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了会说谎?自我损耗削弱诚信行为及其缓解机制 |
2. 广州大学广州人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诚信行为(honest behavior)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核心品质,对促进社会平稳发展发挥关键作用(Gächter & Schulz, 2016)。然而,当前青少年的诚信问题日益突出,考试作弊、不信守承诺、逃票、说谎等行为时常出现,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将会影响青少年人格的健全发展。诚信行为是指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人们自愿做出舍弃个人利益,坚守道德底线和道德承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以往研究已从同伴效应(Pascual-Ezama, Dunfield, Gil-Gómez de Liao, & Prelec, 2015)、父母自主支持(Bureau & Mageau, 2014)和家庭教养方式(Darling, Cumsille, Caldwell, & Dowdy, 2006)等角度揭示了青少年诚信行为的发生机制。不难发现,个体在做出诚信选择时,往往面临着自身短期获利与社会期望、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而解决这些冲突是个体通过运用自我控制来抵制短期获利的冲动(DeWall, Baumeister, Gailliot, & Maner, 2008; 胡春香, 聂衍刚, 2014)。
1.1 自我损耗自我控制资源理论的提出,为探究自我控制与诚信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个体在执行任务以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消耗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一旦出现耗损(即自我损耗, ego depletion),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自我控制,进而导致自我控制失败的出现(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 Tuk, Zhang, & Sweldens, 2015),如更多的攻击侵犯行为(Barlett, Oliphant, Gregory, & Jones, 2016; Finkel, DeWall, Slotter, Oaten, & Foshee, 2009)、冒险行为(Fischer, Kastenmüller, & Asal, 2012)以及亲社会动机的下降(Osgood & Muraven, 2015)。此外,新近研究证据也显示,自我损耗会加剧不道德行为的出现,如欺骗行为(范伟等, 2016)、不道德决策(Yam, Chen, & Reynolds, 2014)等。据此可推测,自我损耗有可能导致个体因道德意识下降而出现非诚信行为。
1.2 自我损耗与诚信行为那么,自我控制资源损耗为什么会降低诚信行为?首先,自我损耗下的个体难以有效抵制欺骗所带来的利益诱惑,容易被暂时的利益冲昏头脑。Mead,Baumeister,Gino,Schweitzer和Ariely(2009)发现损耗者比非损耗者更容易受到欺骗的诱惑,更大程度地获得货币收益,增加不诚信行为。其次,自我损耗容易导致自我调控失败(DeWall, Baumeister, Stillman, & Gailliot, 2007)。个体在做出诚信选择时,会面临着获取自身利益与遵守行为道德规范的动机冲突,这时需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选择,高控制资源者比低控制资源者更能够克服这种动机的冲突,从而使个体表现出更多诚信行为。另外,当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被削弱时(如自我控制资源损耗),人们会表现出更多冲动和自私的行为。例如,Gino,Schweitzer,Mead和Ariely(2011)指出自我损耗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冲动性欺骗,当面临欺骗的机会时,损耗降低了人们的道德意识,转而加剧了非诚信行为的发生。当人们完成一上午的学习和任务,消耗一定的自我控制资源后,在下午更容易出现说谎行为(Kouchaki & Smith, 2014)。
1.3 内疚情绪的缓解作用自我损耗导致的一系列不良行为是否可以改善?研究发现,为维持个体正常的生理和认知活动,自我控制资源可以通过补充葡萄糖、休息、幽默或积极情绪的诱导得以恢复(Gailliot et al., 2007; Gong & Li, 2017; Tyler & Burns, 2008),通过提高个体内在动机水平可以有效防止自我损耗出现的不良行为(Moller, Deci, & Ryan, 2006; Muraven, Gagné, & Rosman, 2008)。值得注意的是,内疚情绪(guilt emotion)可缓解自我损耗效应。内疚是一种消极情绪,是指个体做出危害别人的行为或违反道德准则而产生良心上反省,对行为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体验(施承孙, 钱铭怡, 1999; 张晓贤, 桑标, 2012)。