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全球每年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每小时就有40多人死于溺水，溺水是世界范围内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死因（Forjuoh, 2017）。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生安全事故总体形势分析报告》显示：溺水事故概率为31.25%，占学生各类安全事故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7）。溺水事故的90%发生在河流、湖泊、人工水面等淡水中，另有10%发生在海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以学生为重点，建立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构建相关学科教学与教育活动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防溺安全教育是学生健康教育中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通过建立伤害综合检测体系，开发防溺干预技术指南和标准，加强学生溺水的预防与干预，减少青少年溺水事件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16）。因此，为了对学生溺水进行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有必要对其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进行探讨。

溺水只是一种现象与结果，且分析和评价存在一定的难度。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青少年的水域高危行为，作为预测溺水事件发生重要的前因变量。水域高危行为（Water High-Risk Practices）指个体或团体在开放或非开放的水域环境下做出的易于对自身或他人健康和安全产生伤害的危险行为（罗时等, 2017; 张辉, 王斌, 罗时, 夏文，2017; 张辉, 王斌, 罗时, 2017; 夏文, 王斌, 张馨文, 刘炼, 王郁平, 2012; 夏文, 王斌, 赵岚, 张馨文, 冼慧, 2013; 夏文等, 2014, 2015）。水域高危行为的高发期主要集中在夏季5月到8月，在青少年各类危险行为中，它是受到季节影响最为鲜明的行为之一（Zhu, Jiang, Li, Li, & Chen, 2015）。已有的研究发现，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水域安全教育和心理因素是影响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1）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现状描述的结果发现，性别、城乡、年龄、季节等是影响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重要因素（陈天娇, 季成叶, 星一, 胡佩瑾, 宋逸, 2007; 杨莉, 农全兴, 李春灵, 冯启明, 2006; 陈美娟, 荣飚, 吴卡玲, 廖静渊, 2001）；（2）考察水域安全教育与水域高危行为的关系的结果发现，防溺安全知识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减少水域高危行为，游泳技能水平的增加会触发更多的水域高危行为（夏文等，2014; Moran，2008; 王斌, 于洪涛, 罗时, 张辉, 2018）；（3）考察了游泳过度自信、风险感知、安全态度、溺水经历与水域高危行为的关系后，结果发现，风险感知、风险态度、溺水经历的增加能够显著减少水域高危行为，游泳过度自信的增加会触发更多的水域高危行为（罗时等, 2017; Morrongiello, Schmidt, & Schell，2010; Laosee, Khiewyoo, & Somrongthong, 2014）。

纵观国内外有关水域高危行为的研究，不难发现仍存在一些不足：（1）当前青少年溺水事件频发，有关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研究依旧比较薄弱，研究范式以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式为主，仅仅揭示了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现状特点，却没有深入挖掘影响青少年产生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2）国内外关于父母因素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影响的关系研究较少，父母作为青少年成长阶段的启蒙教师，对他们的社会交往和行为规范具有较大影响，增加父母因素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影响的关系研究是有必要的；（3）国内外关于同伴因素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影响的关系研究也较少，迟敏凯认为，青少年的互动性沿着家长到同伴这一路径逐渐变化（唐彬, 2010）。许多研究发现，在儿童期，父母因素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力大于同伴，随着进入青春期，父母因素的影响力逐渐减少，同伴因素的影响力逐渐大于父母因素（Scholte, Poelen, Willemsen, Boomsma, & Engels, 2008; Björkqvist, Båtman, & Åman-Back, 2004）。目前，很少有研究同时从父母和同伴这两个视角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影响的研究，父母和同伴在预防青少年溺水中同时扮演着重要角色。

