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对内隐群际攻击性的影响:内隐集体自尊的调节作用 |
2.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沈阳 110034;
3.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青岛 266106
群际攻击性(intergroup aggression)是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解其产生的心理机制对群际关系的研究至关重要(Staub, 2004)。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提出,由于对内群体的认同,个体会对内群体产生偏爱,对外群体成员产生偏见或冲突。这一论断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群际攻击性的经典。众多学者基于该理论展开了对群际攻击性的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Hunter, Platow, Howard, & Stringer, 1996; 王沛, 2001; Rutland & Killen, 2015; Schmid, Hewstone, Küpper, Zick, & Tausch, 2014),上述研究多侧重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攻击性或设计两个平行群体之间的攻击性,很少涉及弱势群体群际攻击性的研究。但也有些实证研究结论与此相悖,如Rudman(2011)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对领导职位选举中会更多的支持男性群体作领导。Dasgupta人(2004)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群体倾向于对年轻人群体比内群体更积极的评价。总结上述研究不难发现,支持Tajfel“内外群体效应”的被试群体多处于社会优势地位或平等地位,而不支持此观点的群体多发生在社会弱势群体中。那么,是否弱势群体的群际攻击性有别于优势群体?什么因素影响了弱势群体的内外群体效应?本文拟从社会认同视角探索群际攻击性在不同社会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以及内隐自尊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旨在探索Tajfel关于内外群际效应观点的适用性。
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的产物,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分化为本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样本。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分化,形成了“城市人”“农村人”“不清楚”的不同认同类型。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内隐和外显层面测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得出身份认同存在内隐身份认同和外显身份认同双层结构的结论。并根据这两个层面认同对象(农村人和城市人)的一致性关系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进行分类,得出内城外城、内农外农的一致型和内城外农、内农外城的不一致型的结论(张淑华,李海莹,2016)。内城外城型身份认同标志其已经实现了市民的身份认同,以本地人自居。而内农外农型身份认同表示其内心仍然以农村人自居,相对于本地人而言,他们还是外乡人或客人,因此与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市民进行群际比较时,外地人在心理上处于弱势。就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入而言,不同认同类型的农民工的心理优势不同,与内城外城型身份认同群体相比,内农外农型群体处于心理弱势,比较这两种类型群体的群际攻击性特点,将有助于揭示不同地位群体的群际攻击性特点。因此,本研究继续采用这种分类方式,选取内农外农和内城外城认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被试,探究不同认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不同群体的内隐群际攻击性特点,并把内隐集体自尊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影响不同身份认同类型群体的内外群际效应的心理变量。本研究结论将会发展泰弗尔的社会认同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群体矛盾与提出社会治理措施有重要参考价值。
2 研究假设群际攻击性是指个体把自己视为群体的一员,而对指向群体产生的攻击性(Schmid et al., 2014)。内隐群际攻击性则是个体以群体成员的身份,在内隐层面对指向群体产生的攻击性。对于内隐攻击性的测量主要包括三种:阈下启动和印象判断、内隐联想测验(IAT)、眼动实验。其中前两者目前在国内应用较为广泛。阈下启动采用奇偶判断任务,阈下启动词一般选取攻击色彩的词语,如:辱骂、殴打等。印象判断多数采用Srull和Wyer (1979)编制的行为描述材料进行改编而成(任美葳, 2015; 王一竹, 2012; 周颖, 刘俊升, 杨海波, 2007)。本研究对于内隐群际攻击性的测量采用印象判断任务来实现。
身份认同(identity)其英文词根来源于拉丁文“idem”,从身份认同一词被提出,至今仍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也是当前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Tajfel(1978)在其社会认同理论中提出,社会身份认同是指:“个体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是关于他(她)从属于某一社会群体,以及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他(她)而言是具有显著感情和价值的东西”。何洪涛(2010)认为身份认同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身份”,一个是“认同”。并且认为两者都是对“我是谁”的回答。因此对于外显身份认同的测量,口头报告自己所属的群体归类是最直接和便捷的测量方式。