以往主要从自我报告法、情景模拟法以及整体形容词描述法来诱发内疚情绪,其中一种自我报告法是通过让被试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再评价其内心情绪感受程度。这种方法让个体的感受更真实,能很好地诱发内疚情绪(张琨, 方平, 姜媛, 于悦, 欧阳恒磊, 2014)。Boring(2016)通过让参与者完成一项自我控制任务,随后诱发他们的内疚情绪来测量助人行为,结果显示,内疚情绪克服了失去控制资源的影响,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行为,参与者在后续的任务中持续时间更长,表现更好。由此我们推测,内疚情绪有助于缓解自我损耗的影响,在影响诚信行为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首先,内疚情绪是人们不遵守道德规范,伤害到他人而产生心理上的责备,或对自身行为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一种内疚、不安、焦虑的负性情绪体验,为了避免或降低这种不安的感觉,人们倾向于采取利他等补偿性行为减轻内疚感(Hoffman, 1982)。其次,以往研究发现,内疚情绪会抑制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减少欺骗行为(DePalma, Madey, & Bornschein, 1995),个体的内疚感会随着生理上体验到的负重感增大而提高,从而表现出较少的欺骗行为(Kouchaki, Gino, & Jami, 2014)。自我的调节理论认为,体验到内疚感的个体比冲动性的个体显示出更高的自我调节能力,更倾向于表现出诚信的行为(Motro, Ordóez, Pittarello, & Welsh, 2016)。另外,Xu,Bègue和Bushman(2012)发现,高自我损耗状态下的个体不能很好地反思自己的行为,难以体验到内疚情绪,从而减少亲社会等良好行为结果的发生。可见,提高内疚体验能够有效缓解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不良影响。
1.4 问题提出综上所述,高自我损耗状态下的个体因道德意识下降而出现更多的非诚信行为,而通过诱发内疚情绪可以缓解这一负面影响。为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拟从自我控制资源的视角,通过两项递进实验,一方面检验自我损耗对个体诚信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考察内疚情绪启动能否缓解这一效应。具体而言,实验1采用“非优势手反应”任务操纵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水平,通过内隐欺骗范式评估诚信行为,以检验自我损耗对个体诚信行为的影响;实验2采用同样的自我损耗任务,进一步采用“点游戏”任务来评估个体在启动/不启动内疚情绪后的诚信行为,进而探究内疚情绪启动对自我损耗状态下诚信行为的缓解作用。
2 实验1 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 2.1 被试共邀请70名在校大学生(男生32名)参加实验1,随机分配到高损耗组(n=35)和低损耗组(n=35),年龄介于20–2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93±0.64岁。被试都为右利手,身心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后有相应的报酬。
2.2 方法 2.2.1 实验任务(1)自我损耗任务
采用“非优势手反应任务”操纵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损耗水平,以往研究均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Baumeister & Tierney, 2011;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黎建斌, 2014)。高资源损耗组大学生要求用非优势手(本实验中均为左手)写一篇100字左右的关于“智能手机的好与坏”小文章,被试的思考时间为2分钟,紧接着在8分钟内完成书写任务;而低资源损耗组的被试则用优势手(右手)来写文章,实验任务同上。
(2)猜测硬币正反面任务
通过“猜测硬币正反面任务”操纵个体的诚信反应水平,该任务被证实为测查个体诚实反应的有效范式(Greene & Paxton, 2009)。每一次预测开始时,电脑屏幕会首先呈现1000 ms的“+”作为注视点。然后出现模拟的硬币投掷界面,让被试进行预测性选择,时间持续3000 ms。接着电脑呈现本次硬币的旋转结果,为防止被试因为呈现时间过长而影响作出诚信或欺骗行为的选择,持续时间为400 ms。紧接着呈现登记结果界面,该界面上方显示“请登记预测结果”,中下方显示“猜对,按J键”/猜错,按F键”,持续时间1000 ms。最后呈现反馈界面200 ms,如果按“J”,屏幕出现“预测正确,获得1元”;如果按“F”,屏幕出现“预测错误,损失1元”。重复上述流程开始下一轮预测游戏。本实验共设置100个trails,随机呈现正面60次,反面40次。实验共出现4种情形:预测结果正确,登记结果正确;预测结果错误,登记结果错误;预测结果正确,登记结果错误;预测结果错误,登记结果正确。实验前明确告知会根据被试的登记结果的正确数给其相应的奖励(即被试的收益或损失完全取决于自己登记的结果, 如果登记“预测错误”则意味着损失1元, 反之获得1元),个体为了增加奖励或降低损失,更倾向于冒险说谎。情形4中“预测结果错误,登记结果正确”的预测正确率越高,表明个体越不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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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猜测硬币正反面任务流程图 |
