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 16引用本文 |
| 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对人身安全决策的影响 |
自我—他人风险决策问题已成为目前决策研究的热点，但是该领域的研究所得到的发现存在诸多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刘永芳等，2014）。有人发现自我决策比为他人决策更冒险（Zaleska & Kogan, 1971），有人发现为他人决策比自我决策更冒险（Mengarelli, Moretti, Faralla, Vindras, & Sirigu, 2014），也有人发现自我—他人决策不存在差异（Stone, Yates, & Caruthers, 2002）。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不同呢？
对他人的界定和操纵不同，即自我和不同他人的心理距离不同，可能是得到不同发现的原因之一。心理距离指决策者与不同他人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关系越亲密，心理距离越近。前面所述的Stone等（2002）研究中的他人是朋友，Mengarelli等（2014）研究中的他人是陌生人，Zaleska和Kogan（1971）则将他人界定为一名普通学生。尽管他们的研究采用的情境相同，都为金钱情境，但没有对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进行控制，即使都是为他人进行决策，决策结果也会存在差异。赵秋荻、刘永芳、段婧和徐沙（2013）的研究中对他人的心理距离进行了控制，一个他人与个体的心理距离十分接近，另一个他人则十分遥远，发现个体与他人的心理距离越远，为他人决策越偏好风险。
另外有研究发现，后果严重性不同，自我和他人决策的差异也不同。后果严重性指决策结果对人们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影响越大，后果越严重。Beisswanger，Stone，Hupp和Allgaier（2003）以及Stone和Allgaier（2008）均发现在异性交往情境中，自我与他人决策的差异仅出现在后果不严重任务中，表现为为他人决策要比为自己决策更冒险，而在后果严重任务中，无自我与他人差异。
在以往关于自我他人的研究中使用的决策情境大多是金钱情境、异性交往情境以及医疗情境（刘永芳, 毕玉芳, 王怀勇, 2010; Stone & Allgaier, 2008; Raymark, 2000; Garcia-Retamero & Calesic, 2012）。而对大学生来说，在其生活中最常遇到的决策问题可能是人身安全问题，如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等，因此本研究将以大学生为被试，人身安全问题为决策任务，使用人际亲密度操纵自我与不同他人的心理距离（Trope, Liberman, & Wakslak, 2007）。将他人分为最好朋友和陌生人，探讨大学生在面对后果严重和不严重的人身安全问题时，为不同心理距离的他人决策与自我决策结果的异同。根据自我与他人决策差异的社会价值理论，人们是按照社会认可和接受的价值系统来为他人做出冒险或不冒险的决策，如果冒险有社会价值，为他人决策倾向于冒险；如果冒险有个人价值，自我决策倾向于冒险，反之亦然。在人身安全情境中，保守有社会价值（Stone, Choi, de Bruin, & Mandel, 2013），此时为他人决策比自我决策更保守。因此我们猜测为最好朋友与陌生人决策均倾向于保守，为自己决策最冒险。而且，由于人具有厌恶损失的特性（Kahneman & Tversky, 1979），这使得人们赋予消极结果更多权重（e.g., Wright, 1974; Vorauer & Ratner, 1996）。因此很可能在面对后果严重的决策任务时，决策者会更加保守。
那么，为什么说在人身安全情境中保守就是有社会价值的，尤其是具有严重后果的人身安全情境？刘永芳等（2014）认为风险决策绝不仅仅是围绕着得失成败或损益概率而展开的纯粹的“计算”活动，实际上有个人更深层愿望和动机的投射和卷入。如在医疗决策中，由于病人缺乏相应的知识，其参与到医疗决策中的可能性与积极性较低，医生主要根据自己的经验给病人提出建议，而且决策带来的后果比较严重（Chaitin et al., 2003; Garcia-Retamero, Galesic, & Gigerenzer, 2010; Galesic & Garcia-Retamero, 2011），因此医生在做决策时更关心决策结果对自己的影响（Garcia-Retamero & Calesic, 2012），如避免出现医疗纠纷等。那么，在人身安全情境中决策者为自己和他人做出冒险或保守决策的原因是什么？实验二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人身安全情境中心理距离影响风险决策的机制。
2 实验一：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对人身安全情境中风险决策的影响 2.1 实验目的探讨在人身安全情境中，决策者面对后果严重程度不同的任务时，为自己与不同心理距离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差异。
2.2 方法 2.2.1 被试选取272名在校大学生，男生127名，女生145名，年龄18~23岁。未参加预备实验。
2.2.2 实验设计采用3（心理距离：自我决策、为最好朋友决策、为陌生人决策）×2（后果严重性：不严重、严重）的混合设计，心理距离为被试间变量，通过IOS量表来操纵，后果严重性为被试内变量，通过实验材料来区分；因变量为风险偏好得分。
2.2.3 实验材料（1）IOS量表
采用牛忠辉、蒋赛、邱俊杰、申之美和张峰（2010）改编的IOS量表（Aron, Aron, & Smollan, 1992）控制与最好朋友和陌生人的心理距离。量表中两个圆圈的重叠程度反映了自我与他人心理距离的远近，图片1表示两人亲密度为零，即心理距离很远，图片7表示两人关系极其亲密，即心理距离很近（见图1）。
 |
| 图 1 IOS量表图 |
（2）风险决策情境
采用8个人身安全风险决策情境，4个后果严重，4个后果不严重，均由Stone等（2013）研究中使用的材料改编而成。材料顺序随机排列，选项A为冒险选项，选项B为保守选项，因变量测量采用7点计分，1为非常赞成选项A，7为非常赞成选项B。得分越高，越保守。如：
