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平衡中–英双语者言语产生中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 |
2.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东省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31;
3.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汉语学习与国际推广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31
在双语言语产生领域,研究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双语者在加工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的激活状况。一直以来,研究者习惯使用概念层面、词条层面和语音层面来探讨双语言语产生的过程和机制。大量研究已证实,双语者使用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得到了来自语义系统的激活。而在言语产生过程中,非目标语言的语音层面是否激活?如果激活,激活的范围是怎样的?以上是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目前关于第一个问题,研究者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言语产生中双语者使用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的语音层面也得到激活。Guo和Peng(2006)采用ERP技术和图片命名启动范式考察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情况,发现被试对语音一致词的命名反应显著快于语音无关词,并且语音一致词引发的N400波幅显著小于语音无关词,表明双语者在使用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的语音也可以得到激活。Hoshino和Kroll(2008)使用图片命名范式发现双语被试对同源词图片的命名时间显著短于非同源词图片,这表明非目标语言翻译对等词的语音信息得到了激活。Macizo(2016)以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采用颜色图片命名任务考察了非目标语言一语的语音激活情况。结果发现,被试在使用英语时,可以同时激活西班牙语的语音。Klaus, Lemhöfer和Schriefers(2018)以荷兰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采用图–词干扰任务考察了非目标语言二语的语音激活情况。结果发现,被试在使用荷兰语时,英语的语音层面得到了激活。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人关注非目标语言语音层面是否激活的基础上,研究者也考察了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Hall(2011)采用图–词干扰任务发现了非目标语言翻译对等词和相关词语音信息的激活。随后,李利、申由甲子、张扬和陈琳(2014)采用图片命名启动范式考察了日本留学生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情况。结果发现,日语和汉语分别作为非目标语言时,对等词和相关词都得到了激活,即两种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是一样的。总结前人研究发现,先前研究探讨语音的激活,大部分只关注了语音对等词或语音相关词的激活,而对于第二个问题—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即对等词和相关词的语音能否同时激活)—相关研究涉及较少。
近年来,有研究者对语音激活问题所使用的范式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范式不是研究此问题最合适、最有效的方法(常松, 王瑞明, 李利, 谢久书, 2013)。具体来说,先前用来研究非目标语言语音激活的范式主要有音位监控任务、图–词干扰任务和图–图干扰范式。音位监控任务要求被试判断图片名称是否包含特定音位。但该任务通常会给被试呈现音位,而呈现的音位可能会人为引发非目标词的激活(Colomé, 2001)。图–词干扰范式要求被试用某种语言命名图片,而忽略听到的另一种语言的词汇。但该范式也存在和音位监控任务同样的问题,因为它会以视觉或听觉形式呈现单词,这些单词很有可能人为引发激活(Hermans, Bongaerts, De Bot, & Schreuder, 1998)。图–图干扰范式是给被试呈现一幅由两张不同颜色的图片部分重叠而组成的复合图片,要求被试命名一张指定的图片,同时忽略干扰图。但对于双语者非目标语言中的目标词是否得到了激活,图–图干扰范式无法给出一个直接的回答。
因此,为了获得关于非目标语言语音激活范围的更确定结论,有必要采取一种更有效的范式来研究这个问题。李利等(2014)改造的图片命名启动范式正是研究此问题的一种合适方法。该范式在Guo和Peng(2006)图片命名启动范式的基础上增加了语音相关条件,其中一半的实验试次要求被试用目标语言命名图片,而在另一半试次中图片后面跟的是视觉呈现的非目标语言词汇,要求被试直接读出这个词汇。词汇与图片名称翻译对等词的关系分为语音一致、语音相关和语音无关。结果发现,日语和汉语分别作为非目标语言时,被试对语音一致词的命名均显著快于语音相关词和语音无关词,而对语音相关词的命名均显著慢于语音无关词。这说明非目标语言的翻译对等词和语音相关词都得到了激活,即两种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是一样的。这可能是因为日本留学生在中国(目的语国家)境内学习生活,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相对较高,所以两种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没有显著差异。那么,对于两种熟练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语言作为非目标语言时,它们的语音激活范围是否会有不同呢?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检验。