2.2.2 额外变量的控制
(1)特质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由Tangney,Baumeister和Boone(2004)编制、后经谭树华与郭永玉(2008)修订的《特质自我控制量表》来测查个体的特质自我控制水平(α=0.76)。共有13个题目,Likert 5点计分:“1→5”分别表示“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总分越高,个体特质自我控制水平就越高。
(2)积极与消极情绪量表(PANAS)
运用PANAS来检验被试完成损耗任务的积极情绪(α=0.92)和消极情绪状态(α=0.85)。该量表分别由5个描述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形容词组成,Likert 5点计分:“1→5”分别表示“根本没有→非常强烈”,总分越高,心态水平越明显。
2.2.3 实验设计采用单因素组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为自我控制资源水平(高、低),因变量为被试在“猜测硬币正反面任务”中的预测正确率,即情形“预测结果错误,登记结果正确”中的次数与实验总次数之比。
2.2.4 实验程序被试独立坐在安静的实验室,主试对实验情况进行介绍后让被试阅读并签写知情同意书。被试先完成《特质自我控制量表》,接着完成“非优势手自我损耗任务”,实验结束后填写PANAS和回答3道回溯题目,问题包括“您完成非优势手反应任务后,现在您感觉到疲累吗?”(“1=不疲累”到“7=非常疲累”)、“在刚才的任务中,您投入了多少精力去克服非优势手写作的困难?”(“1=不需要投入精力”到“7=投入全部精力”)以及“完成非优势手反应任务后,您感觉自己的能量资源损耗多大?”(“1=一点损耗都没有”到“7=损耗非常大”)。随后,被试进行猜测硬币正反面任务。最后主试给予相应的实验报酬。
2.3 结果分析 2.3.1 预分析(1)自我损耗效应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相比于低损耗者,高损耗者在完成非优势手任务后感到更加疲劳,t(68)=3.28,p<0.01,d=0.78,付出了的努力更多,t(68)=4.04,p<0.001,d=0.97,并感到自身的能量损耗更多,t(68)=3.47,p<0.01,d=0.83。这说明采用非优势手反应任务操纵被试的自我损耗水平是有效的。
(2)额外变量排除
高、低自我损耗组被试在积极情绪体验上的差异不显著,t(68)=–1.02, ns,d=0.25,但是在消极情绪体验,t(68)=–1.85,p=0.06,d=0.43上边缘显著。此外,特质自我控制、年龄与正确率相关均不显著。
据此,可排除特质自我控制、积极情绪和年龄对实验效度产生的干扰,但在进一步分析中,需将消极情绪体验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2.3.2 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以自我损耗分组为自变量,以正确率为因变量,以消极情绪体验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高、低自我损耗组被试的预测正确率差异显著(M高损耗者=0.60±0.05, M低损耗者=0.49±0.03, F(1, 67)=102.61, p<0.001, η2=0.61)。这表明高自我损耗状态下的被试更加倾向于谎报自己的预测结果,而低自我损耗状态下的被试更倾向于诚实地报告自己的预测结果。
2.4 小结由实验1可知,个体自我控制资源受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我控制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非诚信行为的发生,该结果与Gino等人(2011)研究保持一致。那么,缓解自我损耗效应是否可以减少非诚信行为的出现?以往研究发现,补充葡萄糖、适当的放松、睡眠、诱发积极情绪等方式有助于恢复自我控制资源,Boring(2016)也证实了内疚情绪能够克服自我损耗的影响,对完成后续任务有促进作用,从而表现出良好的自我控制结果。内疚情绪作为一种道德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个体做出利他、助人等补偿性行为,而诱发内疚情绪能够抑制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减少欺骗行为(DePalma et al., 1995)。由此我们认为,内疚情绪对于缓解自我损耗效应,促进诚信行为有着重要作用。为验证这一假设,在实验1得出结论自我损耗降低个体诚信行为的前提下,实验2通过启动内疚情绪,进一步探讨内疚情绪在自我损耗削弱诚信行为过程中的缓解作用。
3 实验2 内疚情绪启动在自我损耗和诚信行为之间的缓解作用 3.1 被试共邀请152名在校大学生(男生58名)参加实验2,随机分配到高损耗+内疚启动组(n=38)、高损耗+控制组(n=38)、低损耗+内疚启动组(n=38)和低损耗+控制组(n=38)。年龄介于18-2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06±0.90岁。被试都为右利手,身心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后有相应的报酬。
3.2 方法 3.2.1 实验任务(1)自我损耗任务
