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经济发展在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产生影响。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到新兴的互联网，无不充斥着物质财富和物质追求的信息和场景。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占有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集中表现为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一种强调物质占有重要性的核心价值观，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将物质或财富的获取置于生活的核心地位，相信获得物质是快乐的最大源泉，并通过拥有物质的数量和质量来界定个体的成功（Richins & Dawson, 1992）。虽然物质主义者以获得物质和财富为快乐的源泉，但多项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与个体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Dittmar, Bond, Hurst, & Kasser, 2014; Kasser & Ryan, 2001）；物质主义还与吸烟（Williams, Hedberg, Cox, & Deci, 2000）、物质滥用（Vansteenkiste, Duriez, Simons, & Soenens, 2006）、强迫性购买（Dittmar, 2005）等健康风险行为存在正相关。

物质主义价值观不仅会对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处在8-12岁的青少年儿童已经对物质财富十分敏感，开始出现物质主义倾向，如名牌意识，追求并在同伴中炫耀自己拥有的名牌产品（Chaplin & John, 2007）。对青少年的研究还发现，物质主义与自我实现和精力充沛等正性情绪负相关，与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正相关（Kasser & Ryan, 1993）；物质主义倾向较高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的学业问题以及吸烟、酗酒等健康行为问题（Goldberg, Gorn, Peracchio, & Bamossy, 2003）。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物质主义价值观对青少年身心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会侵蚀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进而妨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探讨物质主义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影响及其相关的心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尽管多项研究证实，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存在负相关，但对物质主义和幸福感关系的机制探索较少。在影响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关系的众多因素中，自尊可能是一个重要变量。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整体性积极评价（Leary & Baumeister, 2000），是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Diener, 1984; Furnham & Cheng, 2000）。高自尊的个体往往从积极方面看待自己，相信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在面对挫折时，倾向于改变情境，面临失败时更为自信，因而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Baumeister, Campbell, Krueger, & Vohs, 2003）。

有关物质主义与自尊的研究发现，物质主义倾向高的个体通常具有低自尊和高不安全感（Braun & Wicklund, 1989; Chaplin & John, 2007; Park & John, 2011）。当个体受到广告中财富、物质以及良好形象的影响时，也受到了自我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的暗示，这会使个体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扩大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Collins, 1996; Halliwell & Dittmar, 2006）；当感受到的这种差距拉大时，个体往往会通过强迫性购买、物质滥用等方式来缓解这种不良感受，这会进一步导致抑郁、焦虑水平的升高和幸福感的降低（Benson, 2000）；同伴文化压力又会通过与自尊的交互作用促进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蒋奖, 梁静, 杨淇越, 克燕南, 2015）。在对大学生样本的研究中，蒋奖、宋玥、邱辉和时树奎（2012）发现自尊在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在青少年群体中，自尊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关系中的作用仍缺乏相关证据。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尊在8-12岁开始出现与形成，但在随后的发展中具有不稳定性，更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Lindstrom, 2003）。除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手机和互联网等媒体技术的普及使青少年群体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基于以往的研究以及此青少年物质主义和自尊的发展特点，我们预测青少年的自尊在其物质主义和幸福感的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物质主义价值观可能会通过侵蚀青少年的自尊来降低其幸福感。

综上所述，本研究计划以青少年为对象，探讨物质主义、自尊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分析自尊在青少年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选取某地区三所中学的初一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三所中学包含两所城市中学和一所农村中学。共发放577份问卷，剔除不完整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剩余问卷575份，有效回收率为99.65%。其中，男生291人（50.6%），女生284人（49.4%）。年龄范围在11-15岁，平均年龄12.76岁（SD=0.64）。城市户籍201人（35.1%），农村户籍351人（61.0%），户籍信息缺失22人（3.8%）。

2.2 研究工具 2.2.1 幸福感指数量表

Campbell, Converse和Rodgers（1976）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用于测量幸福体验。该量表包含总体情感指数（含8题）和生活满意度（含1题）两部分。总分越高代表幸福感水平越高。该量表的信效度在国内研究中得到验证（刘斯漫, 刘柯廷, 李田田, 卢莉, 2015）。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3。

2.2.2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

采用Opree, Buijzen, van Reijmersdal和Valkenburg（2011）编制的儿童青少年版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C）测量物质主义价值观。该量表包括物质中心、物质快乐和物质成功三个维度。物质中心是指认为物质财物在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物质快乐是指相信获得财物是快乐的最大源泉；物质成功是指以拥有财物数量和质量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成功。量表共18题三个维度，每个维度6题，采用5点计分（1表示“很不同意”, 2表示“不太同意”, 3表示“一般”, 4表示“比较同意”, 5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物质主义倾向越强。球形检验表明该量表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 = 0.93, χ²=9158.95, p<0.001）。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根据特征根大于1（特征值分别为10.06, 1.89, 1.09）可以提取三个因子，其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72%，且每个题目都负载在原量表的三个因子当中。国内的应用显示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蒋奖, 梁静, 杨淇越, 克燕南, 2015）。在本研究中，总量表及物质中心、物质快乐和物质成功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5，0.91，0.91和0.93。

2.2.3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测量自尊（Rosenberg, 1965）。该量表共10题，采用4点计分（“1”=“很不符合”, “2”=“不太符合”, “3”=“比较符合”, “4”=“很符合”），得分越高说明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用于测量个体自尊水平，其信效度已得到充分验证（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8。