其次对于内隐身份认同的测量,国内研究均采用IAT测验进行(任美葳, 2015;赵立, 2017;张淑华, 2017)。本研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测量在外显上采用口头报告,内隐身份认同采用IAT内隐测验完成。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由于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认同,会不自觉的对外群体产生偏见或歧视,Tajfel运用最小群体实验验证了这一结论。同时也开启了身份认同与群际关系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证实了由于对群体的认同,个体会对外群体产生攻击以及报复行为(Merrilees et al., 2013; Palmer, Rutland, & Cameron, 2015; Lickel, Miller, Stenstrom, Denson, & Schmader, 2006)。一些学者从内群体的认同程度来分析其对外群体的群际偏见,得出身份认同与群际偏见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张淑华, 李海莹, 2016),任美葳(2015)从内隐身份认同类型角度研究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人群体的内隐群际攻击性,得出弱势群体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攻击性均较为严重,优势群体仅对外群体存在较高的内隐攻击性。这一结果在Rudman(2011)和Dasgupta(2004) 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由此推断,优势群体存在内外群际效应,而弱势群体对内群的攻击性会高于优势群体。本研究提出两个假设,假设1:不同认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内隐群际攻击性特点存在显著差异。1a:内农外农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群内隐攻击性显著高于外群内隐攻击性;1b:内城外城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外群内隐攻击性显著高于内群内隐攻击性;1c:内农外农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群内隐攻击性显著高于内城外城型。
什么原因导致弱势群体的内群攻击性高于优势群体?为此,本研究把视线转回到了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动机概念:自尊。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力求维持他们群体的自尊,为了满足集体自尊的需求,往往会对外群体产生贬损和偏见(Tajfel, Billig, Bundy, & Flament, 1971; 张淑华, 王海雯, 刘芳, 2017)。说明集体自尊是身份认同与群际态度之间的动机变量。有关自尊的研究,学者们证实了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独立性(Wilson, Lindsey, & Schooler, 2000)。关于内隐集体自尊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钟毅平,王伟宇,周海波和童真(2009)以士兵为被试展开对内隐集体自尊效应的研究,得出内隐集体自尊效应存在于士兵群体。王柳生和江燕(2008)以女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得出内隐集体自尊效应不存在于女大学生群体。可见对于不同的群体,集体自尊效应存在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群体,其不同的认同类型可能在内隐集体自尊效应上存在差异,优势群体可能不存在内隐集体自尊效应,弱势群体存在内隐集体自尊效应。基于此提出假设2:内隐集体自尊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内隐群际攻击性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按照王春光(2010)对新生代农民工下的定义,选取户籍所在地为农村,且在城市务工的16-36岁的农民工为被试。从沈阳、青岛、济宁三地,采用方便取样,共抽取371名新生代农民工,其中因错答和内隐测验无效而剔除45名被试,最终获得326名有效被试。有效率为87.9%。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7.69岁(SD=4.54)。其中男性189人,女性137人。
3.2 研究工具 3.2.1 身份认同外显身份认同的测量采取调查者口头报告的形式,在问卷中体现为“你认为你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的回答上。内隐身份认同测量运用Inquist3.0编制的IAT测验,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内隐身份认同。在对内隐身份认同的测量方面,采用D值(D为效应区间大小,D=M/SD, SD为反应的联合标准差)来表示IAT效应的程度。己有研究表明(Greenwald, Brian, & Mahzarin, 2003),D值能够把被试的目标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连接强度有效的反应出来,而且能够有效的避免练习效应,而且能平衡个体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本研究中对于内隐联想测验的实施共分为7个部分,首先计算练习任务(第3, 6部分)和正式测试(4, 7部分)的总标准差,再计算3、4、6、7部分的平均反应时。将第6部分与第3部分平均反应时之差除以练习任务的联合标准差,得到D1;将第7部分与第4部分平均反应时之差除以正式测试任务的联合标准差,得到D2;最后将D1和D2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D值。若D值大于0,则被试在内隐层面上倾向于农村人认同,若D值小于0,则被试在内隐层面上倾向于城市人认同。通过内隐和外显的测量,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划分为三种类型:内隐认同和外显认同均为农村人(内农外农型);内隐认同和外显认同均为城市人(内城外城型);内隐认同和外显认同对象不一致(认同混乱型)。因为研究针对群际攻击性,因此在被试选取上,排除认同混乱型的被试。