同实验1。
(2)内疚情绪启动任务
采用高学德(2006)所用的自我报告法来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首先让被试回忆在以往经历当中让他们感到最内疚的事情,写在事先准备的白纸上。其指导语为:“请您回忆一下在您的经历中最能够诱发您内疚情绪的事件,并尽您的能力详尽地写下来,写得越具体越好,就像您回到当时的情景中一样”。然后让被试报告在该事件中体验到的内疚情绪的程度(采用7点计分: “1→7”分别表示“完全不感到内疚→非常内疚”),得分越高表明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程度越高,在本实验中能有效启动被试的内疚情绪,t(75)=23.86,p<0.001,d=3.87。
(3)点游戏任务
采用“点游戏”任务测量被试的诚信行为,以往研究证明了该任务的有效性(Mazar & Ariely, 2009; Mazar & Zhong, 2010)。开始时屏幕出现800 ms的“+”注视点,随后呈现有20个黑点的长方形,并通过中轴线将黑点按13:7、14:6和15:5三种比例分成两部分,同时下方会随机出现“1分”、“1角”、“1元”中的其中两种金额,持续时间2000 ms;紧接着电脑屏幕会出现“F or J”的界面,让被试快速进行按键判断是左右哪边黑点多(即选择黑点多一侧为正确反应),左多按“F”键,右多则按“J”键,时间为2000 ms;按键判断后,屏幕会出现一个1000 ms的相应面额的硬币图片(1分、1角、1元)作为该次判断的奖励,最后系统将自动累计拟获得的金额总数作为被试实验报酬。实验前明确告知被试获得的奖励取决于选择的金额而非判断黑点多一侧的正确数。实验共有120个试次(trials),其中80个trials两边分别是1分、1角、1元中的两种不同金额,金额越大一侧黑点数越少,反之,金额越小一侧黑点数越多,这种情况下被试做出正确判断为诚信反应,做出错误判断为欺骗反应。为了获得更高的奖赏,被试倾向于选择金额大黑点少的一侧(即欺骗反应)。40个trials的两边金额一致(均为1分钱),黑点不同,被试无论做出正确或错误判断只能得到相同的奖励,做出正确判断为诚信反应,做出错误判断为错误反应。正确率越高表明个体越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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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点游戏”任务流程图 |
3.2.2 额外变量的控制
采用与实验1相同的《特质自我控制量表》(α=0.79)和PANAS(α1=0.85, α2=0.84)分别考察被试的特质自我控制和心境水平以考察这些无关变量对实验效应的影响。
3.2.3 实验设计采用2(自我损耗组别: 高、低)×2(内疚: 内疚启动组、控制组)两因素组间设计,因变量为“点游戏”任务中的正确率(正确判断数与总次数之比)。
3.2.4 实验程序程序与实验1相似,被试完成自我损耗任务后,回答相应的题目,接着进行启动内疚情绪任务。随后,被试完成“点游戏”任务,最后主试给予相应的实验报酬。
3.3 结果分析 3.3.1 预分析(1)自我损耗效应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低损耗者,高损耗者感到更加疲劳(t(132)=2.26, p<0.05,d=0.37),付出了的努力更多(t(132)=6.08, p<0.001,d=0.99),并感到自身的能量损耗更多(t(132)=2.36, p<0.05,d=0.38)。上述结果证实非优势手反应任务可有效操纵被试的自我损耗。
(2)额外变量排除
高、低自我损耗组被试在积极情绪(t(150)=0.79, ns, d=0.12)和消极情绪(t(150)=0.23, ns, d=0.04)体验上的差异均不显著,且特质自我控制、年龄与正确率的相关也不显著。故可排除特质自我控制、心境和年龄对实验效度产生的干扰。
3.3.2 内疚启动与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对被试在“点游戏”任务中的正确率进行2(自我损耗)×2(内疚启动)两因素的组间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自我损耗组主效应显著(F(1, 148)=16.67, p<0.001, η2=0.103),即相比于低自我损耗组,高自我损耗组被试在“点游戏”任务中的正确率更低(M高损耗=0.28±0.03; M低损耗=0.43±0.03);内疚启动的主效应显著(F(1, 148)=37.79, p<0.001, η2=0.20),即相比于无内疚启动,内疚启动后的被试在“点游戏”任务中的正确率更高(M内疚组=0.47±0.03; M控制组=0.25±0.03);两者交互作用也显著(F(1,148)=4.19, p<0.05, η2=0.03)。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见图3),在内疚启动条件下,自我损耗组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48)=2.07, p=0.15, η2=0.01),但是在控制条件下,自我损耗组的主效应非常显著(F(1, 148)=18.79, p<0.001, η2=0.11),即低自我损耗组被试比高自我损耗组被试在“点游戏”任务中的正确率更高(M高损耗+控制组=0.14±0.04; M低损耗+控制组=0.36±0.04)。反过来看,无论是高自我损耗组(F(1, 148)=33.58, p<0.001, η2=0.19),还是低自我损耗组(F(1, 148)=8.41, p<0.01, η2=0.05),内疚启动后的被试在“点游戏”任务中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控制组。该结果不仅证实了实验1的结果,而且还说明启动内疚情绪可有效缓解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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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我损耗与内疚启动的交互作用分析 |
