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每天的学习和生活中，人们时刻都需要控制自己的记忆系统来更新时刻变换着的信息。比如在问路时别人给我们指了错误的方向，或是在执行一项任务中收到了错误的指令。如果我们发现这些信息是有误的，就必须主动遗忘它们，这样就可以避免错误信息与我们需要的信息争夺有限的认知资源（Aguirre, Gómez-Ariza, Andrés, Mazzoni, & Bajo, 2017）。这种遗忘被称为有意遗忘（directed forgetting），属于主动遗忘的一种，指的是由于遗忘指令引起的记忆内容受损的现象，强调遗忘的指向性和有意性（杨文静, 杨金华, 肖宵, 张庆林, 2012）。前人通过研究发现，主动遗忘无关的干扰信息对提高个体的认知加工效率，使之更专注于处理当前的问题有重要的价值；而对自己负性情绪和创伤性生活事件的主动遗忘则可以促进良好的心理健康的形成（白学军, 王媛媛, 杨海波, 2012; Küpper, Benoit, Dalgleish, & Anderson, 2014）。但是，一些研究发现受创伤个体不能有效遗忘与自身所受创伤经历相关联的材料（McNally, Clancy, & Schacter, 2001; McNally, Metzger, Lasko, Clancy, & Pitman, 1998）。人们为什么会难以忘记自己的创伤经历？原因可能是自我在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提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存在记忆优势效应。Rogers, Kuiper和Kirker（1977）证明了当识记的内容与自我相关联时回忆成绩比其他编码条件的成绩好。为了探究个体是否能够主动遗忘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或事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应用于有意遗忘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引入储存—提取模型来为自我参照条件下的有意遗忘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2 有意遗忘的研究与争论

在探讨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研究的新方法前，需要对有意遗忘的研究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

2.1 有意遗忘研究中的经典范式

经典有意遗忘范式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被试在学习过呈现材料之后，通过呈现线索让被试对刚刚呈现的材料进行记忆或遗忘（Bjork, 1972）。假如被试有意地遗忘了要求忘记的材料，那么让被试只回忆要求记忆的材料时，只有很少的遗忘材料会被回忆出来；让被试回忆所有材料时，需要遗忘的材料被回忆出来的数量将显著低于需要记忆的材料。根据这个逻辑，研究者们创造出了一系列有意遗忘的研究范式，其中最具代表性并且运用最广泛的就是单字法和字表法。

单字法（item-method）又称项目法。在该范式中，实验材料分为两种类型，即记忆（to-be-remembered, TBR）项目和遗忘（to-be-forgotten, TBF）项目。实验过程分为学习和测验两个阶段。学习阶段要求被试根据指令记住或者遗忘刚刚出现的项目。当全部实验材料都呈现完毕后，被试需要完成一个短时间的分心任务（通常是数学任务）来控制项目的近因效应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最后被试需要回忆之前学习过的所有项目无论它是否被要求记忆。此时，若对记忆项目的回忆量显著大于遗忘项目的回忆量则证明发生了有意遗忘（Bjork, 1972; Foster & Sahakyan, 2012; Hockley, 1998; & Bjork, 1971）。字表法（list-method）范式中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遗忘组、记忆组），分别学习前后两个字表（字表1、字表2）。字表1的项目学习完毕后，遗忘组被试接受遗忘指令（忘掉字表1，记忆字表2）；记忆组被试接受记忆指令（记忆字表1，记忆字表2）。等两个字表都呈现完后，所有被试完成分心任务。最后，所有被试进行回忆测验：若遗忘组被试字表2的回忆量显著大于字表1，则有意遗忘发生（杨文静等, 2012; Kliegl, Pastötter, & Bäuml, 2012; Pastötter, Kliegl, & Bäuml, 2012, 2016）。

当前有两种比较普遍的有意遗忘测量方式：第一种方法仅适用于字表法有意遗忘的研究，需要分别比较两个实验组对应的两个字表的回忆成绩。若遗忘组字表1的回忆量显著低于记忆组，那么就存在有意遗忘的代价；遗忘组字表2的回忆量显著高于记忆组，那么就存在有意遗忘的收益（Bäuml, Pastötter, & Hanslmayr, 2010; Bjork & Bjork, 1996; MacLeod, 1998; Pastötter et al., 2012; Sahakyan, Delaney, Faster, & Abushanab, 2013）。而另一种方法单字法和字表法范式都适用，就是在遗忘组中直接比较记忆项目与遗忘项目之间的记忆效果，如果记忆项目的记忆效果显著优于遗忘项目，那么就存在有意遗忘效应（杨文静等, 2012）。