此外,国际上关于非目标语言语音激活的研究多集中于英语、荷兰语、西班牙语等拼音文字,双语被试的两种语言也都属于拼音文字系统,有着同样的罗马字母表(Klaus et al., 2018; Kroll, Bobb, Misra, & Guo, 2008; Macizo, 2016)。而汉语属于表意文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虽然李利等(2014)对汉语作为非目标语言时的语音激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在他们的研究中,汉语是被试的第二语言,如果汉语作为被试的第一语言,结果又会如何?这也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参照李利等(2014)的研究,采用改进的图片命名启动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中–英双语者言语产生中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实验中的核心变量是词汇与图片名称翻译对等词的语音关系,包括语音一致、语音相关和语音无关三个水平。本研究的实验假设是:如果非目标语言的语音层面得到了激活,那么,语音一致词、语音相关词与语音无关词在反应时或正确率上会有显著差异;如果一语和二语分别作为非目标语言时的语音激活范围不同,那么三种条件在反应时或正确率上的关系也会有显著差异。
2 实验1 2.1 研究目的探讨中–英双语者在汉语词汇产生中英语词汇的语音激活范围。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华南师范大学非英语专业大学生30名,母语为汉语,均已通过英语六级,英语获得年龄均在10~13岁之间。这些被试具有一定的英语熟练水平,可以顺利完成实验任务,但相对于优势语言汉语,英语仍然属于弱势语言,因此被试属于非平衡双语者。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完成实验后获得一定报酬。
2.2.2 实验设计本实验是单因素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英语词与图片英语名称的语音相关性,包括语音一致(图片的英文翻译对等词,例如“flower”),语音相关(与翻译对等词的语音接近,例如“flood”)和语音无关(与翻译对等词的语音完全不同,例如“rocket”)三个水平。因变量是测验阶段被试命名英语词汇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2.2.3 实验材料正式实验材料为48张描述普通物体的黑白图片(张清芳, 杨玉芳, 2003)。实验开始前,从张清芳和杨玉芳评定的图片库中选择60张黑白图片,每张图片的名称给出一个英语语音相关词和语音无关词。请20名母语为汉语的学生使用5点量表进行评定,评定内容包括图片的英语名称和汉语名称(全部为双字词)的符合程度(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语音相关词和语音无关词跟图片名称的语音一致性(1=非常不一致,5=非常一致)以及所有图片和词汇的熟悉性(1=非常不熟悉,5=非常熟悉)。根据评定结果,从中选择48张图片,这些图片和对应名称的符合程度都在4以上(英语名称平均符合程度是4.81,汉语名称平均符合程度是4.83);图片和词汇的熟悉性都在4以上,平均为4.76(英语词汇平均熟悉度为4.73,汉语词汇平均熟悉度为4.82)。语音相关词和语音无关词一致性评定差异显著(t=17.62, p<0.01),语音一致词、语音相关词和语音无关词在熟悉性(F=0.53, p>0.05)和词长(F=0.05, p>0.05)上都没有显著差异。
正式实验材料匹配为3个材料系列,每个系列都包括语音一致、语音相关和语音无关三个条件,每个条件包括16张图片。另外每个系列加入48张填充图片,填充图片出现后直接用汉语进行命名。
2.2.4 实验程序正式实验开始前,先请被试学习三种条件下的英语单词、学习图片以及图片对应的汉语名称。学习单词阶段,电脑屏幕上视觉呈现英语单词,同时听觉呈现它们的读音,要求被试必须正确命名这些单词;学习图片阶段,电脑屏幕上呈现图片及其汉语名称,要求被试记住图片名称;之后进入图片测试阶段,电脑屏幕上只呈现图片,被试只有正确命名所有图片后才能进入正式实验。实验在计算机上进行,程序使用E-prime软件编制。电脑与连接了麦克风的SR Box相连,每个被试在安静的个体实验室中单独进行实验。一个trial中的实验顺序如下:注视点“+”在屏幕中央呈现500 ms;然后呈现图片800 ms,要求被试准备图片的汉语名称;接着屏幕中央出现一个“ ?”或一个英语单词,如果出现的是“ ?”,要求被试看到后尽快说出图片的汉语名称,如果出现的是英语单词,要求被试看到后尽快读出这个英语单词。被试反应完毕后,进入下一个trial(如果被试在1500 ms内没有做出反应,也自动进入下一个trial)。正式实验开始前有6个练习trial。电脑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并对被试的命名进行录音,实验结束后由主试记录被试的错误命名以得到反应的正确率。
2.3 结果与分析在SPSS16.0中分析数据。首先,删除1名正确率低于80%的被试;其次,删除反应时在2.5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删除数据占全部正确数据的5.3%。被试每种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见表1。
| 表 1 不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ms)与正确率(%) |
对反应时进行单因素三水平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语音相关性主效应显著,F(2, 56)=26.90,p<0.001,η
对正确率进行单因素三水平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语音相关性主效应不显著,F(2, 56)=0.71,p=0.496,η
