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功能对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影响:语言的中介作用 |
2. 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重庆 400715;
3.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 400715
情绪胜任力(emotional competence, EC)是指幼儿利用情绪知识,对自身和他人的情绪进行识别和理解,并调节和表达自身情绪的一种综合能力,主要包括:情绪识别、情绪理解、情绪表达、情绪调节(Lahaye, Fantinihauwel, van Broeck, Bodart, & Luminet, 2011; Riquelme & Montero, 2013; 王妍, 董妍, 朱琳, 2014)。情绪识别是指幼儿对他人情绪进行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理的过程(Busso et al., 2004)。情绪理解是指幼儿对自己和他人情绪产生的原因和结果进行评估的能力(Cassidy, Parke, Butkovsky, & Braungart, 1992; Izard & Harris, 1995)。情绪表达是指幼儿用来宣泄和表达内心情绪体验的各种方式,包括语言和非语言(Gross & John, 1995; 侯瑞鹤,俞国良, 2006)。情绪调节是指幼儿对自己情绪进行管理和调节的能力(Gross, 1998; Ochsner & Gross, 2005; 娄熠雪, 蔡阿燕, 杨洁敏, 袁加锦, 2014)。然而,情绪胜任力的几种亚能力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其中,情绪识别和情绪理解是幼儿适应社会的核心基础能力,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则是幼儿适应社会的最终目标和外在表现形式。情绪胜任力伴随着幼儿一生的成长,贯穿于幼儿的整个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是幼儿适应社会、身体健康、危机处理、以及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基本保障。已有大量研究发现,执行功能对个体今后学业成绩、社交能力,甚至社会成就及婚姻质量等都有相当的预测力,且对情绪胜任力也具有重要作用(Carlson & Moses, 2001; Diamond, 2012; Knight & Stuss, 2002)。
Oh等人(Oh & Lewis, 2008)认为执行功能,是指个体意识和有效控制思维与行为的一系列高级认知能力,包括灵活转换、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等核心成分(Oh & Lewis, 2008)。其中,抑制控制是指幼儿抑制住无关刺激的能力,包括情绪控制、行为控制、诱惑控制等(Aron, Robbins, & Poldrack, 2014; 苏小玲,魏勇刚, 2013; 苏彦捷,于晶, 2015)。Rhoades等人(Rhoades, Greenberg, & Domitrovich, 2009),选取146个4~5岁(M年龄=54个月;SD=3.6个月)探讨幼儿抑制控制与其社会情绪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4~5岁幼儿抑制控制表现较好幼儿具有较高情绪管理能力和较低的社会行为(Rhoades et al., 2009)。Denham等人(2012)发现,自我控制是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的基本能力。幼儿抑制控制可以促进幼儿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发展,使之更符合当下社会情境(Denham et al., 2012)。Silkenbeumer等人(Sillenbeumer, Schiller, Holsdynski, & Kärtner, 2016)研究也发现,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需要执行功能(尤其是抑制控制)对其外在的情绪行为进行调整。
幼儿认知灵活性,也叫“转换能力”是指幼儿抑制住优势规则,是指幼儿从一种认知活动切换到另一种认知活动的能力(Murray, Sujan, Hirt, & Sujan, 1990; Qu & Ong, 2016; Zelazo, 2006)。就个体认知灵活性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王艳梅等人(王艳梅, 郭德俊, 2008)通过对个体进行积极、消极情绪启动来考察对其认知转换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情绪启动可以促进个体任务转换能力,消极情绪使个体转换能力减弱(王艳梅, 郭德俊, 2008)。而工作记忆是指幼儿对信息进行短暂的提取、保持和操作的能力(Baddeley, 2010, 2003; 郭春彦, 2007)。Smith等人(2014)选取60个门诊神经症患者和45个健康被试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工作记忆与其社会情绪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工作记忆对个体社会情绪能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认知共情来间接实现的(Smith et al., 2014),这就说明,工作记忆对于个体情绪胜任力的影响是通过其他心理能力来间接实现的。
另外,Garcia-Andres等人(Garcia-Andres, Huertas-Martínez, Ardura, & Fernández-Alcaraz, 2010)选取7~8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7~8岁儿童执行功能得分较高个体其情绪调节能力也较强(Garcia-Andres et al., 2010)。但是,Lantrip等人(Lantrip, Isquith, Koven, Welsh, & Roth, 2016)结果发现,12~18岁儿童情绪调节较强个体其执行功能也表现较好(Lantrip et al., 2016)。
