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拖延是指个体将该做的事情延后做的一种现象和行为，或是个体将该做的事情延后的一种非理性倾向（Lay, 1986），自愿、回避和非理智等要素构成个体拖延行为的主要特征（Solomon & Rothblum, 1984）。国内外调查显示，拖延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行为现象，有时甚至已经成为一部分人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大多数成人和学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都或多或少出现过拖延的经历与行为（Solomon & Rothblum, 1984; Steel, 2007; 庞维国, 韩贵宁, 2009; 倪士光, 李虹, 黄琳妍, 2012）。当前，个体的拖延行为在神经心理学和神经经济学等相关领域也得到广泛的发展（Gustavson, Miyake, Hewitt, & Friedman, 2014; 张顺民, 冯廷勇, 2017）。个体的拖延行为不仅会降低其工作与学习效率，长期的拖延还会导致个体出现焦虑、自责、内疚等负性情绪情感，降低其幸福感，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重大影响（Sirois, 2007; Sirois, Melia-Gordon, & Pychyl, 2003; Sirois, van Eerde, & Argiropoulou, 2015; Stead, Shanahan, & Neufeld, 2010; Steel, 2007）。

在拖延行为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学者们似乎更亲睐于人格因素对个体拖延行为的影响作用，诸如大五人格特质（Lee, Kelly, & Edwards, 2006; Schouwenburg & Lay, 1995; Steel, Brothen, & Wambach, 2001; Watson, 2001）、时间管理（Strunk, Cho, Steele, & Bridges, 2013; Steel, 2007; 王孟成, 杨忍, 戴晓阳, 2009）、自我效能感（Klassen, Krawchuk, & Rajani, 2008; 田芊, 邓士昌, 2011; Wäschle, Allgaier, Lachner, Fink, & Nückles, 2014）和自尊（Burka & Yuan, 1983; Steel, 2007; 韩会芳, 李义安, 韦嘉, 张进辅, 2014; 张斌, 蔡太生, 2010）等。主动性人格作为个体一种相对稳定的个性特质，主要指个体倾向于主动采取措施或行动给周围的环境带来改变或影响的程度（Bateman & Crant, 1993）。主动性人格对个体具有积极的心理功能，能提升个体的工作绩效，促进其学业和职业的发展。以往研究显示，主动性人格对个体的创造力、学业发展、职业决策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Bateman & Crant, 1993; 方小婷, 叶宝娟, 杨强, 郭少阳, 2017; Major, Turner, & Fletcher, 2006; Parker & Collins, 2010; 商佳音, 甘怡群, 2009），具有典型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会采取行动促进改变，积极致力于操纵其周围环境，提前瞄准时机主动表现，寻求新信息和做法提高效率，坚持行为直到期望实现。反之，不具备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则往往缺乏主动性，总是习惯于被动的适应自身所处环境和条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商佳音, 甘怡群, 2009; Parker & Collins, 2010）。同时主动性人格与自我效能感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国内外实证研究显示主动性人格能够显著影响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水平（Hsieh & Huang, 2014; 李佳芹, 2014; 曲可佳, 鞠瑞华, 张清清, 2015）。一项针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调查表明，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对其学业拖延存在显著影响作用（程祝亚, 2013）。显然，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对其拖延行为存在明显的影响作用。

当然，在预测个体拖延行为的因素中，自我效能感和自尊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水平的降低，个体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怀疑与不确定性，此时个体就倾向于采取拖延的方式来应付了事（韩会芳等, 2014; Steel, 2007; 田芊, 邓士昌, 2011; Wäschle et al., 2014; 张斌, 蔡太生, 2010; Klassen et al., 2008）。特别地，作为和自我效能感具有类似作用的人格因素—核心自我评价，主要是指个体所持有的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最基本评价（Judge, Locke, & Durham, 1997）。核心自我评价包括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神经质以及控制点等四个次级核心特质（Judge, Erez, Bono, & Thoresen, 2002），作为一种潜在的、宽泛的人格结构，核心自我评价可以潜意识地影响个体对自己、外在世界和他人的评价和估计（Judge et al., 1997; Judge et al., 2002; Judge, Erez, Bono, & Thoresen, 2003）。相关研究（单泓博等, 2016; Steel, 2007）表明大学生的自我控制对其拖延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此外，再结合自尊（韩会芳等, 2014; 张斌, 蔡太生, 2010）、自我效能感（Klassen et al., 2008; 田芊, 邓士昌, 2011; Wäschle et al., 2014）以及神经质（Lee et al., 2006; Schouwenburg & Lay, 1995; Steel, 2007）等与个体拖延行为的研究成果，可以确定核心自我评价与个体的拖延行为也存在明显的关联，且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能够明显预测个体的拖延行为。