Hooper指出，有8种防溺措施能够有效减少溺水事件的发生，包括强制青少年在有围栏的泳池游泳、在有人监督的水域游泳、减少吸毒和饮酒后游泳、在船上穿救生衣、学习游泳、在有救生员区域中游泳、不独自游泳、学习心肺复苏，所有措施直接和间接与父母的监督与意识有关（Hooper & Hockings, 2011）。已有学者指出，青少年在接近水源危害的情况下，成人监督是预防溺水重要的举措之一，父母因素是其中的关键（Morrongiello, Sandomierski, Schwebel, &Hagel, 2013; Brenner, 2003）。有研究表明，父母意识到实施监督等安全防范措施能够有效地减少青少年溺水的风险（Morrongiello & Kiriakou, 2004）。父母自我报告显示，保持密切关注和不断监视孩子的行为是防止溺水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Petrass & Blitvich, 2014）。当问到他们监督的方式时，许多父母认为监督孩子的行为，是防止溺水事件发生的有效手段（Morrongiello, Sandomierski, & Munroe, 2014; Morrongiello, Zdzieborski, Sandomierski, & Munroe, 2013）。因此，父母行为控制可能在预防青少年溺水事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父母行为控制（Parental Behavioral Control）是指父母向子女施加规范、规则和限制，以及通过主动询问和观察等方式了解子女活动，是控制的积极方面（Barber, 1996; Wang, Pomerantz, & Chen, 2007）。前期研究中，冯琳琳提出了全景式的父母行为控制研究框架图，在前因上，研究发现，父母的婚姻冲突、观念、儿童取向动机等个体差异因素与父母行为控制水平有关（Krishnakumar, Buehler & Barber, 2003; Chao, 1994; Moorman & Pomerantz, 2008; 冯琳琳, 2015）。在后效上，研究发现，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的毒品使用、网络成瘾、药物滥用、违纪行为、反社会行为和危险行为有关（叶宝娟, 杨强, 胡竹箐, 2012; 叶宝娟, 郑清, 夏扉, 叶理丛，2015; 房超, 方晓义, 申子姣, 2012; 赖雪芬, 王艳辉, 王媛媛, 张卫, 杨庆平, 2014; Pettit, Laird, Dodge, Bates, & Criss, 2001; 陈晓, 丁玲, 高鑫, 2016）。已有的研究针对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之间的实证研究较少，通过以上的文献分析，可以推测，低水平的父母行为控制可能会导致多种类型的外化问题行为，造成最大伤害的危险行为应该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鉴于此，本研究以我国青少年为被试，探讨父母行为控制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内部作用机制，为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干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基于以上推导，本研究的假设是：

假设1：父母行为控制会负向预测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

青少年成长与发展阶段需要了解他们心理与行为的重要特征，比如“分离—个体化”意识。从青少年的视角来分析，一方面，他们渴望与父母保持距离，从而实现独立。从父母视角来分析，父母由于忙于工作，监督、引导和教育不足，则会缩短“分离—个体化”形成的时期（雷雳, 2010）。社会联结理论指出，家庭是青少年学习和适应社会的第一个环境，青少年在父母那里学到行为规范，反之，若父母教育、指导和监控匮乏，则可能产生较多的外化问题行为。另一方面，若与父母关系疏远、父母行为控制程度低，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互动较少，导致接触到更多同伴因素的影响。重要他人理论中重点阐述了从父母到同伴转化影响的这条路径，同伴因素的影响应该是研究中值得特别考虑的问题。已有的实证研究指出，在2010年Morrongiello等就开始关注父母监督在溺水预防中的作用。他们通过录像观察儿童的母亲与同辈监督对比发现，同辈监督会增加儿童溺水风险，源于他们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父母监督介入到这个环境中，发现儿童和同辈的溺水风险都降低了（Morrongiello et al, 2010）。当父母行为控制水平低时，可能会导致越轨同伴、不良同伴和不良同伴的数量的增加（胡伟, 林丹华, 汪婷, 2010; 宋静静等, 2014; 林丹华, Li, 方晓义, Mao, 2008）。社会学习理论阐述了同伴行为对青少年的行为起到榜样和强化作用（Winfree & Bernat, 1998），同伴的影响成为家庭之外第二个重要的社会化环境。在榜样的激励作用下，青少年可能会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行为特点，这种特点在危险情境下可能对青少年造成健康上的伤害。因此，在父母行为控制水平低的情况下，青少年可能易结交不良同伴，进而在不良同伴影响下产生水域高危行为。基于以上推导，本研究的假设是，

