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是指儿童在遗传特征的基础上，在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掌握社会规范与社会技能，发展与其社会角色相适应的态度、价值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理特征（张文新, 1999）。研究者通常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考察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积极的方面主要指儿童的社会能力，消极的方面主要指儿童的问题行为，包括外显问题行为和内隐问题行为（Putnam, Gartstein, & Rothbart, 2006）。

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受到儿童自身特征和环境特征的双重影响。儿童自身的一些遗传特征，如早期气质，会影响其社会性的发展。最早对儿童气质进行研究的是Thomas和Chess，他们根据对儿童的长期观察，提出了气质的9个维度，并根据这9个维度将儿童气质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困难型、慢热型和容易型。20世纪80年代，Kagan将儿童气质的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研究了气质的单一维度，即儿童在新异环境中的行为抑制性，并根据这一维度将儿童划分为抑制型、非抑制型和中间型（Kagan, Reznick, Clarke, Snidman, & Garcia-Coll, 1984）。Rothbart在整合前人气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气质的整合理论，从反应性和自我调控两个方面来考察气质，并从外向性、消极情绪性、努力控制三个方面测量气质（Rothbart, 1989）。

已有研究表明，早期的某些气质特点是后期问题行为的危险性因素，而其他一些气质特征则与儿童的积极发展结果有关。例如，早期害羞、抑制的儿童在后期更可能出现孤独、抑郁、社交焦虑等内隐问题（Kagan & Snidman, 1999; Prior, Smart, Sanson, & Oberklaid, 2000）；而交际性比较高的儿童更不容易出现外显问题行为（Rothbart, 2007）。在早期控制能力比较低的儿童，他们在后期出现攻击、违纪等外显行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Olson, Choe, & Sameroff, 2017）；而那些在早期控制能力较高的儿童，他们在后期表现出更好的社会能力和学校适应（Zhou, Main, & Wang, 2010）。

在环境特征中，以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养育对儿童的影响最为深远。已有的大量研究也证实，父母养育可以影响儿童的发展。例如，父母的温暖、理解及适当的引导可以减少儿童的内隐问题和外显问题（Olson et al., 2017; Yavuz, Selcuk, Corapci, & Aksan, 2017），促进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Mahoney & Perales, 2005; Marsiglio, Amato, Day, & Lamb, 2000），有助于儿童的良好适应（Chen & French, 2008）；而父母严厉、惩罚、拒绝、否认、过度干涉等消极的教育方式会阻碍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增加儿童出现外显问题和内隐问题的可能性（Bayer, Sanson, & Hemphill, 2006; van Aken, Junger, Verhoeven, van Aken, & Deković, 2008; Yavuz et al., 2017）。而关于父母的保护担忧对儿童的影响，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父亲的保护担忧能正向预测儿童的过失行为（陈会昌, 张宏学, 阴军莉, 程小青, 王明粤, 2004），但也有研究发现，母亲的保护担忧能正向预测儿童的学业成绩，负向预测儿童的学习问题（梁宗保, 张光珍, 陈会昌, 周博芳, 2007）。

尽管有许多研究者分别从儿童自身气质和父母养育两个方面考察了其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试图找到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起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可能因儿童气质的不同而不同，有些养育方式对有些儿童来说是消极的，对另一些儿童则未必如此；同样地，具有某些气质特征的儿童，可能在某些养育方式的影响下容易发展出某些问题，但是在其他的养育方式下却未必会出现问题。Chess等人提出了拟合优度模型（goodness-of-fit model），模型认为当父母和社会的要求与儿童的气质相协调时，处于“调适良好”状态的儿童会获得最佳的发展；反之，当“调适不良”时，儿童易出现行为问题（Chess, 1990）。素质-压力模型认为，儿童的某些特征（例如，害羞、低自我控制）是一种“脆弱性”因素，自身的“脆弱性”因素如果再遇上不良的环境因素，那么儿童更容易表现出不利的发展结果（Belsky & Pluess, 2009）。尽管该模型并没有提到没有“脆弱性”因素的儿童对家庭环境的反应，实际上该模型隐含着家庭环境对没有“脆弱性”因素的儿童的影响不存在差异。

