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隐喻加工是从喻体向本体系统映射的认知过程（Lakoff, 2014）。喻体通常是具体概念，本体既可以是具体概念又可以是抽象概念。例如“理想是罗盘”和“白云是棉花”的喻体是具体概念，本体分别为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根据熟悉性，隐喻可分为熟悉性高的传统隐喻，例如“月亮是圆盘”和熟悉性低的新颖隐喻，例如“肺部是空调”。新颖隐喻加工是个体认知未知世界、学习新概念的重要途径，体现创造力和认知灵活性（Bowdle & Gentner, 2005）。

本体是隐喻理解的目标（Lakoff & Johnson, 1980），本体具体性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影响是以往研究的主要内容。双重编码理论（Paivio, 1991）认为，抽象信息只能激活言语加工系统，具体信息可同时激活表象及言语加工系统，因而更易加工。在隐喻研究领域，Harris，Friel和Mickelson（2006）通过口头、纸笔评估发现具体本体隐喻比抽象本体隐喻在恰当程度和个人偏好性上评分更高，具体本体隐喻更容易理解。然而，有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例如，Xu（2010）对一组隐喻本、喻体相似性水平的纸笔评估发现，抽象本体隐喻比具体本体隐喻在本、喻体相似性上评分更高，更容易被理解。Al-Azary 和 Buchanan（2017）通过键盘按键和口头报告方式的评估研究进一步发现抽象本体隐喻的恰当性和个人偏好性评分高于具体本体隐喻，表明抽象本体隐喻更容易被理解。可见，以往对于本体具体性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经分析可以发现，上述研究中，本、喻体之间的映射关系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并未被控制。例如，Harris等（2006）研究中的“饥饿的蚊子是吸血鬼”，Al-Azary和Buchanan（2017）研究中的“博物馆是坟墓”。两者的本、喻体相似性存在于感知觉层面的可能性较小而存在于抽象层面的可能性较大。由于隐喻加工需要本、喻体之间形成映射而并非本体的单一作用，映射具体性是须关注的重要变量。隐喻映射是人们将自身对某事物的理解映射到其他事物上形成概念域之间关联的过程，它可发生于具体水平也可发生于抽象水平（Lakoff & Johnson, 1980）。Melogno，D’Ardia，Pinto和Levi（2012）探讨了有关隐喻映射的具体性问题，将隐喻分为知觉隐喻（sensorial metaphor）和物理–心理隐喻（physico-psychological metaphor）。前者是指本体、喻体均来自知觉范畴，映射发生在具体水平的隐喻，例如“河流是丝带”。后者是指本体、喻体均来自知觉范畴，但映射发生在抽象水平的隐喻，例如“父亲是火山”。两类隐喻体现了具体本、喻体条件下隐喻映射具体性的差异（Lecce, Ronchi, Del Sette, Bischetti, & Bambini, 2019; Melogno, Pinto, & Di Filippo, 2017）。本研究拟采用这种分类方式考察映射具体性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影响。

目前，语境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影响仍有待探索。Bambini，Bertini，Schaeken，Stella和Di Russo（2016）的ERP研究发现，与“那个律师是何人？他是鲨鱼”相比，“那个律师很凶狠，他是鲨鱼”的N400效应减弱。鉴于N400与语义冲突有关，他们推测语境线索促进了隐喻语义的整合。但有早期研究发现，当语境较长时，隐喻句理解速度和直接语义句相同，而当语境较短时，隐喻句的理解速度比直接语义句慢。这可能是由于短语境的信息量少，被试未能及时提取出短语境和隐喻义之间的关系所致（Ortony, Schallert, Reynolds, & Antos, 1978）。并且，语境线索和被试对隐喻义的预期不一致也会造成认知冲突，干扰隐喻的加工（Inhoff, Lima, & Carroll, 1984）。由于新颖隐喻加工须经过认知冲突和歧义消解等过程，语境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具体作用尚不明确。

本研究使用ERPs技术结合“双句”范式考察不同映射具体性新颖隐喻的加工过程。根据双重编码理论，具体映射隐喻应该比抽象映射隐喻更易加工。因此，知觉隐喻的反应时应比物理–心理隐喻更短。同时，“双句”范式中，语境线索为双字词，属于短语境，加之隐喻材料均为新颖隐喻，语境干扰效应将会出现。

