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自杀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心理健康问题（Sha, Yip, & Law, 2016），一直受到心理健康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较高的国家之一（Wang, Chan, & Yip, 2014）。在我国，自杀已经成为15～34岁人群的前三位死亡原因之一（Zhang, Sun, Liu, & Zhang, 2014; Wang et al., 2014），其中大学生自杀尤为突出，自杀率是同龄人口的2～4倍，并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胡月, 樊富珉, 戴艳军, 崔宁, 赵晓威, 2016）。

在各种风险因素中，自杀意念（suicide ideation）是自杀行为的早期心理活动，也是自杀行为最强的预测因素之一（Franklin et al., 2017）。自杀意念是指个体的思想或意念中出现死亡、自杀和严重的自我伤害的内容，包括对自杀行为的计划、步骤和结果的想法（Reynolds, 1988），具有隐蔽性、偶发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张华, 宫火良, 董晓静, 2015）。虽然自杀意念不一定必然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但是自杀意念越频繁，实施自杀的可能性就越高。在自杀死亡者中约80%在实施自杀行为之前以各种形式表露过自杀想法（肖水源, 2001）。具有自杀意念的个体在情绪、品行、多动注意和同伴交往等问题上的发生率较高（陈洁, 刘金同, 王旸, 杨楹, 张燕, 2013）。因此，对大学生自杀意念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助于预防和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负性生活事件（negative life events）指个人感受到消极情绪体验的不愉快事件，使个体产生不安、消极、焦虑等情绪情感体验，导致个体的情绪向消极方面发展（贺莹莹, 2008）。长期处于负性生活事件压力下的个体，易产生抑郁情绪或绝望感，继而以消极的应对方式对待，进而引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Miranda, Tsypes, Gallagher, & Rajappa, 2013），国内外大量研究都证实了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有正向预测作用（Chan, Miranda, & Surrence, 2009; Chang, Sanna, Hirsch, & Jeglic, 2010; Hirsch, Wolford, LaLonde, Brunk, & Morris, 2007; 李献云, 费立鹏, 张艳萍, 2008; 朱坚, 杨雪龙, 陈海德, 2013）。同时大学生无论在心理还是生理方面都面临着急剧的变化以及一系列适应问题。因此，当大学生面临自己无法应对的负性生活事件时，可能会产生逃避的心态从而产生自杀意念。

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stress-sensitization model）是理解自杀发生机制的一个主要理论，该理论认为，自杀是应激因素和个体易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Mann, Waternaux, Haas, & Malone, 1999）。除负性生活事件这一重要的应激因素外，反刍思维（rumination）作为一种个体易感因素，对自杀意念的产生也有重要的影响。反刍思维是一种消极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个体遇到负性情绪时反复思考情绪本身，以及产生负性情绪的原因和各种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而不进行积极的问题解决，是一种与消极情绪相联系的不良思维反应风格（Nolen-Hoeksema, 1991）。反刍思维作为自杀意念的重要认知风险因素，对自杀意念具有预测作用（Miranda & Nolen-Hoeksema, 2007; Eshun, 2000; Smith, Alloy, & Abramson, 2006）。同时研究也发现，频繁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个体更倾向于在事件发生后产生较为严重和长期的负性情绪，从而更可能产生反刍思维（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1; Nolen-Hoeksema, Parker, & Larson, 1994; Michl, McLaughlin, Shepherd, & Nolen-Hoeksema, 2013）。故本研究假设：反刍思维在生活事件和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近年来，积极心理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积极心理学的本质是强调心理学的发展不仅要预防和治疗心理问题，同时更注重培养、建构优秀品质的积极作用（周嵚, 石国兴, 2006）。Johnson, Wood, Gooding, Taylor和Tarrier（2011）提出的自杀的缓冲假设认为，影响自杀的因素中，除了有消极因素的推动作用，还有各种积极心理因素的保护作用，即积极心理因素能够缓冲消极因素对自杀的影响。因此，以一种更加开放、欣赏的眼光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强调人的价值，关注积极心理品质对自杀意念产生的保护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气质性乐观（dispositional optimism）作为重要的积极心理特质，是个体面对风险的保护性因子。Scheier和Carver（1985）指出气质性乐观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指个体对将来积极事件发生的总体期望。气质性乐观能够有效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可以显著影响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符永川, 唐琪, 2015）。个体在思维反刍时，往往思维意识狭隘，反复思考产生消极情绪的原因与结果，而不进行积极的问题解决。然而气质性乐观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态度，使个体积极乐观地看待问题，尝试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周宗奎, 刘丽中, 田媛, 牛更枫, 2015），积极地应对压力以适应环境（Hirsch, Wolford, LaLonde, Brunk, & Morris, 2007; Hirsch, Conner, & Duberstein, 2007）。乐观水平高的个体即使进行思维反刍，由于其内心充满希望，可能也很少感受到重复思考的影响，从而降低了其自杀意念产生的可能性（Tucker et al., 2013）。气质性乐观者很少患有身体疾病、抑郁和自杀等，而那些低乐观的个体更容易受到反刍思维的影响，更可能做出自杀等自我毁灭行为（辛莘, 何成森, 2010）。故本研究假设：气质性乐观对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意义，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综上所述，负性生活事件、反刍思维和气质性乐观都是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在自杀意念的产生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结合以往研究结果，依据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和自杀的缓冲假设，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旨在考察负性生活事件、反刍思维、气质性乐观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综合影响，揭示负性生活事件对于自杀意念的作用机制以及气质性乐观在自杀意念形成过程的保护性作用。