这些理论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尽管有很多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的害羞、抑制是其社会适应的一个危险性因素，但最近的研究发现，只有当母亲支持比较低的情况时，这一结论才成立，当母亲支持比较高时，儿童的抑制性气质并不会妨碍其社会能力的发展（Chen et al., 2014）。也有研究发现，只有当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较高时，害羞的女孩才会遭遇较高水平的同伴拒绝，而当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较低时，女孩的害羞与其同伴拒绝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Miller, Tserakhava, & Miller, 2011）。Grady和Karraker（2014）的研究发现，母亲的鼓励能够减少害羞儿童的沉默寡言行为。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儿童的努力控制能力能够调节父母养育方式与儿童的外显问题之间的关系，如果儿童的努力控制能力比较低，母亲的温暖能够负向预测儿童的外显问题，母亲的敌意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的外显问题，但如果儿童的努力控制能力比较高，那么儿童的外显问题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母亲的温暖、敌意与儿童的外显问题之间的关系就不显著了（Morris et al., 2002; Reuben et al., 2016）。

关于儿童交际性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但从概念上来说，高交际性的儿童喜欢参与社会交往，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发展社交技能，他们的社交能力一般都较高，但同时也有更多的机会出现问题行为（例如攻击），因此他们的社交能力受父母影响的可能性小一些，问题行为受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那些低交际性的儿童更倾向于回避社交交往，呆在家里，他们没有充分的机会来发展社交技能，但同时他们表现出问题行为的机会也小一些，因此，他们的社交技能受父母的影响大一些，问题行为受影响的可能性更小一些。

以往的研究大多考察的是母亲的养育方式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影响（Rubin, Burgess, & Hastings, 2002; Rubin, Cheah, & Fox, 2001），认为母亲作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更多的负责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方面的交流，对孩子的发展具有主导作用（Martin, Ryan, & Brooks-Gunn, 2010），甚至将母亲养育等同于父母养育，而对父亲的作用关注得相对较少。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改变，女性开始更多的进入工作领域，而男性也相应地承担起更多的家庭教育的责任，父亲从传统的养家者演变为儿童的玩伴、保护者、引导者、老师等多重角色（Lamb, 2010）。与母亲更关注孩子的日常起居和情感需要不同，父亲与孩子相处时，更多采取身体活动、游戏形式等进行亲子交往，并注重互动式的关爱如交谈、玩耍和教导（Craig, 2006）。

父亲与儿童的交往有别于母亲，在儿童的心理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有研究发现，父亲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认知、社会性表现的相关高于母亲的教育方式与儿童表现的相关（曾琦, 芦咏莉, 邹泓, 董奇, 陈欣银, 1997）。与单独跟母亲居住在一起的儿童相比，单独与父亲居住在一起的儿童表现出更好的适应性功能和更少的问题行为，经常与父亲进行打闹游戏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攻击行为（Paquette, Carbonneau, Dubeau, Bigras, & Tremblay, 2003）。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儿童的许多技能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情绪变化较激烈，长大后较冲动，有较多的过失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有较偏激的人格（陈会昌, 张越波, 2000）。

父亲参与教养一方面能够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例如，父亲采取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能够促进儿童形成热情、勇敢、开朗、乐观、幽默、社会化等人格特征（蒲少华, 戴晓阳, 卢宁, 2012），从而能使儿童更好地适应环境（Frosch & Mangelsdorf, 2001）；相反，如果父亲采用严厉、拒绝的教养方式，则会妨碍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曾琦等, 1997），使儿童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许标, 樊春雷, 高文斌, 2015），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父亲积极地参与教养往往能对母亲消极教养的危害起到缓冲和弥补作用，当母亲的教养行为消极时，来自父亲积极教养的支持尤为重要；父亲参与教养能弥补母亲教养时间的不足（Nielsen, 2012）。