4 讨论
自我损耗效应是由于前一阶段过度消耗自控资源(累了)而导致个体在随后的自控任务中出现暂时性的自我控制失败现象。本研究通过2个递进实验检验“累了会加剧撒谎吗?”这一假设。实验1结果发现:相比于低损耗组,高损耗组被试在猜测硬币正反面任务时更容易谎报自己的预测结果,即做出更多的非诚信行为,假设1得到验证。实验2进一步发现启动内疚情绪确实有效缓解了自我损耗效应,促使被试在“点游戏”任务中表现出更多的诚信行为,验证了假设2。
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可以从双系统理论和前额叶皮层激活不足两个角度进行解释。首先,根据双系统理论(dual-system of self-control)的观点,自我控制可分为意识层面的控制系统和潜意识层面的冲动系统。自我控制资源的多少将会决定由何种系统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后续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Hofmann, Friese, & Strack, 2009)。我们认为,自我控制资源损耗之所以会对诚信行为倾向产生影响,是因为个体在诚信选择中由于自我控制资源的缺乏,致使个体无法进行良好的自我控制,阻碍了个体对本能冲动的抑制,此时个体在冲动系统的主导下做出行为反应,无法抵制外界的诱惑,从而导致自我控制失败现象的发生,此结果与自我控制双系统的理论假设相吻合(Muraven, Tice, & Baumeister, 1998),进一步验证了自我控制双系统理论在诚信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其次,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还与执行控制有关。周晓林(2004)指出,执行控制是个体通过调节认知过程来确保认知系统发挥最优化功能的控制机制。个体在做出诚信选择时会面临自身利益与道德规范的动机冲突,这时需要采用各种认知评价手段来与不合理的欲望和冲动进行辩驳,这个过程需要执行控制的参与。然而,自我控制与执行控制存在较大的重叠,自我损耗通过抑制执行控制功能的发挥来阻碍随后的认知加工进程(Schmeichel, 2007),当自我控制资源受损时,个体对不合理的欲望、动机监控和调节失败,难以进行有效的认知信息辨别而出现认知偏差,从而导致非诚信行为的发生(Li, Nie, Zeng, Huntoon, & Smith, 2013)。另一方面,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前额叶皮层是自我控制的神经基础(Hare, Camerer, & Rangel, 2009)。研究发现,自我损耗会抑制左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导致个体在面对外部利益诱惑时更易做出冲动决策(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黎建斌, 沈汪兵, 2014)。整合模型也认为,自我损耗通过影响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水平(主要是抑制前额叶皮层的显著激活),阻碍了执行控制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降低认知加工任务的表现(黎建斌, 2013),进而促使低诚信行为的出现。由此可见,面对“说谎带来收益而诚信则会损失”这种冲突情境时,自我损耗状态下的个体很可能无法抵制诱惑,从而做出非诚信行为。
实验2还验证了本研究的另一个假设:内疚情绪可缓解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高损耗组,还是低损耗组,诱发内疚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内疚是一种道德情绪,当人们做错事或伤害到别人时,往往会在后续表现出助人、捐赠等良好的行为结果来消除内疚(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7),通过补偿、反省等手段尽力避免再做出伤害行为,以此减轻自身焦虑、自责、不安的情绪。感受到内疚的人会通过反思自己的行为,重新审视决策过程,对事件作出事实和反事实的结论,并将事件的评估与内疚情绪储存于记忆中以便更好地指导未来行为。由此可见,内疚情绪能够促进道德内化,使自制力和道德标准更为严格。本研究认为,虽然自我损耗会导致自我控制功能的受损而表现出更多的非诚信行为,但是内疚情绪的诱发促使个体对道德行为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进而做出更为严格的道德判断,表现出符合道德规范、社会赞许的诚信行为以弥补内疚带来的心理负担,由此缓解了自我控制资源损失对诚信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首先,采用了两个跨范式的经典实验来考察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增加了实验结果的效度,更能保证实验结论的可靠性;其次,进一步验证了自我损耗导致诚信行为的缺失,揭示其内在心理机制;另外,初步证实了诱发内疚情绪弥补自我损耗带来的不良影响,促使诚信行为的增加,为克服自我损耗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以往发现积极情绪(Gong & Li, 2017)、正念感应(Yusainy & Lawrence, 2015)等均可减少自我损耗的不良结果,因此,未来研究可拓宽调节自我损耗与诚信行为两者关系的变量,为恢复自我控制资源提供新途径。