3.2.2 内隐集体自尊借鉴钟毅平等人(2009)采用的Go/No-go联想测验(Go/No-go Association Task, GNAT)收集被试的行为数据(即d值)来收集新生代农民工的内隐集体自尊。d值越高,说明被试的内隐集体自尊水平越高,d值越低,说明被试的内隐集体自尊水平越低。首先,在对农村人和城市人特征词的选取上,采取由心理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和研究生进行头脑风暴法而搜集,然后经过集体讨论,并在实验调查之前随机选取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甄别区分,最后确定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群体的代表词各6个。农村人代表词为:农民、农村人、乡下人、务农人、庄稼人、庄稼汉。城市人代表词为:城市人、市民、城里人、市里人、都市人、城市居民。积极词和消极词的选取是以“内隐自尊”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出明确介绍内隐自尊所采用的属性词的30多篇实证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取出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使用ROST-CM软件进行内容分析和频数统计,并按词语频数高低排列,分别抽取前六个词作为内隐集体自尊测量使用。积极词为:成功、聪明、高尚、快乐、自豪、诚实。消极词为:愚蠢、失败、卑鄙、丑陋、可耻、无能。
3.2.3 内隐群际攻击性根据周颖等(2007)改编的Srull和Wyer (1979)研究中所采用的行为描述材料改编而形成。在这一任务过程中,被试需要阅读不同身份背景目标人物的故事材料,目标人物在故事中的行为均为符合其身份背景的中性行为。故事材料目标人物背景分为三种:故事一为城市人背景,故事二是农民工背景,故事三为控制条件背景(攻击指向性模糊的群体)。被试根据三种不同的群体,从无聊、有敌意、狭隘、不友善、自私、可恶这六个维度来评判情景中人物的行为,每个维度均实行1-9级的评分标准,通过把6个维度的得分相加,可以分别计算出被试对农村人群体、城市人群体以及模糊人群体的内隐群际攻击性水平,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86、0.72、0.78,且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良好。
3.3 程序首先,对被试的身份认同进行测量,先答基本资料(包含对外显身份认同的回答),并采用IAT测验测量被试的内隐身份认同,排除内隐和外显不一致的被试。而后,测量被试的内隐集体自尊。最后,测量被试的内隐群际攻击性。本研究采取集体施测的方式进行,由于问卷的填答涉及集体自尊和群际攻击性话题,在填答前,告知被试此次研究仅用于科学研究,不涉及个人信息,保证被试认真填答。整个测试的平均时长为25分钟。采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
4 结果与分析 4.1 差异检验本研究比较了内农外农与内城外城型两类群体在对内群体和外群体内隐攻击性上的差异。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内农外农型被试,农村人是其内群体,对于内城外城型被试,城市人是其内群体,反之则为外群体。运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对多个因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在对模糊群体内隐攻击上没有显著差异(p>0.05)外,两种认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群体内隐攻击性与外群体内隐攻击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Wilks’λ=0.83,p<0.001),见表1。
表 1 两种认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内隐攻击性差异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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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分别比较了内农外农和内城外城型群体在不同内隐攻击群体山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内农外农型被试对内群、外群和模糊群体的内隐攻击性存在显著差异(F=27.50,p<0.001),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内农外农型被试对内群的内隐攻击性显著高于对外群的内隐攻击性(Md=3.14,p<0.001)和对模糊群体攻击性(Md=6.86,p<0.001)。内城外城型被试对内群、外群和模糊群体的内隐攻击性存在显著差异(F=2.53,p<0.05),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内城外城型被试对外群体的内隐攻击性显著高于对内群体的内隐攻击性(Md=1.62,p<0.05)。说明内农外农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存在“内外群际效应”。内城外城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内外群际效应”,即证实了内外群际效应适用于优势群体或平行群体,而不适用于弱势群体。
4.2 相关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类型与内隐集体自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23,p<0.001),身份认同类型与内隐攻击农村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35,p<0.001),内隐集体自尊与内隐攻击农村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15,p<0.01)。