你乘飞机出差，找到自己的座位时，发现邻座得了普通感冒，你属于易感人群有可能被传染。你可以要求乘务员给你找一个远离这个乘客的座位，但是你必须等，需要所有乘客都坐下才有可能发现合适的空位。你更倾向于选择哪个选项？
2.2.4 实验程序（1）预备实验
目的是筛选正式实验使用的决策材料。筛选标准为：保证材料属于人身安全情境，两个选项能显著区分冒险和保守，区分出后果严重和后果不严重情境。
首先，根据Stone等于2013年编写的人身安全决策情境，通过改编、访谈、资料查阅，形成14个人身安全情境，每个情境包括1个冒险选项和1个保守选项。
以80名大学生（男生36名，女生44名）为被试，要求他们对人身安全情境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评定。“你认为上述情境是否是描述人身安全的？”“根据材料，你认为以下选项哪个更为冒险？”以及“你认为该材料所描述情境后果如何？”前两个为二择一问题，第三个问题采用7点计分。
结果发现，被试对14个人身安全情境回答“是”的比例均在90%~100%之间。说明决策情境不存在问题。
关于选项的冒险程度，首先将每个情境中选择冒险选项被试的百分比与50%进行二项分布检验，如果显著性水平大于0.05则删除该情境（Beisswanger et al., 2003）。根据该标准，删去1个情境。其次对每个情境的后果严重性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删去男女差异显著的2个人身安全情境。
根据被试对每个情境后果严重性的均分进行排序，从中选取4个得分较高的情境为后果严重情境，4个得分较低的情境为后果不严重情境。4个后果不严重情境的得分（M=3.78，SD=1.06）显著低于4个后果严重情境（M=5.31，SD=0.97），t（79）=–11.91，p<0.001。4个后果严重和后果不严重情境得分的α系数分别为0.72和0.61。
（2）正式实验程序
采用集体施测、纸笔作答方式。问卷第一部分是指导语，告知被试是自我决策还是为他人决策以及作答方式。随后只在为最好朋友和为陌生人决策时呈现IOS量表，为陌生人（最好朋友）决策时，规定陌生人（最好朋友）与被试的关系如图片1（图片7），要求被试理解、体会图片1（图片7）所表示的亲密度，据此回答之后的问题。最后呈现决策材料，为最好朋友决策时，材料主人公为“你最好的朋友”；为陌生人决策时，材料主人公为“与你互不相干的陌生人”；自我决策时，材料主人公为“你”。
2.3 结果与分析不同心理距离和后果严重性组的风险偏好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1所示。
以心理距离、后果严重性为自变量，风险偏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心理距离主效应显著，F（2，269）=26.41，p<0.001，ηp2=0.16，为最好朋友决策（M=5.95，SD=0.09）最保守，自我决策（M=5.10，SD=0.09）与为陌生人决策（M=5.21，SD=0.09）差异不显著；后果严重性主效应显著，F（1，269）=242.85，p<0.001，ηp2=0.47，后果严重任务（M=6.01，SD=0.06）比后果不严重任务（M=4.82，SD=0.07）更保守；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交互作用显著，F（2，269）=11.15，p<0.001，ηp2=0.08。
| 表 1 各实验组风险偏好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
 |
进一步对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后果不严重任务上，为自己（M=4.30，SD=0.12）和为陌生人决策（M=4.58，SD=0.12）均比为最好朋友决策（M=5.59，SD=0.12）更冒险，但为自己和为陌生人决策差异不显著，F（2，269）=30.77，p<0.001，ηp2=0.19。同样，后果严重任务上，为自己（M=5.90，SD=0.10）和为陌生人决策（M=5.83，SD=0.10）均比为最好朋友决策（M=6.31，SD=0.10）更冒险，为自己和为陌生人决策无显著差异，F（2，269）=6.62，p<0.01，ηp2=0.05（见图2）。
 |
| 图 2 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交互作用图 |
2.4 小结
本实验发现，决策者在面对后果严重任务时比后果不严重任务更保守；本实验还发现无论后果严不严重，为陌生人决策与自我决策差异不显著，为最好朋友决策最保守。社会价值理论认为，在人身安全情境中保守具有社会价值，但是本研究却发现为陌生人决策与自我决策一样，较为冒险，与假设不符。
有关医生为患者做决策以及理财咨询师为客户做决策的研究均表明，为他人做决策都倾向于保守（Roszkowski & Snelbecker, 1990; Raymark, 2000），这与医生和理财咨询师在为他人决策时需要为未来的结果尤其是不良的后果承担较大的责任有关。我们推测本实验的结果很可能与决策者知觉到的决策责任有关，也就是决策者要为决策带来的不利后果或过失承担责任（谭小宏, 秦启文, 2005）。有研究发现，当为他人决策时，决策者知觉到的对后果的责任越大（Leonhardt, Keller, & Pechmann, 2011），越容易抑制自我提升，减少冒险行为（Sedikides, Herbst, Hardin, & Dardis, 2002; 刘永芳等, 2014）。因此，在实验一的基础上，实验二将进一步考察当决策任务的后果严重性不同时，决策者为自己、为陌生人和为最好朋友决策时知觉到的决策责任是否不同，以及决策责任在心理距离对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作用。另外，实验一中只是根据预备实验将决策情境分为后果严重与不严重，未检验后果严重性这一变量的操纵有效性，实验二中将通过增加一个问题选项来进行检验。
3 实验二：心理距离对人身安全情境中风险决策的影响：决策责任的中介作用 3.1 实验目的探讨在人身安全情境中，决策者面对后果严重程度不同的任务时，为自己与不同心理距离他人决策的风险偏好差异的内部机制问题。
3.2 方法 3.2.1 被试选取536名在校大学生，男生268名，女生268名，年龄17~21岁。均未参加过实验一。
