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关注（fairness considerations）是指自我收益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是人类追求理想生活的一个永恒主题（Wang et al., 2017）。公平是一种重要的人类社会规范，约束并引导着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多种行为，诸如物质交换、资源或财富分配等等。研究者多采用最后通牒任务（ultimatum game, UG）来探究社会互动中人类的公平行为（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 1982）。作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资产分配情境，UG任务大多要求两名玩家共同完成，其中第一名玩家（分配者）提出双方如何分配特定资源（如100元)的方案，然后第二名玩家（反应者）决定是否接受此提议：如果接受，双方将获得相应的金钱；如果拒绝，则双方均一无所获（Wang et al., 2017）。已有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对分配提议的公平性非常敏感，倾向于拒绝那些低于总额20%～30%的分配提议，而且随着分配提议不公平性的增加，拒绝率会显著上升（McAuliffe, Blake, Steinbeis, & Warneken, 2017; Zheng, Yang, Jin, Qi, & Liu, 2017）。

UG中的拒绝行为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相悖，获得国内外大量研究者的关注。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来解释这种非理性决策，诸如不平等厌恶理论（Fehr & Schmidt, 1999）、互惠理论（Falk & Fischbacher, 2006）、自尊受伤/敌意模型（Straub & Murnighan, 1995）、双系统模型（张振, 刘凯, 杨邵峰, 2013; Zheng et al., 2017）等。双系统模型强调公平加工中存在两种子系统：直觉启发式系统和理性分析系统。前者是情绪系统，它是自主且快速的；后者是认知系统，它是慎思且缓慢的。有研究者将情绪驱动和认知控制置于利益权衡的两端，以单维度的动态等级连续框架（dynamic graded continuum, DGC）来解释决策行为。DGC强调情绪驱动加工和认知控制加工位于决策推理系统的两端，而两者之间是两种加工共同表征的连续体；两种过程的表征强度、区分度和稳定性共同决定了最终的行为决策（张振, 杨邵峰, 李颖, 2014）。因此，公平决策涉及到情绪驱动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的彼此拮抗作用，占优势的系统则控制最终的行为抉择。例如，所有能削弱情绪加工的策略，如宣泄或认知重评，均可降低UG中的拒绝行为（Wang et al., 2011; Xiao & Houser, 2005）。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不仅要为自身所处的情境做出决定，而且可能需要预测或帮助他人做出决策（刘翠翠, 陈彬, 刘磊鑫, 原献学, 汪祚军, 2013; 刘永芳等, 2014）。建构水平理论认为个体对社会事件的表征水平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人们倾向于采用高建构水平表征心理距离较远的事物，更关注抽象性，图示化和去情境化的核心特征，而采用低建构水平表征心理距离较近的事物，更在意具体的、表面的、情境化的信息（Trope & Liberman, 2010）。同时，张振等人（2014）认为双系统模型的DGC框架和建构水平的组织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融合性，即低建构水平会增强情绪驱动加工进而增加拒绝行为，而高建构水平可以增强认知控制因素，进而降低拒绝行为。有研究者证实了社会距离对公平加工的影响（Civai, Corradi-Dell’Acqua, Gamer, & Rumiati, 2010; Kim, Schnall, Yi, & White, 2013）。Kim等要求被试扮演反应者，分别替自己、亲密他人以及陌生人做出接受或拒绝分配提议的决策，发现替陌生人决策要比替自己或亲密他人决策时接受更多的不公平提议。

先前研究在UG任务的实验操纵，如互动模式（单次/重复互动）、提议数目及呈现方式等上均存在较大差异，且没有对比分析反应时数据。操纵方式的不同会影响个体的声誉学习、互动预期及反应策略，进而导致截然不同的数据结果及解释（Güth & Kocher, 2014），而且反应时的缺乏也无法精确刻画其潜在的默认优先倾向与认知冲突（Yudkin, Rothmund, Twardawski, Thalla, & Van Bavel, 2016）。为克服上述不足，本研究采用单次匿名UG任务，通过伪随机方式呈现分配提议，并记录被试应对提议时的反应时数据。同时，先前研究多以西方被试为研究对象，且有研究表明UG的拒绝率存在文化与地域差异，亚洲个体的拒绝率显著高于美国个体（Chuah, Hoffmann, Jones, & Williams, 2007; Oosterbeek, Sloof, & Van De Kuilen, 2004），因此本研究也试图在东方文化背景中检验社会距离影响公平加工模式的普遍适用性。依据建构水平理论与双加工模型的观点（Trope & Liberman, 2010; Zheng et al., 2017）及已有研究结果（Kim et al., 2013），本研究预测：陌生他人是比自我和朋友更远的社会距离，属于高建构水平范畴，决策时认知控制加工比情绪驱动加工的相对权重更大，更倾向于接受分配提议，尤其是不公平提议。

