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适应是指人类有机体在社会生活中，能够独立处理日常生活与履行符合其年龄特征、社会角色身份所赋予的责任和规范的心理与行为过程。有研究者指出，社会适应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为与环境达到平衡而不断地学习或改变自身的各种行为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心理过程（Hannum & Dvorak, 2004）。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适应常常用来作为评定不同群体心理健康特征的重要指标。根据测量群体的不同特征取向，社会适应的测量可分为三类情况：其一，某一特定年龄阶段群体，如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和幼儿社会适应的测量（马苓, 许朋, 石盛卿, 2016; 刘立新, 金冬梅, 夏永静, 2016; 曾昱, 2017; 魏旋, 王萍, 2017; 杨青青, 李晓巍, 2018）。不同的年龄群体采用不同的社会适应测量问卷，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测得不同年龄段人群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状况，但难以对不同年龄人群纵向发展的社会适应能力进行比较。其二，混合性群体的社会适应测量，如青少年社会适应问卷（刘文婧, 许志星, 邹泓, 2012; 张文娟, 邹泓, 梁钰苓, 2012; 李冬梅, 雷雳, 邹泓, 2007）、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问卷（胡韬, 2007）。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不同群体社会适应能力的纵向比较，但有些夸大了问卷的通用性，通常很少考虑到施测群体的代表性。如《青少年社会适应量表》，是对初、高中学生群体进行的社会适应的测量。其三，特殊性群体社会适应测量，如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测量（张更立, 2017; 郝振, 崔丽娟, 2007; 徐礼平, 田宗远, 邝宏达, 2013; 辛勇, 刘传军, 陈幼平, 2016; 苏志强, 张大均, 邵景进, 2015）、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测量（范兴华, 方晓义, 刘勤学, 刘杨, 2009）等，但大多采用相应的一般群体的社会适应问卷。国外社会适应问卷相对成熟（Grossman, 1983），但由于文化与社会环境适应的特异性，国内社会适应测量问卷的编制，大多数是在国外问卷基础上进行修订编制（江光荣, 应梦婷, 林秀彬, 韦辉, 张汉强, 2017），也有研究者直接用其他心理问卷进行社会适应性测量（侯珂等, 2014; 苏志强等, 2015; 范兴华等, 2009）。

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是全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低下，由于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儿童在家庭中的社会化发展较慢，有可能会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文献中，关于农村儿童社会适应性测量工具的选择相对混乱，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问卷的适用范围。首先是年龄范围，有的问卷测量的是少年或青年，也有的问卷测量的是中学生或小学生，但它们只测量了儿童期的某一阶段，无法实现不同年龄儿社会适应的纵向比较；其次是对象范围，有的问卷适用的对象是流动儿童，也有的是一般儿童，这些问卷用来测量留守儿童还有待商榷。（2）问卷的测量内容。首先，在测量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时，有些研究采用了不同内容的社会适应测量问卷，更多是使用与社会适应的某一方面内容相关的问卷测量。（3）仅有的农村儿童社会适应测量工具，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余益兵在邹泓等（2012）修订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基础上，采用农村儿童为调查对象，修订了农村儿童社会适应测量问卷，其相容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均符合理论预期，但内容一致性信度有所降低（余益兵, 2015）；同时，对青少年问卷进行简化时，理论分析不足，对测量题项的选择缺少理论与数据支撑，如高社会赞许性题项如何删减等；再次，关于效标效度的分析，使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社会适应区分效度的测量，略显理论前提不足，因为没有研究表明农村男童比女童的社会适应性一定差，初中生比小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一定高。最后该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维度在性别、年级段的差异均显著。因此，为更好地测量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现状，探讨农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发展规律，本研究根据农村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特殊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的问卷。

2 社会适应测量维度的现状与分析

社会适应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维度，是个体与环境达到平衡的心理过程。社会适应是一个结构尚不明确的开放性集合（戴斌荣, 柴江, 2011），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适应的测量在不同的测量工具中所测量的维度各不相同。国外学者对社会适应的测量主要是关于行为适应的测量，但由于中外不同文化的差异，使得该社会适应问卷在我国的适用性受到限制。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开始了对学生心理适应的研究，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群体和研究视角编制了不同的社会适应问卷。