另外,内疚情绪作为一种道德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促进亲社会行为(Torstveit, Sütterlin, & Lugo, 2016)、合作行为(Vaish, 2018)等,这为广大教育者提高青少年诚信行为,促进良好道德品质的发展提供参考建议。近年来,虽然自我损耗的观点受到质疑(Carter & McCullough, 2014; Carter, Kofler, Forster, & McCullough, 2015),但仍有大量成果证实自我损耗的可重复性(Lee, Chatzisarantis, & Hagger, 2016; Maranges & Baumeister, 2016; Wenzel, Zahn, Rowland, & Kubiak, 2016)。重复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会受到诸如被试群体人格特质、主试操作、实验室生态效度、地区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本研究通过操纵检验、严格的实验设计等确保了实验的有效性。未来研究可以采用ERPs、fMRI等技术进一步揭示自我控制影响诚信行为的神经机制,为开展诚信行为干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5 结论本研究证实了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负面影响,个体在高自我损耗状态下更倾向于选择说谎而不是诚信;但通过内疚情绪启动,可有效缓解自我损耗对诚信行为的影响。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黎建斌. (2014). 自我损耗促进冒险行为. 心理科学, 37(1): 150-155. |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黎建斌, 沈汪兵. (2014). 自我损耗促进冲动决策: 来自行为和ERPs的证据. 心理学报, 46(10): 1564-1579. |
范伟, 钟毅平, 李慧云, 孟楚熠, 游畅, 傅小兰. (2016). 欺骗判断与欺骗行为中自我控制的影响. 心理学报, 48(7): 845-856. |
高学德. (2006). 反事实思维与内疚和羞耻关系的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
|
胡春香, 聂衍刚. (2014). 自我控制影响诚信行为的机制: 调节作用模型. 心理学进展, 4(2): 217-223. |
黎建斌. (2013). 自我控制资源与认知资源相互影响的机制: 整合模型. 心理科学进展, 21(2): 235-242. |
施承孙, 钱铭怡. (1999). 羞耻和内疚的差异. 心理学动态, 7(1): 35-38. |
谭树华, 郭永玉. (2008). 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的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6(5): 468-470. |
张晓贤, 桑标. (2012). 儿童内疚情绪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心理科学, 35(2): 314-320. |
张琨, 方平, 姜媛, 于悦, 欧阳恒磊. (2014). 道德视野下的内疚. 心理科学进展, 22(10): 1628-1636. |
周晓林. (2004). 执行控制: 一个具有广阔理论前途和应用前景的研究领域. 心理科学进展, 12(5): 641-642. |
Barlett, C., Oliphant, H., Gregory, W., & Jones, D. (2016). Ego-deplet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ggressive Behavior, 42(6): 533-541. DOI:10.1002/ab.v42.6 |
Baumeister, R, F., & Tierney, J. (2011). Willpower: Rediscovering the greatest human strength. New York: Penguin.
|
Baumeister, R. F., Vohs, K. D., & Tice, D. M. (2007). The strength model of self-control.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6): 351-355. DOI:10.1111/j.1467-8721.2007.00534.x |
Boring, B. (2016). The emotion of guilt as a motivator: Can transgressors overcome ego-depletion to help their victim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Towson.