2 方法 2.1 对象

选取参与某大学公选课的1191名大一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回收有效问卷1171份（由于未认真作答，故剔除20名学生的问卷结果）。其中，女生658人（56.19%），男生130人（11.10%），缺失性别信息383人（32.71%）。本研究中共有385名大学生有自杀意念，占施测总人数的32.88%。

2.2 工具 2.2.1 贝克自杀意念量表

采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修订的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 BSI-CV，李献云等, 2011）。该量表共有19个项目，用来评估被试自杀意念的强度和自杀危险的程度。由自杀意念和自杀倾向两个分量表组成，前5个项目用来筛选自杀意念者，采用三点计分方式（0～2分），得分越高，则自杀意念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2.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刘贤臣等人（1997）编制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ASLEC）。该量表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对每个事件的回答方式应先确定该事件在限定时间内发生与否，未发生过则选择未发生，计分0，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5级评定，即无影响、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五个等级，计分1～5分。因子分数越高，说明其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压力就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2.2.3 反刍思维量表

采用Nolen-Hoeksema（1991）编制，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订的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Chinese Version, RRS-CV），共有22个项目，包括三个因子：强迫思考、反省深思和症状反刍。量表采用4点计分形式（从不、有时、经常、总是），得分越高表示反刍思维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2.4 修订版生活倾向问卷

采用Scheier，Carver和Bridges（1994）修订的生活倾向问卷（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revised, LOT-R），用于测量气质性乐观水平，该量表由6个项目组成，其中有3个正向题、3个反向题（2、4、5）。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对反向计分项目反转处理后，所有题目相加得到总分，总分越高，表示越乐观。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2.3 程序与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的问卷进行施测。问卷中采用统一的指导语，且强调真实作答以及个人信息保密。采用SPSS23.0以及Hayes（2013）编写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处理和分析数据。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减少自陈问卷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从程序方面进行控制，如在问卷收集过程中强调匿名性和保密性，部分题目使用反向计分等。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变量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3个，且首个因子的解释率为20.07%，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相关

对负性生活事件、反刍思维、气质性乐观和自杀意念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主要研究变量间均呈显著相关（见表1），自杀意念和负性生活事件（r=0.31, p<0.001）、反刍思维（r=0.28, p<0.001）呈显著正相关，和气质性乐观（r=–0.29,p<0.001）呈显著负相关；负性生活事件和反刍思维（r=0.38, p<0.001）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与负性生活事件（r=–0.14,p<0.001）、反刍思维（r=–0.13,p<0.05）和气质性乐观（r=0.09, p<0.001）呈显著相关，但与自杀意念相关不显著。故在之后的有调节的中介检验效应中，主要控制性别变量。

3.3 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了性别后，负性生活事件（β=0.30, p<0.001）对自杀意念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本研究采用Hayes（2013）开发的PROCESS PROCEDURE for SPSS检验中介效应。对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反刍思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通过Bootstrap的方法进行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为0.11，95%的置信区间为[0.07, 0.16]，置信区间不包含零，间接效应在总效应所占的比例为24%，即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的效应有24%是通过个体不断地思维反刍起的作用。

3.4 气质性乐观的调节效应分析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采用PROCESS宏程序，除自杀意念得分外，对其他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95%置信区间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需要对3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检验：方程1检验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的直接效应是否受气质性乐观的调节；方程2检验气质性乐观对负性生活事件与反刍思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方程3检验气质性乐观对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根据Muller，Judd和Yzerbyt（2005）观点，当模型满足下列3个条件则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1）方程1中，负性生活事件的直接效应显著，且该效应大小不取决于气质性乐观水平；（2）方程2中，负性生活事件对反刍思维的预测效应显著，且该效应大小不取决于气质性乐观水平；（3）方程3中，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的预测效应显著，且反刍思维和气质性乐观的交互项对自杀意念的预测效应显著。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方程1中负性生活事件能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意念（β=0.37, p<0.01）；方程2中，负性生活事件对反刍思维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0,p<0.01）；方程3中，反刍思维能正向预测自杀意念，且反刍思维与气质性乐观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自杀意念（β=–0.13,p<0.05）。综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即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的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受到气质性乐观的调节。气质性乐观对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有负向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解释气质性乐观对反刍思维中介效应的具体调节情况，依据气质性乐观的标准分数将被试分成低分组（Z≤–1SD）和高分组（Z≥1SD），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考察在不同乐观水平上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简单斜率分析见图2，结果表明，对于气质性乐观较低的个体，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显著（β_simple=0.25, t=3.28, p<0.001），而对于气质性乐观较高的个体，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_simple=0.08, t=1.01, p=0.31）。整体而言，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的中介作用受气质性乐观水平高低的调节。通过分析两组被试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发现，在低气质性乐观组中，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9.92%，且95%的置信区间[0.09, 0.15]不包含0，而高气质性乐观组中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综上，只有在气质性乐观水平较低时，负性生活事件才能通过反刍思维影响自杀意念。