2.1 侧重于过程取向的研究

陈建文和黄希庭（2004）根据社会适应的过程性，将社会适应分为起始比较环节、心理发动环节、内容操作环节和适应评价环节。最终形成了心理优势、心理能量、人际适应和心理弹性四个维度的中小学的社会适应测量问卷。杨彦平和金瑜（2007）根据适应是个体心理系统对外在环境适应的动态过程，将中学生的社会适应系统分为四个基本部分：内容特质、预测控制、心理调节和动力支持。最终形成了相应四个维度的中学生社会适应问卷。陈羿君、沈亦丰和张海伦（2016）根据杨彦平和金瑜（2007）中学生社会适应研究中自编的社会适应问卷，最终形成了33个题项，包括人际关系、学业成就、生活技能和心理资源4个维度的社会适应问卷。刘立新等（2016）以个体社会适应的心理历程为线索，以社会适应习惯行为特质为依据，最终形成了61个题项，包括开放自信、客观现实、自尊自主、压力应对、情境调控、豁达宽容6个分问卷的大学生社会适应问卷。

2.2 侧重于状态取向的研究

邹泓、余益兵、周晖和刘艳（2012）根据社会适应的场领域性确定了中小学生社会适应测量的四个方面的内容：自我适应、行为适应、人际适应和环境适应，最终形成了50个题项，包括自我肯定、自我烦忧、亲社会倾向、社会疏离、行事效率、违规行为、积极应对和消极退缩8个维度的社会适应问卷。胡韬（2007）将社会适应的测量工具主要分为两类，仅考察社会适应的行为和个体对适应行为的自我认知等心理品质，将社会适应主要界定为社会适应状态，根据这一特性编制问卷，最终形成了48个题项，包括社会关系与观念适应、学习与学校适应、生活与活动适应三个维度的社会适应问卷。戴斌荣和柴江（2011）将大学生社会适应性界定为个体在学校环境中对外调节与对内控制的能力与水平，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共43个题项，包括自我调节、自我评价、学习管理、就业准备、人际交往、角色适应6个分问卷的大学生社会适应问卷。方从慧（2008）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大学生社会适应界定为大学生对社会要求和变化了的学习方式、人际关系、外部环境等做出反应，并在新的环境中不断地进行心理与行为调整，以便顺利完满地完成学业，并为将来走进社会创造最佳的准备状态，最终形成由23个题项组成，包括学习适应、人际适应、心理适应、环境适应和未来适应5个维度的社会适应问卷。贾林斌（2008）结合国内外社会适应文献与专业访谈，编制了中学生社会适应问卷，最终形成由59个题项组成，包括学校适应、自我意识、社会交往适应、家庭环境适应、校内人际关系、挫折耐受力6个维度的中学生社会适应问卷。郑日昌编制的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问卷，是一个包括20个题项的单维结构（郑日昌, 1994）。余益兵（2015）编制的青少年社会适应问卷包括自我适应（自我肯定、自我烦扰），人际适应（亲社会倾向、人际疏离），行为适应（行事效率、违规行为），环境适应（积极应对、消极退缩）4个维度。

3 问卷的编制与施测 3.1 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结构的理论假设

社会适应测量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研究者对文献中社会适应的测量进行概括，大致有三种取向，侧重于描述适应社会行为表现的人格取向，侧重于强调社会认知水平的认知取向，侧重于社会胜任力、自我监控的社会效能取向（刘立新等, 2016）。尽管研究者对社会适应的测量维度、研究方法和观点存在差异，但都建立在相关理论基础上对社会适应行为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

3.1.1 社会效能理论

Greenspan和Granfield（1992）社会性能力模型是社会适应行为理论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适应就是指个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胜任某种行为的能力和自我监控的能力。基于社会效能理论的社会适应问卷的编制侧重于社会适应的过程性。个体生活在场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获得与其年龄相符合的某种行为，实现某种社会性功能的过程，且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培养一定的自我认知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社会。杨彦平和金瑜（2007）在中学生社会适应问卷的编制中建构了内容特质、预测控制、心理调节和动力支持四个理论架构，测量了学生的学习、生活适应，认知调控能力。

3.1.2 情绪智力理论

情绪智力是指准确地感知、评价并表达情绪，爆发和产生促进思考的情感，理解情绪及情感知识，调控情绪以促进情感和智力发展的能力（Mayer & Salovey, 1997）。社会适应行为是人的智力活动的重要内容，主要属于社会智力范畴。个体的社会认知在人的社会适应行为活动中起重要的作用，决定了个体社会适应的水平（聂衍刚, 郑雪, 万华, 丁莉, 2006）。在以往的研究中，杨彦平和金瑜（2007）编制的社会适应问卷中有情绪控制维度，陈文锋和张建新（2004）用积极–消极情感问卷测社会适应性，余益兵（2015）编制的简式社会适应问卷中，有积极应对和消极退缩维度。