实验1结果表明,非平衡中–英双语者在准备用汉语命名图片后,对英语语音一致词的命名反应快于语音相关词和语音无关词,并且对语音相关词的命名反应快于语音无关词,这说明英语对等词和相关词的语音都得到了来自图片语义系统的激活,即英语的语音激活范围较大。那么,在准备用英语命名图片时,非目标语言汉语的语音激活范围会有不同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设计了实验2。
3 实验2 3.1 实验目的探讨中–英双语者在英语词汇产生中汉语词汇的语音激活范围。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华南师范大学非英语专业大学生32名,选择标准同实验1,他们均未参加前面的实验。
3.2.2 实验设计本实验是单因素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汉语词与图片汉语名称的语音相关性,包括语音一致(即图片的汉语名称,例如“时钟”),语音相关(与汉语名称语音接近,例如“石头”)和语音无关(与汉语名称语音完全不同,例如“月饼”)三个水平。因变量是测验阶段被试命名汉语词汇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3.2.3 实验材料正式实验图片同实验1。三种条件下汉语双字词首字的笔画数(F=0.58, p=0.601)和整词(F=0.34, p=0.781)的笔画数都没有显著差异。
正式实验材料匹配为3个材料系列,每个系列都包括语音一致、语音相关和语音无关三个条件,每个条件包括16张图片。另外每个系列加入48张填充图片,图片出现后直接用英语进行命名。
3.2.4 实验程序正式实验在计算机上进行,使用E-prime软件编制实验程序。实验开始前,请被试学习三种条件下的汉语词、学习图片以及图片对应的英语名称。学习词语阶段,电脑屏幕上视觉呈现汉语词,同时听觉呈现它们的读音,要求被试必须正确命名这些词语;学习图片阶段,电脑屏幕上呈现图片及其英语名称,要求被试记住图片名称;之后进入图片测试阶段,电脑屏幕上只呈现图片,被试只有正确命名所有图片后才能进入正式实验。其他与实验1相同。
3.3 结果与分析在SPSS16.0中分析数据。首先,删除3名正确率低于80%的被试;其次,删除被试反应时在2.5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删除数据占全部正确数据的5.7%。被试每种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见表2。
| 表 2 不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ms)与正确率(%) |
对反应时进行单因素三水平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语音相关性主效应边缘显著,F(2, 56)=3.09,p=0.090,η
对正确率进行单因素三水平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语音相关性主效应不显著,F(2, 56)=0.66,p=0.521,η
实验2结果表明,非平衡中–英双语者在准备用英语命名图片后,对汉语语音一致词的命名反应快于语音相关词和语音无关词,但对语音相关词的命名反应与语音无关词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只有汉语对等词的语音得到了来自图片语义系统的激活,即汉语的语音激活范围较小。
4 总讨论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系统探讨了非平衡中–英双语者言语产生中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情况。与以往研究类似,本研究也发现了非目标语言语音层面的自动激活。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语和二语两种熟练水平差异较大的语言分别作为非目标语言时,其语音激活的范围是不同的。实验1结果表明,在准备图片汉语名称时,英语对等词和相关词的语音都得到了激活。实验2结果表明,在准备图片英语名称时,只有汉语对等词的语音得到了激活。这意味着,使用熟练水平较高的汉语时,英语的语音激活范围较大,而使用熟练水平较低的英语时,汉语的语音激活范围较小。抑制控制模型认为,熟练水平越高的语言被抑制的程度越高,且被重新激活的难度也越大(刘欢欢, 陈宝国, 2015; Bonfieni, Branigan, Pickering, & Sorace, 2019; Green,1998)。本研究结果可用该模型的观点解释,即熟练水平更高的汉语被抑制的程度更高,进而被重新激活的难度也更大,所以其语音激活的范围相对较小。
先前研究中被试大多为平衡的熟练双语者,其两种语言的熟练水平基本一致,最后表现出的非目标语言加工机制也基本一致。本研究使用的是不平衡中–英双语者,他们的英语获得年龄在10~13岁之间,属于晚期双语者。虽然二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熟练水平,但相对于优势语言一语,仍属于弱势语言。因此两种语言作为非目标语言时的加工机制会有所不同(王渊博, 闻素霞, 贾德梅, 2017; 吴际, 王瑞明, 范梦, 李利, 陈丽华, 2013)。具体表现为,在使用熟练水平较高的一语时,二语作为非目标语言只受到较小的抑制,因而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激活;而在使用熟练水平较低的二语时,一语作为非目标语言受到了较大的抑制,因而只得到较小范围的激活。可见,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与非目标语言的熟练水平及所受到的抑制程度有重要关系。
本研究结果对双语记忆表征模型有一定的影响。双语记忆表征模型包括词汇连接模型、概念调节模型和修正分级模型(李利, 莫雷, 王瑞明, 2011; Kroll & Stewart, 1994; Potter, So, Von Eckhart, & Feldman, 1984)。众多研究发现,非平衡双语者的记忆表征支持词汇连接模型,即二语词汇需要经由一语词汇才能通达概念意义(Chen, Zhang, Li, & Wang, 2015; Huynh & Witzel, 2018; Wei et al., 2019)。本研究中,非平衡双语者在使用熟练的一语时,因为不需要借助二语通达概念意义,因而对二语语音的激活不够精确,激活范围较大;而在使用不熟练的二语时,因为需要借助一语通达概念意义,选择真正有帮助的对等词,因而对一语语音的激活比较精确,激活范围较小。本研究结果也有力地证明了词汇连接模型。