由此可见,关于个体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执行功能(抑制控制)作为基础能力影响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情绪胜任力影响幼儿执行功能(认知灵活性)的发展。
语言是幼儿认知发展的基础能力,它与个体执行功能和情绪胜任有着密切的关系(Beck, Kumschick, Eid, & Klanndelius, 2012; Milligan, Astington, & Dack, 2007)。李红等人(李红, 王永芝, 2006)研究表明,认知灵活性与幼儿语言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认知灵活性对幼儿语言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李红, 王永芝, 2006)。苏小玲等人(苏小玲, 魏勇刚, 2013)研究也发现,幼儿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对其语言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苏小玲, 魏勇刚, 2013)。Surowiecki等人(2002)分析了工作记忆与语言理解与语言表达等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儿童工作记忆及语言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且工作记忆可以部分解释个体语言发展的差异(Surowiecki et al., 2002; 肖晓燕, 王继红, 2011)。由此可见,个体执行功能影响其语言能力的发展。
另外,Beck等人(2012)选取210个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语言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语言对个体情绪胜任力的发展具有正向预测作用(Beck et al., 2012)。Ghanizadeh等人(Ghanizadeh & Royaei, 2015)利用问卷调查方式,考察教师情绪语言对其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教师情绪语言可以很好的预测其情绪调节水平的发展(Ghanizadeh & Royaei, 2015)。Kumschick等人(2014)选取小学二、三年级儿童进行为期8周的读写情感语言训练,结果发现,训练后儿童在情绪知识、表情识别、混合情感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Kumschick et al., 2014)。可见,个体语言对其情绪胜任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执行功能对个体情绪胜任力的影响可能直接作用于个体情绪胜任力,也有可能通过语言来间接作用于个体情绪胜任力。但就执行功能对幼儿情绪胜任力是直接影响还是通过语言来间接影响,目前还不清楚。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幼儿执行功能和情绪胜任力的几种亚能力的测试,旨在更加系统、全面地考察4岁幼儿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语言在执行功能对情绪胜任力影响的作用。既丰富了影响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的研究领域,这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又为幼儿情绪胜任力的早期心理行为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这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提出两个假设:(1)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可能存在显著正相关,尤其表现在抑制控制这个亚能力上;(2)执行功能对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影响可能部分通过语言来实现。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选取重庆某幼儿园4岁幼儿79名,年龄在45~56个月之间,M年龄=50.75个月,SD=3.04个月,其中,34名男生,45名女生。排除3名不能明白实验规则的幼儿,最终纳入分析的有76名幼儿。
2.2 测量 2.2.1 情绪胜任力任务情绪识别(emotion recognition)采用Bierman等人(Bierman, Nix, Greenberg, Blair, & Domitrovich, 2008)编制任务,包括表情匹配和表情指认两个部分。表情匹配是指给幼儿程序四种表情图片(高兴、生气、伤心、害怕),让幼儿分别说出目标表情图片(例如: 主试给幼儿呈现高兴的图片, 让幼儿回答这个什么表情?),若幼儿正确匹配出相应的表情图片计“2分”,匹配错误计“0分”。表情指认是指让幼儿从所给的表情图片中指认出目标表情图片(例如: 主试同时给幼儿呈现四张表情图片, 分别说“高兴、生气、伤心、害怕”几个词, 让幼儿从给出的四张图片中分别指出相应的表情图片),若幼儿可以正确指认计“1分”,指认错误或不指认计“0分”。情绪识别得分为两个分维度相加(Bierman et al., 2008; Markham & Wang, 1996; 董存梅, 2012; 鈴木亜由美, 2005)。
情绪理解(emotion comprehension)采用Pons等人(Pons, Harris, & Doudin, 2002)编制的情绪情境理解故事进行施测,在这个任务中幼儿从给出的面部表情图片当中选择一张与所描述的情境相一致,回答正确得“1分”,回答错误得“0分”,共包含“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基于信念的情绪理解;基于线索的情绪理解;基于外因的情绪理解”四个维度,情绪理解得分为四个分维度得分相加除以4(Pons et al., 2002)。例如:基于愿望的情绪理解任务,小女孩喜欢吃蛋糕,小男孩不喜欢吃蛋糕,谁喜欢吃蛋糕(小女孩)?如果送小男孩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个蛋糕,那么小男孩心情怎么样(生气/伤心)?为什么呢(因为小男孩不喜欢蛋糕)?