3.1.3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学较为关注个体在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注重关注个体与环境间的互动。社会环境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由Bronfenbrenner和Morris（2006）提出，他将生态系统表述为具有层级包裹关系的同心圆，以个体为圆心，紧挨着的对个体能够产生最直接影响的社会因素，其中，家庭、朋友、学校称为微生态系统，父母的工作状况等称为外生态系统。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更多体现在家庭系统与学校系统中。俞国良，李建良和王勍（2018）在此基础上建构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生态模型，家庭在微系统、外系统、时间系统中均起作用，学校在微系统、外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

3.2 农村儿童社会适应问卷的编制

根据假设的理论结构，编制了体现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的题项，并以1–5计分进行评定，1=“完全不符合”，2=“不符合”，3=“一般”，4=“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适应性越强，得分越低，表示社会适应性越弱。

根据社会效能理论，儿童期主要的社会活动是学习与生活。学习适应是针对儿童胜任学习的能力的测量。农村儿童的学习适应是通过测量儿童学习过程中的方法、过程、结果的适应，共6个题项，如“我一般能够按时完成作业”等；生活适应主要是指儿童胜任家务活动的能力。由于父母忙于农活或外出打工，农村儿童常常较早地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来，农村儿童生活能力适应的测量主要测量其在家庭中从事家务活动的能力，共3个题项，如“我自己的衣服自己洗”等；认知适应，是指儿童在学习与生活中的自我监控能力。农村儿童的认知适应通过测量儿童在适应过程中问题解决的态度认知，包括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共3个题项，如“我认为对待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是正常的”等。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儿童生活的生态环境主要是学校与家庭。人际关系适应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与实践过程中与他人形成良好的心理关系。农村儿童人际关系适应是通过测量儿童在学校中与集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共9个题项，如“我和同学关系很好”等。

根据情绪智力理论，情绪适应主要是指儿童情绪的表现与理解能力。农村儿童的情绪适应是通过测量儿童的积极和消极情绪表现与控制，共9个题项，如“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平时很容易哭泣”等。

3.3 农村儿童社会适应问卷的施测

使用初始问卷对江苏省阜宁县乡镇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二年级1000人进行施测。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63份，具体情况见表1。其中男生491人，女生464人，性别未填者8人。

4 指标体系的分析 4.1 项目分析

采用两种方法进行项目分析。

4.1.1 临界比率法

将所有初拟的社会适应题项的总分按高分组（高分位27%）和低分组（低分位27%）的被试划分为两个组；将这两组被试在各个题项上的得分分别进行t检验；如果某个题项的高分组与低分组的t检验结果不显著，则删除此项。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A9、A13和A17三个反映消极情绪的题项t检验结果不显著，删除。

4.1.2 相关法

计算各题项与社会适应总分之间的相关。如果某个题项的得分与总分相关不显著，或相关系数低于0.3，则删除该题项。结果如表3所示，A1、A8、A9、A13和A17反映消极情绪的5个题项均被删除。

通过项目分析发现，在初始拟定的社会适应的情绪适应维度中，消极情绪适应的题项全部被删除。因此，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的问卷最终有26个题项。

4.2 探索性因素分析 4.2.1 信度分析

删除消极情绪维度的题项后，克伦巴赫ɑ信度系数为0.919，KMO值为0.948，Bartlett半球检验=7243.61，df=325，p<0.001，而未删除消极情绪维度题项前，克伦巴赫ɑ信度系数为0.873，KMO值为0.937，Bartlett半球检验=8187.79，df=465，p<0.001。由此可见，删除消极情绪维度后，虽然总的题项减少，但问卷的信度系数和KMO值均增加。

4.2.2 主成分因素分析

将删除消极情绪维度后的26个题项，通过主成分因素分析，采用最大变异法进行正交旋转后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有5个，其累积率为52.49%。根据因子载荷低于0.4的删除标准，发现每个题项只在某单个因子上的载荷值大于0.4，因此，每个题项只反映一个因子的内容。根据各题项所反映的内容，分别将5个因子命名为：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积极情绪适应、认知适应和生活适应。具体见表4。

如表4所示，社会适应中的人际关系适应10个题项，学习适应6个题项，积极情绪适应4个题项，认知适应和生活适应各3个题项，共26个题项。每个题均为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适应性越好。