但目前有关父亲养育的研究大多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国内此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婴幼儿时期的关注就更少。国内关于父亲养育的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父亲养育方式的影响因素，父亲养育方式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或者二者之间的单向或双向作用关系，而忽略了父亲养育方式与儿童气质之间的匹配度（交互作用）。本研究拟在中国文化中探讨父亲养育方式与儿童气质及其交互作用与儿童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1）对于高害羞的儿童，父亲严厉正向预测儿童内隐问题行为与外显问题行为，负向预测儿童社会能力，父亲的鼓励成就与独立正向预测其社会能力；对于低害羞的儿童，父亲严厉、鼓励不能预测儿童的内隐问题和外显问题；（2）对于抑制控制能力高的儿童，父亲的严厉、鼓励成就与独立不能预测儿童的内隐问题和外显问题；对于低抑制控制能力的儿童，父亲的严厉正向预测儿童的内隐问题和外显问题，父亲的鼓励成就与独立正向预测其社会能力；（3）对于交际性比较低的儿童，父亲的鼓励社交与保护正向预测其社会能力；对于交际性比较高的儿童，父亲的鼓励社交与保护对其没有显著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一项大型追踪研究，所有被试于2006年6月至2007年3月在南京某妇幼保健院出生，在儿童24个月左右时电话邀请儿童及其家长参与本研究。本研究中共有355名儿童（M=25.51月, SD=1.19月），其中男孩182 名（51.27%），女孩173名（48.73%）。其中父亲大学（包括大专）以上学历291人（81.97%），高中以下学历63人（17.75%），未报告1人（0.28%）。所选家庭每月总收入6000～10000元，属于南京中等偏上家庭。

2.2 研究程序

在儿童24个月左右时，通过电话邀请儿童及其家长参与这个项目，征求家长同意。在儿童与家长一起来到实验室后，向家长发放问卷，说明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并要求家长在一星期内返回问卷。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父亲报告的教养方式问卷和儿童气质及社会性发展问卷数据来进行分析。

2.3 测量工具 2.3.1 教养方式

采用Block（1981）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The Child-Rearing Practices Report, CRPR）来测查父亲的教养方式。该问卷采用Likert五点记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已有研究证明该问卷适用于中国被试，且具有较好的信效度（Chen et al., 2000）。Chen等人在中国文化中使用该问卷时，提取了鼓励社交、鼓励独立、鼓励成就、保护担忧、拒绝否认和惩罚定向等维度。本研究中，考虑到拒绝否认与惩罚定向之间（r=0.54），鼓励成就与鼓励独立之间（r=0.51），保护担忧与鼓励社交之间（r=0.68）具有较高相关，为了表述上的简洁，同时考虑了理论上的恰当性之后，将拒绝否认和惩罚定向合并为严厉维度（Kennedy, Rubin, Hastings, & Maisel, 2004），将鼓励成就与鼓励独立合并为鼓励成就与独立维度，将保护担忧与鼓励社交合并为鼓励社交与保护维度，计算每个维度下所有题目的平均值。鼓励成就与独立、严厉和鼓励社交与保护三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7，0.73，0.66。

2.3.2 儿童早期气质

采用儿童早期行为问卷（Early Childhood Behavior Questionnaire, ECBQ）来测查儿童气质（Putnam et al., 2006）。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从不或很少”）到“5”（“几乎总是”）。本研究抽取了三个分量表，抑制控制，害羞，交际性，共27个题目，计算每个分量表下所有题目的平均值。抑制控制指个体为完成任务要求的目标行为，对无关刺激、优势反应思维和行为进行抑制的过程（Aron, Robbins, & Poldrack, 2004）；害羞是指个体在遇到陌生人或者不熟悉的人时，表现出的紧张、焦虑、尴尬、不适等情绪以及不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Cheek & Buss, 1981）；交际性是指儿童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发起、组织并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代表了儿童与他人交往的倾向性（Cheek & Buss, 1981）。本研究中抑制控制、害羞、交际性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7，0.76，0.93。

2.3.3 儿童社会性发展

采用Carter, Briggs-Gowan, Jones和Little （2003）编制的婴幼儿社会情绪量表（The Infant-Toddler Social and Emotional Assessment, ITSEA）来测查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由儿童父亲报告。量表条目采用三级评分法：0（不符合或极少符合），1（部分符合），2（非常符合）。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arter et al., 2003）。原量表涉及到7个子领域，本研究选取了内隐问题行为、外显问题行为和社会能力3个子领域下面的一些代表性子维度，共计45个题目，计算每个领域的所有题目的平均值。内隐问题行为、外显问题行为和社会能力三个子领域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3，0.81，0.68。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采用Mplu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 研究结果