在脑电层面，鉴于语义冲突和语法再分析等认知过程会诱发N400和LPC（Kutas & Hillyard, 1983），本研究预期出现并着重关注这两个脑电成分。隐喻语义会比直接语义诱发更负的N400；加工相对困难的隐喻会诱发更负的N400（Rataj, Przekoracka-Krawczyk, & van der Lubbe, 2018）。根据双重编码理论可推测，知觉隐喻将比物理–心理隐喻诱发更正的N400。此外，隐喻干扰效应将表现为有语境线索条件比无语境线索条件诱发更负的N400或二者无差异。隐喻加工中的LPC被解释为记忆提取、语义再分析过程的电生理指标，尤其是顶部位置更正的LPC意味着更多的认知资源投入（Goldstein, Arzouan, & Faust, 2012）。据此，隐喻将比直接语义诱发更正的LPC。如果抽象映射隐喻比具体映射隐喻更难加工，那么物理–心理隐喻将比知觉隐喻诱发更正的LPC。如果语境干扰效应存在，则有语境线索条件将比无语境线索诱发更正的LPC。

2 实验1：映射具体性和语境线索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影响 2.1 目的

探讨映射具体性和语境线索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影响。

2.2 被试

18名本科生和研究生（11男, 7女），平均年龄21.78±2.62岁，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脑损伤和神经病史。被试在实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报酬。

2.3 实验材料

同一个文本分为“无语境线索”和“有语境线索”两种形式（Bambini et al., 2016）。直接语义只具有字面义；知觉隐喻是包含具体本、喻体和具体映射的隐喻；物理–心理隐喻是包含具体本、喻体和抽象映射的隐喻。每种语义类型160个文本，字数相同。详见表1。

实验材料均来自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1986）中界定的8000个汉语高频词，由专家编写生成形式如表1所示的文本：知觉隐喻224个，物理–心理隐喻210个，直接语义240个。由45名评估者先后平均分为三组对文本进行意义性（meaningfulness）、比喻性（figurativeness）、熟悉性（familiarity）3点评分。保留意义性和比喻性≥2.5的隐喻及≤1.5的直接语义文本；保留熟悉性≤1.5的隐喻及≥2.5的直接语义文本。另选15个评估者对语境线索条件中的形容词对文本实际含义的解释程度进行3点评分。对评分≤2.5的形容词进行替换并重新评估，直至评分≥2.5为止。从每类评估后的文本中随机选取160个作为脑电实验材料，并将其分为平行的A和B两组，即三类文本在两种语境线索下各80个。从A、B两组各随机选取240个刺激组成一组，将其余材料组合成另一平行组，一个被试只接受一组刺激。

2.4 实验程序

实验在隔音防电磁干扰的脑电实验室内进行。被试眼睛距显示器约60 cm，材料以黑底白字呈现。试次开始时，屏幕中心出现注视点“+”500 ms后出现首句1300 ms。400 ms空屏后“他/她/它是”出现400 ms，400 ms空屏后末句尾词出现并持续1000 ms，随即屏幕中心出现“ ？？”2500 ms。此时，被试按键判断先后出现的两个句子是否表达一个比喻含义，试次间隔1500 ms。被试须又快又好地进行判断，按键顺序在左右手之间平衡。每完成60个试次进行1～5分钟休息。试次流程见图1。

2.5 脑电数据记录与分析

脑电数据采集及分析使用美国 NeuroScan 公司的CURRY 7系统，使用64导电极帽。左眼上下眼眶记录垂直眼电，双眼外侧记录水平眼电，参考电极置于双侧乳突。带通滤波范围0.01～100 Hz，采样率1000 Hz，头皮电阻小于5 kΩ。离线分析矫正眨眼伪迹，波幅在±75μV之外的脑电波被视为伪迹剔除，低通滤波频率为30 Hz。选取末句尾词呈现前200 ms至呈现后1000 ms的脑电，按刺激条件进行叠加平均。选取F3、C3、P3、Fz、Cz、Pz、F4、C4、P4共9个电极（Rataj et al., 2018）。对各成分的平均波幅进行3（语义类型: 直接语义、知觉隐喻、物理–心理隐喻）×2（语境线索: 无语境线索、有语境线索）×3（前后电极位置: 前部、中部、顶部）×3（半球部位: 左脑半球、中部、右脑半球）四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矫正p值，使用Bonferroni进行事后检验。

2.6 结果与分析

三类语义理解的正确率均为89.17%及以上，正确试次的数据参与后续分析（Forgács, Bardolph, Amsel, DeLong, & Kutas, 2015）。

