69% 极好 29 8.92% 照料安排 共同照料 75 23.08% 独自照料 250 76.92%

选用10项流行病调查中心抑郁量表（Radloff, 1977）测量中老年人的抑郁症状。量表共10个项目，如“因一些小事而烦恼、烦躁”。每个项目分4个等级：0=很少或者没有；1=有，但不太多；2=有时，约一半时间；3=大多数时间。在反向调整了积极情绪项目编码后，再将10个项目的频率编码加总，分值越高表示抑郁症状的发生频率越高。量表中文版信效度得到广泛验证，也适合老年人群（章婕等, 2010）。本次测验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

选用生活满意度量表（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测量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5个项目，如“我目前的生活符合我理想中的生活”、“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采用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将5个项目评分加总，评分越高则生活满意度越高。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也适用于我国老年人群（于晓琳, 陈有国, 曲孝原, 黄希庭, 2016）。本次测验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包含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等10个维度，共90个项目，每个维度由9个项目测量（陈红艳，2017）。本研究采用其中的亲密度分量表施测。亲密度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亲密度分量表共9个项目，如“我的家庭成员都会尽最大努力相互支持和帮助”。采用5点计分，参与者的回答代表该项目所描述的情况在其家庭中出现的频率，分值越高代表家庭亲密度越高。1991年以来，我国学者对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先后进行了3次修订，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并建立了中国常模（陈红艳，2018）。本研究中该量表也具有较好的信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解释了17.31%的变异，小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录入、处理和分析。自变量为隔代照料强度，因变量分别为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中介变量为家庭亲密度。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健康自评状况和照料安排等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采用输入回归（Baron & Kenny, 1986）和自举程序（Preacher & Hayes, 2008）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隔代照料强度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存在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家庭亲密度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除此之外，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健康状况均与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健康状况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相对于无配偶的中老年人，有配偶的中老年人报告了较高的家庭亲密度以及较低的抑郁症状。相对于独自照料孙辈的中老年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照料孙辈的中老年人家庭亲密度得分较高，抑郁症状得分较低（见表2）。

表 2

表 2 各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表 2 各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年龄 60.65 7.73 2.性别 –0.17 3.受教育程度 2.88 0.75 –0.12* –0.04 4.婚姻情况 –0.05 –0.15** 0.07 5.收入 3.17 1.25 0.07 –0.05 0.42** 0.01 6.健康状况 3.63 0.69 –0.13* –0.01 0.38** –0.03 0.30** 7.照料安排 0.12* –0.18** 0.02 –0.04 0.06 –0.15** 8.照料强度 3.19 0.96 0.09 –0.05 –0.05 0.03 0.00 –0.03 –0.08 9.家庭亲密度 41.83 4.3 –0.08 0.18** 0.02 0.22** –0.12* 0.04 –0.18** 0.13 10.抑郁 6.17 4.35 –0.08 0.00 –0.02 –0.11* –0.07 –0.23** 0.11* –0.17* –0.36** 11.生活满意度 19.07 3.17 –0.06 0.07 0.26** 0.07 0.22** 0.34** –0.07 –0.14* 0.17** –0.43** 　　注：*p<0.05，**p<0.01，以下同。

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照料强度为自变量，家庭亲密度为中介变量，控制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分步回归模型分析，模型1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只有健康自评状况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B=−1.26, β=−0.21, p<0.01）；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隔代照料强度，在模型2中，隔代照料强度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B=−0.75, β=−0.18, p<0.01），健康状况依然显著；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家庭亲密度后，家庭亲密度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B=−0.37, β=−0.34, p<0.001），隔代照料强度对抑郁症状的改善作用从β=−0.18（p<0.01）下降低到β=−0.13（p<0.05），健康状况依然显著（见表3）。根据自举程序，选择Bias corrected自举程序做Bootstrap回归，设定自举取样为5000，置信度为95%，所得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括零，故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为26.80%。另外，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基础上，隔代照料强度与家庭亲密度显著正相关（B=0.66, β=0.14, p<0.05）。

表 3

表 3 中介分析：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

表 3 中介分析：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常量 16.93 5.12 19.03 5.11 31.56 5.43 年龄 –0.06 0.04 –0.10 –0.05 0.04 –0.09 –0.05 0.04 –0.09 性别 –0.21 0.56 –0.03 –0.29 0.56 –0.04 0.48 0.55 0.06 受教育程度 0.66 0.41 0.12 0.60 0.41 0.11 0.72 0.38 0.13 婚姻情况 –1.56 1.58 –0.07 –1.38 1.56 –0.06 –0.57 1.48 –0.03 收入 –0.08 0.26 –0.02 –0.05 0.26 –0.02 –0.20 0.24 –0.06 健康状况 –1.26 0.45 –0.21** –1.24 0.45 –0.21** –1.31 0.42 –0.22** 照料安排 –0.45 0.72 –0.04 –0.66 0.71 –0.06 –0.79 0.67 –0.08 照料强度 –0.75 0.28 –0.18** –0.56 0.27 –0.13* 家庭亲密度 –0.37 0.07 –0.34*** R2 0.05 0.08 0.18 ΔR2 0.03** 0.10*** 　　注：***p<0.001。