情绪表达(emotion expression)采用Carlson等人(Carlson, Moses, & Breton, 2002)编制的任务,例如:今天是小明的生日,他的好朋友送给小明一个非常大的生日礼物,小明希望能够得到她非常喜欢的玩具车,可是当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个很丑的娃娃,小明一点都不喜欢。问:(1)真实情绪:“现在,你觉得小明的心情怎么样?”(2)社会定向目标:“如果小明把心理的真实情绪表达出来了,那么他的好朋友就会很伤心,那你觉得小明脸上是什么样子?”(3)自我定向目标:“如果小明把心理真实的情绪表达出来,那么他的好朋友就再已不送他礼物了,那么你觉得小明脸上是什么样子?”,若幼儿外部情绪表达符合社会期望,计2分;若幼儿外部情绪表达不符合社会期望,计1分;没有使用情绪表达策略,计0分(Carlson et al., 2002)。本测试包含4个分维度,情绪表达得分等于四个分维度得分相加除以4。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采用铃木等人(2005)编制的情境故事任务,例如:这个戴眼睛的小男孩正在认真的搭着积木,突然小明过来,说:“你这个积木搭太丑了,让我给你搭”,问:如果你是故事当中戴眼睛的小男孩你会怎么做?,对应四个选项“不说话,去玩别的;告诉老师;一把把小明推到;你给我推到了,你得跟我一起搭好”。若幼儿选择调节策略符合社会期望计2分,不符合社会期望但无伤害他人行为计1分,不符合社会期望且伴随伤害他人行为计0分(Markham & Wang, 1996; 董存梅, 2012; 鈴木亜由美, 2005)。本测试包含4个分维度,情绪调节得分等于四个分维度得分相加除以4。
2.2.2 执行功能任务抑制控制(Inhibition)采用Cothran等人(Cothran & Larsen, 2008)编制的情绪Stroop范式,选取Nims国际情绪图片库正负表情图片6张,其中男、女各3张,各1张高兴图片,1张生气,1张伤心图片,将男/女高兴图片定义为开心,男/女生气和伤心图片定义为不开心。要求幼儿抑制住原本的优势规则,当呈现“不开心”图片时回答“开心”,当呈现“开心”图片时回答“不开心”(Bentall & Kaney, 1989; Cothran & Larsen, 2008),整个实验包括3个Block,每个Block包括20张图片(8张开心+12张不开心)。由于幼儿年龄较小,本次任务由主试统一按键,反应正确率纳入分析,反应时只作为参考,具体实验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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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情绪Stroop实验流程图 |
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采用Zelazo(2006)编制的3~5岁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DCCS)幼儿标准版。在此任务当中,研究者向儿童呈现不同维度的卡片,包括形状、颜色。首先,要求儿童按照“形状”卡片进行分类,等到进行到6次之后,又进行的新的维度分类,按“颜色”分类,进行6次之后,又按“形状”维度分类(Zelazo, 2006; Zelazo, Müller, Frye, & Marcovitch, 2003)。其中,每个维度6张卡片分对5张算通过,若基础维度分对5张,切换维度也分对5张得2分;反之,若基础维度分对5张,切换维度正确数未达5张任得1分,最低分0分,最高分6分。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采用韦氏智力测验第四版图片记忆标准测试,图片记忆广度从1~6,由于本研究中幼儿已达4岁,因此,从广度为2开始施测,每正确指认出一题得1分,连续4个错误停止测试,最高32分,最低0分(Wechsler, 1974; Beal, 2003)。
2.2.3 语言在本研究中采用皮博迪图片语言测试(PPVT)对幼儿语言进行测试,要求幼儿根据主试说出的词在四张图片中选择1张代表,例如:主试均速读“桌子”两遍,需要幼儿在给出的四张图片物体“叉子、桌子、汽车、洋娃娃”中指出一个最能代表“桌子”的图片,一直持续到幼儿8题当中有6题错误停止测试,每回答正确一个得1分(Campbell, Bell, & Keith, 2001; Dunn & Dunn, 1997)。
3 研究结果 3.1 执行功能及各亚能力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的相关分析在本研究中,将“抑制控制得分+认知灵活性得分+工作记忆得分”相加组合成新的变量执行功能(EF),将“情绪识别得分+情绪理解得分+情绪表达得分+情绪调节得分”相加组合成新的变量情绪胜任力(EC),分别与执行功能三种基本能力,情绪胜任力和语言做相关。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幼儿执行功能及各亚能力、情绪胜任力与语言之间的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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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显示,执行功能与其情绪胜任力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33, p<0.01),执行功能与语言显著正相关(r=0.26, p<0.05),语言与情绪胜任力之间显著正相关(r=0.40, p<0.01)。进一步亚能力分析发现,抑制控制与情绪胜任力之间呈现正相关(r=0.27, p<0.05)。
将执行功能三个核心能力作为预测变量,幼儿情绪胜任力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只有抑制控制进入回归模型,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未进入回归模型,其中,调整R2=0.11,Beta=0.33,t=2.99,p<0.01,执行功能对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有很好的预测力,尤其体现在亚能力抑制控制上,解释率高达11.10%,这说明4岁幼儿抑制控制可以解释11.10%情绪胜任力的变异。
3.2 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的关系:语言的中介作用在SPSS中运行Preacher和Hayes(2008)中介效应脚本,输入执行功能为自变量,语言为中介变量,情绪胜任力为因变量进行偏差矫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发现:执行功能——语言——情绪胜任力这条路径的置信区间为[0.02~0.20],该区间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执行功能到情绪胜任力的直接效应c=0.34,p<0.01;间接效应(即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之和)c’=0.24,p<0.05。表明执行功能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幼儿情绪胜任力,还能通过语言的部分中介间接影响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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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执行功能预测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中介效应模型 |