假设2：不良同伴是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中介变量。

生态系统理论解释了个体行为是受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同样受个体因素×环境因素的结果，会受内在心理特征和外部诱因的交互作用（Lazuras, Eiser, & Rodafinos, 2009）。这里的外部诱因主要是指同伴的言语劝说与行为示范，会在喜欢寻求刺激的个体上表现得较为突出，最终导致恶劣的行为后果。本研究尝试引入感觉寻求这个变量，与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的交互作用会对水域高危行为的产生影响。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一种反映个体对不同水平刺激需求程度的人格特质，在具体情境下对行为反应有预测作用（陈丽娜, 张明, 2006）。已有的研究发现，不良同伴会促进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不良同伴会被感觉寻求产生放大作用效应（叶宝娟等, 2012; 林丹华等, 2008; 林丹华, 方晓义, 2003）。感觉寻求水平高的个体容易更多受到不良同伴的影响，产生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首先，感觉寻求水平高的个体，容易结交到更多的不良同伴；其次，水域高危行为与游泳技能相关，例如跳水、敢于去深水区域游泳等，随着同伴的行为示范作用和言语的劝说，个体容易产生这种行为趋向。若在一起互动关系是感觉寻求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类似的水域高危行为的原因，感觉寻求低的个体虽然也同样受到这样同伴因素的影响，但可能会弱化这种关系的联系。基于以上推导，本研究的假设是，

假设3：感觉寻求是不良同伴对青少年产生水域高危行为的调节变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本研究主要目的有3个：（1）探究父母行为控制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关系；（2）考察结交不良同伴在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3）检验感觉寻求是否对该理论模型的后半路径起调节作用。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有助于补充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干预的相关理论，并在父母与同伴两个层面对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溺水预防与干预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全国北部（黑龙江省）、中部（湖北省）、西部（广西省）、南部（福建省）、东部（江苏省）5个省为代表，每个省选择3个城市为调查城市，共15个城市。每个城市分城乡中小学各1所和农村中小学各1所作为调查地点，年级分布为小学三年级到初三，共计60所中小学。采用现场匿名调查的方式施测，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当场发放并回收问卷。本次调查共计发放8000份问卷，小学发放3200份，中学发放48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总共获得7485份，有效回收率93.6%（如表1）。

2.2 研究工具 2.2.1 水域高危行为问卷

该问卷是在Moran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由夏文编制的《学生水域安全知信行量表》。基于学生水域安全知信行（KSAP）的理论框架，将水域安全知识、技能、态度和高危行为作为4个分量表。选取的高危行为分问卷主要调查学生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水域高危行为，例如，在不安全水域游泳、在水情不清楚的情况下贸然下水、不安全跳水等内容。高危行为题目总共为10题，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4（夏文等, 2012）。

2.2.2 父母行为控制问卷

关于父母行为控制的测量，最早由Schaefer开发的（CRPBI）量表，维度包含接受与拒绝、严厉控制与宽松控制，以及心理自主和心理控制3个因素，其中19个概念，包含测量父母行为控制的题目，每个概念10个题目（Schaefer, 1965）。Stattin和Kerr编制的父母控制量表包含6个题目，孩子和父母都需要对4点量表做出回答（Stattin & Kerr, 2000）。随着研究的深入，为了量表测量的准确性和简易性，更能适用于中国中小学生的父母行为控制测量。Wang等开发了中国版的父母行为控制测量工具，父母行为控制包含16个题目测量，父母行为控制包含主动询问和行为约束两个方面（Wang et al., 2007），例如，“我的父母主动和我谈论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做的事等”，要求青少年填答父母做出每项行为的程度。采用5点计分，从“从不”到“很经常”分别计1–5分，分数越高表示行为控制水平越高。本次测量的父母行为控制Cronbach’s α系数为0.937。

2.2.3 感觉寻求量表

问卷采用Steinberg等人修订翻译的感觉寻求量表（Steinberg et al, 2008），该量表总共包含6个题目，例如，“我喜欢新奇和兴奋的体验，哪怕这些体验有点恐怖”，要求中小学生填答每个题目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采用6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6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作为被试感觉寻求的分数，分数越高表示感觉寻求水平越高。本次测量感觉寻求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60。