2.2 有意遗忘现象的理论解释及争论

对有意遗忘机制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单一机制理论和双机制理论两种。单一机制理论主要包含三种理论：（1）选择性复述理论：选择性复述（selective-rehearsal）理论认为，单字法范式中在线索指令的作用下由于认知资源被更多的分配给需要记忆的材料使得个体对这部分材料的加工更为精细，从而造成了回忆与再认测验中记忆项目的成绩比遗忘项目的成绩要高（李琦, 赵迪, 郭春彦, 2007; Cheng, Liu, Lee, Hung, & Tzeng, 2012; MacLeod, 1998）。这一理论得到了电生理研究的证实：在指令呈现后200~600ms，记忆线索诱发了比遗忘线索更正的ERPs（N2、P3），证明了编码记忆项目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Paz-Caballero, Menor, & Jiménez, 2004）。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在线索命令呈现之前被试仅采取维持性复述（maintenance rehearsal）策略把学习过的材料维持在工作记忆中，不进行深入的加工。遗忘指令的出现会使遗忘项目被剔除出复述过程，进而只对记忆项目进行选择性复述，无论这些记忆项目是出现在遗忘指令呈现之前还是之后（杨文静等, 2012; Woodward & Bjork, 1971）。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在字表法有意遗忘范式中遗忘指令是在复述后再呈现的，任何有意遗忘效应都更像是对已保持在记忆中的识记材料后置处理并重新构建记忆结构的结果，因此用选择性复述解释有意遗忘是行不通的（张海芹, 荆怀福, 王大伟, 2007; 朱倩云, 2009; MacLeod, 1998）。但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字表法有意遗忘范式中，被试在编码指令后的信息时，记忆指令会使他们同时复述所有记忆指令下字表的项目；遗忘指令会使他们将遗忘项目跳出复述过程，选择性地复述记忆指令下字表的项目无论这些字表是呈现在遗忘指令之前还是之后。因此，在被试认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停止对遗忘字表中项目的维持性复述（产生有意遗忘代价）和对记忆字表中项目的精细编码（产生有意遗忘收益）提高了记忆指令下字表项目的记忆（Bjork, 1970; Kliegl et al., 2012）。（2）提取抑制理论：提取抑制（retrieval-inhibition）理论认为，在单字法有意遗忘范式中，指令呈现之前所有项目都已经得到深层加工，而提取抑制机制有两个过程：首先是记忆项目与遗忘项目心理上的分离；然后由于遗忘指令的作用会抑制先前学习过的遗忘项目，使得被试在提取遗忘材料时受到了阻碍或抑制，这就让遗忘材料的的回忆或再认成绩比记忆材料差（白学军, 杨海波, 沈德立, 2005; 陈曦, 1999; 慕德芳, 宋耀武, 陈英和, 2009; 朱倩云, 2009; Geiselman & Bagheri, 1985; Harnishfeger & Pope, 1996）。电生理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再认记忆材料时会在额叶区和顶叶区诱发出比辨认新材料诱发了更正的ERPs波幅，而遗忘材料只有在额叶区有这种效应（Ullsperger, Mecklinger, & Müller, 2000）。由此可以认为，遗忘项目是受到了抑制而难以提取。在字表法有意遗忘范式中，接受遗忘指令的被试存在主动抑制通达到遗忘字表的心理过程，因此降低了遗忘字表的回忆测验成绩，产生有意遗忘的代价。同时，由于减少了遗忘项目的潜在干扰，对记忆字表中项目的测验成绩提高（Geiselman, Bjork, & Fishman, 1983），产生有意遗忘的收益。（3）情境转换理论：情境转换（context-change）理论认为，在学习中个体同时编码项目和变化的情境特征。遗忘指令的出现诱发了被试内部心理情境的变化，丢弃编码遗忘字表时的情境线索，而为接下来的字表寻找新的情境线索，因此被试会把指令前的字表和指令后的字表区分为不同的事件。在测试时因为编码情境和提取情境的不匹配导致对遗忘字表中项目的回忆和再认减少，出现有意遗忘代价。同时，因为减少了遗忘项目的干扰，所以增加了记忆字表中项目的记忆效果有了有意遗忘的收益（Sahakyan & Delaney, 2003; Sahakyan & Kelley, 2002; Sahakyan & Smith, 2014）。情境转换理论不强调对遗忘信息的选择性遗忘，而是强调由于编码情境和提取情境不匹配导致的遗忘，即使遗忘字表之前还存在记忆字表。Sahakyan（2004）用一个三字表的有意遗忘实验发现，与RRR（三个字表都接受记忆指令）组相比，RFR（字表1接受记忆指令，字表2接受遗忘指令，字表3接受记忆指令）组的字表1也存在明显的遗忘即遗忘拓展到了遗忘字表之前的记忆字表，证明了字表法有意遗忘是由情境转换造成的，而不是选择性复述或提取抑制。情境转换理论强调情境在有意遗忘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字表法有意遗忘范式却不好解释该范式的结果。因为在单字法有意遗忘范式下，记忆项目与遗忘项目的学习情境是快速变换不可叠加的（Rummel, Marevic, & Kuhlmann, 2016）。