本文中的所有变量都是由父亲报告的，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采用Mplus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从所有题目中提取一个潜变量。模型拟合指数为：χ²=22661.11，df=7749，RMSEA=0.07，CFI=0.22。这表明无法抽取出一个公共因子，说明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相关系数见表1。由表1可知，父亲的严厉与儿童外显问题和内隐问题显著正相关；父亲的鼓励成就与独立和外显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与儿童社会能力显著正相关；父亲的鼓励社交与保护与儿童内隐问题显著正相关；儿童抑制控制与外显问题显著负相关，与社会能力显著正相关；儿童害羞与内隐问题行为显著正相关；儿童交际性与儿童内隐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与儿童社会能力显著正相关。此外，对父亲养育和儿童社会性发展进行了性别差异检验，结果发现男孩与女孩在父亲教养方式及社会性发展各指标上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

3.2 父亲养育与儿童气质及其交互作用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分别以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各指标为因变量，以父亲养育方式和儿童气质为预测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在回归模型的第一层强制进入父亲养育方式的各维度，第二层强制进入儿童气质的各维度，第三层采用逐步进入法进入父亲养育方式与儿童气质的交互项，各变量进入方程前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父亲严厉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内隐问题行为，父亲鼓励成就与独立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内隐问题行为和外显问题行为，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社会能力；儿童抑制控制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会能力，儿童害羞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内隐问题行为。同时，父亲严厉与儿童抑制控制的交互作用项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与儿童交际性的交互作用项显著负向预测儿童内隐问题行为和社会能力，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外显问题行为。

为了进一步分析父亲养育与儿童气质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进行简单斜率分析。以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与儿童交际性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内隐问题行为的影响为例，将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和儿童交际性的两个特殊值都设定为高于和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并计算儿童交际性高/低时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对儿童内隐问题行为的简单斜率。结果发现，当儿童的交际性低的时候，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内隐问题行为，b=0.18, t=4.62, df=351, p < 0.01；当儿童的交际性高的时候，父亲对内隐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0.08, t=1.90, df=351, p > 0.05，见 图1。

采用相同的方法分析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和儿童交际性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外显问题行为和社会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儿童的交际性低的时候，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对儿童外显问题行为的预测不显著，b=–0.07, t=–1.22, df=351, p > 0.05；当儿童的交际性高的时候，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能正向预测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b=0.15, t=2.63, df=351, p < 0.01，见 图2。当儿童的交际性低的时候，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正向预测儿童的社会能力，b=0.11, t=2.78, df=351, p < 0.01；当儿童的交际性高的时候，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对儿童社会能力的预测不显著，b=–0.06, t=–1.34, df=351, p > 0.05，见 图3。同样的，本研究也发现，当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低的时候，父亲严厉正向预测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b=0.25, t=5.58, df=351, p < 0.01；当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高的时候，父亲严厉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b=0.10, t=2.37, df=351, p < 0.05，但是，父亲严厉对低抑制控制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的预测更强一些，见 图4。

4 讨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大众刻板印象中，一直有“严父慈母”的说法。在传统中，父亲的时间更多用于工作而非家庭，父亲往往承担着较少的养育责任。提到父亲，人们的普遍认知是“威严”。然而随着经济、文化的改变，传统的父亲角色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变。经济改革、独生子女政策在降低家庭平均人口的同时对传统的父权式家庭体制带来了巨大冲击。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更多女性走进工作中，与此同时父亲也承担起了更多的养育责任。

但关于父亲的养育行为及其对儿童的影响是否与母亲相同，目前还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父亲和母亲对孩子影响的方面是不同的，母亲对儿童的自我影响更大一些，父亲对儿童的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的影响更重要一些（Verschueren & Marcoen, 1999），也有研究认为，父亲对儿童的影响大于母亲（曾琦等, 1997）。但也有研究发现这不一定是事实，在照顾新生儿方面，父亲和母亲几乎没有差别（van Wel, ter Bogt, & Raaijmakers, 2002），儿童的发展结果也与父母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本研究的结果发现，父亲的严厉、苛刻会增加儿童问题行为出现的可能性，父亲的鼓励成就与独立会减少儿童问题行为出现的可能性，促进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父亲对儿童的鼓励社交与保护对儿童的影响随儿童交际性的不同而不同。这些结果与在母亲身上发现的结果是相似的。