综上，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分析与梳理，发现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和拖延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关联。尽管学者们分别研究了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与拖延行为的关系，但对主动性人格和核心自我评价同时预测拖延行为，尤其是核心自我评价在主动性人格对拖延行为影响中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缺乏探讨。主动性人格理论认为，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特质，在个人的全面发展中存在积极功能，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相对不易受到外界环境的约束和影响，能够主动识别和抓住一切机会，积极采取措施与行动且持之以恒直到获得成功，进而去影响与改变外在环境（Bateman & Crant, 1993; Parker & Collins, 2010; 商佳音, 甘怡群, 2009）。当个体成功改变环境后，会产生自我成长的体验并倾向于寻求更困难的任务与挑战（Locke & Latham, 2006），高主动性的个体对其自身的能力与价值始终持着积极肯定的认识与表征，越容易表现为高自我效能和高自尊，进而个体的拖延行为必然会得到有效的抑制与减少。拖延理论认为，高神经质的个体其情绪稳定性较差，冲动与非理性的行为和倾向比较明显，在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上容易出现拖延行为（Lee et al., 2006; Steel et al., 2001），同时低自我效能感和低自尊的个体，对自身的能力与价值越容易产生怀疑与不自信，则也越容易产生拖延行为（Burka & Yuan, 1983; Klassen et al., 2008）。这涵盖了自我效能感、自尊及神经质等侧面特质的核心自我评价必然会影响个体的拖延行为。为此，主动性人格倾向越明显的个体，其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就越积极肯定，进而会逐步减少其拖延行为。另外，根据Matthews, Zeidner和Roberts（2006）提出的三层次变量的模型：第一层次的变量是特质性构念（如人格特征），它对第三层次结果变量（如问题行为）的影响，往往要借助第二层次的中介过程来实现。基于这一思考，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特征，它对拖延行为的影响的确可能通过某些中介变量来实现，而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种与自我评价有关的自我调节变量，其在主动性人格和拖延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值得探讨。鉴于此，结合以往实证研究，本研究假设：（1）主动性人格和核心自我评价均负向预测拖延行为；（2）主动性人格正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核心自我评价在主动性人格对拖延行为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便利取样对西部某省3所本科院校的6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28份（有效回收率88%）。男生220人，女生308人；大一133人，大二143人，大三153人，大四99人；文科生410人，理科生118人；平均年龄为20.78±1.68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主动性人格问卷

采用商佳音和甘怡群（2009）修订的中文版主动性人格问卷，该问卷为单维结构，共11个题目，如“如果我看到别人处在困难中，我会尽我所能地提供帮助”，每个题目采用7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主动性人格倾向或水平越积极。本次调查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90。

2.2.2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Judge等（2003）编制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共10个题目，如“我相信自己在生活中能获得成功”，每个题目采取5级评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被试的得分越高表明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好。目前国内针对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的翻译和应用并不完全统一，本次调查采用戴晓阳（2010）的中文版本，本次调查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1。

2.2.3 Aitken拖延问卷

采用Aitken（1982）编制的拖延行为问卷，该问卷是单维结构的自评量表，共19个题目，“我总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事情”，每个题目采用5点记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被试的得分越高表明其拖延行为越严重。在国内，陈小莉、戴晓阳和董琴（2008）完成了该问卷在大学生被试中适用性的修订工作，本次调查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75。

2.3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采用Harman检验法（Malhotra, Kim, & Patil, 2006）检测本次调查的共同方法偏差情况。其中，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有11个，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为18.04%；同时单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较差（χ²/df=5.56, CFI=0.49, TLI=0.46, RMSEA=0.09, SRMR=0.10）。这表明本次研究中未发现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使用Mplus7.0统计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积差相关分析显示，主动性人格和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p<0.01），而两者均与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p<0.01），表明三者的关系密切（见表1）。多元回归分析显示，主动性人格（β=–0.233,p<0.001）和核心自我评价（β=–0.208,p<0.001）对拖延行为存在显著预测作用。

3.2 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与拖延行为的关系模型

为进一步考察大学生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与拖延行为的关系，检验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来建构三者的关系模型（见表2、表3与图1）。

表2显示，模型的各个拟合指数均满足相应标准（χ²/df小于3，NNFI和CFI都在0.95以上，SRMR和RMSEA均小于0.06），说明模型拟合良好。结合大学生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对拖延行为的影响的关系图（见图1）可知，当加入核心自我评价之后，主动性人格对拖延行为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β=–0.335,p=0.005），主动性人格对核心自我评价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0.514, p<0.001），核心自我评价对拖延行为也存在显著预测作用（β=–0.321,p=0.019），这说明核心自我评价在主动性人格与拖延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2.99%，中介效应量为0.165。