单一机制理论可以解释单字法和字表法范式中的有意遗忘，并且单一机制理论认为字表法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都是由同一机制造成的，并且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总是同时存在的（Kliegl et al., 2012; Pastötter et al., 2012）。但有研究发现，由于有意遗忘的收益取决于被试对字表2频繁的深度编码，因此有意遗忘的代价无论在什么编码条件下都存在；有意遗忘的收益只出现在有意编码条件下而不存在于无意编码条件下（Sahakyan & Delaney, 2003; Sahakyan, Delaney, & Waldum, 2008）。同样，对字表的回忆顺序的不同会影响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有的研究发现在先回忆字表1时有意遗忘效应中仅出现了有意遗忘的代价但没有出现有意遗忘收益，这是因为先回忆字表1会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导致字表2的回忆量减少（Pastötter & Bäuml, 2010; Sahakyan & Delaney, 2003）；而另一些研究发现75岁以上的老人由于抑制控制能力的衰退（Aslan & Bäuml, 2013）有意遗忘效应中仅出现了有意遗忘的收益，没有出现有意遗忘的代价。同样，有意遗忘的代价与字表2需要编码的数量有关，当线索呈现后字表2需要编码的信息越少，有意遗忘的代价越小也会出现上述的情况（Pastötter & Bäuml, 2010）。电生理学的研究也证明，字表法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是两个分离的效应，与不同脑区的功能有关（Bäuml, Hanslmayr, Pastötter, & Kliegl, 2008）。鉴于单一机制理论对字表法有意遗忘效应解释的局限性，一种双机制理论应运而生。

双机制（two-mechanism）理论被用于解释字表法有意遗忘效应，认为有意遗忘的代价基于抑制机制，收益基于编码机制（Pastötter & Bäuml, 2010; Pastötter et al., 2012; Rummel et al., 2016）。对于这个理论，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Sahakyan和Delaney（2003）认为，当遗忘指令出现后被试心理情境的转变会导致字表法有意遗忘代价的出现，同时被试会改进对接下来学习的字表的编码策略，使之得到更加细致的加工从而产生有意遗忘的收益。与情境转换—策略转变双机制理论不同的是，Pastötter和Bäuml（2010）提出了一个建立在抑制理论上的新的双机制理论重置编码理论（rest-of-encoding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记忆指令往往会使被试在学习指令后一个字表的初期隐藏复述指令前一个字表末端的项目，造成对指令后一个字表初始项目的前摄抑制。遗忘指令的出现让被试对字表整体产生抑制并消除对遗忘字表的无意编码和记忆负荷（即编码重置），使得遗忘指令后一个字表初始项目的编码效果与第一个字表初始项目的编码效果相同（Pastötter, Bäuml, & Hanslmayr, 2008; Pastötter, Schicker, Niedemhuber, & Bäuml, 2011）。不过，编码效果会随学习材料的增加而减弱。主要表现为在记忆条件下，从第一个字表到最后一个字表的编码效果不断下降（Pastötter et al., 2012）。基于该理论通过对学习项目的系列位置曲线分析（serial position curves analysis）发现遗忘指令使遗忘字表所有位置项目的回忆减少，但是只增加指令后记忆字表初始项目的回忆和再认成绩。由此证明了字表法有意遗忘效应存在双重机制，即遗忘指令下遗忘字表的有意遗忘代价是由提取抑制造成的，而遗忘字表后的记忆字表的有意遗忘收益是由对该字表初始项目的编码重置作用产生的（Pastötter & Bäuml, 2010; Pastötter et al., 2012, 2016; Sahakyan & Foster, 2009）。Rummel等（2016）运用多项式建模技术（multinomial modeling technology）和储存—提取模型（storage-retrievalmodel, Rouder & Batchelder, 1998）量化了有意遗忘过程中的储存和提取。结果发现单字法中对遗忘条件下遗忘材料的储存量减少和提取减少造成了有意遗忘的代价；字表法中对遗忘条件下遗忘材料的提取减少造成了有意遗忘的代价；两种范式的有意遗忘收益都是遗忘条件下对记忆材料的储存增加。由此可以推测无论单字法还是字表法的有意遗忘效应都是两种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单字法的研究结果中由于有意遗忘的代价也受到了编码的影响，因此对先前提出的有意遗忘的代价基于抑制机制，收益基于编码机制的双机制理论产生了挑战。