4.1 父亲养育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亲的严厉、苛刻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内隐问题行为。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父亲严厉、苛刻的态度会使儿童感到自己总是错误的，不令人满意的，不被接受的，从而逐渐变得退缩，久而久之儿童负性的情绪情感得不到合理的宣泄，产生抑郁情绪（陈会昌等, 2004）；另一方面，父亲严苛的养育方式会破坏儿童的安全感和自我调节能力（Bradley & Corwyn, 2007），进而发展出更多的内隐问题行为。

本研究还发现父亲鼓励成就与独立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内隐问题行为和外显问题行为，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社会能力，且这种影响对不同气质的儿童而言都是相同的，这一点与我们的假设稍有不同，这表明父亲的鼓励成就与独立对绝大多数儿童而言都是有益的。这可能是因为，学步儿时期，儿童的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儿童的自主、自治需要强烈，父亲的鼓励独立、鼓励成就一方面支持了儿童的自主感，使儿童能够直面压力，学习、掌握应对压力的技能，降低了发生问题行为的可能性（Hiramura et al., 2010; Marsman, Oldehinkel, Ormel, & Buitelaar, 2013; 丁小利等, 2013）；另一方面，父亲的鼓励与支持为儿童提供了一种安全的亲子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儿童能够积极与他人交往，与同伴友好相处，形成社会归属感，关心他人，并为集体作出自己的贡献，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足够的社会支持，从而发生问题行为的概率更低（Coplan, Arbeau, & Armer, 2008; Eiden, Edwards, & Leonard, 2007; Eisenberg et al., 2005; Morris, Silk, Steinberg, Myers, & Robinson, 2007）。

4.2 儿童气质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儿童抑制控制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社会能力，这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结果是一致的（Kochanska, Murray, Jacques, Koening, & Vandegeest, 1996）。抑制控制是指个体为完成任务要求的目标行为，对无关刺激、优势反应思维和行为进行抑制的过程（Aron et al., 2004）。抑制控制能力使儿童能够克服自身的冲动，根据环境的要求表现出符合外界期待和社会规则的行为，是努力控制的核心成分。研究者认为，抑制控制对成功的社会交往相当重要（Rothbart, Ahadi, & Hershey, 1994）。以往研究也发现，抑制控制与社会适应问题负相关，而与亲社会行为正相关（Campbell, Pierce, March, Ewing, & Szumowski, 1994）。

本研究也发现儿童害羞正向预测儿童内隐问题行为，一方面，研究者发现“害怕被评价”是害羞的重要认知成分之一（Crozier, 2002, 2004），而且对负性评价的恐惧与害羞存在显著相关（Koydemir & Demir, 2008），这可能导致害羞儿童在新异环境或有陌生人在场的情景中，害怕被其他人负性评价而减少与其他人的交往；另一方面，害羞儿童通常存在社交能力上的缺陷，当他们意识到自身的缺陷时，又可能产生自责情绪。因此害羞的儿童更可能在同伴交往与学校适应方面遇到困难，出现更多的内隐问题行为，这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侯静, 陈会昌, 陈欣银, 2009）。