|
Bureau, J. S., & Mageau, G. A. (2014).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hones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honesty value and perceived costs and benefits of honesty.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7(3): 225-236. DOI:10.1016/j.adolescence.2013.12.007 |
Carter, E. C., Kofler, L. M., Forster, D. E., & McCullough, M. E. (2015). A series of meta-analytic tests of the depletion effect: Self-control does not seem to rely on a limited resour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4(4): 796-815. DOI:10.1037/xge0000083 |
Carter, E. C., & McCullough, M. E. (2014). Publication bias and the limited strength model of self-control: Has the evidence for ego depletion been overestimated?.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823. |
Darling, N., Cumsille, P., Caldwell, L. L., & Dowdy, B. (2006). Predictors of adolescents’ disclosure to parents and perceived parental knowledge: Between- and within-person differenc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5(4): 659-670. DOI:10.1007/s10964-006-9058-1 |
DePalma, M. T., Madey, S. F., & Bornschein, S. (1995).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heating behavior: Guilt and cheating in competitive situ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6): 761-769. DOI:10.1016/0191-8869(94)00208-A |
DeWall, C. N., Baumeister, R. F., Gailliot, M. T., & Maner, J. K. (2008). Depletion makes the heart grow less helpful: Helping as a function of self-regulatory energy and genetic related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12): 1653-1662. DOI:10.1177/0146167208323981 |
DeWall, C. N., Baumeister, R. F., Stillman, T. F., & Gailliot, M. T. (2007). Violence restrained: Effects of self-regulation and its depletion on aggres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1): 62-76. DOI:10.1016/j.jesp.2005.12.005 |
Finkel, E. J., DeWall, C. N., Slotter, E. B., Oaten, M., & Foshee, V. A. (2009). Self-regulatory failure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3): 483-499. DOI:10.1037/a0015433 |
Fischer, P., Kastenmüller, A., & Asal, K. (2012). Ego depletion increases risk-taking.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2(5): 623-638. DOI:10.1080/00224545.2012.683894 |
Gächter, S., & Schulz, J. F. (2016). Intrinsic honesty and the prevalence of rule violations across societies. Nature, 531(7595): 496-499. DOI:10.1038/nature17160 |
Gailliot, M. T.,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Maner, J. K., Plant, E. A., Tice, D. M., … Schmeichel, B. J. (2007). Self-control relies on glucose as a limited energy source: Willpower is more than a metaph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2): 325-336. DOI:10.1037/0022-3514.92.2.325 |
Gino, F., Schweitzer, M. E., Mead, N. L., & Ariely, D. (2011). Unable to resist temptation: How self-control depletion promotes unethical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15(2): 191-203. DOI:10.1016/j.obhdp.2011.03.001 |
Gong, S. Y., & Li, Q. (2017). Rebuilding self-control after ego depletion: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p. 1401–1411). Singapore: Springer.
|
Greene, J. D., & Paxton, J. M. (2009). Patterns of neural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honest and dishonest moral deci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6(30): 12506-12511. DOI:10.1073/pnas.0900152106 |
Hare, T. A., Camerer, C. F., & Rangel, A. (2009). Self-control in decision-making involves modulation of the vmPFC valuation system. Science, 324(5927): 646-648. DOI:10.1126/science.1168450 |
Hoffman, M. L. (1982).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motivation: Empathy and guilt. In N. Eisenberg (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 (pp. 281–313). New York: Academic.
|
Hofmann, W., Friese, M., & Strack, F. (2009). Impulse and self-control from a dual-systems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2): 162-176. DOI:10.1111/j.1745-6924.2009.01116.x |
Kouchaki, M., Gino, F., & Jami, A. (2014). The burden of guilt: Heavy backpacks, light snacks, and enhanced mor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1): 414-424. DOI:10.1037/a0031769 |
Kouchaki, M., & Smith, I. H. (2014). The morning morality effect: The influence of time of day on unethic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 95-102. DOI:10.1177/0956797613498099 |
Lee, N., Chatzisarantis, N., & Hagger, M. S. (2016). Adequacy of the sequential-task paradigm in evoking ego-depletion and how to improve detection of ego-depleting phenomen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36. |
Li, J. B., Nie, Y. G., Zeng, M. X., Huntoon, M., & Smith, J. L. (2013). Too exhausted to remember: Ego depletion undermines subsequent event-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8(6): 1303-1312. DOI:10.1080/00207594.2012.762778 |
Maranges, H. M., & Baumeister, R. F. (2016). Self-control and ego depletion. In 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Research,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3rd ed, pp. 42–61). New York: Guilford .