以上关于有意遗忘的理论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不同的有意遗忘研究范式会得到不同的基于代价—收益的有意遗忘效应（Basden, Basden, & Cargano, 1993）。多数研究发现字表法有意遗忘效应是由提取抑制造成的（沈德立, 宋耀武，白学军, 2001; 李文娟, 吴艳红, 贾云鹰, 2005; Basden et al., 1993; Sahakyan & Delaney, 2005; Sheard & MacLeod, 2005）。但对于单字法有意遗忘的心理机制却存在很大争议。有的研究者支持选择性复述理论，Woodward和Bjork（1971）通过实验发现线索指令延后呈现时间的不同对有意遗忘效应没有影响，这说明指令呈现之前被试只是对识记的项目进行维持性复述，没有深度编码，这就为选择性复述理论提供了支持。有的研究者支持抑制理论，Zack, Radvansky和Hasher（1996）发现老年人的抑制能力下降，对抑制遗忘项目出现困难，表现出比年轻人更小的有意遗忘效应。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有意遗忘效应是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Rummel et al, 2016）。

3 自我参照与有意遗忘的关联研究

虽然主动地遗忘与自己相关的记忆尤其是带有负性情绪的记忆对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目前自我参照与有意遗忘的关联研究结果尚存争论以及需要注意的额外变量控制。

3.1 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研究的争论

目前关于自我参照与有意遗忘效应关系的研究围绕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侧重于从编码的角度考查自我参照加工的优势效应（李文娟等, 2005），即自我参照条件下的遗忘项目的回忆量显著增加。具体来说在自我参照条件下被试对学习项目的编码会更加细致，在测试阶段也不会对这些项目产生提取抑制，有意遗忘效应也会被减弱（周爱保, 张奋, 马小凤, 李建升, 夏瑞雪, 2015; Araya, Akrami, & Ekehammar, 2003; Dulaney, Marks, & Link, 2004）。梁娜（2008）发现在自我参照条件下被试对情绪形容词没有出现有意遗忘，证明信息加工水平会影响自我参照条件下的有意遗忘效应。以上这些现象可以用有意遗忘的选择性复述理论解释，也就是与自我相联系的信息在加工时获得了更多的认知资源分配，编码更加精细。在遗忘线索呈现后虽然被试会尝试主动遗忘，但是因为材料的深度加工遗忘效果并不好；同时由于个体认知资源的有限，在记住了更多的遗忘项目后，对记忆项目的识记会相对变少。这样有意遗忘效应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另一种观点从抑制的角度说明自我参照的记忆优势效应，即良好的记忆具备可选择性，记住需要记住的信息，同时忘掉、忽略或压制那些需要忘记的信息（李文娟等, 2005），自我参照条件下的遗忘项目的回忆量会更少。具体来说，因为自我在个体的意识层面非常独特，所以只要是与自我有关的信息都会得到更加细致的编码，被试在处理有意遗忘指导语时是用某种方法将遗忘项与记忆项分开，遗忘材料和记忆材料在自我参照条件下由于精细编码的作用会具有更高的分辨性并且认知资源和复述机则会留给记忆项；而由指导语诱发的抑制机制会将那些遗忘项尽量排除在意识之外，从而产生了有意遗忘，也就是自我参照条件下出现有意遗忘，而他人参照下无有意遗忘（李茂宁, 2007; 李文娟等, 2005; 杨文静等, 2014）。有意遗忘的提取抑制理论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首先是自我参照条件增强了记忆项目与遗忘项目心理上的分离；然后由于遗忘指令的作用会抑制先前学习过的遗忘项目，造成被试在提取遗忘材料时受到了阻碍或抑制，这就让遗忘材料的回忆或再认成绩比记忆材料差。这样自我参照条件下的有意遗忘究竟是受编码水平的影响还是抑制水平的影响甚至是编码和抑制机制的共同作用就成为了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焦点。