3.2.2 实验设计采用3（心理距离：自我决策、为最好朋友决策、为陌生人决策）×2（后果严重性：不严重、严重）的完全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风险偏好得分。
3.2.3 实验材料（1）IOS量表
同实验一。
（2）风险决策情境
决策情境与实验一相同。每个情境后附三个问题，分别为“根据材料，你更倾向于选择哪个选项？”“你认为你应该为该选择结果承担多大的责任？”以及“你认为该材料所描述情境的后果如何？”其中测量决策责任的问题参考Giorgetta, Zeelenberg, Ferlazzo和D’Olimpio（2012）以及Nordbye和Teigen（2014）的研究。三个问题均采用7点计分。情境和选项顺序随机排列。
3.2.4 实验程序实验程序同实验一正式实验。
3.3 结果与分析 3.3.1 后果严重性操纵的有效性检验对后果严重性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后果不严重情境的得分（M=3.89，SD=1.11）显著低于后果严重情境的得分（M=5.37，SD=1.13），t（534）=–15.16，p<0.001。这表明本实验中对后果严重性的操纵有效。
3.3.2 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不同心理距离和后果严重性组的风险偏好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2。
| 表 2 各实验组风险偏好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
|
以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为自变量，风险偏好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心理距离主效应显著，F（2，530）=47.79，p<0.001，ηp2=0.15，为最好朋友决策（M=6.05，SD=0.07）比为自己（M=5.25，SD=0.06）与为陌生人决策（M=5.30，SD=0.06）更保守；后果严重性主效应显著，F（1，530）=218.45，p<0.001，ηp2=0.30，后果严重（M=6.08，SD=0.05）比不严重任务（M=4.98，SD=0.05）更保守；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交互作用显著，F（2，530）=10.31，p<0.001，ηp2=0.04。
进一步对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后果不严重时，为最好朋友决策（M=5.72，SD=0.09）最保守，为自己（M=4.51，SD=0.09）与陌生人决策（M=4.71，SD=0.09）差异不显著，F（2，530）=50.32，p<0.001，ηp2=0.16。后果严重时，为自己（M=5.98，SD=0.09）和为陌生人决策（M=5.89，SD=0.09）比为最好朋友（M=6.38，SD=0.09）更冒险，F（2，530）=7.77，p<0.001，ηp2=0.03。与实验一一致。
3.3.3 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对决策责任的影响不同心理距离和后果严重性组的决策责任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3。
| 表 3 各实验组决策责任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
|
以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为自变量，决策责任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心理距离主效应显著，F（2，530）=44.28，p<0.001，ηp2=0.14，为陌生人决策知觉到的责任（M=3.80，SD=0.09）最小，为最好朋友（M=4.94，SD=0.09）与为自己（M=4.79，SD=0.09）决策知觉到的责任差异不显著；后果严重性主效应显著，F（1，530）=19.34，p<0.001，ηp2=0.04，后果严重任务（M=4.75，SD=0.08）中决策者感知到的责任显著高于后果不严重任务（M=4.28，SD=0.08）；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交互作用不显著，F（2，530）=2.60，p=0.08，ηp2=0.01。
3.3.4 决策责任在心理距离对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4 风险偏好模型检验 |
|
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年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以心理距离（虚拟化）为自变量、决策责任为中介变量、风险偏好为因变量，分别检验在后果严重性不同的人身安全情境中，心理距离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是否以决策责任为中介。
结果显示，除了后果严重情境中，为最好朋友和自我决策时，决策责任在心理距离对风险偏好的影响中不起中介作用外，其他五种情况下，决策责任均起中介作用，回归系数、效应量等见表4。
3.4 小结在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中，实验二和实验一的结果一致。而且实验二发现，在人身安全情境中，为最好朋友决策时知觉到的责任最大，为陌生人决策时知觉到的决策责任最小。对决策责任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除了后果严重情境中，为最好朋友和自我决策时，决策责任在心理距离对风险偏好的影响中不起中介作用外，其他情况下，决策责任均起中介作用。
4 总讨论实验一和实验二均发现，在后果严重的决策任务中，决策者的决策更保守，这可能与人们趋利避害、损失厌恶的本性有关。在人身安全情境中，无论后果严不严重，为最好朋友决策最保守，为自己与陌生人决策较冒险，且二者差异不显著。社会价值理论认为，人们在为他人决策时，更多地考虑社会价值，在为自己决策时，更多地考虑个人价值。在人身安全情境中，保守有社会价值，因此应该为最好朋友和陌生他人决策时更加保守，为自己决策更加冒险，但本实验的结果却是为陌生人决策反而和自我决策一样冒险，与假设不符。因此实验二中引入决策责任对此做进一步探讨。