此外，研究表明公平偏好存在较强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比男性存在更高的接受率，尤其是不公平提议（Eckel, De Oliveira, & Grossman, 2008; Eckel & Grossman, 2001; Solnick, 2001）。进化理论和社会角色理论对公平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阐述。社会角色理论（Eagly & Wood, 2011）认为女性角色能够提升易化人际关系的共融性行为（communal behavior），而男性角色则包含高地位与权力成分，往往被感知为独立的和占优势的，因此女性会发展出更多的人际技能，具有更强的同情关注和共融取向（Eagly, 2009）。进化理论则强调男性和女性具备不同的适应策略，表现为女性要更为谨慎以回避潜在的报复，而男性必须对各种挑衅及威胁做出恰当反应才能维持统治地位（Campbell, 2013）。建构水平理论假定高建构水平更容易强化个体稳定的偏好特质（Giacomantonio, De Dreu, Shalvi, Sligte, & Leder, 2010），且有研究表明女性对决策情境存在更强的敏感性（Croson & Gneezy, 2009），因此公平偏好的性别差异在替他人决策时更为明显。本研究也预测：相比于男性，女性对社会距离的变化更为敏感，替他人决策时的接受率显著高于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

被试为42名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男女各半，年龄范围17～27岁，平均年龄21.2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正常，没有精神病史，实验后获得一定报酬。

采用2（性别: 男性, 女性）×3（社会距离: 自我决策, 替朋友决策, 替他人决策）×5（提议类型: 1/9, 2/8, 3/7, 4/6, 5/5）的混合设计，性别因素为被试间变量，社会距离因素和提议类型因素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UG任务中提议的接受率、反应时和接受阈限，其中接受阈限是指接受率为50%时所对应的金钱收益，反映了个体可接受的公平标准（Wallace, Cesarini, Lichtenstein, & Johannesson, 2007）。接受率的计算方法为每种提议呈现六次中被试选择接受的比例。接受阈限的计算方法是：采用直线内插法将提议作为横坐标，以接受率作为纵坐标画出曲线，然后从纵轴的50%处画出与横坐标平行的直线，与曲线相交于点a，从点a向横坐标画垂线，垂线与横轴相交处就是接受阈限值。

参考已有研究（刘耀中, 刘敏, 彭滨, 2018; Kim et al., 2013），社会距离分为自我决策、替朋友决策和替他人决策三种条件。在自我决策条件下，被试作为反应者参与UG任务，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接受或拒绝分配提议的决定。在替朋友决策条件下，要求被试提名一个交往六个月以上的亲密朋友，并从朋友角度做出接受或拒绝分配提议的决策。在替他人决策条件下，采用情境想象法，要求被试设想“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对方角度来做出接受或拒绝分配提议的决策。每种任务条件下，被试均需要回答“当前任务中你在为谁做出决策”的项目，该项目有三个备选项，A代表自己，B代表亲密朋友，C代表陌生人。该题目旨在确定受测者是否理解任务要求，并检验社会距离的操纵是否有效。

当前最后通牒博弈采用单次匿名互动方式进行，即每轮博弈中的互动对象都不相同。具体言之，被试被告知研究人员之前已从所在大学随机筛选了200名大学生被试，并要求他们表明“在单次匿名互动情况下，假定其被赋予10元钱，那么他们会如何从五种分配提议（1/9, 2/8, 3/7, 4/6, 5/5; 斜杠前为反应者所得，斜杠后为分配者所得）中做出选择”，然后将200名被试的选择存贮于计算机当中；在被试完成的每轮博弈中，电脑会从中随机选择一个被试的分配提议以完成此轮博弈。但实际上，所有分配者的分配提议都是由电脑程序进行伪随机呈现。

所有被试均通过计算机来完成博弈任务。被试首先输入个人的基本信息，然后分别完成替自我决策、替朋友决策和替陌生他人决策的互动任务，每个区组包含1/9，2/8，3/7，4/6，5/5提议各6次，区组顺序在被试间进行平衡。各种互动任务中每一回合都先呈现一个十字（800 ms）提示新回合的开始，接着呈现对方提出的分配提议（1500 ms），被试在看到分配提议后，经过思考后在提议呈现时间内尽快按键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接受按1键，拒绝按3键，按键方式在被试间平衡。若超出时间未按键则视为无效反应。随后屏幕上呈现当前回合的反馈，双方当前回合的收益以及被试目前为止所累积的收益。实验共90个trials，正式实验前进行5次练习，整个实验持续约30 min。