3.2 材料对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研究的影响

在进行自我参照条件下的有意遗忘研究时，识记材料的选取非常重要，因为材料的性质也是影响自我参照效应和有意遗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识记材料为名词时诱发的自我参照效应比人格形容词要小（梁娜, 2008; 刘新明, 朱滢, 2002），而记忆材料具有情绪性时不同的研究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在第一种编码的观点下，杨文静等（2014）用带情绪的人格形容词材料发现了再认法测试结果无情绪效应而回忆法测试结果出现了情绪效应。因为在再认法测试中被试不需要自己构建提取线索，而回忆法测试中被试需要自己构建提取线索，主动性很强。每个人都有自我提升的动机，在自我参照条件下更乐于回忆那些与自己相关联的积极信息以及回忆出很少的负性自我信息以维护良好的自我形象，因此正性词语的回忆没有表现出有意遗忘现象而中性、负性词语表现出了有意遗忘。在他人参照条件下，正性词语的回忆出现了有意遗忘而中性、负性词语无有意遗忘。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遗忘条件下三种词性词汇的回忆率无差异而在记忆条件下记住了更多的正性词。这说明正常的个体为了达到心理健康的作用在记忆时对正性词有加工偏向（Kennedy, Mather, & Carstensen, 2004; Mather & Carstensen, 2005）。在第二种抑制的观点下，Power, Dalgleish, Cláudio, Tata和Kentish（2000）研究了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个体的自我参照与有意遗忘之间的关系，发现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都存在有意遗忘只是抑郁症患者对负性形容词的提取相对容易，说明了自我参照的优势效应不能阻止认知抑制机制对情绪材料的抑制作用。除此之外，Wessel和Merckelbach（2006）、McNally, Clancy, Barrett和Parker（2004）采用情绪词作为实验材料，结果都发现词语的情绪性并没有对有意遗忘产生影响。因此，在不考虑情绪及人格的研究中，我们为了控制额外变量可以选取常见的名词作为识记材料。

4 以多项式模型为基础测量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的储存和提取过程

综上所述，先前的研究对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的心理机制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并且存在许多争议。Rummel等（2016）运用多项式建模技术和储存—提取模型量化了有意遗忘过程中的储存和提取，这就为人们研究有意遗忘的心理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信息的储存和提取是与记忆和遗忘相伴而生的，理清了记忆与遗忘过程中信息的储存和提取就可以很好地说明有意遗忘的心理机制。但是，Rummel等人的研究仅仅只是通过实验说明了在两种经典有意遗忘范式下不同的回忆方式是否会产生有意遗忘以及在这些条件下储存与提取的差异，并没有通过比较储存与提取参数来验证各个有意遗忘理论的适用性即如何用有意遗忘理论来解释有意遗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用词对结合储存—提取模型来测量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的内部心理机制。

4.1 储存—提取模型

多项式加工树（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PT）模型是一类处理分类数据的数学模型，我们可以通过该模型从观察到的行为现象中分离出潜在的认知加工过程（Batchelder & Riefer, 1999）。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使用的MPT模型为储存—提取模型（storage-retrieval MPT model, 图1），该模型在自由—线索回忆范式（free-then-cued-recall paradigm）的基础上研究单词对的记忆（Riefer & Rouder, 1992; Rouder & Batchelder, 1998），并且被用来比较有意遗忘不同范式的储存和提取过程。

实验材料使用双字词词对，具体过程为利用有意遗忘的经典范式首先对项目对进行学习，然后进行自由回忆测试，最后以每个项目对的第一个词为线索进行线索回忆。在实验过程中，总共可以观察到6种行为事件：自由回忆出项目对中的全部2个词，项目对的线索回忆成功（E₁）；自由回忆出项目对中的全部2个词，项目对的线索回忆失败（E₂）；自由回忆出项目对中的1个词，项目对的线索回忆成功（E₃）；自由回忆出项目对中的1个词，项目对的线索回忆失败（E₄）；自由回忆项目对失败，项目对的线索回忆成功（E₅）；自由回忆项目对失败，项目对的线索回忆失败（E₆）。事件E₁~E₆是被试在实验中5种潜在认知状态的反映，被用5个参数来表示，每个参数值的范围为[0,1]。这5个参数分别是储存参数a：项目对的两个词汇联合储存的概率，包括两个词汇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提取参数r：项目对的两个词汇联合储存并在自由回忆测试中联合提取的概率；额外参数s：项目对的两个词汇联合储存，但是在自由回忆测试中仅单个提取的概率；额外参数u：项目对的两个词汇没有联合储存，在自由回忆测试中单个提取的概率；额外参数l：由于回忆测试顺序和两个测试之间的延迟造成联合储存记忆损失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s、u、l作为额外参数被用来增加模型效度，消除额外的干扰因素，不用作区分储存和提取过程；s、u反映的认知状态在标准的自由—线索回忆范式中很少见，因此值很小；参数l的估计值更是通常接近为0（Rummel et al., 2016）。