2.6.1 反应时结果

反应时结果详见表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语义类型主效应显著，F₁(2, 34)=10.14，p<0.001，η ${\,_{\rm p}^2}$ =0.37，F₂(1, 237)=74.37，p<0.001，η ${\,_{\rm p}^2} $ =0.39。两种语境线索下，知觉隐喻反应时显著长于物理–心理隐喻和直接语义，ps<0.001。语境线索主效应显著，F₁(1, 170)=5.63，p=0.03，η ${\,_{\rm p}^2} $ =0.25，F₂(1, 237)=61.98，p<0.001，η ${\,_{\rm p}^2} $ =0.21。三种语义在有语境线索下比在无语境线索下反应时更长，ps<0.001。

2.6.2 ERP结果

选取N400（350～450 ms）和LPC（550～850 ms）两个脑电成分进行分析（Bambini et al., 2016），详见图2。

（1）N400

N400平均波幅数据分析结果详见表3。

经方差分析，语义类型主效应显著，F(2, 34)=14.09，p<0.001，η ${\,_{\rm p}^2} $ =0.45；语境线索、语义类型和前后电极位置三重交互作用显著，F(4, 68)=4.95，p<0.05，η ${\,_{\rm p}^2} $ =0.23。在前部位置，有语境线索的知觉隐喻比无语境线索诱发更正的N400；无语境线索下，两类隐喻在前部和中部位置比直接语义诱发更负的N400；有语境线索下，两类隐喻在前部位置比直接语义诱发更正的N400，在中顶部位置诱发更负的N400。在前、中和顶部位置，有语境线索的直接语义比无语境线索诱发更负的N400。

（2）LPC

LPC平均波幅数据分析结果详见表4。

经方差分析，语境线索主效应显著，F(1, 17)=5.26，p<0.05，η ${\,_{\rm p}^2} $ =0.24；半球部位主效应显著，F(2, 34)=14.13，p<0.001，η ${\,_{\rm p}^2} $ =0.45。前后电极位置主效应显著，F(2, 34)=4.41，p<0.05，η ${\,_{\rm p}^2} $ =0.21。前后电极位置和半球部位的交互作用显著，F(4, 68)=11.28，p<0.001，η ${\,_{\rm p}^2} $ =0.40。语义类型和半球部位的交互作用显著，F(4, 68)=3.69，p<0.05，η ${\,_{\rm p}^2} $ =0.18。语义类型、语境线索、前后电极位置三重交互作用显著，F(4, 68)=11.00，p<0.001，η ${\,_{\rm p}^2} $ =0.32。在前部位置，有语境线索的物理–心理隐喻和直接语义比无语境线索诱发更正的LPC；有语境线索条件下，两类隐喻比直接语义诱发更正的LPC；无语境线索下，直接语义在前部位置比两类隐喻诱发更正的LPC；在中部位置，三类语义在无语境线索条件下均比有语境线索条件诱发更正的LPC；在顶部位置，有语境线索的物理–心理隐喻和直接语义比无语境线索诱发更正的LPC，两类隐喻比直接语义诱发更负的LPC。

实验1发现知觉隐喻比物理–心理隐喻更难加工，这与预期假设及一般常识相违背。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隐喻理解是通过两个概念之间的映射来完成，一个隐喻可以具有多条映射通路（Lakoff & Johnson, 1980）。如果多条映射通路所表征的语义具有相同显性度，在映射过程中很可能产生提取竞争，从而降低隐喻加工的效率。相比之下，单一映射通路隐喻可能会更易加工。因此，映射通路数量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应当予以考虑。实验1的知觉隐喻中单一映射通路、多映射通路隐喻的比率分别为39%和61%，物理–心理隐喻中二者比率为60%和40%。这说明知觉隐喻加工效率更低很可能是因为其中包含更多的多映射通路隐喻所致，而这一可能性仍需验证。

3 实验2：映射通路数量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影响 3.1 目的

探讨映射通路数量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影响，对实验1中具体映射隐喻比抽象映射隐喻加工效率更低的结果进行解释。

3.2 研究假设

根据概念隐喻理论的观点，映射通路较多的隐喻可能在加工过程中由于通路间的相互竞争导致加工效率较低，表现为多映射通路隐喻的反应时长于单一映射通路隐喻。

3.3 被试

18名本科生和研究生（11男, 7女），平均年龄22.71±1.09岁，被试入选标准与实验1完全相同。

3.4 实验设计与材料

采用2（隐喻类型：知觉隐喻、物理–心理隐喻）×2（映射通路数量：单一、多）两因素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语义判断的反应时。