实验二发现为不同他人和自己做决策时，决策责任不同，为最好朋友决策时知觉到的责任最大，为陌生人决策时知觉到的决策责任最小。这与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Leonhardt et al., 2011）。李燕、祝春兰、刘伟和武莹莹（2012）的研究也发现当事件涉及朋友时，被试在后果严重事件中责任感更强，但当事件涉及陌生人时，无论后果严不严重，被试感知到责任感相似。实验二还发现决策责任中介了心理距离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只有在后果严重情况下，为最好朋友与自己决策时决策责任不起中介作用。为他人做决策时，一旦决策失误，决策者需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会给决策者带来消极的影响，如受到他人的责备和惩罚（Lerner & Tetlock, 1999），或者自己感到内疚、自责、有心理压力（Passyn & Sujan, 2006; Botti, Orfali, & Iyengar, 2009）等。这种预期的消极后果会影响决策者的表现（Crawford, McConnell, Lewis, & Sherman, 2002），为了降低这些风险，决策者通常会通过做出间接伤害（Royzman & Baron, 2002）、间接代理（Paharia, Kassam, Greene, & Bazerman, 2009）等保守决定。
本研究中的他人包括自己最好的朋友和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我们认为最好朋友往往在被试的头脑中是一个较为清晰的对象，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在被试头脑中的形象比较模糊，在为最好朋友决策时，一旦决策失误，内疚、自责等消极情绪会非常强烈，他人的责备惩罚也很容易预期，因此决策责任最大，所以做出保守的选择；而为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决策时，决策失误后的内疚自责不会那么强烈，他人的责备和惩罚不太容易预料到，因此责任最小，所以做出冒险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结果与社会价值理论并不完全矛盾，为自己决策时更多地考虑个人价值，决策者具有自我提升倾向，认为自己要优于他人，为了维护自尊、保持良好自我感受，决策者倾向于风险寻求（段婧, 刘永芳, 何琪, 2012）。为他人决策时既考虑社会价值，同时还考虑自我的利益，是社会价值和个人得失的权衡。而且在后果严重的决策任务中决策者的决策更保守，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本研究虽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并且将决策责任纳入社会价值理论中，对社会价值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扩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本研究采用的控制心理距离的方法是通过人际亲密度，有研究通过控制与他人相识的时间长短来控制心理距离（Trump, Finkelstein, & Connel, 2015），也有研究根据空间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不同他人的心理距离（Hsee & Weber, 1997），还有的是通过决策者角色（赵秋荻等, 2013）。那么哪种划分心理距离的方法更有效，不同的划分方法是否会产生不同研究结论？这也是未来研究中需要考虑的。
5 结论（1）在人身安全情境中，决策者在后果严重任务中的决策比后果不严重任务更保守；（2）决策者在为自己和为陌生人决策时均比为最好朋友决策更冒险。（3）决策责任是心理距离对风险决策影响的中介变量。
段婧, 刘永芳, 何琪. (2012). 决策者角色及相关变量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心理学报, 44(3): 369-376. |
李燕, 祝春兰, 刘伟, 武莹莹. (2012). 日常情境中前瞻记忆失败事件的归因. 心理科学, 35(3): 602-607. |
刘永芳, 毕玉芳, 王怀勇. (2010). 情绪和任务框架对自我和预期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影响. 心理学报, 42(3): 317-324. |
刘永芳, 王鹏, 庄锦英, 钟俊, 孙庆洲, 刘毅. (2014). 自我-他人决策差异: 问题、研究与思考. 心理科学进展, 22(4): 580-587. |
牛忠辉, 蒋赛, 邱俊杰, 申之美, 张峰. (2010). 社会距离对他人行为表征的影响: 评价内容效价的作用. 应用心理学, 16(4): 291-300. |
谭小宏, 秦启文. (2005). 责任心的心理学研究与展望. 心理科学, 28(4): 991-994. |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
赵秋荻, 刘永芳, 段婧, 徐沙. (2013). 心理距离与决策者角色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应用心理学, 19(1): 26-33. |
Aron, A., Aron, E. N., &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4): 596-612. DOI:10.1037/0022-3514.63.4.596 |
Beisswanger, A. H., Stone, E. R., Hupp, J. M., & Allgaier, L. (2003). Risk taking in relationships: Differences in deciding for oneself versus for a friend.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2): 121-135. DOI:10.1207/S15324834BASP2502_3 |