4 讨论 4.1 执行功能对情绪胜任力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执行功能显著地正向预测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且主要表现为抑制控制作用,这就说明4岁幼儿抑制控制能力可能是情绪胜任力的基础能力保障。Liew(2012)研究也发现,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对于社会情绪调节能力具有积极的正向预测作用(Liew, 2012),进一步说明了幼儿抑制控制对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Riggs等人(Riggs, Jahromi, Razza, Dillworth-Bart, & Mueller, 2006)研究表明,个体抑制控制对于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扮演着重要作用,抑制控制表现较好的个体其情绪胜任力也表现较好(Riggs et al., 2006)。Carlson等人(Carlson & Wang, 2007)研究也发现,幼儿自我控制影响其情绪胜任力(情绪调节)的发展,且这种效应在学前幼儿身上更为明显(Carlson & Wang, 2007)。在本研究中,中介效应结果显示语言在执行功能对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就说明执行功能对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直接效应依然存在,而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说明,抑制控制是影响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核心亚能力。前人研究发现,4~6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需要抑制控制的参与,抑制控制发展较好的个体面对情绪情境时更容易调整自己的外在行为反应来适应新的情绪环境(Sillenbeumer et al., 2016)。Penela等人(Penela, Walker, Degnan, Fox, & Henderson, 2015)研究也发现,抑制控制得分较高的个体其情绪调节能力也较好,且幼儿阶段的抑制控制能力可以有效预测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Penela et al., 2015)。
4.2 语言在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中介分析结果显示,语言在“执行功能——语言——情绪胜任力”中介模型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可见,4岁幼儿执行功能与情绪胜任力之间的关系并非单一的,可能受到其他心理能力(例如:语言)的共同影响。牛宙等人(牛宙, 陈会昌, 王桂平, 2005)研究发现,抑制控制促进学前儿童语言的习得和发展(牛宙等, 2005),其主要通过清除冗余和阻止通达两种方式对幼儿语言能力发挥作用,清除冗余是指个体将无关的语言信息从记忆中清除,阻止通达是指个体抑制与任务无关的信息进入工作记忆(Hasher & Zacks, 1988; Wolfe & Bell, 2004)。本研究中,4岁幼儿执行功能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情绪胜任力的发展,还可以通过语言来间接影响。Palikara和Olympic(2010)研究发现,个体语言能力受到损伤的其情绪胜任力的发展也会相对滞后。Dockrell等人(Dockrell & Lindsay, 2007)做了一项关于儿童语言与社会情绪发展之间关系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在8岁时有语言损伤经历的个体,其在16岁时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和语言的读写能力也表现较差。这就说明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其情绪胜任力发展。然而,Zubko等人( Zubko & Ortega-Martin, 2014)研究表明,对中学生进行情绪语言训练可以有效提高个体社会情绪能力,尤其是对于负性情绪的调节(Zubko & Ortega-Martin, 2014)。Beck等人(2012)研究也发现,良好的语言能力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社会情绪交往能力(Beck et al., 2012; Diamond, 2012)。这就说明幼儿情绪胜任力除了可以通过执行功能训练来提高外,还可以促进语言的提高来间接改善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
总之,本研究采用标准的实验范式系统、全面地分析了4岁幼儿执行功能、语言和情绪胜任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执行功能对于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影响可以通过执行功能直接影响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也可能通过语言来间接影响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这具有相当的科学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执行功能或语言(尤其是情绪语言)训练来促进情绪胜任力的发展,这为促进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5 结论(1)执行功能能够预测幼儿情绪胜任力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抑制控制能力上。(2)执行功能不仅可以直接影响4岁幼儿情绪胜任力,还能够通过语言的部分中介作用来间接影响。研究表明,执行功能(主要为抑制控制)对幼儿情绪胜任力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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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perimental Kindergarten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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