图1的模型可以转换为6个标准化方程，每个方程都代表一种行为事件中各种潜在认知状态的结合：

P（E1）=a r（1-l）+a（1-r）s²（1-l）

P（E2）=a rl+a（1-r）s² l+（1-a）u²

P（E3）=2a（1-r）s（1-s）（1-l）

P（E4）=2a（1-r）s（1-s）l+2（1-a）u（1-u）

P（E5）=a（1-r）（1-s）²（1-l）

P（E6）=a（1-r）（1-s）² l+（1-a）（1-u）²

4.2 储存—提取模型的分析与计算

在数据分析时，首先对自由回忆和线索回忆成绩进行分析来确定是否出现了有意遗忘效应。然后需要对模型的拟合度以及参数进行分析。MPT模型的拟合度是通过χ²分布的渐进函数PD^λ计算的，PD^λ被定义为渐进于χ²分布的分布，λ是一个族参数，当λ=0时表示G²统计量（Moshagen, 2010）。若想知道模型与实验数据是否拟合或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同种参数计算出不同的值是否有差异，我们可以用对数似然比统计量G²进行假设检验（Riefer & Batchelder, 1988），以确定模型适配度和参数间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在模型检验时，我们通过汇总实验数据得到n种实验条件下6类行为事件各自的频数，每种实验条件都可以构建一个模型，每个模型包含5个参数（a, r, s, u和l），共5n个参数。每个模型还包括同种实验条件下的6类行为，因此总共具有（6-1）×n=5n个自由可变换的行为类别。当参数的数量与自由类别的数量相等时，参数可以被估计但是模型适配度无法被检验（Batchelder & Riefer, 1999）。因为在每种实验条件下自由回忆与线索回忆的时间间隔都相同，所以因延迟造成的记忆损失几乎相等。于是我们设置每种实验条件下l参数都相等，从而获得一个具有多余自由度的可检验的限制模型（Rummel et al., 2016），并使用multiTree软件（Moshagen, 2010）对限制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和参数分析。

4.3 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可能存在的心理机制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都有意或无意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为了让研究更加贴近生活实际我们使用单字法有意遗忘范式，并在原有实验组（TBF项目和TBR项目各占一半）的基础上增加要求记忆全部识记材料的对照组（可以像字表法范式一样计算出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Foster & Sahakyan, 2012; Rummel et al, 2016），实验材料选择与个体生活息息相关的地点、物品名词。首先，我们将需要识记的双字词在控制词频和笔画数的情况下进行配对，例如：“钥匙 桌子”。然后在正式实验中通过指导语让被试想象自己或他人置身于一种情境并口头报告（例如“我把钥匙放在桌子上”），接着在这个情境下学习“钥匙 桌子”词对，一段时间后呈现记忆或遗忘线索。最后，我们通过自由回忆和线索回忆得到全部的6个事件统计数据，带入储存—提取模型得到模型拟合度、储存参数a和提取参数r就可以讨论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的心理机制。

如果：①自我参照条件下无有意遗忘效应或有意遗忘效应显著小于他人参照条件；②自我参照条件下实验组遗忘项目的储存参数a显著小于或与记忆项目的储存参数a无差异，实验组的提取参数r两类项目间无显著差异，对照组无论储存参数a还是提取参数r在两类项目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异；③他人参照条件下实验组遗忘项目的储存参数a显著小于记忆项目的储存参数a，实验组的提取参数r两类项目间无显著差异，对照组无论储存参数a还是提取参数r在两类项目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异；④实验组中自我参照条件下的储存参数显著大于他人参照。那么，实验结果支持编码的观点。

如果：①自我参照条件下无有意遗忘效应或有意遗忘效应显著小于他人参照条件；②自我参照条件下实验组的储存参数a两类项目间无显著差异，实验组遗忘项目的提取参数r显著小于记忆项目的提取参数r，对照组无论储存参数a还是提取参数r在两类项目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异；③他人参照条件下实验组的储存参数a两类项目间无显著差异，实验组遗忘项目的提取参数r显著小于或与记忆项目的提取参数r无差异，对照组无论储存参数a还是提取参数r在两类项目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异；④实验组中自我参照条件下的储存参数显著大于他人参照。那么，实验结果支持抑制的观点。