所有被试都能清晰的确定三种社会距离条件下的决策主体，表明当前社会距离变量操纵是有效的。

对接受率进行2（性别：男性，女性）×3（社会距离：自我决策，替朋友决策，替他人决策）×5（提议类型：1/9, 2/8, 3/7, 4/6, 5/5）的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2, 80)=12.37，p<0.001，η ${\,_{\rm p}^2} $ =0.24，表现为替他人决策时接受率（0.67±0.02）显著高于自我决策（0.57±0.02）和替朋友决策（0.57±0.02），ps<0.001，而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时接受率差异不显著，p>0.05。提议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4, 160)=239.38，p<0.001，η ${\,_{\rm p}^2} $ =0.86，事后比较表明所有分配提议的接受率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s<0.05，随着提议公平性的升高，接受率显著上升。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 40)=6.49，p<0.05，η ${\,_{\rm p}^2} $ =0.14，表现为女性的接受率（0.65±0.02）显著高于男性（0.56±0.02）。社会距离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 80)=6.60，p<0.01，η ${\,_{\rm p}^2} $ =0.1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替他人决策时存在显著的性别主效应，F(1, 40)=16.50，p<0.001，表现为女性接受率（0.77±0.03）显著高于男性（0.58±0.03），而自己决策和替朋友决策时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s(1, 40)<1.08，ps>0.05。社会距离与提议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8, 320)=4.80，p<0.01，η ${\,_{\rm p}^2} $ =0.1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提议1/9、2/8和3/7上存在显著的社会距离主效应，Fs(2, 39)>5.94，ps<0.01，表现为替他人决策时接受率显著高于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而提议4/6和5/5上社会距离的主效应不显著，Fs(1, 40)<0.93，ps>0.05。更为重要的是，性别、社会距离和提议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8, 320)=2.31，p<0.05，η ${\,_{\rm p}^2} $ =0.06。简单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女性被试中社会距离和提议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8, 160)=5.72，p<0.001，进一步分析表明提议1/9，2/8和3/7上社会距离主效应显著，Fs(2, 19)>7.33，ps<0.01，表现为替他人决策时接受率显著高于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而提议4/6和5/5上无显著的社会距离主效应，Fs(2, 19)<2.97，ps>0.05。相比较而言，男性被试中社会距离和提议类型的交互作用则不显著，F(8, 160)=0.73，p>0.05。参见图1。

图 1(Figure 1)

图 1 不同社会距离下五种提议接受率的性别差异

对反应时进行2（性别：男性，女性）×3（社会距离：自我决策，替朋友决策，替他人决策）×5（提议类型：1/9, 2/8, 3/7, 4/6, 5/5）的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2, 80)=9.27，p<0.001，η ${\,_{\rm p}^2} $ =0.18，表现为替他人决策时反应时（625±17 ms）显著低于自我决策（703±16 ms）和替朋友决策（672±16 ms），ps<0.05，而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时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0.05。提议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4, 160)=12.33，p<0.001，η ${\,_{\rm p}^2} $ =0.24，事后比较表明分配提议反应时呈倒U型曲线，提议5/5的反应时最短（627±13 ms）且显著低于其他提议，ps<0.05，提议1/9的反应时次短（658±15 ms）且显著低于提议2/8和3/7，ps<0.05，而提议3/7的反应时最长（699±15 ms）且显著长于提议4/6（660±14 ms）。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 40)=6.43，p<0.05，η ${\,_{\rm p}^2} $ =0.14，表现为女性被试的反应时（635±18 ms）显著低于男性（698±18 ms）。社会距离与提议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8, 320)=7.70，p<0.01，η ${\,_{\rm p}^2} $ =0.16，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提议1/9，2/8，3/7和4/6上均存在显著的社会距离主效应，Fs(2, 39)>6.09，ps<0.01，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提议1/9，2/8和4/6上存在相似的差异模式，即自我决策的反应时（700±20 ms, 739±22 ms, 686±19 ms）显著长于替他人决策（619±21 ms, 645±20 ms, 618±20 ms），ps<0.01，而替朋友决策的反应时（654±18 ms, 680±21 ms, 676±21 ms）与前两者无显著差异，ps>0.05；面临提议3/7时自我决策的反应时（782±21 ms）显著长于替朋友决策（699±22 ms）和替他人决策（615±21 ms），ps<0.01，而替朋友决策的反应时又显著长于替他人决策，p<0.01；而面临提议5/5时社会距离的主效应不显著，F(2, 39)=1.89，p>0.05。参见图2。

图 2(Figure 2)