2.2.4 不良同伴问卷

问卷采用本研究自行编制的6个题目，主要反映中小学生结交同伴的高危行为情况。例如，“你的同伴入水时会用一些较为危险的方式（如跳水等）”，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作为被试结交不良同伴的分数，分数越高表示结交不良同伴越多。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为0.790。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0.0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频数分析、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等。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

研究变量的相关矩阵如表2所示，不良同伴、感觉寻求与水域高危行为显著正相关，说明其均是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风险因素。父母行为控制与水域高危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父母行为控制可能是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保护因素。

3.2 水域安全技能与水域高危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依据温忠麟等的检验方法（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2006; 温忠麟, 刘红云, 侯杰泰, 2012），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则可证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1）方程1中父母行为控制对高危行为的效应显著；（2）方程2中父母行为控制对不良同伴的效应显著；（3）方程3中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的效应显著；（4）方程4中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的交互项对水域高危行为的效应显著。先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处理变化成Z分数，然后，将不良同伴与感觉寻求的Z分数相乘，作为交互作用项分数。所有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均不高于1.10，因此，不存在多种共线性问题。

方程1中父母行为控制对水域高危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父母行为控制对高危行为具有抑制作用（β=–0.306, t=–23.910, p<0.001）。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2中父母行为控制对不良同伴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51,t=–17.361, p<0.001），说明父母行为控制对不良同伴具有抑制作用。方程3中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95,t=20.378, p<0.001），说明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具有助长作用，父母行为控制对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仍达显著性水平（β=–0.308,t=–24.914, p<0.001），说明不良同伴在父母行为控制与水域高危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揭示了父母行为控制不仅直接影响水域高危行为，而且可以通过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假设2得到支持。方程4中不良同伴与感觉寻求的交互项对水域高危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35,t=11.458, p<0.001）；感觉寻求对不良同伴与水域高危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调节效应的△R²=0.02，额外地解释了2%的变异，使解释率从0.19%提高到0.21%，假设3得到支持；感觉寻求是不良同伴与高危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具体而言，感觉寻求调节了父母行为控制→不良同伴→水域高危行为的后半路径。

本研究还重点关注感觉寻求怎样调节不良同伴与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因此，分别取不良同伴的Z分数为0和正负1，绘制交互作用图。从图2可以直观地看出，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受到感觉寻求的调节。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大小可以观察直线斜率，它衡量了不良同伴每变化一个标准差，水域高危行为变化多少个标准差。简单斜率检验表明（Dearing & Hamilton, 2006），在感觉寻求水平较低时（如感觉寻求的标准分等于–1），随着不良同伴的增加，水域高危行为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β=0.20, t=4.983, p<0.001）：不良同伴增加1个标准差，水域高危行为会增加0.20个标准差。在感觉寻求水平较强时（如感觉寻求的标准分等于1），随着不良同伴增加，水域高危行为仍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β=0.46,t=11.95, p<0.001）：不良同伴增加1个标准差，水域高危行为增加0.46个标准差，相对于不良同伴较少时，增加幅度增加。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随着感觉寻求的增加而增加，父母行为通过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的间接的影响，也随着感觉寻求的增加而增加。

综合以上结果，本研究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了支持，不良同伴在父母行为控制与水域高危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感觉寻求调节了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