2.3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

本研究采用“幸福感指数量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以及“自尊量表”分别对相关变量进行测量。由于三个问卷均来自学生的自我报告，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究在问卷发放时由主试详细讲解指导语，使学生充分理解各个变量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在问卷回收后，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学上的控制。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7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9.64%（低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大。

2.4 统计分析/数据处理

使用SPSS21.0软件对变量进行描述统计，通过相关分析考察物质主义、幸福感和自尊之间的关系。根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因果步骤检验法，通过多层回归分析检验自尊在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此外，还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设置随机抽样5000次，95%置信区间）（江程铭, 李纾, 2015）。同时，性别、年龄、学校和户籍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幸福感指数和物质主义（r=–0.20, p < 0.01）以及物质中心（ r=–0.19, p < 0.01）、物质快乐（ r=–0.16, p<0.01）、物质成功（r=–0.18, p<0.01）三个维度都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r=0.44, p<0.01）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物质主义及其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

3.2 自尊的中介作用

为了检验自尊在青少年物质主义和幸福感指数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温忠麟等人（2004）提出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控制了性别、年龄、学校和户籍变量（见表2和图1）。第一步，检验幸福感对物质主义的回归，回归系数显著（r=–0.20, p<0.001）；第二步，检验自尊对物质主义的回归，回归系数显著（r=–0.25, p<0.001）；第三步，引入中介变量自尊后，检验幸福感对物质主义的回归，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性下降（r=–0.09, p<0.05），自尊显著预测幸福感（r=0.43, p<0.001），说明自尊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53.38%（ab/c’+ab）。在分别对物质中心、物质快乐、物质成功三个维度进行上述中介效应检验后发现，在物质中心和物质成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自尊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物质快乐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自尊起完全中介作用（见表3-5）。

使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校和户籍所在地之后，迭代5000次，在95%的置信区间内的结果为–0.25~–0.010，在物质中心、物质快乐和物质成功三个维度上的结果分别为–0.13~–0.05，–0.14~–0.50，–0.14~–0.06，区间不包含0，故中介效应显著。

4 讨论 4.1 青少年物质主义和幸福感

本研究首先考察了青少年物质主义、幸福感和自尊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学校及户籍所在地等变量后，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三个维度（物质中心、物质快乐和物质成功）都与自尊和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即对于青少年来说，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越高，其自尊和幸福感水平均越低。这与以往基于大学生和其他成人样本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Ryan & Dziurawiec, 2001; Dittmar et al., 2014; 谢晓东等, 2013）。

以往多项研究表明，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首先，从测量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直接测量还是间接测量，都显示物质主义对幸福感具有负面影响（Dittmar et al., 2014）；其次，对不同文化和不同年龄群体的研究中都发现了上述负向关系（Kasser, 2005; Sheldon & Kasser, 2001）。然而，以往研究更多的集中在成年人样本中，对儿童、青少年群体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以平均年龄12岁左右的初中生为对象，验证了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丰富了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关系研究的年龄范围。这一结果也暗示，相较于成年人或大学生，处于心智尚待成熟阶段的青少年群体可能更容易受到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并进而影响其幸福感水平。

4.2 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文验证了自尊在青少年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从中介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自尊在青少年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仍显著。即物质主义通过降低青少年的自尊而降低其幸福感，这与在大学生样本中的结果相一致（蒋奖等, 2012）。比较发现，本文中自尊的中介效应大于在大学生样本中的研究结果（53.38%>23.9%）（蒋奖等, 2012）。相对于大学生来说，自尊水平尚不稳定的青少年更易受到外在环境中“物质至上”等观念的影响（Lindstrom, 2003）。具体来讲，自尊不仅在物质中心、物质成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物质快乐与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表明，将生活的幸福感寄托于外在物质是无法提高个体幸福感水平的，高物质快乐通过侵蚀青少年个体的自尊降低幸福感。

自尊对物质主义和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物质主义会导致消极的自我评价（Dittmar, 2008）。目前我国青少年群体越来越多地暴露于网络和电视的消费广告中，这些广告中隐含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会促使青少年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进而降低其自尊和幸福感。其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个体的目标可以分为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Deci & Ryan, 2000）。内在目标是指个体关注内在成长的目标，如能力的提升和亲密的人际关系等，这对于个体的成长和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外在目标是指个体将获得外在奖赏和社会赞许作为自己的目标，如追求物质财富、权利地位等。高物质主义青少年过度关注物质财富等外在目标，企图通过获取外在物质来提升自我价值。对外在目标的追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内在目标，进而使得自我价值感降低。而当这些个体感到自我价值下降时，又企图通过对外在物质的进一步追求来提升自我价值，造成恶性循环，对青少年的自尊和幸福感水平产生不良影响。

一方面，青少年群体暴露于各种广告和营销信息当中，极易受到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青少年时期个体自尊还不够稳定，喜欢与周围的同伴进行比较，这会增加物质主义在青少年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利于青少年自尊的建立，降低个体幸福感。因此，增加对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关注，降低物质主义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不良影响对青少年个体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幸福感负相关；（2）自尊在青少年物质主义和幸福感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物质主义通过削弱青少年的自尊来降低其幸福感水平。其中，在物质中心和物质成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自尊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物质快乐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自尊起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