此外,身份认同类型与内隐攻击城市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31,p<0.001),内隐集体自尊与对城市人的内隐攻击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在内隐层面上对三种群体的攻击性存在两两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群际攻击性水平与总体攻击性水平关系密切,内隐集体自尊只对指向农村人的群际攻击性关系密切,因此,集体自尊的调节作用只针对指向弱势群体(农村人)的攻击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表 2 身份认同类型、内隐集体自尊与内隐群际攻击性的相关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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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调节作用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的身份认同类型为类别变量,调节变量集体自尊为连续变量,因此在分析调节作用时,应将自变量重新编码为伪变量,并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而后用带有乘积项的回归模型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表 3 内隐集体自尊在身份认同与内隐攻击农村人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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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内隐集体自尊在内农外农认同类型被试对农村人的内隐攻击性上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内农外农型新生代农民工在内隐层面对内群体的攻击性受到来自其内隐集体自尊的调节(t=2.02,p<0.05),内隐集体自尊越高,内农外农型被试在内隐层面对内群体的攻击性越强。内隐集体自尊在内城外城认同类型被试对农村人(外群体)的内隐群际攻击性上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内城外城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内隐层面对外群体的群际攻击性不受其内隐集体自尊的影响。
5 讨论 5.1 不同身份认同类型农民工的群际攻击性特点本研究发现,在身份认同类型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的群际攻击性存在显著的差异。内农外农型被试(弱势群体)对外群体的内隐攻击性显著高于内城外城型被试(优势群体),内城外城型被试(优势群体)对外群体的内隐攻击性显著高于内群内隐攻击性。即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对外群体的群际攻击性均较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Merrilees et al., 2013; Palmer et al., 2015; Yzerbyt, Dumont, Wigboldus, & Gordijn, 2003; 王一竹, 2012),均证实了个体对外群体较高的攻击性,这也符合Tajfel在社会认同理论中的阐述。但是本研究还发现,弱势群体对内群体的内隐攻击性显著高于优势群体。这表明了弱势群体的特殊性,即在内隐层面上,不仅对外群体表现出较高的攻击性,对内群体的攻击性也较高。总体而言,弱势群体的群际攻击性水平都要高于优势群体。
更为重要的是,弱势群体对内群体的内隐攻击性显著高于对外群体的内隐攻击性,这与Tajfel在社会认同理论中所提到的内群体偏爱观点相悖(Tajfel et al., 1971)。这表明了社会认同理论中对群际关系的解释仅适合优势群体和平行关系群体,但是对于弱势群体的群际关系解释,还应从弱势群体内在的心理特点去分析其群际关系的特殊性。
5.2 集体自尊在身份认同类型与群际攻击性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内隐集体自尊为突破点,分析了内隐集体自尊在身份认同类型与内隐群际攻击性关系中的作用。在内隐集体自尊与内隐群际攻击性的关系上,弱势群体的内隐集体自尊水平越高,其对内群体的内隐攻击性就越高,且从内隐攻击性的均值得分可以看出,弱势群体对内群体的内隐攻击性高于对其他群体的内隐攻击性。这反映了内隐集体自尊水平对弱势群体的内隐攻击性的影响。Baumeister,Smart和Boden(1996)对高自尊导致暴力行为的观点认为,当个体在自我感觉优越时,他们会觉得攻击这些弱小群体心无不安,同时也不会产生自责。Bushman和Baumeister(1998)在“高自尊的黑暗面”的讨论中表示,受威胁的自我主义会导致直接或转移的攻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弱势群体高内隐集体自尊而产生较高的内群体内隐攻击性的结论。
当前有关集体自尊与群际攻击性的研究多数从外显的角度进行展开,本研究证实了内隐集体自尊与内隐攻击内群体之间的关系,对后续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内隐集体自尊在弱势群体身份认同与内群体内隐攻击性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弱势群体对内群体的内隐攻击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内隐集体自尊所导致的。综合上述研究结果,说明泰弗尔的内外群际效应的观点适用于优势群体或平行群体,但不适用于弱势群体。主要原因之一是集体自尊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这对以往群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为弱势较高的内隐攻击内群体找到了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
6 结论(1)内隐群际攻击性在不同身份认同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内农外农型农民工对内群和外群的内隐群际攻击性水平都显著高于内城外城型;内农外农型的内隐群际攻击性水平对内群显著高于对外群的攻击性;内城外城型的内隐群际攻击性对外群显著高于对内群的攻击性;内农外农型和内城外城型对模糊群体的内隐攻击性没有显著差异。(2)内隐集体自尊调节了内农外农型农民工身份认同类型对内群体内隐攻击性的影响。内隐集体自尊在内城外城身份认同类型与内隐攻击外群体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何洪涛. (2010). 从身份认同看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贵族. 兰州学刊, (4): 186-190. |
任美葳. (2015). 农民工与城市人内隐身份认同、自我污名和攻击性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师范大学.