4 讨论 4.1 父母行为控制与水域高危行为的关系

在青少年成长阶段，父母对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处于最关键和最核心的地位，它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认知、人格等因素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表现。社会联结理论认为，青少年的问题行为随着他们与父母联结关系的减弱而增加（方晓义, 1995）。以往的研究发现，父母行为控制有利于抑制青少年危险行为，其中包括了违规行为、破坏行为、攻击行为、饮酒和自伤等（陈晓等, 2016）。青少年危险行为的类型很多，但哪些因素会导致非故意伤害行为中的溺水，是本研究探讨的重点。通过水域高危行为这个重要的前因变量的切入研究有一些进展，父母行为控制可作为预防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可能起到保护作用。首先，通过主动询问的方式，了解青少年日常生活中是否会增加涉水活动，特别是在夏季、周末、居住区域与水域环境较近。其次，附加行为约束的手段，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水域高危行为或与同伴一同参与水域活动进行及时的干预。本研究发现，父母行为控制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有削弱的影响作用，父母行为控制水平较高的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就较低，这与前人有关父母因素对溺水事件影响的观点进行了证实，发现父母行为控制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积极作用。另外，父母行为控制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在类型上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例如在游泳时与同伴打等6项水域高危行为。反之，父母行为控制程度低，青少年则容易出现水域高危行为。研究结论发现父母行为控制对青少年参与水域活动的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以往的研究更多强调了水域安全教育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水域安全教育主要包含安全知识与安全技能的提升，是青少年防止溺水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却忽视了在水域安全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学校课程中缺少水域安全教育的内容、师资力量薄弱、硬件设施缺乏、领导-教师-家长更重视学业成绩等，若只通过水域安全教育去解决溺水问题，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国青少年溺水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父母又是作为儿童问题行为纠正和安全防范能力提升的首要指导者和推动者。通过父母行为控制的方式，从主动询问和行为约束2个层面，以近况了解和行为干预的手段，实现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更加有效的预测。此外，父母行为控制中的2个层面对水域高危行为有着共同重要的预测作用，这表明主动询问和行为约束都是父母行为控制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并对水域高危行为发挥各自独特的影响。在父母行为控制实施中，应兼顾上述2个方面，实现其协同式作用，如此才能建立高质量的父母行为控制，进而更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的水域高危行为。

4.2 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

在证实父母行为控制与高危行为之间关系后，探讨父母行为控制怎样影响高危行为的问题就显得很重要，即有必要探讨父母控制行为对高危行为的作用机制，以解释两者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中介变量是父母行为控制影响高危行为的内在和实质性原因。本研究探讨了不良同伴对父母行为控制与高危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不良同伴这一变量可能助长青少年高危行为，前人研究也提到了这一结论（胡伟等, 2010; 林丹华等, 2008）。但本研究发现，当父母行为控制较低时，父母角色的影响就会转化成同伴角色的影响，同伴因素的影响就会大于父母影响因素，同伴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父母行为控制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直接的途径影响水域高危行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不良同伴这一间接途径实现，也就是说，父母行为控制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不良同伴影响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在这里，不良同伴起到了“桥梁”的中介作用，即体现了与父母行为控制的关系，又反映了与水域高危行为的关系。社会联结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良同伴在父母行为控制与水域高危行为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高水平的父母行为控制作为个体积极的保护因素，能够减少青少年较高水平的外化行为问题，形式上主要通过主动询问和行为约束。低水平的父母行为控制，不仅可能直接导致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还能可能导致结交到不良同伴，进而产生更多的水域高危行为。

4.3 感觉寻求的调节作用

已有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个体发展是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Lazuras et al., 2009），本研究运用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观点，探讨了感觉寻求与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发挥作用的影响，检验了感觉寻求在不良同伴与水域高危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感觉寻求是青少年危险行为的风险因素，这一点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同（叶宝娟,杨强, 胡竹箐, 2012）。但是，本研究发现，感觉寻求调节了父母行为控制通过不良同伴对水域高危行为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也就是不良同伴与水域高危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不良同伴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负面影响在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中要比在感觉寻求较低的青少年中更强，具体而言，感觉寻求的作用就像“催化剂”，增强了不良同伴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促进作用。如果感觉寻求高的青少年同时受到更多不良同伴的影响，将增加了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概率。单一风险因素的作用相对有限，如果两个风险因素共同作用，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不良结果，造成青少年发生更多溺水的可能性。根据该理论模型，减少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从父母行为控制的视角干预入手，能让感觉寻求高的青少年减少发生溺水的风险。本研究的调节模型揭示了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是个体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表明在预测水域高危行为时，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不是孤立影响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因此，在制定青少年溺水预防干预方案时，应从青少年的人格特质与同伴行为影响两个方面入手。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1）父母控制行为在水域高危行为方面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当父母行为控制水平较低时，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就会较高。（2）不良同伴在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也就是说，父母行为控制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不良同伴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产生间接影响。（3）感觉寻求是不良同伴中介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感觉寻求调节了该中介模型的后半路径，具体而言，不良同伴对青少年水域高危行为的影响，随着感觉寻求这一人格特质水平的增加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