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同时部分存在，则编码机制和抑制机制可能都在自我参照条件下的有意遗忘中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他人参照条件下参照对象的选择需要进行区域和文化的考量。因为个体的自我结构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例如：西方文化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和分离性，自我结构仅包含“自己”，其关键的自我表征寓于个人之内；而东方文化则注重个体跟他人的关联性和依附性，个体并不是由其独特的特征来定义，而是由其社会关系来表征，自我结构不仅包含自己，而且包含了与自己紧密联系的他人（Markus & Kitayama, 1991; Markus, Mullally, & Kitayama, 1997; Plaut, Markus, Treadway, & Fu, 2012）。中国人的自我结构中包括“父亲”、“母亲”（喻韬文, 2016; 朱滢, 张力, 2001; Zhang et al., 2006; Zhu, 2004），并且还可能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周爱保等, 2015）。因此当他人参照的对象是这些个体时有意遗忘效应会与自我参照相同（喻韬文, 2016）。相比之下，西方文化背景成长的个体可能不会出现这种现象，Keenan和Baillet（1980）以美国人为被试的研究就发现母亲编码加工并未出现与自我参照效应类似的结果。

5 未来研究展望

正如前文叙述的那样，经典范式下有意遗忘同自我参照条件下的有意遗忘研究研究类似，都存在心理机制上的争论。一方面，这些研究没有在一个实验范式下对各个有意遗忘理论进行横向比较；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只是通过实验结果估计可能造成有意遗忘的心理机制，虽然实验的逻辑和设计十分精密，但并不能得到量化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且不同的实验材料和不同的回忆顺序也确实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归根结底是由于不同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目前选择性复述理论、提取抑制理论和情境转换理论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5.1 单字法范式结合储存—提取模型对有意遗忘心理机制的探索

经典的单字法有意遗忘范式仅设置一个实验组，将遗忘项目和记忆项目都呈现给被试，通过计算并比较遗忘项目和记忆项目回忆量的差异来判断是否发生了有意遗忘。由于这种范式不能像字表法范式那样可以直接计算出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有研究者就提出可以为单字法范式增加一个识记项目后全是记忆指令的对照组以计算代价和收益（Foster & Sahakyan, 2012; Rummel et al., 2016）。对单字法有意遗忘效应的内部心理机制的争论集中在选择性复述（李琦, 赵迪, 郭春彦, 2007; Bjork, 1970; Kliegl et al., 2012）和提取抑制（白学军等, 2005; 陈曦, 1999; 慕德芳等, 2009; 朱倩云, 2009; Geiselman & Bagheri, 1985; Harnishfeger & Pope, 1996）的单一机制上，那么是否也存在选择性复述和提取抑制共同作用的情况呢？需要进一步验证。接下来的研究可以在经典单字法范式中使用双字词对加入对照组并结合储存—提取模型计算遗忘项目和记忆项目的各个参数。如果遗忘项目中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小于记忆组，提取参数r两组间无差异；记忆项目中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大于记忆组，提取参数r两组间无差异，那么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只是由于对记忆项目的选择性复述。如果遗忘项目中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两组间无差异，提取参数r小于记忆组；记忆项目中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两组间无差异，提取参数r大于记忆组，那么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只是由于对遗忘项目的提取抑制。如果遗忘项目中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小于记忆组，提取参数r小于记忆组；记忆项目中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大于记忆组，提取参数r大于记忆组，那么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是由于选择性复述和提取抑制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5.2 字表法范式结合储存—提取模型对有意遗忘心理机制的探索