|
王春光. (2010).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青年探索, (3): 5-15. |
王柳生, 江燕. (2008). 女大学生内隐集体自尊研究.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3): 31-37. |
王沛. (2001). 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与内—外群体效应的实验研究. 心理科学, 24(2): 178-180, 254. |
王一竹. (2012). 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攻击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
张淑华. (2017). 新生代农民身份认同的心理重构及其与偏差行为的关系——心理结构变化视角.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 158-165. |
张淑华, 李海莹. (2016).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测量分析.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0(5): 46-52. |
张淑华, 王海雯, 刘芳. (2017).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分化的认知基础——社会比较策略视角. 心理与行为研究, 15(2): 258-263, 281. |
赵立. (2017). 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与群体偏好研究——自我认同的中介作用. 浙江社会科学, (2): 75-83, 158. |
钟毅平, 王伟宇, 周海波, 童真. (2009). 内、外群体态度与士兵内隐集体自尊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7(6): 672-674. |
周颖, 刘俊升, 杨海波. (2007). 阈下攻击启动对内隐攻击性的影响. 心理科学, 30(2): 325-327, 286. |
Baumeister, R. F., Smart, L., & Boden, J. M. (1996).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1): 5-33. DOI:10.1037/0033-295X.103.1.5 |
Bushman, B. J., & Baumeister, R. F. (1998). Threatened egotism, narcissism, self-esteem, and direct and displaced aggression: Does self-love or self-hate lead to viol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1): 219-229. DOI:10.1037/0022-3514.75.1.219 |
Dasgupta, N. (2004). Implicit ingroup favoritism, outgroup favoritism, and their behavioral manifestation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7(2): 143-169. DOI:10.1023/B:SORE.0000027407.70241.15 |
Greenwald, A. G.., Brian, A., & Mahzarin, R. (2003).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An improved scoring algorith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85(2): 197-215. DOI:10.1037/0022-3514.85.2.197 |
Hunter, J. A., Platow, M. J., Howard, M. L., & Stringer, M. (1996).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evaluative bias: Realistic categories and domain specific self-esteem in a conflict sett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4): 631-647. DOI:10.1002/(ISSN)1099-0992 |
Lickel, B., Miller, N., Stenstrom, D. M., Denson, T. F., & Schmader, T. (2006). Vicarious retribution: The role of collective blame in intergroup aggres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4): 372-390. DOI:10.1207/s15327957pspr1004_6 |
Merrilees, C. E., Cairns, E., Taylor, L. K., Goeke-Morey, M. C., Shirlow, P., & Cummings, E. M. (2013). Social identity and youth aggressive and delinquent behaviors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viole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34(5): 695-711. |
Palmer, S. B., Rutland, A., & Cameron, L. (2015). The development of bystander intentions and social-moral reasoning about intergroup verbal aggression.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4): 419-433. DOI:10.1111/bjdp.2015.33.issue-4 |
Rudman, L. A. (2011). Implicit measures for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
Rutland, A., & Killen, M. (2015). A developmental science approach to reducing prejudice and social exclusion: Intergroup processes, social-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moral reasoning.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9(1): 121-154. DOI:10.1111/sipr.2015.9.issue-1 |
Schmid, K., Hewstone, M., Küpper, B., Zick, A., & Tausch, N. (2014). Reducing aggressive intergroup action tendencies: Effects of intergroup contact via perceived intergroup threat. Aggressive Behavior, 40(3): 250-262. DOI:10.1002/ab.v40.3 |
Srull, T. K., & Wyer, R. S. Jr. (1979). The role of category accessibil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persons: some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10): 1660-1672. DOI:10.1037/0022-3514.37.10.1660 |
Staub, E. (2004). Justice, healing, and reconciliation: How the people's courts in Rwanda can promote them.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0(1): 25-32. DOI:10.1207/s15327949pac1001_2 |
Tajfel, H., Billig, M. G., Bundy, R. P., & Flament, C. (1971).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 149-178. DOI:10.1002/(ISSN)1099-0992 |
Tajfel, H. (1978).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
Wilson, T. D., Lindsey, S., & Schooler, T. Y. (2000). A model of du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7(1): 101-126. DOI:10.1037/0033-295X.107.1.101 |
Yzerbyt, V., Dumont, M., Wigboldus, D., & Gordijn, E. (2003). I feel for us: The impact of catego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motions and action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4): 533-549. DOI:10.1348/014466603322595266 |
2.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3. Qindao College, Qingdao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