Botti, S., Orfali, K., & Iyengar, S. S. (2009). Tragic choices: Autonomy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medical decision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6(3): 337-352. DOI:10.1086/598969 |
Chaitin, E., Stiller, R., Jacobs, S., Hershl, J., Grogen, T., & Weinberg, J. (2003).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Erosion of the sacred trust?. Critical Care Medicine, 31(5): S367-S372. |
Crawford, M. T., McConnell, A. R., Lewis, A. C., & Sherman, S. J. (2002). Reactance, compliance, and anticipated regre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1): 56-63. DOI:10.1006/jesp.2001.1481 |
Galesic, M., & Garcia-Retamero, R. (2011). Do low-numeracy people avoid shared decision making?. Health Psychology, 30(3): 336-341. DOI:10.1037/a0022723 |
Garcia-Retamero, R., Galesic, M., & Gigerenzer, G. (2010). Do icon arrays help reduce denominator neglect?.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30(6): 672-684. DOI:10.1177/0272989X10369000 |
Garcia-Retamero, R. & Calesic, M. (2012). Doc,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me? On self-other discrepancies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18(1): 38-51. DOI:10.1037/a0026018 |
Giorgetta, C., Zeelenberg, M., Ferlazzo, F., & D’Olimpio, F. (2012).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role of responsibility in regret and disappointment: The Italian cas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3(4): 726-737. DOI:10.1016/j.joep.2012.02.003 |
Hsee, C. K., & Weber, E. U. (1997). A fundamental prediction error: Self-other discrepancies in risk prefer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6(1): 45-53. DOI:10.1037/0096-3445.126.1.45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2. DOI:10.2307/1914185 |
Leonhardt, J. M., Keller, L. R., & Pechmann, C. (2011). Avoiding the risk of responsibility by seeking uncertainty: Responsibility aversion and preference for indirect agency when choosing for other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1(4): 405-413. DOI:10.1016/j.jcps.2011.01.001 |
Lerner, J. S., & Tetlock, P. E. (1999). Accounting for the effects of accountabi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255-275. DOI:10.1037/0033-2909.125.2.255 |
Mengarelli, F., Moretti, L., Faralla, V., Vindras, P., & Sirigu, A. (2014). Economic decisions for others: An exception to loss aversion law. PLoS One, 9(1): e85042. DOI:10.1371/journal.pone.0085042 |
Nordbye, G. H. H., & Teigen, K. H. (2014). Responsibility judgments of wins and losses in the 2013 chess championship.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9(4): 335-348. |
Paharia, N., Kassam, K. S., Greene, J. D., & Bazerman, M. H. (2009). Dirty work, clean hands: The moral psychology of indirect agenc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9(2): 134-141. DOI:10.1016/j.obhdp.2009.03.002 |