4.3 验证性因素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建构了农村儿童社会适应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测量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的31个题项。通过项目分析、ɑ信度检验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消极情绪维度后，结果具有良好的信度，且与理论所建构的分析框架一致，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为进一步验证农村儿童社会适应指标体系的效度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对所测量的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合并后因子分析的模型是否科学有效。结果如表5所示。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发现，χ²为109.802，p<0.001，且χ²/df=2.73，小于5表示模型可接受。同时，由NFI、RFI、NNFI和CFI取值在0–1之间，且均大于0.8，IFI和CFI的临界值为0.9，越接近1表示拟合良好。RMSEA=0.042<0.05良好。模型拟合的结果表明农村儿童社会适应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农村儿童社会适应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的路径图中，模型各维度的标准化系数均大于0.5，且显著。进一步对农村儿童社会适应各个维度及总分之间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在0.337–0.925之间，相关显著，具体见表6。

4.4 重测信度分析

6个月后，在初测的群体中，各选取一个年级的一个班进行重测，共178人。总问卷克伦巴赫ɑ信度系数为0.908，重测信度为0.466，相关显著；5个维度的重测相关系数在0.345–0.439之间，相关显著。

4.5 相容效度分析

Cronbach和Meehl（1955）认为，问卷的效度可以分为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同时效度和预测效度，当问卷旨在调查特定群体的某一现状及评估，如果尚无可行的、有效的效标可供参考时，有效的相容效度和区分效度对于测验的结构效度变得十分重要。社会适应状态良好的个体，其心理–社会协调状态良好，即社会心理功能良好，对自身的生活质量满意。本研究采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少儿卫生教研室编制的《少年儿童生活质量量表》中社会心理功能维度和生活质量满意度维度作为效标，考察问卷的相容效度。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农村儿童社会适应各维度与效标维度相关均显著，表明农村儿童社会适应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5 参照性常模的设定

该问卷设计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且经过探索性、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以及重测检验、相容效度检验后，问卷结构合理，指标优化。参照以往的经验（杨彦平, 金瑜, 2007），可以确定常模作为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的参照标准，具体见表8和表9。

由表8可知，女生社会适应各维度及总分均高于男生的得分。

由表9可知，小学生人际适应得分随着年级升高，得分减少，到中学阶段又开始增加；学习适应得分小学生高于中学生，五年级最高，之后随年级升高，得分减少；生活适应和认知适应得分整体上表现为随年级升高，得分增加；情绪适应变化较复杂。农村儿童的社会适应与学段和年级有关。

6 讨论与结论

社会适应测量维度较为复杂，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编制了社会适应的测量工具。本研究根据农村儿童的生活实际，从三个理论维度：社会效能理论、情绪智力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进行分析，构建了农村儿童社会适应问卷的理论设想，将儿童本阶段最应具有的胜任学习能力、生活行为的能力和认知发展能力作为基于社会效能理论的测量维度；将基于情绪理论提出来的儿童在社会适应过程中的情绪发展能力作为儿童社会适应的情绪维度；将基于农村儿童生态系统中家庭系统的特殊性与学校系统的必然性作为儿童生活场域，测量其在学校场域中的人际交往功能作为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的维度，编制了相应的题项，共31题。根据问卷编制过程中常用的信效度检验方法（方来坛, 时勘, 张风华, 2008; 肖雯, 李林英, 2010），对问卷进行了临界比率法和相关法的项目分析，删除了与消极情绪相关的5个题项，形成了26个题项的农村儿童社会适应问卷，进一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重测信度分析和相容效度分析，形成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的农村儿童社会适应问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的常模。本研究中，农村儿童社会适应问卷共26个题项，每个题项以1–5计分进行评定，1=“完全不符合”，2=“不符合”，3=“一般”，4=“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适应性越强，得分越低，表示社会适应性越弱。克伦巴赫ɑ信度系数为0.919，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337–0.925之间，相关显著；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良好；社会适应总问卷重测的克伦巴赫ɑ信度系数为0.908，重测信度为0.466，与效标维度的相关系数显著，相容效度良好，并提供了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的参照性常模，适用群体为4–8年级农村儿童。

总之，农村儿童社会适应指标体系的建构既是基于相关理论的分析，也是针对以往研究者关于社会适应建构的现状及不足之处建构起来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问卷。虽然囿于数据的有限性，但所测量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在经济相对落后，父母外出打工情况下农村儿童的社会适应性。这有别于以往研究中，用一般儿童的社会适应问卷对农村儿童进行的测量。本研究中的问卷重测一致性信度高，以及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结构效度和相容效度，更具科学性和适用性。在后续的研究中，建议进一步探讨农村儿童特别是父母、家庭社会化教育缺位情况下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是否存在差异，及农村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