从认知资源角度来看,非平衡双语者在加工熟练的母语词语(如“鲜花”)时,其翻译对等词(flower)会被激活,此时所耗费的认知资源较少,被试能充分利用剩余的认知资源去加工同一英语音节的flo-,所以我们观察到非目标语言英语得到较大范围的激活。而双语者在加工不熟练的英语词汇时,因为需要耗费较多的认知资源,所以作为非目标语言的汉语,只能得到较小范围的激活。另外,由于被试无法获知非目标语言的词汇出现顺序,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他们可能对非优势语言二语有更多的心理准备,给予更多的预期,因而对二语语音的激活范围会更大(Chang, Xie, Li, Wang, & Liu, 2016; Christoffels, Firk, & Schiller, 2007; Liu et al., 2018)。
5 结论本研究采用改造的图片命名启动范式考察了非平衡中–英双语者在言语产生过程中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结果表明,中–英双语者使用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的语音也可以得到激活,并且激活范围可能受非目标语言熟练水平的影响。当使用熟练的一语时,不熟练的二语作为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较大;而使用不熟练的二语时,熟练的一语作为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较小。
常松, 王瑞明, 李利, 谢久书. (2013). 非熟练双语者言语产生中非目标语言的激活范围. 心理发展与教育, (1): 54-60. |
李利, 莫雷, 王瑞明. (2011). 二语词汇熟悉度在双语者语义通达中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34(4): 799-805. |
李利, 申由甲子, 张扬, 陈琳. (2014). 日本留学生口语产生中非目标词汇的激活.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125-129. |
刘欢欢, 陈宝国. (2015). 语言转换的认知及其神经机制. 心理科学, 38(1): 98-103. |
王渊博, 闻素霞, 贾德梅. (2017). 汉-维非熟练双语者非目标语言语音激活与语义激活差异的ERP研究. 心理科学, 40(6): 1282-1288. |
吴际, 王瑞明, 范梦, 李利, 陈丽华. (2013). 中英双语者部件搜索任务中非目标语言加工的ERP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 11(5): 607-611. DOI:10.3969/j.issn.1672-0628.2013.05.006 |
张清芳, 杨玉芳. (2003). 影响图画命名时间的因素. 心理学报, 35(4): 447-454. |
Bonfieni, M., Branigan, H. P., Pickering, M. J., & Sorace, A. (2019). Language experience modulates bilingual language control: The effect of proficiency, age of acquisition, and exposure on language switching. Acta Psychologica, 193: 160-170. DOI:10.1016/j.actpsy.2018.11.004 |
Chang, S., Xie, J. S., Li, L., Wang, R. M., & Liu, M. (2016). Switch costs occur at lemma stage when bilinguals name digits: Evidence from language-switching and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249. |
Chen, C. Y., Zhang, J. X., Li, L., & Wang, R. M. (2015).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s in less fluen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6(1): 230-241. DOI:10.2466/28.PR0.116k13w7 |
Christoffels, I. K., Firk, C., & Schiller, N. O. (2007). Bilingual language control: 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study. Brain Research, 1147: 192-208. DOI:10.1016/j.brainres.2007.01.137 |
Colomé, À. (2001). Lexical activation in bilinguals' speech production: Language-specific or language-independent?.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5(4): 721-736. DOI:10.1006/jmla.2001.2793 |
Green, D. W. (1998). Mental control of the bilingual lexico-semantic system.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2): 67-81. DOI:10.1017/S1366728998000133 |
Guo, T. M., & Peng, D. L. (2006).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vidence for parallel activation of two languages in bilingual speech production. Neuroreport, 17(17): 1757-1760. DOI:10.1097/01.wnr.0000246327.89308.a5 |