Passyn, K., & Sujan, M. (2006). Self-accountability emotions and fear appeals motiva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2(4): 583-589. DOI:10.1086/jcr.2006.32.issue-4 |
Raymark, P. H. (2000). Accepting or rejecting medical treatment: A comparison of decisions made for self versus those made for a significant othe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11): 2409-2436. DOI:10.1111/jasp.2000.30.issue-11 |
Roszkowski, M. J., & Snelbecker, G. E. (1990). Effects of " framing” on measures of risk tolerance: Financial planners are not immune. 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19(3): 237-246. DOI:10.1016/0090-5720(90)90029-7 |
Royzman, E. B., & Baron, J. (2002). The preference for indirect harm.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5(2): 165-184. DOI:10.1023/A:1019923923537 |
Sedikides, C., Herbst, K. C., Hardin, D. P., & Dardis, G. J. (2002). Accountability as a deterrent to self-enhancement: The search for mechanis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3): 592-605. DOI:10.1037/0022-3514.83.3.592 |
Stone, E. R., Yates, A. J., & Caruthers, A. S. (2002). Risk taking in decision making for others versus the self.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2(9): 1797-1824. DOI:10.1111/jasp.2002.32.issue-9 |
Stone, E. R., & Allgaier, L. (2008). A social values analysis of self-other differences in decision making involving risk.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2): 114-129. DOI:10.1080/01973530802208832 |
Stone, E. R., Choi, Y., de Bruin, W. B., & Mandel, D. R. (2013). I can take the risk, but you should be safe: Self-other differences in situations involving physical safety.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8(3): 250-267. |
Trope, Y., Liberman, N., & Wakslak, C. (2007). Construal levels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Effects on representation, prediction, evaluation,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7(2): 83-95. DOI:10.1016/S1057-7408(07)70013-X |
Trump, R. K., Finkelstein, S. R., & Connell, P. M. (2015). I will risk a stranger’s money, but not my own or my friend’s money: Effect of proximity of the money source to the self on financial risk-taking. Marketing Letter, 26(4): 501-512. DOI:10.1007/s11002-014-9280-7 |
Vorauer, J. D., & Ratner, R. K. (1996). Who’s going to make the first move? Pluralistic ignorance as an impediment to relationship forma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3(4): 483-506. DOI:10.1177/0265407596134001 |
Wright, P. (1974). The harassed decision maker: Time pressures, distractions, and the use of evide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59(5): 555-561. DOI:10.1037/h0037186 |
Zaleska, M., & Kogan, N. (1971). Level of risk selected by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hen deciding for self and for others. Sociometry, 34(2): 198-213. DOI:10.2307/2786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