材料均为5个字构成的简单句，分为单一通路知觉隐喻句、单一通路物理–心理隐喻句、多通路知觉隐喻句、多通路物理–心理隐喻句、直接语义句和错误句，后两者为填充刺激。错误句的意义性评分≤1.5。其余句子依次经过意义性（meaningfulness）、比喻性（figurativeness）、熟悉性（familiarity）3点评分。保留知觉隐喻133个，物理–心理隐喻126个。请15名评估者尽可能用简短词汇写出每个隐喻句的本、喻体概念的共同属性，个数无上限。对生成的多个共同属性进行频数统计，每个共同属性作为一条隐喻映射通路计1分。例如，对于“点心是石头”，评估者分别写出“圆形”、“小”、“众多”、“硬”、“花纹”共5个共同属性，则这个隐喻映射通路数量为5。

以隐喻句为单位，统计每个属性上被试人数的累积频次。在上例中，有10人写出“圆形”，则该属性的对应频次为10。对于某个隐喻句，一条映射通路上的频数≥3则视为该通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当这样的通路达到了2个及以上则将这个隐喻定义为多映射通路隐喻；不足2个的定义为单一映射通路隐喻。最终每种语义类型有60个句子进入正式实验。

3.5 实验设备与程序

实验在隔音的行为实验室内进行。采用Dell台式计算机搭载E-prime2.0软件呈现刺激并搜集数据。被试眼睛距显示器约75 cm，材料以黑底白字呈现。试次开始时，屏幕中心出现注视点“+”，持续500 ms后出现本体词400 ms。400 ms空屏后“是”出现200 ms，空屏后末句尾词出现并持续1000 ms，随即屏幕中心出现“ ？？”持续2500 ms。此时，被试按键判断先后出现的词构成的简单句是否有意义，试次间隔1500 ms。被试须又快又好地判断，按键顺序在左右手间平衡。每完成60个试次进行1～5分钟休息。试次流程见图3。

3.6 结果与分析

正确率结果显示，四类新颖隐喻理解正确率均达到87.54%及以上，表明被试总体上理解了隐喻材料（Forgács et al., 2015），正确试次反应时参与分析。结果见表5。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映射通路数量主效应显著，F₁(1, 17)=5.60，p<0.05，η ${\,_{\rm p}^2} $ =0.25，F₂(1, 234)=9.80，p<0.05，η ${\,_{\rm p}^2} $ =0.04。多映射通路隐喻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单一映射通路隐喻，p<0.001。隐喻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₁(1, 17)=0.63，p=0.44，F₂(1, 234)=0.08，p=0.78，隐喻类型和映射通路数量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₁(1, 17)=2.75，p=0.45，F₂(1, 234)=0.56，p=0.45。

4 讨论 4.1 语境线索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干扰效应

实验1发现，有语境线索条件下，两类隐喻反应时均显著长于无语境线索，从而支持了语境线索干扰效应的假设。直接提取模型指出，语境可以使包括隐喻义在内的任何一种语义变得显性，显性度高的一方即可优先加工（Giora, 1997）。这意味着当语境使一个隐喻的隐喻义凸显时会促进其理解。但由于新颖隐喻的高新颖性，本研究中单一的语境线索提示的映射通路可能与被试实际完成映射的通路有所出入，因而造成干扰。此外，语境干扰效应也可能因为实验1隐喻的本、喻体均为多语义邻居的高频词所致。语义邻居是在语义网络空间中与某个词汇关系密切的其他词汇。高频词具有更高的语义邻居密度（Al-Azary & Buchanan, 2017）。实验1的语境线索词可能恰恰是喻体词多个语义邻居之中的一个，提取过程的竞争产生了干扰效应。

4.2 语境线索对隐喻加工影响的N400效应

语义加工的N400成分主要诱发于头皮中顶部位置（Kutas & Hillyard, 1983）。在两种语境线索下，知觉隐喻和物理–心理隐喻在中部和顶部比直接语义诱发了更负的N400，而两类隐喻之间无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Rataj et al., 2018）。这表明两类隐喻的语义提取和整合困难程度相当，但都难于直接语义。同时，有语境线索条件下的知觉隐喻比无语境线索诱发了更负的N400，表明语境线索干扰了知觉隐喻加工且作用机制区别于物理–心理隐喻。