4 讨论 4.1 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且控制了性别这一人口学变量后，仍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Chan et al., 2009; Hirsch et al., 2007; 朱坚等, 2013）。本研究中，大一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较高，同以往研究发现的大一学生的自杀意念检出率显著高于高年级的结论相一致（胡志红, 2008）。大学生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有人际关系困扰、新生适应不良、学业问题、情感挫败等，这些问题在质和量上都会对大学生造成心理刺激, 特别是大一学生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学校适应问题以及心理调适不良（Reyes-Rodríguez, Rivera-Medina, Cámara-Fuentes, Suárez-Torres, & Bernal, 2013; 包文婷, 2012），在学习规划、社团活动、生活交友等各方面存在适应不良问题，会产生迷茫、失望、孤独等心理，心理韧性差的大学生受负性生活事件的主观影响更大，容易使之陷入心理危机。由于心理发展尚未完全成熟，大学生面对成长过程中的矛盾和困惑，人生发展任务与压力，思维易带有主观片面性，情感丰富易情绪化，处理问题能力不足容易自我否定，悲观失望（邓勤勤, 2010; 徐慧兰, 肖水源, 冯姗姗, 陈希希, 2004）。因此大学生长期处于应激或压力状态，产生抑郁情绪或绝望感，继而以消极的应对方式对待，容易引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

4.2 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大学生自杀意念中起中介作用，这说明负性生活事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自杀意念，还可以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影响自杀意念。反刍思维不仅会加剧负性情绪和消极认知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解决问题能力降低（Watkins, Moulds, & Mackintosh, 2005），而且削弱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Joormann, Dkane, & Gotlib, 2006），从而增加自杀意念易得性。Nolen-Hoeksema，Wolfson，Mumme和Guskin（1995）认为反刍思维与童年经验有关。个体在童年时期过多受到父母的溺爱或遭受侵害，没有学会正确的情绪管理策略，在成年后会对环境缺乏掌控感，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无法使用积极的策略处理突如其来的压力，反复思考不良后果，从而产生自杀意念。该结果启示我们要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的认知思维方式，积极客观看待问题，同时要积极关注大学生的情绪状态，学习正确的情绪管理策略，这对于预防和干预大学生自杀有重要意义。

4.3 气质性乐观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气质性乐观对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起到调节作用，相对于气质性乐观水平高的大学生，中介效应仅在乐观较低的大学生中显著，即反刍思维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取决于气质性乐观的调节，这也验证了研究假设。首先，气质性乐观高的个体能够客观地评价生活事件，采取积极正确的归因方式（符永川, 唐琪, 2015）。Seligman（2011）在将气质性乐观定义为一种解释风格，高气质性乐观者将负性事件归因于外在的、暂时的因素，积极寻求社会支持，采取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其次，气质性乐观者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能够挖掘内部积极资源，积极应对压力以适应环境（Hirsch, Conner, & Duberstein, 2007），同时，气质性乐观者不仅可以向内通过合理方式有效释放负性情绪，向外可以积极寻求帮助，建构有效的社会支持。总之，气质性乐观可以在个体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减少思维反刍，缓冲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对于有自杀意念的个体，不仅可以减少反刍思维，还可以结合认知行为策略，培养个体乐观心态，促进心理健康发展。这一结果启示我们：大学生处于人格发展可塑性非常强的时期，学校应对大学生进行积极人格教育，通过团体辅导、心理咨询等培养大学生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有利于减少心理问题，从而预防和减少大学生自杀行为。

4.4 研究意义及局限

本研究综合以往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综合考察了不同变量对于自杀意念的共同影响作用，探讨自杀意念产生的过程及其机制，并探究气质性乐观在自杀意念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保护性作用，进一步验证了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的合理性，并对自杀的缓冲假设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实证补充，为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干预提供更为全面科学的参考依据。

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无法得出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可能会导致中介效应比例的歪曲（Maxwell & Cole, 2007）。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测量，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入行为实验和脑电等数据考察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因素。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加入干预训练提高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特别是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以减轻环境和自身不良认知因素等对自杀意念产生的影响，培养健全人格，提高生活幸福感。

5 结论

（1）负性生活事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自杀意念；（2）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3）气质性乐观对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气质性乐观水平较高时，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当气质性乐观水平较低时，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