Hall, M. L. (2011). Bilingual picture-word studies constrain theories of lexical selec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 381. |
Hermans, D., Bongaerts, T., De Bot, K., & Schreuder, R. (1998). Producing words in a foreign language: Can speakers prevent interference from their first language?.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3): 213-229. DOI:10.1017/S1366728998000364 |
Hoshino, N., & Kroll, J. F. (2008). Cognate effects in picture naming: Does cross-language activation survive a change of script?. Cognition, 106(1): 501-511. DOI:10.1016/j.cognition.2007.02.001 |
Huynh, J., & Witzel, N. (2018). Associative networks from L2 words in early and late Vietnamese-English bilingual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1(1): 199-230. DOI:10.1075/jsls.17020.huy |
Klaus, J., Lemhöfer, K., & Schriefers, H. (2018). The second language interferes with picture naming in the first language: Evidence for L2 activation during L1 production. Language, Cognition and Neuroscience, 33(7): 867-877. DOI:10.1080/23273798.2018.1430837 |
Kroll, J. F., Bobb, S. C., Misra, M., & Guo, T. M. (2008). Language selection in bilingual speech: Evidence for inhibitory processes. Acta Psychologica, 128(3): 416-430. DOI:10.1016/j.actpsy.2008.02.001 |
Kroll, J. F., & Stewart, E. (1994). Category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and picture naming: Evidence for asymmetric connections between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3(2): 149-174. DOI:10.1006/jmla.1994.1008 |
Liu, Y., Chang, S., Li, L., Liu, W., Chen, D., Zhang, J., & Wang, R. (2018). Effects of naming language and switch predictability on switch costs in bilingual language produc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649. DOI:10.3389/fpsyg.2018.00649 |
Macizo, P. (2016). Phonological coactivation in the bilinguals’ two languages: Evidence from the color naming task.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9(2): 361-375. DOI:10.1017/S136672891500005X |
Potter, M. C., So, K. F., Von Eckhart, B., & Feldman, L. B. (1984). Lexical and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in beginning and proficient bilinguals.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23: 23-38. DOI:10.1016/S0022-5371(84)90489-4 |
Wei, Q., Dong, H., Jin, M., Fu, S., Yu, Q., & Lin, Y. X. (2019, July). ERP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riming effect on semantic processing of Chinese-Japanese later bilingual learner. I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Scie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SSD 2019). Atlantis Press.
|
2.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er for Studies of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and Cognitive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3.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The Key Laboratory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2020, Vol.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