4.3 父亲养育与儿童气质的交互作用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对于抑制控制能力不同的儿童来说，父亲严厉对其外显问题行为的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相较于高抑制控制的儿童，父亲严厉的养育方式对抑制控制能力较低的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的消极影响更强一些。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Kochanska & Knaack, 2003; Kochanska, Murray, & Harlan, 2000）。这可能是因为父亲严厉与儿童较高的抑制控制水平“调试良好”，当父亲对儿童要求严格、态度严厉时，抑制控制水平较高的儿童会因为期望获得父亲的肯定与奖励而主动去控制自己的冲动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来达到父亲的要求，而父亲严厉与儿童较低的抑制控制水平“调试不良”，抑制控制水平较低的儿童往往难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达到父亲的要求，他们会感受到父亲的要求与自我现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会让儿童失去自信，经常出现拖延、社会疏离等消极行为（刘文婧, 许志星, 邹泓, 2012）。在这种情况下，抑制控制水平较低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外显问题行为。但这个结果与我们的研究假设不一致，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即便儿童本身没有“脆弱性”因素，消极的环境因素仍然会对儿童的发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也发现，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对儿童内隐问题、外显问题行为与社会能力的影响随着儿童的交际性的不同而不同。当儿童的交际性较低的时候，父亲的鼓励社交与保护对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没有影响；当儿童的交际性比较高的时候，父亲的鼓励社交与保护正向预测儿童的外显问题。对于低交际性的儿童而言，由于他们参与的社会交往活动较少，所以他们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也较少，因此受环境的影响也较小，而对于那些高交际性的儿童来说，由于他们经常参加社交活动，他们表现出各种行为包括攻击行为的机会也较多，父亲越是鼓励他们参与社会交往、对他们的社交活动进行保护的话，他们的一些行为冲动如攻击行为就越可能表现出来，尤其是本研究中的儿童都在2岁左右，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尚未成熟，正是问题行为较多的一个阶段。

本研究还发现，当儿童的交际性较低的时候，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行为能促进儿童的社会能力的发展，而当儿童的交际性比较高时，父亲的鼓励社交与保护对儿童的社会能力没有影响。对于交际性较低的儿童而言，他们参与社会交往的动机比较低，情绪调节能力较差，更容易发展出消极情绪（Eisenberg et al., 1997），而如果父亲能够鼓励他们参与社会交往，在他们遇到社交困难的时候给予保护，那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减少他们的挫折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的参与社会活动，并在社会活动中发展社会能力，更好的适应社会环境，减少不良行为的产生。而对于高交际性的儿童而言，他们本来就经常参与社交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发展起了自己的社交技能，社会能力本就处于较高水平，因此父亲的鼓励社交和保护行为对他们的影响很小。

但是研究也同时发现，当儿童的交际性较低的时候，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行为会显著增加儿童的内隐问题行为，当儿童的交际性比较高的时候，父亲的社会保护行为对儿童的内隐问题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交际性较低的儿童本身参与社会交往的动机较低，而父亲又希望、鼓励低交际性的儿童能够与同伴积极互动、良好相处，这可能使这些儿童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挑战和压力；另一方面，父亲对儿童在社交情景中的保护担忧又会强化这些儿童的无力感，从而发展出更多的内隐问题行为。而对于那些交际性比较高的儿童而言，他们本身就经常参与社会交往，父亲的鼓励社交不会对他们造成压力，父亲的保护担忧也不会使他们感到无助，因而不会影响他们的内隐问题。

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父亲养育对儿童社会性的发展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中发现的母亲养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相似的（例如, McKee et al., 2007）。也许在对儿童的影响上，父亲与母亲本身只是一个标签，儿童的发展结果与父母的性别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最重要的还是父母采用什么样的养育方式来对待孩子。有些养育方式，对所有的孩子来说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比如父母的鼓励与支持，而另外一些方式，比如父母的严厉、保护等，对儿童的影响则会随着儿童气质的不同而不同，只有当这些养育方式与儿童自身的特征匹配良好的时候，儿童才会获得良好的发展结果（Chess, 1990）。

4.4 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数据全部来自父亲报告，这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虽然本研究检验后未发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其存在。在将来的研究中，应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例如行为观察、访谈等。其次，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中国中等经济水平的城市，但在中国，来自农村的人口比例为50.32%，这可能会影响本研究的外推生态效度。最后，本研究只选择了2岁儿童的样本，而没有对其他年龄段的儿童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结果无法可能推广到其他年龄段中。

5 结论

（1）父亲越严厉，儿童越容易出现内隐问题行为；父亲越是鼓励成就与鼓励独立，儿童越少出现问题行为，越容易发展出良好的社会能力。

（2）儿童抑制控制能力越高，越容易发展出良好的社会能力，儿童越害羞，越容易出现内隐问题行为。

（3）父亲养育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会因儿童气质的不同而不同：父亲严厉的养育方式对抑制控制能力较低的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的消极影响更强一些；当儿童的交际性较低的时候，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行为能促进儿童的社会能力的发展，但会显著增加儿童的内隐问题行为；另一方面，当儿童的交际性较高的时候，父亲鼓励社交与保护行为会显著增加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