|
Mazar, N., & Ariely, D. (2009). " What the hell”: Continuous temptations and escalation of dishones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
Mazar, N., & Zhong, C. B. (2010). Do green products make us better peopl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4): 494-498. DOI:10.1177/0956797610363538 |
Mead, N. L., Baumeister, R. F., Gino, F., Schweitzer, M. E., & Ariely, D. (2009). Too tired to tell the truth: Self-control resource depletion and dishones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3): 594-597. DOI:10.1016/j.jesp.2009.02.004 |
Moller, A. C., Deci, E. L., & Ryan, R. M. (2006). Choice and ego-deple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utonom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8): 1024-1036. DOI:10.1177/0146167206288008 |
Motro, D., Ordóñez, L. D., Pittarello, A., & Welsh, D. T. (2016).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anger and guilt on unethical behavior: A dual-process approach.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1): 1-16. |
Muraven, M., Gagné, M., & Rosman, H. (2008). Helpful self-control: Autonomy support, vitality, and deple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3): 573-585. DOI:10.1016/j.jesp.2007.10.008 |
Muraven, M., Tice, D. M., & Baumeister, R. F. (1998). Self-control as a limited resource: Regulatory depletion patter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3): 774-789. DOI:10.1037/0022-3514.74.3.774 |
Osgood, J. M., & Muraven, M. (2015). Self-control depletion does not diminish attitudes about being prosocial but does diminish prosocial behavior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7(1): 68-80. DOI:10.1080/01973533.2014.996225 |
Pascual-Ezama, D., Dunfield, D., Gil-Gómez de Liaño, B., & Prelec, D. (2015). Peer effects in unethical behavior: Standing or reputation?. PLoS One, 10(4): e0122305. DOI:10.1371/journal.pone.0122305 |
Schmeichel, B. J. (2007). Attention control, memory updating, and emotion regulation temporarily reduce the capacity for executive contro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6(2): 241-255. DOI:10.1037/0096-3445.136.2.241 |
Tangney, J. P., Baumeister, R. F., & Boone, A. L. (2004). High self-control predicts good adjustment, less pathology, better grades, and interpersonal suc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2): 271-324. DOI:10.1111/j.0022-3506.2004.00263.x |
Tangney, J. P., Stuewig, J., & Mashek, D. J. (2007). What's moral about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In J. L. Tracy, R. W. Robins, & J. P. Tangney (Eds.),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1–37). New York: Guilford.
|
Torstveit, L., Sütterlin, S., & Lugo, R. G. (2016). Empathy, guilt proneness, and gender: Relative contributions to prosocial behaviour.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2): 260-270. DOI:10.5964/ejop.v12i2.1097 |
Tuk, M. A., Zhang, K. J., & Sweldens, S. (2015). The propagation of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in one domain simultaneously improves self-control in other domai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4(3): 639-654. DOI:10.1037/xge0000065 |
Tyler, J. M., & Burns, K. C. (2008). After Depletion: The replenishment of the self's regulatory resources. Self and Identity, 7(3): 305-321. DOI:10.1080/15298860701799997 |
Vaish, A. (2018). The prosocial functions of early social emotions: The case of guil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 25-29. DOI:10.1016/j.copsyc.2017.08.008 |
Wenzel, M., Zahn, D., Rowland, Z., & Kubiak, T. (2016). The benefits of self-set goals: Is ego depletion really a result of self-control failure?. PLoS One, 11(6): e0157009. DOI:10.1371/journal.pone.0157009 |
Xu, H. Y., Bègue, L., & Bushman, B. J. (2012). Too fatigued to care: Ego depletion, guil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5): 1183-1186. DOI:10.1016/j.jesp.2012.03.007 |
Yam, K. C., Chen, X. P., & Reynolds, S. J. (2014). Ego depletion and its paradoxical effects on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24(2): 204-214. DOI:10.1016/j.obhdp.2014.03.008 |
Yusainy, C., & Lawrence, C. (2015). Brief mindfulness induction could reduce aggression after depletion.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33(33): 125-134. |
2.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Center of Cantones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