前部位置上也发现了条件间差异。头皮前部的脑电成分很可能是FN400，该成分与新颖性信息加工和回忆过程密切相关。更新颖的信息会诱发更负的FN400波幅（Leynes, Bruett, Krizan, & Veloso, 2017）。无语境条件下，两类隐喻在前部位置比直接语义诱发更负的FN400，有语境线索下趋势相反。这表明语境线索对两类隐喻的新颖性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且这种作用大于直接语义。例如，相比“那个男人是何人？他是狮子”，“那个男人很暴躁，他是狮子”的新颖性会相对降低。与此不同，“那朵玫瑰是什么？它是花朵”会相对常见，而“那朵玫瑰很艳丽，它是花朵”在语用形式上会比较陌生。“艳丽”的加入，会使新颖性信息加工的负荷增加。另外，有语境线索的知觉隐喻在前部位置比无语境线索诱发了更正的FN400，同样表明语境线索降低了知觉隐喻的新颖性。

既然语境线索降低了隐喻或直接语义的新颖性，为什么其会在中部和顶部诱发更负的N400成分呢？Stróżak，Abedzadeh和Curran（2016）指出，语义冲突或整合诱发更负的N400和新颖性加工诱发的FN400很可能是两个功能不同的成分。本研究中单一语境线索很可能降低了两类隐喻的新颖性，但降低程度与直接语义不同。总体上，单一语境线索对语义整合的干扰程度大于对语义新颖性的降低程度，因而在头皮前部和中部表现出不同的脑电活动状态。

4.3 语境线索对隐喻加工影响的LPC效应

语义和语法有关的LPC主要诱发于顶部区域（De Grauwe, Swain, Holcomb, Ditman, & Kuperberg, 2010）。本研究发现，在顶部，有语境线索的物理–心理隐喻和直接语义比无语境线索诱发更正的LPC。据此推测，语境线索使句子的语法和语义变得复杂，对物理–心理隐喻和直接语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晚期顶部的干扰效应。LPC在前部的差异趋势和FN400基本一致。这可能是FN400效应在前部的延续。在中部，无语境线索条件下三类语义均比有语境线索条件诱发更正的LPC。这和前部、顶部的趋势相反。在中部，单一语境线索对新颖隐喻和直接语义的影响所诱发的LPC很可能是N400在时间上的延续。这表明单一语境线索对三类句子语义整合的影响持续到了加工晚期。同时，有语境线索条件下，两类隐喻在中部比直接语义诱发了更正的LPC也表明隐喻加工消耗了更多的认知资源。结合N400-LPC双成分来看，语境线索对物理–心理隐喻的影响在加工晚期，可能主要表现在语义再加工、记忆提取以及将隐喻语义与语境整合等加工过程中。与此不同，语境线索对知觉隐喻的影响除了包括以上加工过程外，还涉及加工中期的概念信息提取、整合等内容。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知觉隐喻拥有具体映射有关。

4.4 映射通路数量对知觉隐喻加工的解释

实验1发现，无、有语境线索下的知觉隐喻反应时均显著长于物理–心理隐喻，这与双重编码理论的基本观点相违背。这可能因为实验1材料中多通路隐喻的占比不同。实验2发现，无论知觉隐喻还是物理–心理隐喻，被试在多映射通路条件下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单一映射通路，这与实验2的假设一致，表明映射通路数量会影响新颖隐喻加工。多映射通路新颖隐喻的加工过程中，多条通路可能被同时激活且彼此争夺认知资源。而单一映射通路新颖隐喻中，只有一个共同属性最先达到显性，被试会借此直接完成隐喻理解。例如，在隐喻句“闪电是灯光”中，与“明亮”对应的映射通路是显性度最高的，并无其他属性与其竞争，其加工会相对直接且高效。相比之下，在“头盔是蛋壳”中，“保护”、“易碎”、“圆形”等多个共同属性同时激活且彼此竞争，降低了加工效率。

总体上，单一语境线索干扰了新颖隐喻加工。知觉隐喻相对较低的加工效率可能是由于多映射通路激活竞争所致。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映射通路数量和新颖隐喻加工的关系。另外，本研究只考察了单一语境线索的作用，而以语篇呈现相对丰富的语境线索会更具生态效度。未来研究可尝试借助眼动技术等手段在复杂语境线索范畴中对该问题进行探索。

5 结论

语境线索干扰新颖隐喻加工，对抽象映射隐喻加工的干扰在语义再分析、记忆提取等晚期过程中产生，而对具体映射隐喻加工的干扰贯穿中期的语义提取、整合以及晚期的语义再分析、记忆提取等过程。考察映射具体性对新颖隐喻加工的影响时须考虑映射通路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