选择性复述理论、提取抑制理论和情境转换理论等单一机制理论和情境转换—策略改变（Sahakyan & Delaney, 2003）、提取抑制—重置编码（Pastötter & Bäuml, 2010; Sahakyan & Foster, 2009; Pastötter et al., 2012, 2016）双机制理论都可以解释字表法有意遗忘效应。绝大多数研究中使用的字表法有意遗忘范式都采用两个字表，即在遗忘组字表1要求遗忘，字表2要求记忆；在记忆组中字表1和字表2都要求记忆。由于两个字表无法证明可能存在的情境转换效应，我们在字表法范式中使用三个字表（L₁为字表1，L₂为字表2，L₃为字表3），识记材料为双字词对，其中L₁在记忆组和遗忘组中都要求被试记忆，L₂和L₃相当于经典范式中的字表1和字表2。最后在数据分析时增加对L₃回忆项目的系列位置分析来考察可能存在的双机制理论。如果L₁中遗忘组和记忆组的回忆量没有差异，两组的储存参数a和提取参数r没有差异；在L₂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小于记忆组，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小于记忆组，提取参数r两组间无差异并且在L₃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大于记忆组，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大于记忆组，提取参数r两组间无差异，那么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只是由于对记忆项目的选择性复述。如果L₁中遗忘组和记忆组的回忆量没有差异，两组的储存参数a和提取参数r没有差异；在L₂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小于记忆组，储存参数a两组间无差异，遗忘组的提取参数r小于记忆组并且在L₃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大于记忆组，储存参数a两组间无差异，遗忘组的提取参数r大于记忆组，那么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只是由于抑制机制的作用。如果L₁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小于记忆组，储存参数a两组间无差异，遗忘组的提取参数r小于记忆组；在L₂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小于记忆组，储存参数a两组间无差异，遗忘组的提取参数r小于记忆组并且在L₃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大于记忆组，储存参数a两组间无差异，遗忘组的提取参数r大于记忆组，那么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只是由于情境转换的作用。如果L₁中遗忘组和记忆组的回忆量没有差异，储存参数a和提取参数r两组间无差异；在L₂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小于记忆组，储存参数a两组间无差异，提取参数r遗忘组小于记忆组；在L₃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大于记忆组，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大于记忆组，提取参数r大于记忆组并且对L₃回忆项目的系列位置分析发现，遗忘组只有在初始位置项目的回忆率大于记忆组，那么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是由抑制作用和编码重置的双机制过程造成的。如果L₁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小于记忆组，储存参数a两组间无差异，遗忘组的提取参数r小于记忆组；在L₂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小于记忆组，储存参数a两组无差异，提取参数r遗忘组小于记忆组；在L₃中遗忘组的回忆量大于记忆组，遗忘组的储存参数a大于记忆组，提取参数r大于记忆组并且对L₃回忆项目的系列位置分析发现，遗忘组各个位置项目的回忆率都大于记忆组，那么有意遗忘的代价和收益是由情境转换和策略改变的双机制过程造成的。

5.3 储存—提取模型在记忆和遗忘研究中的展望

信息的储存和提取过程一直是记忆研究关注的重点，但是在当前的大多数研究中无法对研究对象的这一过程给出明确的量化的解释。储存—提取模型通过被试对词对的记忆借助自由回忆和线索回忆观察到6种行为事件（E₁~E₆），然后用模型分析和参数计算得出储存参数a和提取参数l。这样就可以直观地比较不同条件下被试对信息的储存和提取的差异以及单个被试对信息的储存和提取的过程。同样，遗忘作为记忆的一个侧面也可运用该模型进行量化研究。

5.4 内隐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心理机制的研究展望

有意的自我参照加工在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少见的，在多数社会情境中，自我与外界刺激的联接往往是自动发生的（Perugini & Leone, 2009）。例如：一些见义勇为的人见到有人落水时，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并不会去想“我能救溺水者”或者“因为我会游泳所以我去救人”，而是无意识地觉得自己不能见死不救的这种内隐的自我加工方式来指导行为。同样，他人参照加工也经常是自动发生的。例如：我们在做自己的事时，无意间看到朋友将钥匙放在抽屉，一段时间后朋友可能忘记把钥匙放在哪了，但是向我们询问时我们可能会记得：“你把钥匙放在抽屉里了”。不过在当时我们并没有在意也不会刻意地去想“他把钥匙放在抽屉里，他有可能会忘，我要帮他记住。”

正是由于自我与外界刺激的联结常常是自动发生的，而附带自我加工是这种自动联结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采用可以诱发附带自我加工的任务来实现自我参照更具有生态学效度。附带自我加工（Incidental self-processing）是一种内隐的自我，是不知不觉、无意识的自我参照加工倾向。Turk，Cunningham和Macrae（2008）用面孔和姓名研究附带自我加工对记忆的影响，发现在附带自我、他人加工条件下，对与自我有关的材料的记忆要好于与他人有关的材料。Zhu等,（2013）用笔迹诱发附带自我加工，发现被试对自己的笔迹的反应时快于他人的笔迹，证明了笔迹可以诱发附带自我加工。所以，接下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使用笔迹来考察内隐自我参照条件下的有意遗忘效应。

以附带自我加工实现的内隐自我参照效应被认为更具有生态学效度（Perugini & Leone, 2009），而且先前的研究都是外显的有意识的自我参照条件对有意遗忘影响，而内隐的自我参照是否对有意遗忘有影响，内隐的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对有意遗忘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影响的机制又是什么，这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扫描被试的笔迹制作实验材料，同时在正式实验中只让被试记忆材料而不进行口头报告，再利用储存—提取模型探讨存在的心理机制。