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核心自我评价在主动性人格和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见表3）。结果显示，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32，其95%的置信区间为[–0.066, –0.010]不包含0，则核心自我评价在主动性人格和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间接作用对拖延行为产生影响。

4 讨论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一首“明日歌”生动形象的展现了拖延行为的弊端，同时也警示后人要谨防拖延行为。作为一种常见的行为习惯，拖延行为在学生和成人群体中都十分常见。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从人格特质角度出发，基于Matthews等（2006）的变量关系模型，引入主动性人格和核心自我评价两个因素，采取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考察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与其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机制，以期为大学生拖延行为的预防、干预以及未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与以往研究一致（程祝亚, 2013; Hsieh & Huang, 2014; Klassen et al., 2008; 李佳芹, 2014; Wäschle et al., 2014），本研究中大学生主动性人格和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p<0.01），而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均与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p<0.01），这显示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和拖延行为的关系密切。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和核心自我评价对其拖延行为均存在显著预测作用（p<0.001），这说明主动性人格倾向越强的大学生凡事都积极争取，乐于付出努力且采取策略积极应付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积极主动去改变环境，以带来有意义的改变。同时在这一主动性的行为中，大学生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并能获得足够的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从而促进个体的自我评价，以减少拖延行为和问题（程祝亚, 2013; Parker & Collins, 2010）；反之，主动性低的大学生总是被动地适应环境，甚至被环境所塑造，在操作行为中积极性比较低，不愿付出过多努力，较多的依赖于他人，在外力驱使下被动适应和改变。如此一来，就会越来越对自己缺乏信心，也无法发现自己的才能和价值，继而降低其自我评价，进而导致拖延行为的出现（Klassen et al., 2008; Steel, 2007; Wäschle et al., 2014）。此外，Owens和Newbegin（2000）研究表明，高自我评价的个体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而低自我评价的个体在面临新的调整或任务时，则倾向于采取拖延的方式加以应付了事。

为进一步探讨大学生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和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机制。本研究以主动性人格为自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拖延行为为因变量，建构核心自我评价在主动性人格与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纳入核心自我评价后，大学生主动性人格对其拖延行为的路径系数减小但仍达到显著性水平，即核心自我评价在主动性人格与拖延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2.99%，并且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主动性人格和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主动性人格理论和拖延理论，作为独立人格特质的主动性人格不但可以直接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也可通过作为中介的核心自我评价去间接地影响大学生的拖延行为。这表明越积极主动的大学生越能够很好的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能很快融进新的生活和陌生环境，有时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去努力改变环境（Bateman & Crant, 1993; Major et al., 2006）；而不具备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往往缺乏主动性，总是习惯于被动的适应自身所处环境和条件，得过且过。

此外，主动性越强的大学生也会对自己的学业能力和学习行为更加地具有判断力和自信心，这些也会有助于客服大学生的拖延行为（程祝亚, 2013; Parker & Collins, 2010; 商佳音, 甘怡群, 2009）。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还会通过核心自我评价而对拖延行为起作用。这是因为，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有着长远的愿景，为了完成已确定的目标，合理分配时间，积极努力的付出且会坚持不懈地去做，直到显著的变化发生。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会对自己完成学习任务更加有信心，自我的认可度也越高（Hsieh & Huang, 2014; 李佳芹, 2014; 曲可佳等, 2015），同时自我评价越高的大学生更相信自己能够有效的掌握生活，相信自己能够应付各种挫折和困难，这种自信心为他们的大学学习生活提供了强大的心理储备，从而让他们更容易适应（程祝亚, 2013; Hsieh & Huang, 2014; 李佳芹, 2014; 曲可佳等, 2015）。反之，不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往往缺乏主动性，总是习惯于被动的适应自身所处环境和条件，会对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产生怀疑，从而畏惧不前，甚至是选择逃避，则最终会导致拖延行为（Burka & Yuan, 1983; 张斌, 蔡太生, 2010）。因此，对于处在新时代的大学生而言，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应该准确把握个人成长目标，培养积极的心态，采取主动的行为，积极调整自我，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评价，改善和克服不良的拖延行为，形成健全的人格特征，以促进学业的进步和身心的健康发展。

因研究条件有限，本研究仍存在如下局限：首先，采取横向设计，调查取样集中在同一时间内，对于解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稍显欠缺，后续可考虑采用追踪调查，在不同时间点收集数据资料，以更加准确地解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调查对象来自方便取样，对研究结果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有一定影响，未来可考虑从更广泛的样本中进行取样，以增加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和普适性。

5 结论

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核心自我评价和拖延行为呈显著相关，主动性人格与核心自我评价是大学生拖延行为的有效预测因素；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既可以显著地直接预测其拖延行为，同时也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地预测其拖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