图 2 不同社会距离下五种提议反应时的性别差异

对接受阈限进行2（性别：男性，女性）×3（社会距离：自我决策，替朋友决策，替他人决策）的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2, 80)=11.37，p<0.05，η ${\,_{\rm p}^2} $ =0.22，表现为替他人决策时的接受阈限（2.06±0.12）显著低于自我决策（2.59±0.10）和替朋友决策（2.63±0.12），ps<0.01，而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时接受率差异不显著，p>0.05。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 40)=9.94，p<0.01，η ${\,_{\rm p}^2} $ =0.20，表现为女性被试的接受阈限（2.15±0.12）显著低于男性（2.70±0.12）。社会距离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 80)=9.52，p<0.01，η ${\,_{\rm p}^2} $ =0.19，性别角度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替他人决策存在显著的性别主效应，F(1, 40)=23.74，p<0.001，表现为女性的接受阈限（1.46±0.18）显著低于男性（2.67±0.18），而自己决策和替朋友决策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Fs(1, 40)<1.19，ps>0.05。社会距离角度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女性被试存在显著的社会距离主效应，F(2, 39)=15.23，p<0.001，表现为替他人决策时的接受阈限（1.46±0.18）显著低于自我决策（2.48±0.14）和替朋友决策的接受阈限（2.51±0.18），而男性被试身上社会距离的主效应不显著，F(2, 39)=0.07，p>0.05。参见图3。

图 3(Figure 3)

图 3 不同社会距离下接受阈限的性别差异

接受率结果发现，相比于自我决策与替朋友决策，女性替他人决策时更多地接受不公平提议，而社会距离无法调节男性被试的公平加工模式，即无论替何人决策，男性被试的接受率总会随着提议公平性上升而提高。本研究发现社会距离可以削弱个体对提议公平的关注，即替他人决策条件比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条件更倾向于接受分配提议，尤其是不公平提议。与Kim等（2013）的研究相一致，这表明资产分配情境下确实存在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相比于自我决策或替朋友决策，替他人决策是高建构水平的较远社会距离，个体较少受到情绪因素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往往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Wening, Keith, & Abele, 2015）。同时，本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种效应仅存在于女性群体当中，男性群体的公平关注不受社会距离的调节。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以下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相比于女性而言，男性在进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往往被要求具备更为独立、强势和不可侵犯的认知与行为特点（Campbell, 2013; Eagly, 2009），无论在为何人决策时，不公平提议都会被知觉为一种带有强烈敌意的挑衅或侮辱，进而遭到拒绝。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女性对决策情境存在更强的敏感性和共情关注（Croson & Gneezy, 2009），因此替他人决策时更容易为不公平提议做出亲社会性的合理解释与再评价，进而接受更多的不公平提议。有研究发现，相比于控制条件和启动彼此独立的思维条件，启动相依思维可以提高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而且这种效应仅存在于女性身上（Flinkenflogel, Novin, Huizinga, & Krabbendam, 2017）。

不同提议类型的反应时间呈倒U型曲线，与已有研究相一致（Wang et al., 2017），表明中等不公平提议具有更强的模糊性，易产生较大的认知冲突，会导致更长的反应时。相比于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替他人决策时反应时更短，表明存在明显的自我卷入效应，即替与自己没有任何联系的匿名他人决策时，个体的自我卷入程度较低，情绪驱动系统与认知控制系统的参与度及其所附带的冲突程度较低，能够较快地制定决策（刘翠翠等, 2013; 刘永芳等, 2014）。另外，社会距离和提议类型能够交互影响反应时，表现为不平等提议的反应时随社会距离增加而逐渐降低，而平等提议的反应时不受社会距离的调节。公平原则是资产分配情境中默认的分配原则，是个体长久形成的认知启发式（Civai, 2013），因此公平提议的反应时不会受到社会距离的影响。相较而言，不公平提议则或多或少偏离平等分配的启发式，存在较大的情感与认知冲突，这种冲突会随着社会距离的增长而降低（Kim et al., 2013）。

最后，接受阈限的结果发现男性在三种社会距离条件下的接受阈限非常相似，而女性被试在替他人决策时的接受阈限显著低于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条件。这与接受率的整体分析结果相一致，表明男性的公平判断标准更为严格，不易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而女性被试身上则存在社会距离对公平判断标准的削弱效应。因此，这从公平判断标准的角度再次证实了女性在社会决策情境中的敏感性和共融取向（Campbell, 2013; Eagly, 2009; Miller & Ubeda, 2012）。另外，性别视角的交互作用分析模式则发现，低建构水平的近距离情境下男性和女性具有相似的公平判断标准，而高建构水平的替他人决策情境下女性的接受阈限要显著宽松于男性。这种结果表明公平偏好的性别差异在替他人决策时更为明显，这可能归因于高建构水平更容易凸显男性与女性对决策情境的情绪与认知感知差异，增强女性的共情与共融取向的权重（Giacomantonio et al., 2010），进而放宽女性的公平判断标准。

社会距离降低公平关注的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被试对分配提议的反应模式不会受到社会距离的调节，而女性被试在替他人决策时比自我决策和替朋友决策时更倾向于接受不公平提议（1/9, 2/8和3/7），但三种社会距离条件下提议4/6和5/5的接受率无显著差异；女性被试在替他人决策时的接受标准显著宽松于男性，而自我决策及替朋友决策时两者的接受标准无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