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照料强度为自变量，家庭亲密度为中介变量，控制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分步回归模型分析，模型1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发现，中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B=0.82, β=0.22, p<0.01），相较于男性，女性报告了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隔代照料强度，在模型2中显示，隔代照料强度与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B=−0.36, β=−0.14, p<0.05），仍然发现中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B=0.83, β=0.22, p<0.01），相较于男性，女性报告了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家庭亲密度后，家庭亲密度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B=0.09, β=0.14, p<0.05）。通过模型3和模型2的比较发现，在控制家庭亲密度之后，隔代照料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预测作用进一步增强。这意味着家庭亲密度起了部分中介作用，隔代照料带来的家庭亲密度的提升有助于部分抵消隔代照料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见表4）。根据自举程序，选择Bias corrected自举程序做Bootstrap回归，设定自举取样为5000，置信度为95%，所得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括零，故家庭亲密度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为10.91%。

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强度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呈显著负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这与国内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宋璐, 李树茁, 李亮, 2008），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的认知功能有正向影响作用（宋璐等, 2013）。但是隔代照料强度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假设2未得到支持。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通过代际支持，中老年人的自我价值得到体现，进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Carr & Gunderson, 2016）。但是在中国家庭背景下，照看小孩通常是一项辛苦劳动，需要花费中老年人大量时间、精力，这势必会占用中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时间。过强的照料强度也可能会影响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况，从而降低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由此可见，隔代照料对于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减弱，同时也导致生活满意度或生活质量的降低。

表 4

表 4 中介分析：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

表 4 中介分析：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常量 13.83 3.11 14.84 3.12 11.60 3.47 年龄 0.00 0.02 –0.01 0.00 0.02 0.00 0.00 0.02 0.00 性别 0.75 0.34 0.15* 0.71 0.34 0.14* 0.51 0.35 0.10 受教育程度 0.10 0.25 0.03 0.07 0.25 0.02 0.04 0.25 0.01 婚姻情况 0.12 0.96 0.09 0.20 0.95 0.01 –0.01 0.95 0.00 收入 0.24 0.16 0.11 0.26 0.16 0.12 0.29 0.16 0.14 健康状况 0.82 0.27 0.22** 0.83 0.27 0.22** 0.84 0.27 0.22** 照料安排 0.16 0.44 0.03 0.06 0.43 0.01 0.09 0.43 0.01 照料强度 –0.36 0.17 –0.14* –0.41 0.17 –0.16* 家庭亲密度 0.09 0.05 0.14* R2 0.1 0.12 0.14 ΔR2 0.02* 0.02*

研究还发现隔代照料强度通过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缓解中老年人抑郁症状，假设3得到支持。中老年人参与隔代照料，代际之间的支持对家庭关系和谐有积极影响，进而对祖辈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意义。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张洁（2018）通过访谈法进行定性分析，发现祖辈在教养孙辈后，家庭关系更加密切。Christiansen（2014）也发现照看孙辈不仅给祖辈带来欢乐，还加强了祖辈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国内外均有研究论证了家庭关系与抑郁症状的负向关系。刘冰冰、申靓亮和王燕（2017）发现积极改善家庭功能对老年人的抑郁有积极意义。张璐、张永爱和张海苗（2018）也发现家庭亲密度是影响抑郁症状的主要因素之一。欧洲相关研究认为，子女较少和父母联络与父母增加的抑郁症状相关（Buber & Engelhardt, 2008）。虽然隔代照料强度本身与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负相关，但是隔代照料带来的家庭亲密度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负向关系，假设4得到部分支持。一项香港的研究表明，老年人与子女关系中介了子女情感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Peng, Kwok, Law, Yip, & Cheng, 2019）。本文尝试基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解释中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的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社交网络缩小，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支持对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更为重要。中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可以促进家庭亲密度，进而减缓了抑郁症状，并部分抵消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

本研究以中国城市中老年居民为对象，发现隔代照料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以及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由于采用方便取样法，样本均取自同一城市，限制了结论的扩展。第二，本研究未考察具体的隔代照料情况与心理健康指标的关系，不能细致反映复杂的家庭关系下，隔代照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例如，一项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对于四世同堂的家庭，照顾孙辈的城市男性老年人有较低的抑郁症状，既要照顾父母又要照顾孙辈的农村女性老年人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但是，既要照顾父母又要照顾孙辈城市男性老年人患高血压的较高风险（Xu, 2019）。第三，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性质上属于相关研究，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收集纵向数据，进行交叉滞后分析，进而判断因果方向。第四，研究采用照料频率作为隔代照料的指标，过于简单粗糙，很难详细反应祖辈隔代照料的基本状况，进而探查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复杂关系及机制。过高或过低的照料频率可能都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照料频率也可能与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

我国中老年人往往也是社会服务的提供者，他们通过照顾孙辈，缓解儿女压力，继续为家庭奉献自己，间接为社会做贡献。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强度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呈现显著负相关，隔代照料强度通过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缓解了抑郁症状，部分抵消了隔代照料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应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中老年人照料小孩的强度、频率，注意劳逸结合，在保证家庭和谐的前提下，维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中老年人照料孙辈在我国仍然是家庭支持的一种普遍现象，国家在未来政策制定中，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政策性引导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